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忙从包里翻出笔记本请他签名。他歪着脑袋，在名字末尾画了近十个圈，嘴里还咒语般念念有词。之后，我用力地拥抱了他，并亲吻了他的脸颊。他模拟出被绳索勒住脖子的咕咕声，令人忍俊不禁。待我掏出照相机，他的经纪人老布已经挡在他面前，并告诉我不要拍照。这家伙很警惕，左右环顾，确信没有更多的埋伏。另外几个随行人员也到齐，他们分别提着自己的行李，走向楼上的出口。
导师拍我肩膀时，我正惆怅万分地注视着他的背影。维塔斯来了，我语无伦次。她哭笑不得，先放我一马，说去C楼的咖啡厅等我。我匆匆穿过边防检查的员工通道，抢先到达APM站台。三四辆捷运小火车驶过，维塔斯一行人又出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到登机口去接应他们。他们竟然需要自己提着行李，探索这巨龙般的三号航站楼，像几个自助旅行者。
老布举着手机向我走来，问我是否愿意帮个忙。我说是的，他把手机递给我，用半请求半命令的口吻说，告诉接听者我们在哪里。他的英文实在不敢恭维，比画了半天总算是让我理解了他的用意。接电话的女人大概也是初次来新航站楼，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给她讲T3的构造，弄明白她在C楼到达厅，而我需要把他们从E楼带到C楼。挂掉电话，我对老布说，你们跟我来，说罢钻进刚靠站的小火车。他半信半疑，问我，确定是这么走？我说，信不信由你。维塔斯已经跳上了车，大家也陆续上来。
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曾经和维塔斯站在一列车厢里。他的皮肤晶莹透亮，呈玉的质感，眼神天真率直，充满好奇地游移四周。我说看过他的演唱会，他问旁人我说什么。同行人员听懂了concert一词，翻译给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他音乐的感受，我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可什么都没法言说。本来指望老布做个翻译，却发现他除了常用礼貌语，基本上不懂超过五个字母以上的英文单词。那么就不要语言了吧。人类之初并无语言。微笑着注视维塔斯，在能注视的时候。只能用精灵来形容他，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态，由内向外绽放着灿烂。
三分钟的车程，就到了C楼海关。旅客渐多，有些人认出了维塔斯，不远不近地指指点点。还有几个俄国旅客上前和他打招呼。他的步伐轻快，喜欢左顾右盼。把他们顺利带到接机者面前，我向他告别。他用手抚了抚我的脑袋。他不知道，他有多么美好。
有这样一小段时刻，脱离了严密的计划和组织，没有闪光灯的侵扰和喧嚣，他不是王者，不是教主，不是明星，是个悠游欣然的漫步者。无意间成为这段时刻的注视者，是我生命里一个小小的奇迹。
登机口二三事
登机口的临时工比值机员更辛苦，常常彻夜不能归家。T3过于宏伟，他们接送一趟航班，至少得走半个小时。女员工还得穿着高跟鞋，脚底常磨出血泡和硬茧，冬天手上会生冻疮，卸妆后眼圈发黑。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休息室里，横七竖八地睡在沙发椅上。屋里弥漫着泡面和烟味。早上四点来钟，女孩们拿着毛巾和牙具，睡眼蒙、披头散发地在洗手间洗漱。娇嫩的外表下，是一颗麻木的心。
个别领导认为中转柜台过于清闲，给我们添加了任务。每天早上六点去登机口帮忙，七点半再回柜台。所谓帮忙，就是站在廊桥口，等旅客进入登机口后，再次核对他们小登机牌上的航班号，以免有人上错飞机。廊桥上冬冷夏热。特别是早晨，寒风从机坪上卷过，撞击着冰冷的玻璃墙。即使穿着羊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送走一个航班，双脚已经冻木了。
我核对旅客的登机牌，大家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老远冲我点头微笑，主动把小牌掏出来给我。有人板着脸，翻白眼，暗示我在浪费时间。有人大声对我说“你好”。有人对我视而不见，直接进廊桥。有人问题很多：准点吗？这是什么机型？有饭吗？
记得有个大叔领着小儿子走过来，指着我说：“看，这就是空姐，多精神！”儿子微抬眼皮，把伸出的舌头夹在嘴唇间，对着我吹出拖拉机般的突突声，唾星飞溅，完全不以为然。还有个旅客给我印象很深，四五十岁，头发蓬乱，脚穿拖鞋，什么手提行李都没有。他最后一个登机，离关舱门只有五分钟了。登机口的广播一直在紧急寻客，他却不紧不慢，嘴里衔着登机牌，手里稳稳地托着一个空玻璃杯，底部堆积着黑色的茶叶。
有一天下大雨，我和登机口的服务员给旅客发一次性塑料雨披。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在远机位，我陪同旅客乘摆渡车去登机。大家十分狼狈，抱着行李，前拉后拽雨披，生怕被淋到。母亲要给自己的孩子套两个雨披，连脑袋都裹严。见到飞机，大家连跑带窜，脱掉雨披往里冲，登机速度比平时快了好几倍。轮到一个中年女子时，情况不同了。她在舱门口双手叉腰，摆了个pose，两缕湿湿的头发贴在额上，真是风韵犹存。迎宾乘务员是个帅气的小伙子，焦急地催她脱雨披。她手里并无行李，却纹丝不动，用娇嗲的四川话说：“你帮我脱嘛！”眼看后面的旅客已经拥堵，乘务员哪顾得了那么多，一步上前，双手捏住她的雨披，用力一扯，撕成两半。女子仰着头，眯着眼，一副享受高潮般的神情。后面的旅客开始催了，她从迷梦中惊醒，回头嚷道：“催什么？没看见人家在脱衣服噻！”
航空公司为腿脚不便的旅客提供轮椅接送服务，由于免费而显得供不应求。除了在登机口帮忙，我们小组要去特殊服务部兼职推轮椅。这天小付刚推来轮椅，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叔迫不及待地坐上去。小付见大叔有些发福，说：“先生，这个轮椅尺寸小了点，我给您换一个吧。”大叔说不用不用，往里挪挪屁股，把自己卡在椅座里。小付体重还不到九十斤，费力地推着轮椅，转弯时在原地直打滑。大叔纹丝不动，说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站都站不起来。小付把他从E楼推上捷运火车，一直送到C楼行李提取处。大叔直起身子，盯着行李转盘。小付刚要问用不用帮他拿行李，大叔像兔子般跳起来，小跑过去抓起自己的箱子。
大家都觉得推轮椅是苦差，唯有小宝乐在其中，因为他喜欢跟旅客神侃。有一回他推了个中年男子，西服外套盖住双膝，方面宽额，闭目养神。小宝没敢打扰，闷了一路。快到终点时，男子微抬星目，对小宝说：“你腰椎不好，还有鼻炎。”小宝想了半天，说：“还真是，有时腰会疼，有时早上醒来鼻子不通气，您咋知道？”男子合上眼，自称是定居美国的气功师，听说国内有朋友身患恶疾，隔海做法发功，保住了朋友的性命，但自己元气大伤，以至于无法行走，专程回来修炼。小宝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当即拜其为师。
还有一次，小宝跟一位轮椅旅客聊得热火朝天。从E楼送到C楼后，旅客说我也不认路，你把我送到停车场吧。听特服部的员工说，把旅客送到停车场一般都能得点小费。小宝美颠颠地把旅客推到轿车前，还帮他把行李放进后备厢。旅客笑眯眯地说谢谢，就开车走了。小宝回来说，真郁闷，我从来没得过小费。小坤说，我得过。大家都竖起耳朵。小坤说他推过一个大妈，到了目的地后，她掏出钱包，在里面翻了又翻，把大票子一一掠过，揪出五元又不舍地塞回去，终于找出两块钱心满意足地递给他。小坤没要，让人家留着买菜。ET说，干吗不要？两块钱还能买根雪糕呢！我上次帮了个黑人，一下子就给我二百块--尼日利亚元，根本没法兑换，只好当纪念品了。
说起小费，我倒见过大手笔。一个特服部的员工给某位瘫痪的外国老人推轮椅，他的女儿女婿跟在后面。他们到我柜台办理中转值机手续，老人的女儿交行李超重费时，顺便从钱包里抽出50欧元，递给那位员工。员工起先愣着不动，茫然地看看我。我说，旅客给你的小费。他才欣喜若狂地接了去。
越是名流，登机越晚。一是他们乘坐头等舱，基本不需要排队。二是晚登机，可以避免引起骚动。怕就怕，到了登机时间还不现身。有一次快关舱门了，还差一位旅客，是香港某着名歌星。我们分头去找，最后在贵宾休息室找到了，人家正在悠然自得地翻杂志。他歌唱得不错，长得超帅，所到之处必然引来少女的围追和尖叫。偏偏我们几个女员工对他都不“感冒”，而且找客很辛苦，所以没有表现出一丝关注和惊喜，直接催他：“先生，快登机！”他愣了愣，冲我们微微一笑，慢慢站起身。
我们快步在前面带路，他在后面磨蹭。有员工回头说：“请抓紧时间，还有五分钟关舱门，您是最后一位！”他略显惊讶地望着我们，那眼神仿佛在问：你们难道真的没认出我？还有个漂亮的女员工手里拿了个本子，从他身边迅速擦过，却没有跟他要签名。我能感觉到，他有那么一丁丁困惑和懊丧。到了登机口，他停下脚步，用充满磁性的声音问：“我一直在休息室，怎么没听到广播呀？”我们匆忙答道：“播了播了，您可能没注意，赶紧的吧您！”他还没走远，不知是谁发出欢叫：“总算客齐了，吃午饭喽！”
他稍回头看了一眼，又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走了。
在食堂碰到客运办公室的小助理，她赶紧掏出手机让我看一张照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照片不太清晰，但能看出那是一位当今着名主持人与她的合影。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故事。
那位主持人刚从国外回来，第一次到T3。受电视台记者委托，客运经理派小助理到登机口迎接他。小助理梳妆打扮好，早早赶去，路过免税店还特意喷了点迪奥香水。他在不惑之年，穿着也很朴素，但风度翩翩。小助理娉婷地走到他面前，个子比他还高，便鞠躬问好。他热情地跟她握手，笑容很灿烂，一点架子都没有。一路上，他们轻松愉快地聊天，从他在美国的见闻聊到小助理的日常工作。小助理完全被他的涵养和气质折服，问一会儿是否可以跟他合影。他笑着说，当然可以。
出了C楼海关，几个恭候多时的记者把主持人围住，想做个简短采访。小助理被拱到一边，不甘心地问一位记者：“请您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那记者不屑一顾地冲她摆摆手，把麦克风举到主持人面前，开始提问。主持人用特有的浑厚动听的声音说：“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跟这位小姑娘合个影。”众人皆惊，目光纷纷聚焦穿着制服的小助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一下子发烧了，美滋滋地挪到主持人身边。提问的那位记者立刻眉开眼笑地举起胸前的专业相机：“好好，我来拍！”小助理掏出手机：“麻烦用这个拍！照片我只想留给自己。”
于是，她拥有了那张属于自己的照片。主持人走后，有两个记者凑到她身边，讨好地问她跟主持人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她把手机放进口袋，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一天早上我到达56号登机口，有个头发黄黄的女员工趴在桌上，衬衫后摆露在裙子外面。我说我来帮忙。她伸个懒腰，说我们人手够，你去给我买个香辣鸡腿堡。说罢，从包里掏出一瓶指甲油，竖起手指慢慢涂抹。
我从食堂回来，大部分客人已经登机了。一名外国女子走来，把登机牌给黄发服务员看，叽里咕噜地讲着什么。她例行公事地抽过登机牌扫描完，随手扯掉大牌，把小牌塞给旅客。旅客却不走，焦急地指着登机牌说德语。她皱起眉，指指身后的廊桥。旅客掏出护照，指着自己的相片和姓名，又拿起登机牌比画。她双手抱肘，骂道：“走不走啊，神经病。”索性扭头不再理会。
我上前接过旅客的护照和登机牌一看，姓名根本不一致。我对黄发说：“客人拿错登机牌了，你查查看。”她像被蛇咬了般跳起来，抽过登机牌仔细一看，又看看电脑屏幕，大叫“坏了”，狂奔向机舱。不一会儿，她领出另一位外籍旅客，让两个人交换了登机牌。原来，这两个人在办登记手续时拿错了登机牌，险些飞往对方的目的地！
航班起飞后，黄发松软地瘫在椅上嘟囔：“真他妈闹心。”
投诉趣闻
公司近期投诉量激增，服务质量部门的马经理想找个帮手。消息传到客运处，硕鼠非常义气地推荐了我。于是，我暂时摆脱了水母的魔掌，借调到投诉中心。马经理四十来岁，身材不高，齐耳短发，敏捷精干。再棘手的事件，也能被她摆平。短短几天，我就对马经理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位旅客购买了北京至上海的往返机票。当她在上海办完事要返回北京时，接到了航班延误至凌晨起飞的通知。旅客为了尽快赶回北京，要求退票，但工作人员说在北京买的票只能在北京退。旅客身上现金不足，退不了票就没法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气冲冲地去投诉。投诉辗转传达给马经理，她替旅客打抱不平：“规定很明确：旅客非自愿退票，可在原购票地、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终止旅行地的售票处办理。我们的航班延误了，当然应该给人家无条件退票！”助理说：“这是上海那边的责任，您就别管那么多了。”
马经理说：“我越想越生气，旅客在机场急得团团转，身上又没钱，服务员也不理，那滋味谁受得了？”她往上海打了好几个电话，询问旅客下落。那边说旅客突然有急事，坐火车赶往南京去了。一连几天，马经理密切关注南京到北京的航班，看那旅客是不是要飞回来。终于，她查到了那位旅客的订票记录，亲自捧了束鲜花跑到登机口迎接致歉，还帮人家把那张机票退了。旅客说，本来想跟航空公司打官司呢，诉状都写好了，见马经理如此诚恳，气全消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马经理好歹是个经理，岁数也大了，居然会为别人的错误这么低头跑腿。助理说，这算什么呀，马姐恨不得用身体把公司所有的漏洞堵上。上回有个旅客被怠慢了，大过年的从新加坡飞回来，航班延误到夜里两点。马经理带着年糕等了人家半晚上，嘴唇都冻青了。
我在她身边帮忙的时候，马经理接待了一起堪称她工作史上最为经典的投诉。
旅客乘坐头等舱，说空姐对他不热情。马经理问：“她没有问候您，还是没有及时为您提供服务？”旅客说：“她跟我旁边那位客人说话的时候，身体贴得特别近。跟我说话，就离得远些。票价一样，距离咋不一样？”
马经理找到旅客投诉的那位空姐，说起此事。空姐想了半天，笑道：“当时那位旅客闭着眼睛呢，我怕吵他，才悄悄跟旁边的客人对话。”
这话传回旅客的耳朵。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确实在闭目养神，但没睡着，看他们说话那么亲密，心里不痛快。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过去。”
这天，我拆开一封投诉信，是某头等舱旅客写的。大意是说我们航空公司领导和他同坐头等舱，领导得到了过于隆重的接待。从陪同人员到地面人员再到乘务员，无不卑躬屈膝。旅客幽默地写道：服务员冲领导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幅度是冲我们微笑的三倍。
我拿给马经理看，她大笑：“实属正常，旅客是过客，领导是命根啊！”助理回头说：“应当这么说，旅客是情人，领导是老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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