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力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可你却一直地还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的诡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典型批判才怪呐！……”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从此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空荡无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每每的我也说不过他，更别指望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中的高才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似的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了呢？就每天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知青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的，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能变得那么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
“你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这句话！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的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是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哪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子卿面前，我不过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打算。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进行着暗地里的，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既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已被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着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日子里，不一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们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
歌者在桥头红磨坊京华闻见录中国生存启示录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尾巴郁闷的中国人雪城年轮狡猾是一种冒险的游戏梁晓声-我的大学表弟欲说伊人伊人疲惫的人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泯灭真历史在民间弧上的舞者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力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可你却一直地还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的诡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典型批判才怪呐！……”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从此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空荡无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每每的我也说不过他，更别指望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中的高才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似的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了呢？就每天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知青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的，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能变得那么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
“你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这句话！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的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是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哪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子卿面前，我不过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打算。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进行着暗地里的，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既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已被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着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日子里，不一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们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