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卫东见徐远雄犹豫不决，赶紧道：“徐司令，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千万不能听信他的求饶，他只要一回去，肯定马上就会翻脸向我们复仇。我们绝对不能留活口，否则后患无穷！”华卫东这小子头脑比我们都要复杂，一肚子坏水，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他是徐远雄的智囊和高参，平时没少给徐远雄出主意，徐远雄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正巧这时，有人开着一辆边三轮摩托车急匆匆地赶到江边，要徐远雄赶快回去接电话，说上头有重要事情找他。徐远雄便立即坐上边三轮摩托车的车斗，回厂里的“司令部”去了。
华卫东追上去问他怎么处置那个大学生？徐远雄说你全权处置好了。华卫东便拔出他自己的那支“五四”手枪，对着那个姓周的大学生头上就是一枪。那个大学生一头栽倒在地，马上就没有了声息。接下来，华卫东和张红兵就将两具尸体都掀进了南江中。
紧接着解放军进驻重型机械厂，实行军事管制了。此后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徐远雄官居要职，这件事就成了永久的秘密。
可是我一直忘不了这件事，每天晚上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想起了这件事，那两个我亲眼目睹被枪杀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惨景，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经常会做噩梦，梦见这两个被枪杀的人追赶我，要我为他们申冤雪恨。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为是否举报徐远雄而犹豫徘徊。举报他吧，我实在于心不忍。他对我实在不薄，在政治上提拔重用我，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在他回重型机械厂任职以来，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和标兵，直到让我掌管厂里的人事大权，待我如同亲兄弟；不举报他吧，我良心不安，时时遭受着良心的审判和责备。
经过长期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还是向组织举报。但是我希望组织能考虑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对徐远雄从宽处理。同时，我当时也在场，作为他亲近的朋友，没有坚决劝阻他，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与他共同分担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
李铁兵看到这里，方才相信了刘宪章的举报动机是纯洁的。虽然，刘宪章当时并没有直接动手杀人，但是他也是直接参与者，毫无疑问他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只是与徐远雄相比，有情节轻重之分，受到的制裁程度不同罢了。举报徐远雄，对他个人绝不会有任何好处，他这么做的确是出于良心的驱使。
由于徐远雄被捕前是南江重型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属地师级领导干部，所以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对他给予了一些特别关照。比如并没有要求他像普通人犯那样剃光头，穿囚服，也没有关进十几人一间的大监房，而是关进了单人监房，允许他看书报，允许探视。这种单人监房，通常是作为惩罚性措施，隔离关押那些不守监规的人犯或者是带头闹事的牢头狱霸的，但对徐远雄来说成了一种优待。当然，为了防止徐远雄自杀自残，以照顾他生活的名义，把一名罪行轻微、认罪态度较好的年轻人犯与他关押在一起。徐远雄作为重刑犯，还是按惯例戴上了脚镣手铐。
李铁兵执勤时的哨位，正好靠近徐远雄的监房，常常听到徐远雄高唱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一些唱段：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青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山河壮丽，万千气象，怎容忍虎去狼来再受创伤！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革命的烈焰势不可当。解放军转战千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哪怕他美蒋勾结假谈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怎禁我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以一当十，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
按照监规，在监房里是不准唱戏唱歌的。徐远雄唱的声音不大时，看守干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地也就算了。有时徐远雄一高兴未免失控，声音唱得实在太大了，看守干警不好交代，这才走到徐远雄的监房外，对着小窗口很客气地道：“徐厂长，您该休息休息了。”当然，徐远雄并不是那种本质为社会渣滓的人犯，他也不愿意为难看守干警，便会心地报以一个颔首微笑，唱声戛然而止。
在李铁兵的印象中，徐远雄那种领导干部的架势和做派始终没有改变过。他没有普通人犯的那种精神委靡、悲观丧气的样子，仿佛不是进了牢房，每天头发梳得丝毫不乱，衣服干净着装整齐，心胸豁达乐观，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每天上午下午总有几拨人来探视他，有市里和机械工业局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但大多数是重型机械厂的干部职工，其中也包括那个举报他的厂人事处处长刘宪章。大家给他带来各种食物和营养品、水果鲜花等，还给看守所交了不少现金，让看守所食堂为他开小灶另外炒菜。
那时候，李铁兵就隐约听说，徐远雄可能有人命血债。他想：时隔这么久了，不一定会判处死刑吧？真的判了死刑，可千万别派自己去执行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徐远雄还真被判处了死刑，而且连缓期都不是，是立即执行！这个执刑的任务，还真的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李铁兵被薛队长叫到办公室，被告知明天派他去执行徐远雄的死刑时，顿时愣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望着薛队长。
薛队长见他神情有些反常，关切地问他：“李铁兵，你这是怎么了？”
李铁兵这才回过神来道：“薛队长，我请求不要派我去执行对徐远雄的行刑任务，另派其他人去好吗？”
薛队长不解地道：“为什么？”
李铁兵心乱如麻，他就是觉得，像徐远雄这样的人要被枪毙了，真有些可惜。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低着头没有吱声。
薛队长等了一会儿，追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执行呢？总得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吧！”
李铁兵摇了摇头，道：“反正我就是觉得不合适，我也说不好是为什么，就是一种直觉吧！”
薛队长心平气和地道：“铁兵，你也知道，在我们中队里，几个多次执行过行刑仼务的老战士都复员了。还有几位和你同年入伍来的，执行行刑任务的次数不如你，经验也不如你。枪法就更不用说了，比你更是差远了，几次射击考核从来没有得过优秀。特别是这次执刑的对象有些特别，是严打斗争以来第一位地师级干部，执刑的方式与以往也略有区别，在刑场上不会捆绑住他的双手，也不会让他跪下，直接顶住他的背上开枪，而是在他走向行刑位置的过程中开枪，要求一枪直接命中心脏。我和指导员想来想去，这次行刑任务非你莫属，你就不要推脱了。好兄弟，你就算帮我个人一次忙好吧？”
李铁兵见薛队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脱了。照理，队长分配任务就是命令，是命令就必须执行，是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薛队长并没有生硬地命令他，而是谆谆善诱地跟他谈心交流，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认命吧，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李铁兵继续往下看案卷，发现华卫东已经患肝癌在三年前死去。另一位当事人张红兵，也因为与解放前去台湾后从军界转业经商定居美国的父亲联系上，为继承遗产，于两年前赴美国定居了。
在审讯笔录上，徐远雄完全承认了刘宪章举报的事实。他说打死那个姓王的工人是失手，本来他是想从他旁边打一枪吓唬吓唬他，没有想到扣扳机用力过猛枪打偏了，正中那个工人的头部。不管怎么说，人是被他打死的，杀人偿命，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至于那个姓周的大学生，是他离开河滩后被华卫东打死的，他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不是他直接开枪打死的，但是当时他是负责人，华卫东是他的下属，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会因为华卫东已经死了，此事已经死无对证，就把责任全部推卸到华卫东的头上。
徐远雄对自己将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一审宣判后，他的神情十分镇定，倒是旁听席上他们厂的好多职工十分意外和难过。当法官告之如果对判决不服，可以在一周内提出上诉时，徐远雄当即回答，他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一点令公诉人和法官也极感意外。
重型机械厂的许多职工联名上书法院，要求改判他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理由是，“文革”中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处于武斗内战的非正常状态。再说徐远雄也不是故意杀人，只是失手打死了那名工人，充其量只能算过失杀人。华卫东枪杀那个姓周的大学生，虽然属于故意杀人，责任应当由华卫东自己承担，他已经死了责任也不应该由徐远雄来担当。还有，徐远雄在重型机械厂任职后，产值和利税都翻了数番，职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福利待遇也不断改善，徐远雄对国家和人民是有贡献的，请求法院慎重考虑广大职工的呼声。
徐远雄知道后，让法官给重型机械厂的员工录了一段话，他说：“重型机械厂的员工兄弟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要劝告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情再折腾了！因为我所犯的罪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无法挽回的重罪，我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无价的，是不可再生的！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即使是一个亿万富豪杀死了一个乞丐，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偿还血债，自古以来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无情的，这一点希望你们充分理解，要支持法院的依法判决，千万不要做与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我当年要不是法制观念淡薄，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你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引以为戒。”
徐远雄的这段话在厂广播室播出后，员工们听了叹息不己。法院没有同意重型机械厂职工的请求，而是维持了原判。他们说杀人偿命自古一理，“文革”中的非正常状态下杀了人，如果就可以不追究，那么今后再有什么不正常状态出现，那么公民的生命安全怎能保证？
李铁兵一边阅看徐远雄的案卷，一边深为徐远雄被判处死刑而惋惜和悲哀。在他服役执行任务的生涯中，徐远雄是所有死刑犯中唯一让他感到惋惜和悲哀的人。李铁兵觉得，徐远雄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很可能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日将领。他可谓生不逢时，成了“文革”那个动乱年代的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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