第32章 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1)

　　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呢？就能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呢……

　　思想方向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几乎都是五四以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发起，1919年7月才正式成立）。只有新民学会是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4月17日成立的，而酝酿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得多。这个团体开始成立时，主要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以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随着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个团体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扬帆疾进，宗旨也就有了变化，很快就变成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志的革命团体了。“既要革命，就得有一个革命团体”，是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较快形成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后来的革命发展过程中，这个团体的分子，同其他进步社团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左中右的分化，但在成立之初，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主要成员，是比较志同道合、互相了解的。在五四时期，这个团体的旗帜鲜明，战斗力强，组织坚固，发挥的作用也大。它在湖南，起了全省革命领导核心的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一部分组织准备。它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中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这个团体的主导精神和主干分子就自然融合于党，团体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新民学会能够做到这样，推究其原委，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高明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在创建这个团体时的思想主流、精神方向，进一步弄清楚他当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以及政治观点。

　　毛泽东没有来到长沙，即18岁以前，他只接触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主张，已经反对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还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知道同盟会，便马上为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参加了革命的新军。在感觉到了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退出新军继续自学生活时，他才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曾经影响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包括最具吸引力的进化论思想。《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受到这个刊物极大的影响，热烈地拥护新文化运动，从而游泳于近代那些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中，后来更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为自己、为中国寻找一条达到理想彼岸的通道。可以说，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这五六年之中，他走完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许多探求真理的思想家特别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走过的路程。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至托尔斯泰主义（“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曾经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他所说的“大杂烩”，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即同当时所有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复杂的状况。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呢？就能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呢？虽然现在保存下来的可供回答这个问题的思想资料极其有限，然而这些资料仍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学生时代经过勤奋的自学生活和艰苦的精神劳动后所确定的思想方向，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造成那种“大杂烩”的思想状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的特别曲折复杂。大家知道，当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已经成熟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正被西方“文明”强盗破门而入的落后保守的封建国家。在以后漫长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中间虽然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所有先进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之道，然而都失败了，幻灭了。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的反孔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天朝”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在后代的先进分子中，一般不仅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反而常被人们赞赏和师法。这是由于曾虽推崇宋明理学，却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善于用人治军，一生事功显赫，能以身作则，传播儒家为人处世的大本大源，来笼络天下。康有为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介绍了西方和日本的政治与文化；写了《大同书》，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充满了乌托邦幻想；可是他把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并没有掌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帝师”自居，不能不随即成为忠实的保皇党和反对孙中山的急先锋；辛亥革命以后，还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严复是系统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然而他是当时改良主义者中最懦弱的一个，是一个困守书斋的空谈家；终于日趋反动，辛亥革命后，提倡尊孔读经，赞赏帝制复辟，晚年更反对五四运动。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证明中国的农民群众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伟大的力量，可是人们称它为“拳匪之乱”，看不到这个运动的根本意义；反而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对其本质长期没有达到一个科学的认识。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长期往来于西方各国，在20世纪末并非没有机会探索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任意地对它作了错误的评价，也根本不认识中国广大农民的革命性；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是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做先导，没有触动这个制度的基础和它的思想体系。总之，中国在这半个世纪之内的革命运动，思想方面所经历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事实证明它们都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不过它们都起了不同程度的启蒙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觉悟，为一个新的革命思潮的诞生做了准备。

　　一代新人终于觉醒过来，寻找民族解放的新的道路。在五四运动前几年间发展起来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了从未曾有过的猛烈抨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矛头，一开始就直对孔子儒家“三纲五常”伦理学说进攻，号召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打倒骗人偶像，冲破封建罗网，完成个性解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种同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决裂，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极大震动，形成一个追求新知、追求真理的热潮。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以及进化论等思想观点方面，当时都很受《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反映，他们当时是敬佩陈独秀的。1917年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岳麓山蔡和森家中。他们三人畅谈了一夜。下面是张昆弟于23日写的日记：“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他的文学事业和一生活动，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俄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道德，对资本主义剥削给农民带来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对本阶级——俄国贵族阶级所造成的种种罪恶深感忏悔。然而由于他不能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他的观点和学说自然充满了矛盾。他讲“良心论”、“人类普遍爱”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宣扬“毋抗恶”，要人民群众对强暴势力采取无抵抗主义。因此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时指出他的思想观点“反映着幻想性，政治上无训练，革命上软弱的不成熟”，“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即宗教”。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能如此一时激励过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正是前述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在摆脱传统、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特点：他们在除旧布新的斗争中，饥不择食地寻找养料，常常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学说中撷取可供利用的思想作为战斗武器。尽管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早已过时或已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东西，但在当时，这种借用实际上仍起着积极的作用，帮助他们站在革命和民主的一边。

　　谭嗣同对他们的影响就要更深一些，这同杨昌济的引导有关。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担任过湖南“南学会”的会长。杨昌济参加过南学会的活动，（《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谭同他的谈话），他是非常佩服谭嗣同的。谭嗣同的短暂一生，尽力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其思想学说主要见于他的著作《仁学》。他不敢碰孔子，并打着托古改制、复兴孔教的旗帜。他的思想学说充满着革命与改良、科学与宗教、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因素与形而上学观点种种矛盾。他把广大人民群众只看成是被拯救的对象，在政治实践上只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是，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不论思想或行动，谭嗣同都表现得最急进、最勇敢。他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进步的哲学观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滋养了一代青年的革命意识，直到五四前夜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勇敢地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对“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的哲学观点的精华在于提出世界是发展的，将“新而又新”当成事物变化的法则：“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他认为天地、物种、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我”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任何物质世界只有变易，没有存亡，物质世界本身是不生不灭的。他相信人是物质的生物，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作用（“灵魂”）也都是物质的产物。但是他又过分夸大和相信精神（“心力”）的作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企图提倡佛教的“慈悲”来医治封建社会的罪恶。毛泽东对《仁学》中的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是相当赞赏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即有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

　　毛泽东、蔡和森与张昆弟三人这个晚上的畅谈，没有提到李大钊。李大钊当时虽然没有陈独秀那样高的声誉，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他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的观点，对毛泽东是有启示的。这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也可得到证实。李大钊同样相信过进化论，也多少受过托尔斯泰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世界观中有鲜明的辩证观点，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大力宣传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指出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他号召青年们要以不断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在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进化的机轴”；“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他歌颂斗争，歌颂革命，号召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就要“勇敢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并且相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从张昆弟这篇日记中看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青年毛泽东这时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们三人这次畅谈的前一个月，即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那封长信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阳皆开，则沛手不可御矣！”他这时非常强调哲学的作用。“今后宜戒，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由此批判了流俗的“立志”之说。认为立志必先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之以为行为准则；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方能谓之有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又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主张。他深叹当时一般青年不求真理，促之不动，死生大问题不问，而只顾秕糠尘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