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保 定 一 年 (5)

　　这题目来自《礼记·檀弓下》：“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据传子路是重视孝道的，只是因为贫（今曰穷），父母在世，就不能给弄些顺口的吃，去世，就不能备好棺好椁，所以说了这句伤心的话。我这里借用开头一句，是想讲养生，养生所养，可以包括双亲，但依今代的世风，排在前面的应该是妻子和己身。而孝亲换为养生，这因贫而来的“伤哉”就要升级，以“无以为养”为例，情况就不仅是没有顺口的可吃，而可能是没有吃的，所谓啼饥号寒是也。题目后面还有个序码，也要解释一下，是这样的伤哉不只一次，而记忆像是有意捣乱，每次的影子都很清晰，依写此书有影则留之理，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了。

　　这篇的（一）是指七七事变之后的一段。事变是意外。意内是怀揣暑假的工资，带着新伴，到北京住一个多月，会会朋友，逛逛公园和市场，吃吃小馆，买点东西，钱差不多用尽，回保定，领开学后的工资，照旧规程活下去。意外有大力，没有几天就把意内打得粉碎。保定回不去了，开学之后的工资就成为泡影，显然，仅有的一点钱就花一个少一个。钱用尽，人还活着，就仍然要吃，要穿，要住。单说穿，因为意内的算盘是炎夏来、炎夏返，带的衣服就只是几件单的，夏天过去怎么办？即使夏天过去，还有个必须花钱的不能算小的事，是妻怀孕，估计产期在9、10月之间。这种种困难使我不得不扔掉逃出沦陷区的理想，死心塌地面对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如何能够弄到钱。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上策是找个职业，此路不通就只能借。国土沦陷，社会不安定，人心惶惶，找职业当然不容易。借呢？能够张口提钱的只有很少几个旧同学，其中没有一个富户，再有，借了，语云，好借好还，怎么能够偿还呢？

　　愁无用，仍须一日三餐，就只好叩多处熟人之门，借。门多，量却不能多，记得最多十块八块，通常是三块两块，还可以少到三角五角。终于迎来9月下旬，妻临产，入了麒麟碑胡同助产医院。必须当日交费，通知住得近并交谊深的李九魁同学。幸而他还有职业，在育英中学教书，但手头也紧，只好转借，也许还进当铺当一些东西吧，总算把住院生产的事办了。出院，多一个女儿，吃饭、穿衣问题就更不容易解决，职业无着落，生路还是只有一条，借。后话提前说，这些债，其后有了个职业，并拼命写文章换稿酬，都还了。只是有一笔，现洋十元，是北大同学卢玉泉的弟弟卢玉柱由家乡来，经我介绍住在同院西房，我向他借的。他不久离开到天津去，当时无力还，说将来再会面时偿还，没想到以后断了音信，就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他。其后听某一同学说，卢玉泉家是大地主，经过什么变乱，卢玉泉惨死在村外的大树下。卢玉柱呢？能够平安过来吗？无论如何，为饥寒而用了他为数不少的钱，今生未能偿还，总是难忘的遗憾。

　　大概是九月初，李九魁同学有个熟人郑双鸾（男），在南长街织女桥杨宅有个教家馆的位置，他决定远行，找人继续，李九魁推荐我去。杨家是高阳的布商，大资本家，据说单是银号（小型的银行）就有几处，分布在南北各地。家馆是陪着少爷、小姐读书，名义是老师，北京有个描述大宅门的谚语，是“天棚（夏天院内搭的席棚）鱼缸石榴树，老师肥狗胖丫头”，显然，这是与肥狗和胖丫头并列，为富人装点门面的，至少是在一般人的眼里，地位与上讲堂口讲指画有别。去不去呢？两种相反的力量在打拉锯之仗。

　　一种是由《高士传》一类书里来的思想意识，为富人去哄孩子？太难堪了，不能去。另一种是由无衣无食来的现实困难，去，终归能够有些收入，困难就可以少一些吧？两种考虑碰了头，不知道应该说是可悲还是可喜，这《高士传》思想就败下阵去，为了一个月能够有一些固定收入，我决定去排队，在肥狗胖丫头之前，或竟是在之后。这决定使我于小的金钱收入之外，还有大的领悟世道或人道方面的获得，是“能活”与“理想”间，如果如孟子所说“二者不可得兼”，至少是常人（包括我），一定是舍理想而取能活吧？其实也许不只是常人，即如陶渊明，如果归去来兮之后没有将芜的田园，他还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惜不能起诸九泉而问之了。

　　决定去排队之后，立即付诸实行，先是由郑君带着，登富人之门，与主人会面，说说上课时间，辅导什么课，有几名学生，接着就独自前往，辅导开始。织女桥是南长街南口内不很远向西的一条小街，杨宅坐北向南，记得门前有个小河沟，其上真有个小桥。馆在门内往东的南房，学生二人，一男，是女家主的幼子，一女，是女家主的外孙，其后又增加一女，也是女家主的外孙，都在上中学。上课，师生围桌而坐，主要是温习学校讲的课，有疑难，问，我要讲解，帮助解决。正如一切上中学的学生一样，女生安静，功课好，男生就差些。幸而礼貌方面都还过得去。一次上课两小时，记不清一周是三次还是四次，月工资二十五元。路不太远，也不很近，往，要由沙滩西行，穿过神武门、景山之间，到北长街北口，一直南行，返，方向正好相反。随身带个书包，也是郑君传下来的，破旧，却是真牛皮，里面装的是中学课本，都是自己没兴趣看的。但也得看，因为要装做比学生高明。所苦是多种课，并不都比学生高明，尤其数理化，是远不如学生高明。

　　考虑到情，考虑到义，我都应该辞谢，可是考虑到每月的二十五元，以及二十五元能够换来的东西，或说许多安慰，我只得隐忍，仍然提着破书包，奔走于沙滩与南长街之间。诉苦太多了，改为说安慰。记得是事变之后不很久，和培元走了，其夫人陈玫无依无靠，也迁到我住的这个院落来，住北房西间。她也怀孕，估计到冬季生产，远，有燕京大学校友会关照，不经常，我近，就只好把日常生活的担子担起来。记得不只一次，我回来晚，已经是晚饭之后，她和我的新伴还在等待我书包中的贴饼子，如果这一天正好拿到那二十五元，书包里的食品就可以改善，至少是白面花卷吧，大家就可以面带笑容围桌而坐，饱餐一顿。我还有独享其乐的时候，是领到钱，返途，到南北长街之间折向东，走中山公园和太庙后身，穿过午门前，到东安门大街西口内路北义聚成大酒缸，喝二两酒，吃两碗刀削面，然后往东安市场逛书摊。书摊卖旧书，那年头儿旧书来路多，因而常常，用毛八分就可以换得一本既罕见又自己喜欢的。我去逛，是希望又碰到这样的机会，而天佑下民，有时就真能捞到一两本，带着笑容走回无衣无食的家。

　　语云，天无绝人之路，1937年度过，迎来又一个春天，我终于有了个职业（另一篇说），又以想不到的机缘，认识一两位编报刊的，于是两厢情愿，就写了些不痛不痒的小文，也就换来一些稿酬。已知数加未知数，每月总不少于七十元之数吧，也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延迟到夏天，把家馆辞了。辞去家馆，减去心情方面不少负担。有没有什么留恋？应该说也有。其一是那个女生杨淑灵，安静聪慧，功课好，推想必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含而不露，这善意是可感激的。其时她年十五六，如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她也是古稀以上的人了，真想再见她一面。其二是那个破旧牛皮书包，不记得什么时候被清出去。现在想，不保留是错了。应该保留，并悬之壁间，以期朝夕面对，我轻则能够不忘贫困，重则能够更深入地思考人生问题。

　　事说完，连带还有一些感慨，也想说说。计可以说三种。其一是人生大不易，人人都希望平安幸福，可是或天灾（广如水旱，狭如疾病），或人祸（广如战争、运动，狭如抢劫、偷盗），常常使你不能平安幸福。我这一次的伤哉贫也是来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经越过国界的人祸。就我自己说，一生多次的伤哉贫也，几乎都是来自人祸。往者已矣，来者呢，能根除吗？理论上可能，实际总是太难了。我有时想到这类问题，就禁不住默诵《尚书·大禹谟》中那句话，是“人心惟危”，而自己也是人，怎么对待？只能长叹气而已。其二，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引桓温一句话，是“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我多次穷困，至于缺衣少食，就颇想套用这位桓大司马的话，说“人不可无钱”。可是这样的话之后，问题会跑来一大堆。只说两种，是如何求得和如何使用。

　　先说势，有很多是由诛除异己来，既来之，只是驾御孟嘉是小节，通常是必扩张，以致堂上一呼，全民战栗，那就不如没有的好。钱也是这样，为求得而不择手段，以至由欺骗起，上升为偷盗、抢劫、卖权等等，然后是既得之，就用钱换自己喜爱的一切，更以至损害别人的安全幸福而不顾，也就成为还是仅能维持温饱的好。单说钱，情况这样缠夹，要如何“允执厥中”呢？似乎应该换为这样说：人不可无钱，却又不可有过多的钱。其三，关于钱，我之所患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以致除了多次缺衣少食之外，还遗留个精神方面的创伤，是想到穷困就心惊胆战。表现为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有没饭吃之梦。且夫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解释，就是懦夫，大白天也可以逞英雄，及至入夜就露了馅，承认鸡肋不足以当君拳了。我之梦常常是失业，随着就囊内空空，纵使“女曰鸡鸣”，确知是个梦，终归心里很别扭。有病要治，于是想到韩文公的《送穷文》，照方吃药，写了一篇《穷之梦》，恭送诸某日报，刊出，希望生讨伐之效，连夜里也不再伤哉。真就如愿了吗？南无阿弥陀佛！

　　又 一 红 楼

　　上篇说终于有了个职业；这职业在一座楼之内，这楼也是红颜色。不兜圈子说是鼓楼，昔年日暮之时要在上面击鼓的。依中国筑城的旧规，鼓楼应该在城中心，可是这个鼓楼不然。距北城墙很近，距（内城）南城墙很远，不在城中心是明显的；距东城墙近些，距西城墙远些，不在城中心不明显，却是可以量出来的。这情况有历史的原因，是元大都城北面比现在（明清的）大六七华里，其鼓楼推想是在今鼓楼以西一百多米，现在称为旧鼓楼大街的。明朝把蒙古人赶走，在元大都遗址上建北京城，一方面由实际考虑，北部荒凉，不如紧凑些，于是向内缩短了六七里；一方面由迷信考虑，争取向阳，于是把中轴线向东移一些。鼓楼上下两层，上层置鼓，下层南北向有三座门，东西向有一座门，应该是可以穿行的，民国年间（薛笃弼任京兆尹之时？）用为京兆图书馆，空心变为实用，多数门就封闭，成为照明之窗了。大概是1928年，小易代，京兆并入河北省，图书馆改制，几次，不清楚，到我出入其中的时候就成为民众教育馆。

　　接着说我到那里去混饭吃的渊源。有个通县师范第十班的同学唐家桢，字伯枚，涿县人，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可是不生疏。单说我对于他，不生疏，是因为一，他年级比我高，旧时代应该尊称为前辈的，当然有较清楚的印象。还有重要的二，他大个头儿，带点堂吉诃德气，有较强的旁观者视为迂阔可笑的自信心，比如还喜欢写新诗，自费印成小本本，送给人看，其中有名句，大概是咏“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吧，是“嗒克，嗒克”，校门之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十班比我们第十二班早毕业两年多，劳燕分飞，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就把他忘了。是七七事变以后不很久，记得我是自西徂东，经过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金鳌玉?泳桥，他由对面来，遇见了。他不忘旧同学之谊，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以及失业的情况。当然也要问他，何以会在北京，他如何答，不记得了。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班同学曾雨田找我，说大唐（唐家桢的通用名）近来很活跃，认识一些日本人，新近去鼓楼民众教育馆任馆长，想请我去当阅览部主任，月工资六十元。我用不着多考虑，盖饥者易为食，又因为是个教育单位，染污而不很污，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