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走出沉默(3)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形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说不多，却扔出了五颗重磅炸弹。

　　他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具有权威性。

　　不言而喻，陈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扔出那五颗重磅炸弹的，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其实，倘若从1962年算起，他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作了一次书面发言。

　　不过，陈云的发言差点遭到中途而废的命运。华国锋来到陈云家，与陈云谈话至深夜。华国锋要求陈云收回两条意见，即平反“天安门事件”和支持邓小平复出。华国锋说，如果陈云收回这两条意见，可以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他的发言。陈云当即表示不同意收回，如果要删去这两条意见，宁可在会议简报上“开天窗”。

　　华国锋很无奈。陈云的发言最终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扔出的五颗重磅炸弹。

　　翌日——1978年11月13日——各组都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

　　东北组如此说：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中南组这样说：

　　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

　　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

　　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

　　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应，接连不断。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

　　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7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涉及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

　　“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

　　“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鉴于陈云的发言反响强烈，得到众多的与会者的支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处理。

　　二、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

　　三、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四、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五、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六、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的表态，表明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其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另外，在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小组，还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发言。

　　陈云强调：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使人们认识到，陈云虽然年已古稀，但是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这样，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得人心，威信迅速提高。

　　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3天——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已经有了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至12月22日便结束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被誉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确实，这次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开始了毛泽东时代，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开始了邓小平时代——虽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如同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名义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一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从粉碎“四人帮”而开始的过渡时期——华国锋时代——从此结束。

　　令人瞩目的是，在邓小平的提议下，而且也由于个人威信的迅速提高，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从一个普通的中共中央委员，一下子增加了4项任命——尽管他本来就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于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核心：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此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决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邓颖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会议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陈云从“待命”到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工作量猛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增多，北长街的旧屋显得不够用了。经过有关部门力劝，陈云这才终于同意迁入中南海居住。

　　陈云搬迁的时候，明确指示：中南海的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陈云在中南海的房子旧貌如昔。

　　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1979年，他得了直肠癌。所幸发现早，手术做得又很成功，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能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老病号”陈云的体质好转。

　　据于若木告诉笔者，本来陈云是很怕冷的，这时，冬天穿得少了。往年，屋里开着暖气，室温在26摄氏度左右，陈云还要穿厚厚的毛线背心，外面再穿呢中山装。这时，他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开斯米”内衣，再套一件外衫就行了。室温也降到23摄氏度左右。

　　来了老朋友，有时他很得意地撩起外衣说：“你看，我里面只穿这么薄的衣服，也不冷。”

　　这种“开斯米”内衣，是用单股本色“开斯米”毛线织成的，薄而保暖，陈云很喜欢。穿得少了，行动也变得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