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民素质“乐观”录(2)

　　这么说来，是不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心理定势的人们就快乐无比呢？不，浅层次的盲目乐观我不想评说，深层次的“明天会更好”论者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终极价值”其乐无穷，那样活着才有意义。而我们知道理想主义者比悲观论者更痛苦。理想主义者都是积极进取的人，胃口很大，他（她）就会在现实中不断地受挫折，他们是在苦恼中成长的。为追求理想的实现，理想主义者要么推动历史前进，要么在历史上造出一些祸国殃民的大事。

　　为中国国民素质“忧思”的解思忠与很多为本国国民素质下降而忧思的西方学者，肯定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是理想主义者（当然绝不是说他们会“祸国殃民”）。不然他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何必去“忧思”？然而，有像解思忠和我前面所说的西方学者那样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忧思”，本身不就说明了同时代的国民素质从整体上平衡还是不错的吗？因为每一种“忧思”都代表着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发言，是相当多的人的见解，决非“忧思”的他一个人孤独地向隅悲泣。于是这又形成一个悖论。

　　其实，每个时代的优秀人物都有过“忧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样的感慨，从古到今一直不绝于耳；每个时代都有人发出“世纪末”的警告，都有诺查丹玛斯式的恐怖预言，而且今后还会有今后的“忧思”。但人类尽管会自我调整，自我向前，可是又绝不能没有人来“忧思”。“忧思”着的人们是可敬的。

　　四，“国民素质”问题必须在各种现象上表现出来才能被人们注意和重视，可是量子力学中由诺贝尔奖金得主W.海森伯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恰恰适用于这种现象。“测不准原理”不但是物理学观察探测自然界微观的亚原子与粒子运动的重要原理，我认为，引进到哲学领域，对观察宏观世界、人类社会也极有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能假定是什么东西决定“国民素质”的吗？

　　教育？可是人们常常发现丝毫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某些落后民族或部落，仍保持人类原始的纯真、公平、诚实、坦率、热情、朴实、讲信用、有责任感，也就是“傻”得可敬可爱，而这些品质正是优秀的国民素质必须具备的。西方不少抱有“忧思”的知识分子情愿搬到他们中间生活，真是“礼失求诸野”了。但他们却对现代知识愚昧无知，这一下子又把其它优点一笔抹杀了，谈不到什么有较高的国民素质。另方面，我们又发现，现代教育培养出的高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数不尽的祸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有等量的负面效应。教育并没有制止住犯罪，相反，倒提高了犯罪的质量和手段。给人们造的祸害大的人或团体，所受教育程度或通过自学获得的知识也高，祸害和知识两者似乎是呈正比地升降的。丝毫没有知识的人顶多砍死几个人，抢几个钱，干大坏事他（她）还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文革”时流行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好像错得不太离谱。不信？你去查查历史，历史就会告诉你，这差不多接近于真理，可算是一条规律。纳粹集中营里的军官一边弹莫扎特的钢琴曲，一边把犹太人赶进焚尸炉；前不久日本警察抓住在东京地铁里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教徒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再通俗一点说吧，人们时常觉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坏起来比坏的大老粗更恶劣，更具有伪善的面目，于是人就会骂：“这人真是白受教育了！”

　　那么，是生活的高质量吗？现代社会又向我们昭示了，生活越好的国家人堕落得越快。一些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事情全是从富裕的高福利国家先开始发生的。丹麦青少年的自杀率为世界之冠，发达国家的自杀率普遍比发展中国家为高，而“良好的国民素质”一定要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即如今所称的高“EQ”在内。

　　是保存并遵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吗？我们知道今日世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只有中东某几个国家，仍然坚守着古老的信仰和执行古老的伊斯兰法律，但恐怕没有多少人认为那几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比较可说没什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美国国民素质还高。

　　是社会制度吗？现在还不太明确哪种社会制度最好，最能培养出“高品质国民素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吗？前面说的那些令人沮丧的现象正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出现的。是前苏联式的社会制度吗？前苏联却崩溃了。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需不断完善，我们正在改革中前进，我们今天已经比较明智了，无意在世界上称首屈一指。

　　…………

　　所以，“国民素质”问题是个非常难说且说不清的问题。不像我前面所举的“数字化生存”，那票、券、证和住房的面积空间，是完完全全不需推测衡量即明白无误的，它们自身以可感觉可数的物理形式存在在人的面前。“国民素质”表现在每个具体人行为举止上是具体的，可是提升起来成一个问题时它就变为抽象的了，是个绝对适应“测不准原理”的研究对象。不信？解思忠先生自己就一定会在朋友、同事和工作生活的日常接触中，发现很多“素质”极高的普通人，能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相反的论据，另写一部《国民素质乐观录》出来。

　　请解思忠先生原谅，我将本章的标题起名曰“国民素质‘乐观’录”固然有点文人作文调侃的意味，但绝对没有不同意解先生“忧思”的意思。我说我还有我的看法，下面我就说到我“乐观”的理由。

　　（四）当代中国的国民素质比过去已有提高

　　说来说去，我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在素质上不存在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国民素质对改革开放，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家的发展毫无关系、无足轻重呢？如果是那样，我们压根不用理会这件事不行吗？何必惹人来“忧思”呢？你说你有你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一，首先，由于过去那种“数字化生存”环境的瓦解，国民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不可否认中国国民素质在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提高。现在谁再想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来整治人，是难上加难了。任何一个老百姓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有这种能力并不等于能思考出正确的结果。也许他或她思考得很可笑、很愚蠢、很荒唐，但至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套想法，不再任人摆布了。这就是国民素质方面史无前例的进步。虽然他们仍会随大流，喜欢大呼窿，集体地捕风捉影，集体地说云就是雨，一会儿全民抢购，一会儿全民“下海”，一会儿全民去找“第二职业”，一会儿都去炒股，一会儿全去“练摊”，一会儿群起而这，一会儿群起而那……集体地像一群群无头苍蝇四处乱飞。但这是中国人根本的劣根性而非国民素质问题。毛泽东同志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总是以“中心任务”大搞“群众运动”，正合中国人一哄而上的脾性，肯定无往不胜的。

　　然而，市场经济已基本上消解和淡化了政治，如今，苍蝇的头虽然不完整，却个个有心眼，那就是把个人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今天，再煽动说某某人在政治上属于另一种人，你必须将他们全家斩草除根，再煽动说你要将某某人的生殖器吃掉才能证明你革命，恐怕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杀人还是会杀的，法还是会犯的，但只为钱，而且是少数人，放不到桌面上的。为钱而犯法，也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犯罪动机，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作恶心理，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在“与世界接轨”的法制上加以治理和制裁。

　　20多年前，中国到处充斥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体犯罪，而人们却并不认其为罪行，动机都非常纯正真诚（包括吃男性生殖器），那才是最可怕的国民素质低下的表现，而且还无法可治。

　　二，应该承认，近20年来，由于打破了封闭状态，打开了国门，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但传播信息的媒体已遍布千家万户，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像过去的我，连半导体收音机都觉得稀罕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大大地开扩，对世界开始有了直观的表面的认识。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唯我独幸福，唯我独正确的心态已全然消除。实际上，这种心态是自古以来“我天朝泱泱大国”将洋人都视为蛮夷的落后心态的现代化翻版。尽管又有些人重犯“崇洋媚外”的毛病，但大多数国民愿意接纳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事物，这是“良好的国民素质”必须有的一项内容。这样，整个国家才具有能够进步的心理条件。

　　三，虽然因20年前对国民的学校教育一直不很重视，造成今天约有1.5亿以上中国成年人是文盲半文盲，迫使我们不得不动员国内外的民间来搞“希望工程”对下一代人加以补救。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成立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识字的普及即使像蜗牛一般爬行，也爬到了识字的普及率比起1949年以前大大提高，可以说现在中国国民的识字率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过去，农村的老太太接到一封信满村找不着一个识字的人，要跑到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去求私塾先生念给她听，这种情况不复再见了。然而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中国过去虽然不太重视学校教育，但是中国人花在“宣传教育”上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却是“世界之最”。那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种种“学习”。如果当初我们把这些钱和精力都投入在学校的正规教育上，中国就是今日世界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西欧北美也望尘莫及。

　　四，总之，随着20年前那段荒谬历史的结束，中国人潜在的活力得到大大的解放，普遍地释放了个人创造力，中国人开始有了自我创造的条件，并且也创造出许多优秀成果和好的业绩。

　　可是，虽然创造出不少良好的成果，而乌七八糟的事情也接踵而来，并且层出不穷，花样百出，让人惊诧莫名，甚至超过和遮盖了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如解思忠先生那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为“国民素质”着急、“忧思”的一个动因：为什么有历史上最好的条件，中国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找来找去，除了个各方面仍需改革外，就落在“贵国”的“国民素质”头上了。

　　（五）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经过一个混乱的阶段

　　坦率地说，我对当前一般的“国民素质”是看好的。今天困扰我们的社会种种不良现象与人们的种种不良行为，自古皆然，外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