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保 定 一 年 (6)

　　其时我住在西城，为节省行方面的精力，想干脆迁到鼓楼附近。这里要撇开一笔，说说迁居的情况。是1937年寒冬之际，承韩刚羽兄的好意，我由沙滩一带迁到他白塔寺中廊下的家里。刚羽兄幼年丧父，韩伯母为人正直而和善，待我们如自己儿女。可是为伯母增加三口人的负担，我们过意不去，于是又找房。恰巧附近（北面不远）路东一个院里有空房，我们租了，就迁过去。房东是警界人，年老告退，在这所小院里颐养余年。房在路东，布局却仍是坐北向南。偏东为主院，北房五间，后有小园，柴门上悬匾额，为绿野园。偏西为外院，有南北房，我们租的是北房两间。开始安家了，没有家具，买不起，借。有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赵琴轩，帮外国人经营商业，发点小财，在北京买房，安家，离我的新居不远，就找他借。承他慷慨，把可以不要的床、桌、椅等都借给我。记得日用之物勉强齐备，大件只缺个水缸。到白塔寺前旧货摊去找，有个一米多高的，厚重，光亮，底偏于尖，不知根据什么美学理论，觉得不只实用，而且可爱，价一元，买了。且说这个缸，由白塔寺而鼓楼西，而燕园，到1971年秋季我被动还乡的时候，还随着我到出生地旧家的一间西房，立在门后，供我用水。

　　是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旧家老屋仅存的八间，一霎时就全部倒塌，其时我在北京，幸免于难，这个缸却牺牲了，算了算，患难与共差不多四十年。还是说迁居的事。记得是1938年春季，我开始到鼓楼上班，就近看电线杆上红色的“吉房招租”条，先是凭条上的介绍考虑，接着以目验之，再考虑，不久就租定鼓楼以西不远后海北岸鸦儿胡同路北十四号李宅后院的北房三间。这住处有缺点，是：一、房面向南偏西，夏天西照，热；二、中院通后院的夹道过窄，出入不便；三、加个迷信观点，是在北京名刹广化寺之西偏，盖俗谚有云，宁住店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云云。但是也有优点，一是离鼓楼近，步行十分钟左右可到；二是大门面向后海，门前还有土山和池塘，颇有野意。新居址已定，接着就搬家。穷困显示了优越性，由裴（世五）大哥借个平板车，把家具什物都装上，他驾辕拉，我后面推，妻女乘电车，不到中午就到了新居。卸车，立即点着小煤火炉，仍是裴大哥动手，炸酱，小刀抻面，等于一文不花，迁居完毕。不由得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去岁十月的由西郊搬到北郊，前后忙乱了许多天，还要动用搬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所谓发展吗？可惜裴大哥已作古多年，不能听听他的意见了。

　　应该重点说鼓楼的生活。小单位，头上还有个“主任”的帽子，用陶公靖节的眼看，实在没有意思。可是换为我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或得过且过的眼看，至少与当孩子王的生活相比，在其中坐硬板椅子四年，又大有可留恋的。以下说可留恋，总括而重大的是多闲，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

　　闲是就大体说，至于刚入门的一段，也曾忙了一阵子，那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民众教育馆是市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名和实都不怎么样，却如麻雀之虽小，也是五脏俱全，除馆长直辖的办公室内有总务、会计、文书等之外，还分为三大部，阅览部、教学部和实验区。阅览部有阅览室，在楼的西部，有图书馆，在楼的北部，都是免费供人阅览的。教学部负责的是教学，楼后面西部平房有学校，开两个班，理论上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来上学，实际却都是未成年的，十岁上下的更多。实验区在西郊，我没去过，不知道都实验什么。单说我负责的阅览部。阅览室陈列的是普通的旧物（记得有古钱币），品种和数量都不多，且没有名贵的；记得也没有库房，储藏一些尚未展出的。图书馆存书很杂而量不很大。

　　说它杂，是因为：一、没有明确的编目；二、良莠不齐，比如还有些迷信宣传品，是信士弟子送的，也在架子上占个地位。我多年来跟书打交道，对于书的高下以及编目略有所知，看到杂乱的情况心里别扭，就决心整理一下。自己下手，把存书过一遍，绝大多数保留，编目后依次序上架，少数无保留价值的，当做废品处理。图书馆每月还有一些购置新书的经费，旧有的清楚了，应该添些什么，也就心中有数。总之，经过一番整理，图书馆像个图书馆了，因为这是对付书，我就觉得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此外还有个小获得，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帝王春秋》（易白沙著，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重本（记得有三四本之多），我喜欢看而买不到，就贪污了一本。这本书一反史馆诸臣的笔法，分类抄录旧文献中记帝王祸国殃民的行事，虽说只是文字般若，也略可代小民一吐不平之气；而且万幸，经过革文化之命的十年，它竟仍安然立在书橱里。

　　记得当这个主任半年多，不知大唐是怎么考虑的，让我改任教学部主任，原来任教学部主任的周励深改任阅览部主任。周是教育馆的旧人，南方人，清秀聪慧，会画广告画，可以算是艺术家，如果这次调动并非出于私心，那就可以说是量材为用。公乎私乎，晋惠帝尚且苦于不知道，我也就不必费心思研究了。上面说过，教学部的工作是在楼后面那一排平房里开办两个班（初级和高级？），招足学生，排课表，按时到课堂去上课。课程类似小学，无非是国文、算术、常识之类，用的是否就是小学课本，不记得了。记得担任授课的有四个人，二男二女。主任负全责，由各方面看应该很忙，实际却无事可做，因为招生、上课、考试等都依旧规，用不着我过问。至多是有时某教师请假而找不到其他教师去替，我就自告奋勇，去上一堂。其时还没输入斗争哲学，同事间，教师与学生间，都温良恭俭让，所以我利用这大量的闲暇杂览，像是也没有人觉得（至少是未明白说）不应该。

　　由楼前面说，三个拱形道路，左边（即靠东）一个用作办公室。南面堵死，上面开窗；北面辟为门，供内部人出入。靠东西墙放办公桌，东西各四个，靠南窗加一个。坐在这间屋的是两个主任，教学部全体，阅览部一两个，以及管文书的侯、黄二人。我的位子在西南角，面向北对着门，背对南窗，如果看书，自然光就正好射在书页上。工作是坐班制，不管有事无事，上下午都要坐在那里，中午回家吃饭。也是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便于民众阅览，星期日不休息，星期一补休息。这样，以上午或下午“坐功”的一段为一个单位，一周就会有十二段时间要呆坐在这个红楼之内。怎么消磨时间？庄子的理想是“坐忘”，即不觉有己身，用佛家的话说是“应无所住”。我是常人，没有这样的修养，连梦中也仍旧觉得有己身，心也就不能无所住。

　　住在哪里？又正好与道家相反，是“多思”，即或则面对书，思路随着别人的思路动；或则手拿笔，让自己的思路在某一主题里动。后者更需要安静，在一个有人出出入入的屋子里不合适，剩下可行的就只有一种，读书。其时我早已由北大图书馆时期的翻检古典变为杂览新书。这所谓新指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包括由国外翻译过来的古典。还可以由另一个角度说具体些，是师范学校时期，所读书的性质主要是新文学，北京大学时期主要是古典，鼓楼时期换为主要是思想，甚至以新进口的为主。单说在鼓楼，时间长（几乎不少于大学的四年），事单纯，就算做蚂蚁啃骨头吧，回想，细读粗读相加，过目的就真是不少。所得呢？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增长了见识，或说自信有了分辨对错、是非、好坏的能力。也就因此，到桑榆之年回顾，专就读书的环境说，鼓楼四年是专攻，应该考上上，其他都是业余，只能甘拜下风了。语云，知恩必报，所以直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我有时经过鼓楼之前，望见靠东的门洞未改旧貌，仍不由得兴起怀念之情。

　　可怀念的，或说值得记一笔的，读书以外还有没有？想了想，还可以凑三项。其一也是书，只是比读接触的时间早，读后，保留的时间长，是“买”。其时，用低价买旧书的机会很多，以费钱最少、较少、少为尺度排位次，居上位的是德胜门内小市，中位是街头书摊（单是鼓楼一带就不少），下位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内的书摊。未经焚书浩劫，旧书来源多，阅市，几乎日日有新货，总可以买到几本、至少一两本可意的。价钱呢，说出来会使今日逛旧书店淘书的书迷大吃一惊，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超过一角就要是相当像样的。空口无凭，举大革命中不怕红卫英雄看见因而逃过焚书劫的鲁迅著作为例，本来都有，毁于保定战火，只好补，《呐喊》是1937年9月由鼓楼前书摊买的，价0.14元，《野草》是1938年10月由同一处买的，价0.10元。这样，鼓楼四年，背倚南窗读，对买书的兴趣起了促进作用；不断有书走入室内，反转来使读不至有断粮的忧虑。还是专说买书，原来空空如也的斗室，经过添置书柜，断断续续地添书，逐渐也就像个书房了。其二是写。

　　此时之前，写的经历也可以说一说。大宗是四种。一是小学、中学时期作文课中作命题之文，十几年，也总有几百篇吧。二是教中学国文课两年，仍是作文课，改学生之文，虽然改不等于作，也要费心思连缀文字，而数量则更多，总有几千篇。三是写日记，由1928年开始，已经记了十年，其时还没有被查问思想的忧虑，又年轻气盛，有所感就不免长篇大论。四是写信，人都会有三五知己，有时也就不免长篇大论。我的经验，练笔，写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既可以多，又可以少拘束。至于写为文篇问世，记得中学时期只有一次，是一篇杂感，字数几百，刊于河北省的什么报，见到，因为是开卷第一回，也有些飘飘然。大学时期写过一些，少数问世，都是有关古文献的。现在是读方面改了行，由远于人生变为近于人生，心里像是有更多的话想说。可是大环境是沦陷区，显然，时和地就都不宜于拿笔。说起来世间也真是复杂，竟遇到意外的机缘，又拿起笔来。这机缘是由于早已忘记的什么原由，认识热河人年略长于我的张瑞生夫妇，间或有些来往，于是由此及彼，就见到张的胞弟张子杰。

　　这位什么资历，也早已忘记，只知道他精干，能写，其时正在编一种期刊。见几次，谈得来，就约我写文章，并言明，可以躲开时事，如介绍文史知识，散文，杂感，等等，都欢迎。我答应写，因为一是笔总闲置，不习惯；二是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日用，买书，从容些。写一些，刊出，于是连类而及，就认识另一些编报刊的，也就又有些人来约稿。其结果是读和写成为生活中的两件主要事，入红楼读，出红楼写。换来一些稿酬，有大用，是妻女免于饥寒之外，还集了不少书。至于所写，是否也可以算做名山之业？因为经过多次变乱，原稿和印件都飞往无何有之乡，想评定也办不到了。其三是兼课。是1939年暑后，由于澄宇先生介绍，我到宣武门外下斜街以西慈型工厂（属香山慈幼院）附设土木学校兼四小时（？）国文课，当然只是为增加一点收入。因为鼓楼星期一休息，课排在星期一上下午。中午到裴世五大哥的住处洪洞会馆去吃午饭，通常是吃炸酱面，同桌有倪二表兄，都热情，谈昔说今，甚至酒酣耳热，也可以说是一生中难得之境。今则倪、裴二位兄长已先后作古，洪洞会馆也因展宽马路削去一半，想到昔年的欢聚情况，不禁有些凄惨。

　　鼓楼四年，还有更可怀念的，是诸多同事。同部的，男，张嘉瑞，章羽生，女，张一林，吴唯农，人都很好，对我也好；不同部的，张旭东（名世荣），人敞快，好交，我的酒友，也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到他们。可惜鼓楼一别，就渐渐断了音信，还能有几个人健在呢？又，提起张嘉瑞，就不由得想到他的夫人解（读xiè）女士，她是某职业学校的教师，貌中人以上，性格却上上，乐观，温和，见人总是微笑，聪慧中还夹带一点点憨气，如果她受天之祜，还健在，也当是八十左右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