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家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能力。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应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担任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真正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被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强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前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来往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如此的敌对。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我尽全力说服他们，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能实行这一措施。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持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价值。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归我们兄弟5人共同拥有的希尔斯地产公司所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订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着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订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栅栏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都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真正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约翰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保护地产，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衷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象征。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种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人对这个计划非常赞成。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高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西北角的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是，内尔森却十分坚持。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间。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数番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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