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3)

　　Follow My Heart。

　　Follow My Heart，某出版社人士跟随李开复进行签名售书活动时，常见李开复在扉页上写下这句英文赠予读者。这是李开复不遗余力广为宣传的理念。如果缺乏身体力行，这句话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漂亮口号。只有用生命的每一天来实践，才能将其变成信念。理想主义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早年，李开复成名的起点是卡耐基梅隆大学——1987年，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在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上作出了划时代的突破。1984年，李开复从他的导师罗杰·瑞迪手里接过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这一课题。经研究实验，他决定违背当时的主流方法，另创一种新方法。尽管他的导师表达了反对意见，但他仍坚持走自己的路。罗杰·瑞迪，这位开明的导师本着“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的精神尽可能地帮助他的学生。他赞赏学生反对自己的勇气。李开复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李开复不缺乏勇气，尤其是敢冒风险开拓新领域的勇气。1998年，他在中国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2005年，他创建了Google中国。他两次跨国公司高管的经历，实际都是一场新的创业。

　　在他的父亲身上，亦能看到这种舍弃旧世界闯荡新世界的勇气。不满政坛腐败风气的李天民远离政治之后，转而研究中共党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很少。但李天民认为，台湾不应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留下空白，应抛开政治立场与成见去看待历史。50岁时，他开始学英文，后来去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交游广泛，欧、美、日均有朋友来往。他去英国玩，还特意拜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每到一地，他必去找图书馆、书店。在四川逗留的期间，行程匆匆，他亦不忘去图书馆翻书。他的儿女小时候还帮他抄书。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近代史的资料，60岁之后陆续出版了《刘少奇传》、《林彪传》、《周恩来传》等著作，有的还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出版。

　　有父亲的典范在前，如此也能理解李开复为何能在知天命之年放弃风险小的、条件优渥的一些机会，而走上创新工场这条艰难的创业之路，尽管他积攒半生的良好口碑与深厚人脉能够让他的创业比其他人的创业更容易一些。Follow My Heart，从微软到Google，从Google到创新工场，这是李开复走出来的信念。

　　“中国专家”遭遇中美文化冲突。

　　但是，Follow My Heart的李开复，需要在美国人的心和中国人的心之间斡旋调和，使其合奏出他希望听到的旋律。这很难，比做好一碗完全复制妈妈味道的牛肉面难得多。

　　Google有专门的大厨为员工做饭。李开复创建Google中国的时候，也将这一套带到了中国。他本人好美食，每次和朋友去高档餐厅吃饭，谈起美食眉飞色舞，但他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是母亲做的川味牛肉面，他曾带马英九回家吃母亲亲手做的牛肉面。他把食谱交给Google中国的大厨，大厨做了进化版的妈妈牛肉面，李开复加了二十多种调料，通过十多次品尝，优化到现在的最终版。

　　如同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餐招牌菜Kung Pao Chicken（“宫保鸡丁”），经过改良，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他所领导的Google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处境。

　　在Google之前，已有多家互联网国际巨头折戟中国，或者陷入泥泞。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固定、清晰的边界，它的边界有着弹性，可扩大或缩小，而且它还有一些规则，你看不见，你只有触碰到它，你才知道它的存在。这需要有“中国式生存智慧”的人。

　　李开复恰好看起来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人选。

　　王肇辉对李开复这么评价：“李开复既能在四合院和人喝茶吃花生米，也能在五星级酒店和外交官喝鸡尾酒。他能自由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无论是微软还是Google，请他做全球副总裁都是看重他在两个文化圈里自由游走的能力。”

　　微软起诉李开复的理由之一是，李开复是搜索方面的专家。但是，郭去疾认为，Google雇用李开复，因为他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他能在中国积累这么高的人气，是他的个人努力。在李开复一场接一场的大学演讲里，他也成为微软、Google最好的公关。尤其在微软进入中国的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李开复很好地提升了微软的形象。最开始，Google在中国招聘，就是打着“做李开复的关门弟子”的旗号。

　　李开复回国创办Google中国并不容易。与总部沟通是最大的困难之一。说直接一点，就是放权不放权的问题。总部给Google中国多少权力，能否接受中国的特殊国情等问题。而另一个困难则是很难招到既符合Google价值观，又了解中国网民需求的学生，学历和创造力不能匹配。他这些年到中国几百所大学作了演讲，堂兄李开钊一次开玩笑地问他：“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大学生能不能接受你的想法、做法？”李开复没有回答。

　　李开复说，Google是一个放权的公司。“虽然埃里克和我认识有十年了，私人关系不错，但不可能根据长期的私人关系来给我放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中国作出一定成果，无论是市场份额、中文搜索技术，还是最新的创新，都让我们在总部有相当的信誉和话语权。”李开复说。

　　他提醒，埃里克对中国市场有过承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对在中国的成功也有五千年的耐心。”李开复认为，过去跨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不放权。正基于此，他来中国是得到充分放权的。

　　李开复特别举出音乐搜索的例子。做免费产品大家可以理解，但像Google中国这样先花钱帮用户买单的例子鲜见。“有些公司就可能会等法律在打击盗版上执行得更好再来做这个产品，或者不做。Google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要赢得中国市场，必须谦虚地去理解用户，用户永远是对的。用户习惯地认为通过网络搜索获取音乐应该是免费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可改变，他们这样认为不是他们的过错。”

　　他也强调，Google中国不是一个独立公司。任何违背总部价值观的产品都会损失Google中国在总部的信誉。总部也不希望中国这边把公司的技术平台搞乱。任何时候能用总部技术，就用总部技术。“我们不会说Google中国有300个工程师就不用总部8000个工程师的成果。”李开复说，“必须做到用户的需求和总部的价值观评估机制结合，才有可能胜利，这是双赢。”

　　他向我展示Google中国创新产品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最有特色的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合法的搜索。”

　　但是，从Google中国落地北京开始，事情就不顺利。2006年4月，Google发布中文域名Google.cn——这在总部并不是所有人赞同，并因借用赶集网的ICP牌照而在中国陷入麻烦。崔谨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几乎很绝望了，为什么在中国做事情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