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文革”蒙尘(3)

　　那年月，厂里天天开会，进行政治学习。陈云曾说：“你们能不能抽点时间，研究研究生产？”

　　不过，工人们对“客人”却很热情。一位工人甚至违反“规定”，拿出小本子请“客人”签名留念。“客人”当即写下“陈云”两字，成为这位工人保藏至今的珍贵纪念品。

　　厂里放电影，总要通知陈云。不过，那时放的是“革命样板戏”，陈云只看一回就不看了。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倒是常来看电影——那时的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厂里也想方设法改善陈云的生活。那时的南昌，市面上很难买到面包，马骏就跟铁路局联系，从火车站买面包给陈云。陈云爱吃淡水鱼，马骏到水产局去弄鱼；冬天，厂里给陈云送煤……

　　三天两头到陈云那里去，马骏再也不拘束了，与陈云结成忘年交。

　　陈云总是穿灰色中山装，布鞋。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他说，那是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练的，因为要把一包书寄出去，写地址、写姓名，字写不好不行。他包什么东西，动作很麻利，也是当学徒时练的。

　　陈云来到厂里单身宿舍，见到两个工人住一间房，便感叹起来：“比我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工人时好多了，那时上下铺，一个房间住好多人。”

　　工人们常常要陈云讲长征故事。空闲时，陈云说起了往日艰辛的历程。陈云其实很善于讲故事，早在1936年，他就在巴黎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时在莫斯科印出单行本，这本书写的就是长征故事。大抵由于他从小受江南评弹的熏陶，富有讲故事的“技巧”。正因为这样，工人们很喜欢听“客人”讲故事。

　　陈云也曾跟马骏说及自己当初进入江西的故事：他是坐船到汕头，进入福建长汀，然后红军派出一个排武装便衣，接应他穿过封锁线进入江西的……

　　我多次问及，陈云当年在厂里，有没有拍过照片？遗憾的是，在那落难的年月，谁敢给陈云拍照？就连在那幢小院里，陈云也未留下一帧照片！

　　据传，厂里有一位爱好摄影的工人，趁陈云观看吊车起吊时，为他拍了一帧照片。

　　但是，这位工人说，如今找不着了（也许要留待合适的时机拿出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有人画了一幅陈云在该厂的油画，但油画毕竟不如照片真实、珍贵。

　　终于结束“下放”

　　陈云在青云谱，过着“闲居”生活。不过，马骏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却总是见他面带微笑。

　　除了去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之外，陈云又主动联系了一家工厂和一所学校——南昌洪都机械厂和南昌第19中学。他尽量扩大社会接触面，多作调查研究。即使如此，他仍笑称自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他在干休所里研读《毛泽东选集》，研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等书籍。

　　陈云也看每天的报纸，只是当时的报纸废话、空话、“左”话太多。

　　夏日的南昌是“火炉”，1970年7月酷暑之际，陈云回到北京住了些日子。1971年夏，陈云则去福建小住。

　　一天，马骏来到干休所，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今天来了新炊事员！”

　　马骏闻言步入厨房，见一姑娘围着围裙，正在那里忙碌。她见到马骏，反问道：“我像不像炊事员？”

　　原来，她是陈云的女儿，当时在西藏当兵，抽空前来探望父亲，一到这里，就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陈云的儿子也曾前来探望。

　　那时，陈云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1968年5月7日所作的指示（即所谓的“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党政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美其名曰“五七干校”。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笔者那时也在“五七干校”劳动了3年。

　　1970年6月，“五七干校”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在“五七干校”，掀起了大字报高潮。

　　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湖南衡东的“五七干校”。她的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是由于在1962年春天，她目击的一幕：

　　那时，她和陈云来到上海，被安排住在太原路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一座房子里。一进门，她就感到很惊讶，不仅地毯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沙发是绿色的，就连桌子、马桶圈、马桶盖上，都铺着绿丝绒。于若木一打听，才知道江青讲究“出绿”，要交际处特地为她装修的。除了这座房子外，在上海，还有三个住处，江青有时要住，也一律照她的吩咐“出绿”……

　　于若木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

　　“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江青很快就知道了。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对于若木进行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样，于若木无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陈云。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前往那里出席会议。

　　不过，由于正处于“靠边站”时期，他只能住在九江南湖宾馆。开大会时，他才上山出席，旋即下山——从庐山至九江，轿车约一个小时路程。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尖锐批判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9月3日，陈云打破了久久的沉默，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

　　会毕，陈云仍旧返回工厂。

　　厂里工人从报上读到大会公报，请陈云详细谈谈。

　　陈云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

　　一年之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作为普通干部，马骏反而先听到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

　　马骏连忙骑自行车到干休所，把情况讲给陈云听。

　　他记得，陈云听毕，过了一会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人干出了这么没良心的事！”

　　工人们问陈云，你对林彪事件怎么看？

　　陈云只是很含蓄地回答：“林彪比我小两岁！”

　　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虽说中国的政局依然沉闷，但毕竟有了转机。

　　1972年4月中旬，马骏接到萧秘书的电话，说首长要回北京了。

　　马骏心中又高兴又依依不舍。高兴的是，陈云回北京意味着从此结束在这里的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依依不舍的是，常来常往，这3年和陈云结下了不平常的友谊。

　　临走，陈云来厂，向厂领导告别。马骏记得，那天上午陈云讲了自己对办好这家工厂的许多宝贵意见，并再三向工人师傅、厂领导致谢。

　　临走，陈云没有带什么“土特产”，只是向南昌19中学要了当时的中学课本——他很关心教育。离开这家工厂时，陈云带走了那只小板凳……

　　1972年4月22日，陈云告别了南昌。与3年前来的时候不同，这回给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前往车站送行。

　　陈云一再关照马骏，要他常写信。如果出差来北京，一定要打电话来。

　　后来，马骏给陈云写信，介绍厂里的情况。陈云果真从北京给这位江西老表写来亲笔信。马骏拿出了陈云的信给我看，陈云在1972年8月16日的信中说：“来信说到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我看在大的政治运动中，职工思想混乱是难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厂领导抓紧教育，职工是可以得出教训的……”他问及厂里一位犯过错误的青年情况，相信小伙子能够改正，会有希望。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散步运动50分钟。如果有机会再来南昌，一定看望大家……

　　后来，马骏出差北京，一给萧秘书打电话，陈云总是安排时间接见他。陈云很关心地问起厂里的近况、工人们的近况。陈云的记性还是那么好，会报出一连串的人名。

　　使马骏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5年的一件事：他家中遭遇不幸，爱人去世，而孩子尚小，一个9岁，一个才1岁，他又要负担老母，一时陷入了困境。在跟萧秘书通信时，他说及了自己的不幸——因他和老萧已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意想不到，萧秘书把马骏的不幸告诉了陈云，陈云当即给予经济帮助……

　　说到这里，马骏激动万分。他说，他当时非常感激，又很不安。他想不到萧秘书会转告陈云，想不到陈云对他这位江西老表会这样关怀……

　　马骏不禁又记起一件往事：有一回，陈云要在厂里开一个座谈会，马骏已经作了安排，并把开会时间通知陈云。可是，当时马骏担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手头杂事甚多，竟把这次座谈会忘了。陈云准时来到厂里，打算开会，这时马骏才猛然记起，还没有通知人们来开会呢。他不好意思地向陈云说明自己的疏忽，连声道歉。陈云摆摆手，毫不介意，叫他另定时间召集会议……

　　马骏还有一件憾事：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将近3年，没有留下一帧照片！唉，那特殊的年月，是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正因为这样，在《陈云画册》之中，没有一帧陈云“下放”江西时的照片，而只能代之以住所和工厂外景的照片。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71号——他从1949年5月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陈云回到北京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中央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此后不久，已10年没有做具体工作的陈云，参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1972年7月31日晚，陈云与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一道，出现在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这是陈云久违中国政坛之后的公开亮相。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这算是陈云又一次公开露面。

　　1973年5月5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1973年6月7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10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10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

　　“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

　　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此后，1973年10月10日，陈云为对外贸易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

　　1973年10月12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的谈话。

　　1973年12月4日，陈云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汇报，作了《工艺品出口问题》的谈话。

　　1974年8月14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

　　这些谈话是陈云那时“打鱼”的记录。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毕竟在那里“晒网”。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22位副委员长，其中包括陈云。这22位副委员长，依次为：

　　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陈云自1949年10月起，便担任历届的国务院（最初称政务院）副总理，但这次任命的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上，没有陈云。

　　此外，在“文革”期间举行的中共“九大”、“十大”，陈云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7月6日，朱德去世，而毛泽东又病重。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刻，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北京和天津都有强烈震感。

　　陈云所住的北长街寓所，原是一座旧房子，陈云住了近30年，又从未大修过。这一回，墙壁被地震震出了裂缝。为了陈云的安全，有关部门提出翻修这座房子。陈云听了，直摇头。

　　陈云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么好的房子拆了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

　　结果，陈云只同意在房子里搞点钢支架，加固一下。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