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谈道：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具有出色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拥戴和信仰的基础上的。个人魅力型领导在人格或个人才能上具有非凡的、超人的特征，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伟大领袖毛泽东，戎马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使他的个人魅力逐渐达到了巅峰。
任正非，早年的“学毛著标兵”，对毛泽东满怀崇敬之情。而他也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许多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无不被他的魅力所感动。
任正非涉猎面广，熟读毛选，言谈逻辑严密、出口成章，演讲极富煽动性。他在内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成为很多员工的必读物，他是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教父”。在商场征战南北中，他忠诚、果敢、目光敏锐、目标坚定；在为人处事上，他又显得大度、仁慈、温情。华为就是在这样一位统帅的率领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一名老员工所言：“任正非越来越等同于华为，华为也越来越等同于任正非。”
“德意志式”的偏执
有一个笑话说：在半夜12点开车，看见红灯还停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给外界的印象是理性、死板、偏执、缺乏激情。但是偏执的性格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正直的品格，不那么圆滑，说到就要做到的品性，形成喜欢较真的劲头，不那么马虎，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从而培养出了特别讲究严谨的精神，特别能够成就事业的职业伦理精神。20世纪科学界的许多重大发现，大部分是讲德语的人做出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名言，任正非对此始终信奉不已。任正非也有着德意志民族的那股倔强，偏执的“一根筋”，那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造就了华为的成功。
这种偏执成为任正非的特色，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以做事业的态度做企业，不走一时的捷径，坚决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突破口，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
贫贱不能移，暴富不动心
孟子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非凡的定力是不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顽固不化”，任正非才成就了后来的大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沧桑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加上不断的战争破坏，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任正非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出身于社会底层，兄妹七人，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按常理而论，作为家中的长子，早就选择找份工作支援家用了。但是“贫贱不能移”，他的父母并没有那样短视，他们省吃俭用供儿子上了大学。
任正非的人生经历满是沧桑。他经历了苦难的“文革”，在那时“打倒一切权威”，只有工农最受欢迎。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也受到冲击，但是他还是教育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正是由于这些，他在人心浮躁、“激情燃烧”的年代孜孜不倦地读书，为他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男女老少纷纷“下海”捞大鱼。经济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许多人沉浸在大发横财的美梦中。企业转行的转行，投资的投资……浮躁、投机取巧之风蔚然盛行。然而，在这样充满诱惑的年代，任正非不为暴富动心，没有做代理赚取稳定收入，而是走上了未来还是未知数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当IT泡沫膨胀的时候，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厂家放弃对现有的交换机的研究开发，而全面转入下一代NGN交换机的研究，任正非仍然加大对传统交换机的研究投入。“泡沫经济”破灭后，西方公司又开始动摇了它们推崇的下一代NGN交换机，对世界下一步的潮流走向产生了迷茫。“雪上又加霜”，财务状况不好，开始大量裁员。而华为却坚信NGN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交换机，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NGN上也一直加大投入往前冲，于是华为又赶上了它们，进入了世界前列。目前，华为的传统交换机占世界总量的16%，而下一代NGN则有可能占世界总量的28%。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任正非坚持着知识的力量，淡泊名利，不为贫穷所吓倒，不为暴富动心，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只做通信产品
现在，许多企业做大后都在走向多元化。它们都想效仿通用，采用韦尔奇的多元化战略迅速提升品牌，但是“韦尔奇道路”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万科集团最初不断做大，走向多元化，但问题不断，只好收缩，走向专业化，目前获得了健康发展；三九集团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已严重失败；五粮液集团在慢慢走向多元化，但已出现危机。
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也就是外在的“公众形象”。品牌是支撑企业的“门面”，具有无形的价值。但是打造品牌绝非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间地艰苦努力。企业只有专注，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才能做到精益求精。“东张西望”，见着利润大就上，是很难做出自己的特色的。
任正非偏执到只做通信产品，并在《华为基本法》中确定下来。《华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第三十七条再次强调了：“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在制定重大投资决策时，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润项目，同时要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新产品的成长机会。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任正非铁了心要做有高度的事业，就要经受风头浪尖上的考验。通信产品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而且产品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任正非，这个“偏执狂”，全然不管这些，他的目标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
为此，他顶着倾家荡产的压力，投巨资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产品。他为了融资，出卖安圣电器，卖掉华为3Com的股份，放弃盈利的小灵通。
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正非“不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地搞通信设备的研发，并为此坚持不懈。
任正非清楚，虽然华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华为还在成长，与国际老牌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任正非为了企业的迅速发展，不断整合企业资源，将所有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体系上，争取取长补短，迅速提升华为品牌。
正是凭着这股偏执劲头，他带领华为人打进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在200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上。
从C＆C08机到排除万难建立北京研究所，到3G“豪赌”，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就做通信产品，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将3G进行到底
3G是目前通信行业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所谓3G技术，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它比前两代技术更先进，能够提供更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谁掌握了3G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通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取得优越的竞争优势。
任正非瞄准了这一势头，坚信下一代网络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因此，他孤注一掷，不惜“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开始为自己偏执的“信仰”努力了。
华为南方研究所的一位员工说，华为对3G的热忱已经到了“从芯片做起”的程度，每次投片（将设计好的芯片交IC厂投产）所需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加之高额的设备投入，累计已达40亿元人民币。
为了3G，任正非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一心研发3G，忽视了小灵通，让同城弟兄中兴着实赚了一把。为了3G，忽视CDMA，致使在联通CDMA的两轮招标中，华为接连失利。
2002年是世界通信业十多年来挑战最为严峻的一年。国际电信业停滞不前，众多设备商收入锐减，业务开始大面积缩减，???冬天寒气直沁入人的骨髓”。
但即使是这样，任正非也不认输。对于CDMA和小灵通上的失误，任正非很不服气地说：“PHS技术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想到连续5年来会持续建设，这是政策造成的，但是不是后悔，得过几年再来总结。”他“撞破南墙不回头”，仍然继续将大量资金和研发力量投入到3G技术上。
然而，巨额的投入并没有马上收回来。任正非雄心勃勃地投资，但中国的3G产业标准一再延迟，3G市场迟迟无法启动。对于这点，他自我解嘲式地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胜出者。”
2003年10月30日召开的3G全球峰会传出的消息称，由于3G标准完善工作的推迟、终端技术的不成熟、移动数据业务市场不理想等的开发现状以及难以预测的前景等等，大部分运营商开始要求推迟3G牌照的发放日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可能放缓3G许可的进程。
果然不出所言，中国政府关于3G的计划一再推迟，直到2005年1月，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任正非苦苦等待，希望3G能够云开见日。
但是任正非仍旧没有灰心，他相信选择3G是正确的。2005年，3G泡沫过去之后，国内3G产业环境已经形成，系统解决方案日趋成熟。华为呼吁信息产业部借此机会启动3G。信息产业部高级顾问徐木土分析认为，随着3G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成熟和商用化，信息产业部将根据中国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放3G经营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华为押宝3G上并非万无一失。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透露的信息，中国在3G基础设备的采购上投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被称为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最后一次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将在3～5年内完成，平均每年为300亿～5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量。如果按照每年300亿元的市场容量计算，华为能从中分得多少？除了华为，中兴、朗讯、北电、阿尔卡特等众多国际巨头也都在争抢这一杯羹。凭着那些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多年的拼打和雄厚的实力，不让它们分一半是很难的，那么留给华为的最多只有100多亿的采购量。因此，即使3G时代马上来临，华为在3G业务上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
但是，任正非并没有动摇，只要3G一启动，华为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我从来只见客户”
任正非带着华为轰轰烈烈闯出了一番成就，但是他始终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躲在幕后半遮面，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无论是2000年荣登《福布斯》杂志富豪榜，还是2003年与思科激烈交锋；无论是地方领导参观，还是大腕媒体采访；无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IT名人”，还是“最受尊重的企业家”……这一切他都不屑一顾，他拒绝领奖，拒绝采访……这么大的“架子”，想拜访他，真有点难度。
但是，也有些人要见他是很容易的，那就是客户。任正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他说：“我不是不见人，我从来都见客户的，最小的客户我都见。”
2004年4月22日，华为与文莱电信公司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当时在文莱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华为邀请了全球40多个运营商，一起讨论文莱下一代网络的商用部署和市场发展。
那天一大早，任正非就西装革履地站在会议大厅门口，手握一大沓名片，见到进场的客户，无论大小、中外，都挨个儿亲自送上自己的名片，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用带些乡音的普通话说：“我是华为的，我姓任。”
任正非只见客户，而且是偏执地只见客户。2002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带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来到华为总部，任正非只派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感到很遗憾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但任正非却不以为然：“他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买机器的人呀。”
一次，某前任部级官员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华为总部，希望能见任正非一面。负责引见的人员说得口干舌燥，虽然千里迢迢也没给人家面子，没办法人家只好原路返回了。
李嘉诚说：“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对于媒体，他也十分冷淡。他经常说：“媒体有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他们说了，我们改进就好了。对媒体来说，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
任正非执著地认为，客户是华为的生存之本，为客户服务是他和华为的职责。对于媒体和其他知名人士，他主张“守拙”，不要过分招摇。
坚持走上层路线
任正非不喜欢与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交朋友拉关系。他不与一般的官员吃吃喝喝，给人的印象是清心寡欲，远离官场。据说，深圳市政府几位副市长曾多次去华为视察，华为总是派出一位副总裁接待，任正非从来不出面。但“架子很大”的任正非，在处理与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格外热情与尊重。
任正非走的是上层路线。在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任正非与国家领导人的被放大的合影照片。甚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也没有忘记提到，自己和胡锦涛主席的接触。
早在1994年，任正非就受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1996年，朱镕基视察华为，为华为带来了救命的贷款，还在政治上给予华为足够的重视。200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2001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点明任正非随团出访。2003年4月11日～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深圳考察工作，再次视察华为，要求华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999年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准备参观华为。任正非非常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过后，他去生产部门看看准备的情况，突然发现设备明显地重新摆放过，而不是常规生产的样子——这就相当于欺骗领导嘛。任正非赶快把一位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么能欺骗别人呢？一气之下，他竟然踹了那总监一脚，对方躲过去，本能地想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呀，把设备摆回去。”
经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到今天内心仍然忐忑不安、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走上层路线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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