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走出沉默(2)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为了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响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紧接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推出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是经胡耀邦审定的，一经发表，迅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尽管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口，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但是这场大讨论，还是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睹了这样的场面：

　　1977年（笔者注：应为1976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那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只是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审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61人能不能当选代表的问题。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

　　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2月16日病死时，当时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康生犯了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