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市里的年轻干部又要下去挂职蹲点儿了。这一批的名单里有我，职务是马坡镇副镇长。外号“二把手”的副部长徐成功对我倍加器重——他总爱在某些场合夸我思想红作风硬。头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家中去吃面，说是为我饯行。吃完面，天色已晚，徐成功把我送出家门口，还做了一番很重要的指示。他说：
“小李，派你到马坡镇，是我的意思。那个地方，早年间曾是土匪窝，社会关系复杂，但锻炼人。你大有前途噢。”
我认真地点头：“我记住了，部长。”
“我一定常回来看您，请回屋吧。”
从徐成功家出来，天上有很多的星星，亮得耀眼。空气里流动着一股让人兴奋不已的情绪。马路上堆满了白茫茫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喀喀的声音。我丝呵着手朝宿舍的方向疾走，心里却热乎乎的，我品味着徐成功那些暗示性很强的话，就一点儿也不觉着冷了。我已沉浸在对于马坡镇美好的想象之中，在心里把它看成我未来前景的一个转折点或加油站了。
那时候，我对徐成功的恩情胜过亲爹亲娘。现在，人快老了才知道世界上真正胜过亲爹娘的人微乎其微。我知道错了可也晚了。我爹早已在十多年前因为我的事发愁死去。我娘也已老得不醒人事，整天靠在门框上打盹。
第二天中午，一辆声称来自马坡镇的手扶拖拉机被门卫拦在了市委大院门外。那个头发乱糟糟的拖拉机手嚷着说我们是来接李镇长去马坡的，怎么不让开进去呢，太不讲道理了。他一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一边骂骂咧咧地准备和门卫干仗。我见此情景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连劝架的兴趣都提不起来了。它让我对马坡的如火热情至少一下子冷了半截。但没办法，事情到了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你能说不去吗？咱是在组织的人啊。就这样，我有些心灰意冷地坐上了去马坡的手扶拖拉机，当它被嘭嘭地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股呛人的黑烟从排气筒喷发出来，让我连气都喘不均匀。它行驶起来之后很像一个跳大神的巫婆，飕飕的冷风刀子一样扑到了我的脸上。这辆发疯似的手扶拖拉机在得得地跑了一阵后被一个年轻姑娘拦住了去路。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大门口，那个容貌皎好的姑娘身穿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鲜艳的红色头巾。她的眼睛可真亮，像两片黑色的树叶在风中一闪一闪。不知怎的，她美丽的形象让我禁不住怦然心动，坏情绪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她朝司机不停地挥手，嘴里叫着：
“二蛋，停一停呀。”
那个名叫二蛋的司机停下拖拉机，看了看我，说：
“是镇医院的护士兰妮。”
“快上来吧！”我说。
兰妮站在马路边上，细嫩的脸蛋被风吹得通红。她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看我。司机二蛋就向她做了介绍，她点头笑了一下就爬上了拖拉机。兰妮靠着我坐下来，我立即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来苏水的味道，和一种只有美丽女性身上才会有的那种让男人一闻就迷糊的味道。那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说不清。总之我好像有许多年没闻过那种味道了，我几乎一年一年的不回老家一趟。即便回去以后又怎样呢？我那个童养媳似的婆娘身上也只有牛粪混合着泥土的味道。在那一刹那我的心头掠过了一阵悲哀，心想如果坐在身边的这位姑娘是我的婆娘该是何等幸福。当然，这样的念头只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紧接着就被高度的思想觉悟残忍地扼杀了。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时候社会上最流行这样一句话了。不但如此，我还得操着官腔说话：
“兰妮同志，到市里来做啥子呀？”
“取仪器呢，”她说，“今天真巧，遇上了咱镇上的拖拉机。再晚一步我就又要去赶公共汽车了。”
真是个傻姑娘，我想，坐公共汽车也比现在受冻强啊。
“这是什么？”我指着她怀里抱着的一个布包问。
“这是吸痰器。还有紫药水。”她嫣然一笑说。
“噢，噢噢。”
我装着什么都明白似地这样点头应着，其实我对医学上的事一窍不通。在师范学校我学的是中文。在学校读书时，我满脑子都是普希金和郭小川的诗句，他们给我的思想埋下了危险的浪漫的种子。
兰妮说她差不多每星期都到市第二人民医院来一趟。她之所以不愿乘坐公共汽车是为了给公家节省六毛五分钱。我听后十分感动地表扬了兰妮的行为。兰妮笑笑说这没什么，她说她早已把医院当成自己的家了。我就顺便问了一句她的老家在哪里，听她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就认定她不是当地人。她突然显得很难为情，以长久的缄默回答了我的提问。
后来——后来我们俩谈了一路。我才了解了她不幸的身世：兰妮自幼是个孤女，她是在福利院长大的。福利院一位姓乔的女人把她收为义女，临死之前还把她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做媳妇。她儿子随她的姓，叫乔刚。尽管她心里不喜欢她的儿子，可看在她多年收养的份上就含泪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如今，那个她不喜欢的未婚夫乔刚正在遥远的地方当炮兵，并且打算在近期来与她成亲了。
这些话是兰妮亲口对我讲的。当她对我谈这些时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相互最信任的人。多年之后我还老是琢磨，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她竟对我讲了那么多心底的隐秘。这是命吗？还是一种同病相怜的驱使？我想啊想啊，作着各种假设，一会儿肯定这个一会儿又否定那个，怎么也理不清晰。干脆就把罪责归于那辆该死的手扶拖拉机了。它真好比是一艘贼船啊，一个很不吉利的玩意儿。其实我一坐上它就应该感到征兆了。当时天晴着晴着突然暗下来，空中刮起了一股阴风，地上的树叶被统统吹到了天上；我的脑子一片混沌，老有一团吵吵嚷嚷的声音在里面嗡嗡作响。后来我反复回忆，那一片可怕的声音正是我小时候在乡间听到的送葬音乐。准确点说，是加杂着哭声的唢呐在夜深人静的野地里吹奏。
那天，就要到达马坡的时候，手扶拖拉机在发出几声怪叫后突然熄火。它变得像一头死猪那样一声不吭。无论司机二蛋怎么鼓捣也不奏效。他急得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娘，还带哭腔地说：镇长，这下糟啦。我们走不了啦。眼看着天黑下来，四周是一片积雪的荒野，连一家客店也没有。不知怎的，我心里一点也不慌乱，表现出一种出奇的镇静。我对二蛋说：
“别急，你慢慢修理吧。什么时候修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再走。”
二蛋听后朝我感激地露出了一口黄牙，接下来就埋头修车了。我望了一眼兰妮，说：
“咱们到那边走走吧。”
我的声音不大不小，略带磁性，刚好让兰妮听见。
兰妮没吭声，默默地下了车，在地上不停地跺着发麻了的双脚，还朝手上哈气。一路颠簸，她是冻坏了——她舞动着的双手也冻得又红又肿，像田地里的一只水萝卜。我在心头掠过一阵怜香惜玉的情绪，想将来到了马坡后一定向市里打报告要点钱买辆车，哪怕是辆旧吉普也行，总之再也不能让这么漂亮的姑娘坐拖拉机了。我这么想着，就打算把这个美好的想法说给她听，可转身看时，才发觉她并没有跟在我身后走。我朝周围搜寻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个黑影蹲在地上小解，就慌忙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向了一边。过了一会儿，兰妮跟了上来，她从那个布包里掏出一样东西，说：
“给。”
我一看，是一只圆圆的小饼，像一面小镜子那么大个儿。
她说：“瞧，都冻硬了。”
我问：“是你烙的吗？”
“嗯。甜的。我放糖了。”
我二话没说，接过小饼就吃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她愣着不动，光拿眼睛盯我，就说：
“你也吃呀。”
她微微一笑：“我不饿。你吃吧。”
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饼就只有一个，她却让给我来吃了。我一边感动一边觉得极不好意思。我把另一半饼推过去，她又推过来，这样来来回回推个没完，我们俩在辽阔的雪地上像是在打架一般。最后两个人都笑了，她说：
“我们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就是。”
“不就一个饼吗。”
“就是就是。”
“那你吃了不就行啦。”
“就是就是。”
“瞧你——”
我意识到我说漏了嘴，笑了起来。她却突然扭过身哭了。我吃惊地望着她：
“兰妮，你怎么啦？”
她不说话，只是哭，一副挺伤心的样子。任我怎么劝也不管用了。她先是抽泣，慢慢地就放开了声。我害怕了，说：
“兰妮，兰妮。你再哭就害我了，让二蛋以为我欺负了你。”经我这么一说，她立刻就不哭了。拿手帕使劲地擦开了眼睛，哭了半天，她的鼻子也不通气了，我就说：
“快擤擤鼻子。你到底怎么啦？”
“对不起，”她说，“我……太激动。”
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跟一个男人这样。”
我一听她这么说就知道坏事儿了，可转眼一想，自己不正在心里隐隐约约地盼着这样吗！只是这件事来得太快了些，一时难以接受罢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心里盼着一个人出现，她模模糊糊，没有具体的形象。今天她终于来了，她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女人。
她只属于我。我在心里叫着：
“兰妮，兰妮。我们俩好命苦呀。”
我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
那一天，二蛋终于没修好那辆该死的拖拉机，我们是扛着行李步行到马坡的。可他在第二天再去那儿时只轻轻一碰，它就砰砰地响了，真是奇怪啊。我们到达马坡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弄得满身湿乎乎的，不知是露是汗，一进镇子还惹起了好一阵狗的吠叫。天上斜斜的三星在眨眼，蹲在树枝上的夜鸟都被惊飞了。那是农历的十一月初，没有月亮。狗叫了一阵后一切都静了，可以清晰地听到镇附近的铁路上火车不时鸣叫着穿越夜空的声音，它把周围渲染得又空旷又凄凉，让人心头泛起阵阵悲酸。兰妮提议先到她那里做点饭吃再说，我与二蛋都饿坏了，一口应承下来。兰妮一个人住在镇医院后院一幢平房里，屋内收拾的干净整洁，已经布置成了新房的样子。不知怎的，我心里一阵子不是滋味，难受得想哭。在兰妮去厨房做饭的当儿，我发现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她和乔刚的合影照片。那位炮兵可谓其貌不扬，脸上粗糙不堪，长着一对大板牙。他怎么能配得上兰妮。简直太不公平了。二蛋看到我对桌子盯着不放，就过来看，看过之后也禁不住摇头。不一会儿，兰妮做好了饭，是面条荷包鸡蛋。我们默默地吃着，各怀心事。吃完一顿饭都三更了，镇上个别的公鸡叫了起来。
第二天，镇政府专门为我开了个欢迎会，在那个会上我表现的很蔫，讲话语无伦次不说，手还老是哆嗦，心里紧张。望着眼前一张张暗藏杀机的面孔，再和兰妮温柔善良的形象一联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这也难怪，当时国家刚刚粉粹“四人帮”不久，正在实行全面整顿，那些在文革中表现突出的人个个心里揣着一只小老鼠。而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心里没病。我是想着兰妮，她的影子老缠着我不放，怎么也抵抗不了，她让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这难道就叫爱情？它的威力有这么大吗？我和她才刚刚见了一面呀。过去听人说起什么一见钟情之类的话题心里就发笑，认为那怎么可能。等到自己有了切身体会，才知道这是真的了。就这样，我一到马坡就开始陷入了难熬的情网中无力自拔了。兰妮也好不了哪去，在那些日子，光暖水瓶她就摔碎了好几个，常常在做饭时用菜刀把手指头切了。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到马坡后就下到村里去搞调查，第二次见到兰妮已是半个月后的事情了，她几次借故找我都没有找到，还以为我是有意躲她，已经把她给忘了。她找到我那天是吃过晚饭以后，我刚刚结束了调查从农村回来。当她出现在我住的那间屋子时让我着实吓了一跳，因为在短短的半月时间里，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一见我的面她眼泪就出来了，就要往我的怀里扑，我躲避着，心扑扑通通地敲响了锣鼓。我说兰妮兰妮，你冷静点儿，这可不是地方呀！你别看天黑了，可到处是狼眼，比Ｘ光还厉害，你不怕我怕。
后来，我们俩一前一后，装着毫无关系的样子走出了镇子。我在前她在后，相距有百余米。镇上的人认识我的不多，所以我很顺利地走了出来。兰妮不行，我听到身后跟她答讪的人有好几位，内容也大致只有一个：吃啦？嗯，吃啦。干啥去？串门儿。我不时回头望望，替她心虚。可我感觉她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脸上的紧张和不安完全被兴奋的表情代替了。那是一种爱情降临心底的真实感受。从这一点看，女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样，女人有了爱情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们俩在那条布满卵石的河滩上停了下来，周围空旷又凄凉。风顺着河道飕飕地吹着，把天上的云朵都吹跑了。一轮新月初升，把淡淡的光芒照在了残存的雪地上。我踩着积雪喀吃喀吃地朝前走，嘴里冒出了阵阵寒气，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心里喜欢的姑娘约会，有点儿害怕。老觉得极不真实，像是做梦。我先是站在雪地上不动，等着兰妮走近，多么静呵，能听见她咚咚的心跳。她离我越来越近，我的脚就越来越软。她在离我十来米的地方也站下不走了，泪光闪闪地看着我，看了好久。这时候我也忍不住哭了，声音低低地叫了一声：
“兰妮……”
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她听到我叫她，也低低地喊了一声“光辉”，就猛跑几步扑了过来。地上滑，她一下子摔倒了，我急忙跑过去把她紧紧抱在了怀里。我全身发抖，怎么也站不稳，我们就干脆让身子倒在了地上。我嘴里反复地叫着“兰妮兰妮”，她答应着，也“光辉光辉”的叫我，我们俩就这样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那是多痛快的眼泪啊，我长这么大也没这样尽情地流过。在那一刻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孩子，好像迷路后找不到家了，现在突然又见到了娘一样。后来我们互相给对方擦干了泪，不再哭了，就躺在地上看了半天星星，她说：
“光辉，咱们结婚吧。”
我一听这话肚里的酸水又泛上来，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这怎么可能。我是怕委屈了她。当时我已经是两个娃儿的爹，老大是个女孩儿，叫香菊；老二也是个女孩儿，叫香兰，才两岁零七个月。他们的名字都是我爹给起的，是我爹手上的宝贝疙瘩。一想到我爹我的心里一阵发慌，他瞪起眼睛发脾气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不知怎的，在那一刻我一下子想到了他，立即像个泄了汽的汽球似的没了精神。我说：
“不行呵兰妮。我爹他不会同意。”
她一听这话伤心透了，又掉开了泪。说没想到我这样在乎我爹，可怎么就不在乎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我大概看错了人了。我嘟嘟囔囔地说你又没爹，怎么会知道爹的厉害。这句话不说还好，说出口就戳到了兰妮的疼处了，她放声哇哇地大哭起来。我急得手足无措，只好说：
“兰妮，别哭。我给爹写封信。”
我心想不妨写信试探一下爹的态度，松动松动他的老脑筋。
兰妮急忙沙哑着嗓子说我什么都不图你，我就图你这个人。我一见你就觉得你好，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一个月后，我爹突然出现在马坡镇政府的大院内。当时我正在开会，内容是继续贯彻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进一步掀起在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以便顺利地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的宏伟计划。这对于农村来说是个大事情，镇政府一班人几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好好表现一下。我也主动请战，领了一份任务。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爹却突然从四川大老远的赶来了，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他在收到我的信以后气得七窍生烟，冲动之下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门卫上的人给拦住了，他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钉的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根草绳，肩上背着一口破麻袋，眼睛熬得通红。门卫上的人一看就以为他是个来要救急粮的农民，说今天领导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能进去，让他改日再来。我爹就蠕动着掉了牙齿的嘴说我是来找儿子的，你们让我进去吧。门卫上的人是镇上两个二十出头的愣头小伙，其中一个是现任镇长黄遵茂的内弟。他没教养地问谁是你儿子，难道是它吗老头？说着，他不怀好意地朝不远处指了指，还嘿嘿地干笑了两声。我爹眼花，低着头看了半天才发现他指的目标是一条正在偎着墙根撒尿的黄狗。我爹是个大脾气啊，可现在他老人家额头上的青筋只是鼓了那么几下就又平下去了。
他说：“同志，俺儿他不是狗他是个人。”
说着，我爹还从麻袋里拿出从四川背来的白薯送给了他们，每人两块。另一位看出点门道，问老头儿，你儿叫什么名字呀？我爹说叫李光辉。那一位急忙给黄遵茂的内弟使了个眼色，还用假嗓子咳嗽了两声，就把他领到了会议室去。刚才说过，我爹可是个大脾气啊，一辈子也没受过这样的污辱，更何况他是带着一肚子气来找我算账来的。当那个门卫指着我问“是他吗”时，我正在捧着一杯热茶拉着官腔“嗯嗯”地侃侃而谈，我爹一看就火冒三丈了，放下麻袋，飕地一下钻进屋内，揪住了我的大衣领子，哆嗦着手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当时整个会议室像开了锅，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大吃一惊。镇长黄遵茂立即下令说把他抓起来，他妈拉个Ｘ的，敢胆扰乱会场。想造反吗！我捂着被打得生疼的脸，眼前直冒金星。也跟着黄遵茂瞎喊：抓起来，抓起来。可当我抬起头来一看顿时就愣住了，低声叫了声：
“爹。”
我说，“爹，你怎么来了？”
我看到大家在愣怔片刻后很快把尴尬的笑容挂在了脸上。
黄遵茂说：“没事儿，没事儿。嗨，是个误会。”
看到我仍愣在那儿不动，就提醒我道：
“李镇长，还不领老人回屋歇歇？”
我这才反映过来，急忙拉起爹的手灰溜溜地逃了出来。我刚出门就听到那满屋子的笑声了。那令我深感耻辱的笑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爹事后也后悔得要命，说不该当着众人的面打我那一巴掌，让我丢了脸面。他是肚里的委屈太多了。在了解清楚情况后我第一次动了肝火，当即下定了要解雇那两个门卫的决心。第二天我找到镇长黄遵茂说明原由，他挠着胖乎乎的光脑袋咝呵半天，表情极其复杂，似笑非笑。最后他干脆地说：
“行。也太不像话了。先退还那几块白薯再说。”
我说：“老黄，白薯退不退无关紧要。人是一定要退，嗯？”
他说：“要退要退。”
黄遵茂仍是挠头皮，在屋里转圈儿。张了张嘴要对我说什么，我气哼哼地关上门走了。
后来，那两个门卫果然不见了，新换成了一个笑眯眯的老头儿。
但我的确不知道黄遵茂与其中一个家伙的亲戚关系。我当时只图一时痛快，也太小瞧一个看上去不甚起眼的门卫了，却不知道任何人都可能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正如一棵不起眼的树，看上去孤零零的样子，谁知道它把根儿伸向了哪里？我更不知道我的这一行动已经给自己的生活埋下了致命的祸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来不及补救了。
我爹来马坡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他说光辉，咱可不能当陈世美，人活着得有良心，你婆娘这些年给家出的那些力你不清楚，那娃儿比你还孝顺。我使劲儿皱着眉头不说话，以沉默表明着一种不肯就范的态度。我爹看出了我的心思，就从麻袋里拿出一根绳子冲出了门外，把绳子栓到院内的枣树上做出要上吊的姿式，我在心里明明知道他这是在吓唬我，却又不得不前去阻止。我是怕事情闹大了，让镇上的人当笑话谈来谈去。我说爹，算了算了，我答应你。我爹停止动作，眨眨眼，仍放心不下，说：
“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吧。”
我咧咧嘴，有些为难：
“有这个必要吗？”
我爹不吭声。
我最后无奈地摇摇头，只好写了一张“永不离婚”的字据给他，他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当确认了字条上的内容后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拘谨的笑容，并且样子十分惊慌地把它揣在了怀里。
我爹走后，我一直试图躲避着与兰妮的见面。我想把这件事冷却一下，给双方一个好好考虑的时间。说不定经过这么一冷却，事情会出现新的变化，其实我是在心里想把这件事交给命运去裁决——如果兰妮产生改变主意的想法，那么我也就不再追究，权当从未发生过这件事情好了。我甚至隐隐地倾向着此种结局。兰妮显然发现了我在打退堂鼓，因为她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都没接——一听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我就不接。但她最终很聪明地利用镇兽医站的名义哄我接了她的电话。她在电话里一改往日温柔，态度严厉，措词激烈，好像我欠了她什么。我真不知道一个女人爱起一个人来还会这样。我只是支吾，嗯嗯地搪塞着她。办公室本来有好多人在有说有笑，一听我接电话就安静下来。我紧张得额头生汗，把耳机死死贴近耳朵，可还是担心他们会听到兰妮那毫无顾忌的声音。我是做贼心虚啊。兰妮说你这人怎么吞吞吐吐的，像个小偷。我说嗯嗯。她又说好哇好哇，你想溜是不是？我又嗯嗯嗯地应着。她说晚上老地方见面再说行不行？我说不行，有个会要开。她急了，说那我这就去你那儿，你等着。我吓坏了，忙说别别别，按你说的办按你说的办。
我放下电话，沮丧地想：麻烦大了。
晚上，我如约来到了河滩上。天气晴和，气温适度，月光依旧如水流泻，可心境却大不一样了。兰妮早已提前赶到，站在月光下紧咬着嘴唇赌气。我走过去安慰她，用手抚了抚她的头发，她猛地一下扑到我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嘴里发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她的心已被我们这无望的爱情烧坏了。她在我怀里不停地跺跺脚，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了我的身上，小孩子似地撒气。我像一根苍老的树干一样地摇晃着，听到她说：
“想死你了！你个混蛋……噢，你是个混蛋。”
不知怎地，我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冷静。我的好情绪已被爹的到来破坏的差不多了。
突然，兰妮死死地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放在了她右边那只饱满坚挺的乳房上，多么柔软呵，一股电流顿时涌遍了我的全身，哦，多么幸福的瞬间。兰妮也激动得全身发抖，牙齿在咯咯打战，小声地说：
“我……给你吧。”
我抚摸着她柔软的躯体，很快清醒了，用力推开了她。
我说：“不行。”
我把爹到来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
她听后呆呆地站在那儿，头微微歪着。月光把她美丽的脸照得苍白又憔悴，一缕黑发被风吹起来。
我仍在说着：
“……咱俩完了。也许彼此不该认识。实在没得法子……”
我嘴里这样说着，肚里的苦水却在翻滚，泪在体内哗哗地奔流。我就是这样很残忍地说完了这些话，我看到兰妮在默默点头。
“是啊，”她说，“我知道你在乎你的前程。我知道……”她冷冷地说：
“你不用说什么了。”
她把一封信递在我的手里，然后捂着嘴跑开了。她是哭着走的，而我并没有去追赶，连喊她一声也没有。
回到宿舍，我默默地打开那封信，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封乔刚写给兰妮的信。乔刚说他就要在元旦来马坡与她结婚了。
我看了那封令人肉麻的信，在床上翻来覆去，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兰妮与乔刚的婚礼是在马坡镇的小礼堂里进行的，我没有参加。当时她给镇政府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下了请贴，却独独漏下了我。那一天，镇政府院内一片冷清，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去参加兰妮的婚礼去了。我穿着一件旧棉袄，独自一人缩着脖子在院子里瞎走，听着自小礼堂方向传来一阵劈劈叭叭的鞭炮声，一股彻骨的寒意穿透了我。我又嫉妒又委屈，一想到自己所爱的女人几天前还在我的怀中又哭又闹，而从此就要被另一个男人的胸脯占据着，心里折腾。后来，二蛋说兰妮的婚礼十分隆重，由镇长黄遵茂当证婚人。她身着一件大红外套，笑得格外响亮。乔刚挽着她的胳膊，满面春风，见了人就鞠上一躬。二蛋还说结婚真好，看上去兰妮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问是怎么回事，二蛋说他从没有看到兰妮这样笑过，只是笑着笑着又突然停下来不笑了，马上一脸阴沉，让人觉得好生突兀。我听后心被揪了一下。我知道她这是仍在恨我，我心里明白。那一天，黄遵茂参加完婚礼归来，竟到我的房间里扔下一袋喜糖，说是兰妮特意让他捎给我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黄遵茂在说这番话时表情充满暧昧，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我望着那袋被红纸包着的喜糖呆愣很久，我怎么会吃得下她的喜糖？我知道这是兰妮在有意刺激我。我最后把它送给了门卫上的那个老头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淡化了，我心中的波澜也开始平息下来,把精力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上。这期间我去了市里一趟，要过元旦了，我要去看望徐成功，顺便带上点马坡镇上的羊肉。徐成功老家在山东菏泽，他这人打小爱喝羊肉汤，而马坡镇回民较多，羊肉也好，不掺水。徐成功这时候已成了正部长了，终于摘掉了戴了多年的“二把手”的帽子，成了“一把手”了，正春风得意。不过，他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老部下嘛，咋能人一阔脸就变。看出来他对我的工作能力还是挺满意的，说话也比过去明朗多了，官成正的了，就是跟副的不一样。他向我透露说下一步淄水区里的领导班子将要作些调整，让我做好挑重担的思想准备，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可能要出任淄水区委副书记，这样下去锻炼几年，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前途。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头晕乎乎的，眼前出现了许多美丽的画面儿，一种光宗耀祖的自豪感和神圣感在心底洋溢着。
临分手时，徐成功突然对我说了一段话引起了我的警觉。
他说：“小李啊，有些问题你还要多注意，要严格要求自己才是。”
“一定一定。”我说，心里仍很兴奋。
他表情严肃地强调：
“尤其在男女方面。这个这个，啊……”
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脸上一阵发烧，嘴里支吾着，我瞟了一眼徐成功，发现他正用一种深不可测的眼光盯我，仿佛早已知道我的什么秘密似的。这怎么可能，我想，唉，领导毕竟是领导，一定有洞察秋毫的能力，要不然怎么能当领导。
我万分尴尬：
“这个……放心。”
我的脑袋嗡嗡响，从徐成功的办公室里逃出来，一路上都在揣测徐成功话里的含义，出了一身的冷汗。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兰妮的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二蛋告诉我的。二蛋是个炮筒子似的好人，这些年我一直记着他。也难怪，我到马坡后不久就实现了他的愿望：通过朋友的关系花很低的价钱购进一辆北京吉普车。尽管那是市财政局一辆就要淘汰的破车，但毕竟比手扶拖拉机要强上好多倍，现在二蛋高兴地开上了它，牛×劲儿就别提了。他与我可谓无话不谈，说在马坡呆了这么多年，大官小官见了不少，就数我没有架子，为人实实在在，也不跟人斗心计。我与兰妮的关系他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儿，心里同情嘴上却从来不说。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俩算是彼此心照不宣吧。他在我面前常提起兰妮来，当然是有用意的。他对我说兰妮在新婚之夜就与乔刚厮打起来，听喜房的人只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是乔刚的。第二天一早有人借故到他们的新房里去，看到乔刚睡在了那张半成新的躺椅上面，正呼呼地打鼾。而兰妮则一脸惊慌，眼睛熬得通红。他们的新婚之夜肯定没在一起无疑了。二蛋说着叹了口气：
“这姑娘脾气可真犟，像头牛。可你说这又是为了啥？”
二蛋说着，看了看我。
我说：“二蛋你瞎操什么心，管好自己就行了。”
二蛋会心地笑一笑：
“我这是给领导汇报情况，好让领导心里有个数儿，多关心一下群众疾苦。”
“好了好了。心烦。”
“是是。不说了还不行吗。”
二蛋慌忙走开了。
我确实心烦。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装模作样地看，脑子里却在想二蛋说的那些话。眼前老是出现兰妮愁眉苦脸的样子，那是在一片月光下的河滩上，冬天的风吹红了她的脸蛋，她把怨恨的的目光投射在我的身上。她柔软的嘴唇曾被我热烈地亲吻，我们俩的眼泪曾像雨水一样掺合在一起，甜蜜而又苦涩。这真让我一生都不得安宁，我身上有责任啊。另一方面，我还挺同情那个乔刚，我们俩从未见过面。我听说他是一个心地很不错的人，性格比我还要懦弱。但他命苦，爱上了兰妮。乔刚在马坡只呆了五天就非常沮丧地回部队去了，他连婚假也没休完。他走时兰妮把他送到街上，完全是为了做做样子给人看看。乔刚像是在赌气，步子迈得很大，把兰妮甩出好远，在外人看来倒是他不喜欢兰妮似的。兰妮把乔刚送到铁路旁边一个黑洞洞的桥洞边，乔刚回头站下，说了句：
“回吧。”
还郑重其事地给兰妮打了个敬礼。兰妮愣了愣，就站住了。
乔刚身背一只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包，动作敏捷地跃上铁路线，沿着明亮的轨道朝小火车站方向走去，不再回头。冬天的阳光很快把他黑瘦的影子融化了。乔刚的样子真是可怜，这件事摊在谁身上都是极大的不幸。
当时，我听了这些情况后禁不住一阵阵心惊胆战。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念头从脑子里萌生了：与兰妮的事该彻底结束了。我狠狠地责备起自己来：李光辉啊李光辉，儿女情长，你太没出息了。告别吧，兰妮，好好地跟乔刚过日子吧。
但人的感情真是复杂，它稀奇古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后来，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件事让我与兰妮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可以说是来了个大翻个儿。我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从此做下了。
过了元旦是春节。春节前夕，我去市里向徐成功汇报工作，当吉普车就要开出镇子的时候，一个女人在前面拦车。我仔细一看，竟是兰妮，慌得嘱咐二蛋说：
“快走快走。”
二蛋没听我的话，擅自把车停了下来。探出头去和兰妮打招呼：“兰妮，有事儿？”
“二蛋，李镇长在么？”
二蛋还没答腔，她一抬眼看见了我坐在车里：
“噢，李镇长，麻烦你给我捎封信给市第二人民医院。”
她把信递给我，并且投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说：
“谢谢了。”
我没说话，默默地把信接了过来，心里庆幸她不是搭车，而只是托我办件事而已，松了一口气。对二蛋说：
“开车。”
我没有留意那封信，把它装在大衣兜里，一路上老是打盹。车快到市区的时候我把那封信掏出来，一愣，原来这是一封写给我的信，什么它妈的第二人民医院，只是一个幌子罢了。兰妮的那封信有两页纸，我只看到了最后一句话：李光辉，事实证明我离不开你！！！这句话后面加了三个感叹号。我看后有些恼怒，把信揉成团就想丢到车外边去，怕二蛋看了怀疑，才又重新装进了大衣口袋。到了市里，徐成功不在办公室。当时人们都在忙乎着过年，走在大街上脚步匆匆。整个机关基本上处于半休状态，晚来早走，不来也可以，每个科室留一个人值班。徐成功显然是在家中，忙碌了一年，他只在这时才能有个喘气的时间，说起来当官也不容易。我当即决定驱车去徐成功家，因为这次还给他带了点马坡镇上养的鲤鱼。徐成功家住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养了五只鸡两只兔子。这些活都由家中的保姆来干，我每次去他家都看到那个名叫小娜的容貌佼好的保姆在院子里哐哐地剁鸡菜。可这次没有。我让二蛋把车停在院外，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院子里散发着一股很神秘的气象，静得出奇，没有往日的热闹。我叫了声喂，有人在家吗？没人答应。我就想退回来，不敢擅自闯入。这时，我突然听到从一间屋子里传来一阵音乐，是京剧。还听到了有人在发出一声轻咳，就好奇地蹑着手脚走了过去，我在窗子下面停下来，立即就听到了一阵粗重的喘息声加杂着一两声女人的轻轻呻唤。我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白天里，这怎么可能？我在脑子里飞快地判断着：第一，时间是白天，这不可能是徐成功和他老婆做那种事；第二，也不可能是徐的老婆和别人。徐妻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妇女，是农转非后到城里来的，现在居委会找了个看家属院儿的差事；第三，难道是徐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徐的儿子在西安读军事院校，人格外正派，可能性极小；说不定还压根儿没找女朋友呢。那么，剩下的就是那个保姆小娜了，长相妖媚，见了人眼珠嘀溜乱转，没错，是她无疑。妈的，胆子也太大了，竟在大白天招来野汉子胡搞。是否要把这一情况向部长汇报？我犹豫着。算了，不管这种闲事儿，听听吧。我就到外面小声招呼了二蛋，二蛋说干什么，我说是小保姆在偷汉子哩，听听，听听。二蛋咧嘴乐开了花。我们两个人做贼似地捺着心中的窃喜——一种无意中偷探到别人隐私的快感。那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消停下来。
最后，里面传出的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让我吓了一跳。
是徐成功。他一边咳嗽，我还听到他吐了口痰，接着是用火柴点烟的声音。他的声音沙哑，像一台旧机器，到了哪儿我也能听得出来。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可太大了，一路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没告诉二蛋事情的真相，他自然不知道我心里的活动。他一边开车一边乐着，说虽然今天没见到部长，可收获也不算小，是吧？是吧？我火了，说你是吧是吧个——狗屁！好好开你的车！二蛋一愣，不说话了。
夜里，我倒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了，掏出兰妮的那封信看了又看。奇怪的是，那封我原本要丢掉的信现在读起来是那么亲切感人，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一遍遍读着，流下泪来。那天夜里，天上的月光异常明亮，它们从窗子里溜进来，把屋内照得明晃晃的。我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那么急于找个人诉说一下心中的委屈；我怀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月光带来的结果——它太能引发人心底的冲动了。后来我不顾一切地披衣出门，几乎一溜小跑，急不可捺地敲响了兰妮那幢孤独的屋门。我说：
“兰妮，开门，我是李光辉。”
……那天夜里，兰妮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胸膛，她用温柔的手抚摸着我，说：光辉，你太瘦了，像一块搓衣板儿。明天我炖只鸡给你好好补一补。我不说话，思忖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心里很是害怕。我万万没想到兰妮居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儿身，她和乔刚压根儿就没有过那回事情。
事情不言而喻——我为这个夜晚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那时候春天已经来临，什么芽呀，壳呀，都长出东西来，到处是一阵阵扑鼻的香气。紧接着，空中的蝴蝶和蜜蜂多起来。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的约会更加频繁了，几乎每天都要到兰妮的那幢温暖的小屋里去。我们在一起是愉快的，聊天，讲笑话，或者静静地听布谷鸟从远处的山里传来美丽的叫声。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段儿，有一天，兰妮突然提议要到河滩上看看，我犹豫着，但还是点头同意了。那时候，河滩上新植的果树也已发出了新芽，绿色的叶片在风中张开了柔嫩的翅膀。滩上的草从湿土里钻出来，探头探脑。明亮的月光照着，柔柔的风儿吹着，多美好的夜晚啊。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俩一起度过了好几个这样的夜晚。可就在我们品尝了春天最初的新鲜，就要换另一种方式的时候，上帝却要来惩罚我们了：在一个同样美丽的夜晚我们俩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被人剥光了尊严像罪犯似地站了整整一夜。
那件事发生的极其突然，当时我们正在那儿互相爱抚，一道刺目的电光疾速地射了过来。领头的家伙是黄遵茂的内弟——我至今也搞不清他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并没有认出是他，还以为是镇派出所的人。黄的内弟先是冷笑，用手电筒在我们身上照来照去，唰唰的光芒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脸。他身后有四个年轻力壮的泼皮无赖，其中一个手里牵着一条呜呜叫的狼狗，正随时待命把它像箭一样地射到我们的身上。黄的内弟把脸凑过来，眼睛瞪得像拖拉机上那一对凶恶的灯泡，他恶狠狠地说：
“仔细瞧瞧，你，还认识我么？”
我看了看，认出了他，说：
“认识。”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
“你让我们哥几个冻了好几个晚上。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他一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说：“刚才。”
他朝地上呸了一声，然后把目标转向兰妮，凑了过去：
“好哇，大夫。”
兰妮把一口唾沫吐到了他的脸上。
他拿手挡了一下，叫道：
“快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被押到镇派出所，关在了一间堆放麦草的黑洞洞的房子里面。我想的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原来我的所作所为尽在黄遵茂的掌握之中，何等险恶的人心。那么第二天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批判大会无疑了，不，还可能有更大的屈辱。一想到这些我禁不住伤心地抽泣起来。我那时刚刚三十岁出头儿，还从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兰妮坐在离我五米远的地方，她只是低着头，黑发把脸遮住了，她没哭，也不说一句话，只不时地用力瞟我一眼，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平静。
第二天，黄遵茂带着一伙人到派出所来了。他摇晃着光溜溜的大脑袋，怎么也难以掩饰那一脸的幸灾乐祸。他让人为我松了绑，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又拍，说：
“没想到啊，李光辉。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干出这样的事来，嗯，实在是令人惋惜，令人惋惜。哎呀呀睡错了炕……你知道你的错误性质吗我说李光辉？”
我冷冷地说：“不知道。”
他又笑了起来：“那我再问你一句话李光辉，你说行不行？”
我说：“问吧。”
他用手指了指兰妮，道：“她是谁？”
我冷笑一声，不想回答他的混账问题。
他于是又问了一句：“她到底是谁，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嗯？”
我说：“清楚。她是兰妮，我们俩昨晚有了作风问题。你有话快说吧。”
“好，好，是条汉子。”
黄遵茂叭叭地鼓起掌来。他旁边的人尴尬地笑了笑，没有鼓掌。
黄遵茂说：“鼓掌。”
那些人就跟着鼓起了掌，噼哩叭啦响了好一阵儿。
黄遵茂摆摆手，示意大家停下来。他把手掐在了腰上，表情严肃起来，说：
“李光辉呀，你的错误严重了。兰妮是个军人家属，你破坏了军婚，是要判刑的哟。可你到现在还死不改悔。”
一听说“破坏军婚”四个字我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当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什么都别说了，一切都晚了，怎么办？哭吧，没用；求求黄遵茂？也没用。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但求求总比不求强，还是求吧。想到这儿，我就对黄说：
“我该死。”
我一边说，一边朝自己的脸上打起了耳光，那响声和刚才那一阵鼓掌差不多。兰妮也软下来，她是为了我。她哭着朝黄遵茂跪了下去：
“他不是破坏军婚，”兰妮说，“我们是在我结婚前就好上了……”
黄遵茂听了，不耐烦地摆摆手：
“别来这套，你起来。”
停顿片刻，又说：
“兰妮你听着，你结婚前和他好我不管，我只管你结婚后是不是和他好。你那时候和他好我们也很清楚，可我们为什么不管？那是因为管了也是白管，你们不听，我们拿你们也没办法。兰妮你听着，你要是不和军人结婚这件事我也不会管；你要是和军人结婚不和李光辉好我也不会管；可你偏偏和军人结了婚又偏偏和李光辉好上了，这件事我就得管一管了。”
打那天起，我和兰妮被关了禁闭，兰妮关在隔壁。她经常趁没人的时候把墙砸得咚咚作响，想和我说句话。我不理她，烦了就把耳朵用手堵住。我在心里恨死她了，当然更恨自己。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写检查，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的就写那件事儿，写得很细，不能有一点儿遗漏，包括两人在一起时的对话。我隐约听说我们的事已经报到市里，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后来听说乔刚也从部队上回来了。事情越闹越大，我的心越来越冷。终于有一天不想活了，就模仿我爹的样子把腰带挂在了窗子上面，可不等我把头伸进去就被人发现了，于是他们就把我的腰带拿走了；第二次我准备吃下一根筷子，这一次虽然没被人发现，是我自己把筷子吐了出来。我忍受不了那个痛苦。筷子一到嗓子眼我就哇哇地吐了，吐出的全是黄水。我一连死了两次都没死成，结果还被没收了腰带，只好整天提着裤子活下去了。那两个看守还不停地和我开玩笑，说：
“老李，你提着裤子多费事儿，你干脆别提着了，你光着吧。”
我看了看他们，不解其意，还以为是为我好。
一个说：“我们想看看犯了错误的鸡巴和没犯错误的鸡巴是不是一样。”
另一个凑过来：“是不是个头大那么一点儿？”
我知道他们原来不是为我好了，就没有理睬他们。
不久，市委组织部来人了，向我宣读了《关于李光辉问题的处理决定》，在一系列“道德败坏，情节严重”的严厉措词之后，结果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即日起遣送回原籍四川Ｂ县某乡某村。
我还以为自己要被判刑呢，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结果，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爹和村里的人啊？当时就哭了，朝那个面孔严肃的人苦苦哀求：
“你们给我判刑吧，我愿意去坐牢。”
那人一愣，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大概是胶东人，每句话里都带有一个“伙计”，他说：
“你就别无理取闹了伙计，人家男方没起诉你算便宜了你，你还在这儿沾光不觉呢伙计。你以为坐牢那么好受伙计？”
我眨眨眼，不吱声了。想坐牢可能真得不太好受。
那人又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如果没有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我想了想，提出要见见部长徐成功，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了。那人思忖半天，嘴里啧啧着，最后说：
“我看免了吧，伙计，这种事天王老子也不能救你的。不瞒你说，你的处理决定是徐部长亲自签发的；昨天你们部开了个批判会，是徐部长亲自主持的，伙计呀。”他说，还使劲拍了我的肩膀。我觉得肩膀狠狠地疼了一下。
我不死心，仍坚持要见徐成功。
他就白了我一眼，无可奈何了：
“我把话都说尽了，你看着办吧伙计。咱走。”说完，扭头走了。
那一天，我独自一人收拾着行李，我知道我就要告别马坡了，一想到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让我落了个可耻的下场，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打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后来二蛋进来了，悄悄地往我的包里塞了一斤点心，小声说：走吧，车等着哩。我点点头，就和他一道出了门，我看到那辆旧吉普车在门卫旁边停着，拉开门就往里面钻，门锁着，怎么也拉不开，二蛋过来了，仍是小声地说：
“今天二蛋不能用那辆车送你了，今天二蛋只能用别的车送你。镇长，你就委屈一下吧。”
我说二蛋你别再叫我镇长，我已经不是镇长了。
二蛋说我知道你已经不是镇长了，可我一时改不过口来。
说着，二蛋指了指停在一边的那辆手扶拖拉机，眼泪汪汪地：
“镇长，在三天前，二蛋就又开上它了。”
我又说二蛋千万别再叫我镇长，你一叫我镇长我就难受。
二蛋点点头，说吉普车已经让给黄遵茂的内弟开了，他这次“捉奸”有功，吉普车理应让他来开，我也说不出别的来。二蛋说：
“可他连个驾驶执照都没有。”
上了拖拉机，二蛋又说：
“把你送到市里我还得赶回来，回来参加黄镇长的宴会，不去不行哩。”
二蛋说黄遵茂要调走了，调淄水区当区委副书记去了。
我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
就这样，我去马坡时坐的那辆手扶拖拉机，离开马坡还是坐那辆手扶拖拉机。
到了市里，天已经黑了。我赶快让二蛋回去，二蛋哭了，说镇长，这一别可能咱这辈子就再也见不了面了。我说你怎么还叫我镇长？我比你还小一岁，叫我兄弟吧。他就哭着叫了我一声兄弟，我也流泪了，叫了他一声大哥，我说大哥，无论今后是死是活，我李光辉会记着你这个患难之交，你、你回吧。然后转过身，径直朝徐成功家方向走。来到徐成功的家门口，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出来。我一看，是保姆小娜，她把门拉开了一道缝，认出了我。我叫了声：
“小娜。”
她愣了愣，表情尴尬，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哐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又敲门，小娜又把门拉开一道缝，说：
“你走，部长不在家。”
我说：“部长在家，我听到他咳嗽了。你行行好，开开门吧。我和部长说几句告别的话。”
小娜关上门，回屋禀报去了。过了一会儿，小娜回来了，仍是把门拉开一道缝：
“部长不舒服，睡下了，你有话明天到办公室去说。”
我说：“小娜，我明天一早就回四川了，你行行好……”
——突然，我觉得脑袋紧张地嗡了一下，意识开始混乱起来，它不听使唤了，就说开了胡话：
“小娜，你给部长说说，让我见见他……你们俩的事我永远也不会乱讲。”
“你说什么？”小娜吃惊地问。
“你们俩的事儿我知道……上次我来，我全听到了，小娜……”
我说：“你忘了那还是个大白天，你们在屋里当然不会想到我和二蛋就在屋外头，我们是在偷听。我们不对，我现在向你作个检讨。可我听见部长咳嗽还听见你哼哼，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你年纪不大记性却怪差。”
“那一天我还带了些鲤鱼来……”
小娜呆愣片刻，突然喊了声“娘呀！”，捂着脸回屋去了。
我听到徐成功在里面嗷地尖叫了一声，好像是破口大骂。
我一下子清醒了，心想这下更糟糕了，我是不该说这些。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会一时糊涂说出了这些。我这张臭嘴啊。
果然，过了一会儿，小娜又折回身来，一开门就骂上了：
“李光辉，你自己干了不要脸的事还来陷害好人？你滚。”她问：“你滚不滚？”
我说：“不。”
她说：“那好，你真不滚，就等着公安的人来抓你滚。”
小娜朝地上吐了一口，紧接着用力关上了门。
“臭流氓。”她骂着。
后来我就跪在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
“部长开门吧，我是李光辉。”
\"开门吧部长，我是李光辉。\"
院子里却再也没动静了，他们熄了灯。四周顿时一片黑暗，一股春天的冷风吹了过来。我知道没什么结果了，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膝盖生疼。就这样，最后的梦破灭了，我明天就要回四川了，就要回去当农民了，这是我的命。
后来，我回四川不久就听说徐成功被定为文革中的“三种人”而撤消了一切职务，他从此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死时刚刚五十岁多一点儿。那个黄遵茂越活越滋润，听说他已经弃政从商，办起了十好几家公司，成了腰缠几亿的大老板。
兰妮的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般来讲，人们对女人还是很同情的，出了那档子事儿以后，组织上找她谈话，意思是让她今后和乔刚好好过日子，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事情就算过去了，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要因此背思想包袱。乔刚也不怪她，并向她做了保证。兰妮真倔啊，口头上喏喏地应着，心里却另有打算。就这样，时隔不久，她就与乔刚办理了离婚手续，医院迫于上边的压力，只好将她除名了。医院里人对她算是不错，同情她的出身和遭遇，就还让她在那儿干些扫地和倒垃圾一类的杂活儿，工资也由原来的四十五元变为二十二元；说是待风声平息一些后再恢复她原来的工作。怎么说呢，她的技术和服务态度是出了名的好，医院不想让她就此毁掉了自己。可偏偏在这时候她却有了身孕了，她开始瞒着大家，反应厉害时就到厕所里偷偷吐一吐，居然瞒过了众人的耳目。可这事瞒过一月瞒不过二月，瞒过二月瞒不过三月四月，瞒过三月四月还能瞒过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她的身子越来越笨重，手持条帚沙啦沙啦地扫着地上肮脏的弃物。她怀孕的秘密终于被人发现了，一天，药房里一个嘴角上长着个大痦子的快嘴婆从厕所里出来，奇怪地打量了她半天，说：
“兰妮，让我瞧瞧，你怎么……穿这么多？”
当时是夏末，天还很热，她却穿着两件肥大的衣服，腰带死死勒着腹部。兰妮一下子脸红了，支吾着说不出话。那快嘴婆顿时明白了，小声地啊呀了一声就回屋去了。不一会儿，医院里几乎所有的窗子里都探出了人头，人们小声议论着，把钢针一样的目光投射到她的身上。兰妮感到了自己像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的难受，扔掉手中的苕帚，含着眼泪跑回了家中。当天晚上，院领导派了两名女人来到兰妮的房间证实了这件事情——这下好了，先是又一次轰动整个马坡镇，接着是领导谈话，动员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兰妮是经过事的人了，态度坚决地拒绝了院里的决定。在那几天，她住的那个一向冷清的小屋子各种人物络绎不绝，名义上是来劝她或安慰她，实际上却是想来看个究竟，以满足心里的好奇。兰妮出于无奈，最后向医院提出了辞职。
哎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兰妮为什么非要生下小亮不可呢？她当时的处境那么不好，生下这个孩子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可她就是这么个人，认准了的事情谁也休想改变。她后来跟镇上的那个独身裁缝王衣婆在一起搭伙过起了日子，她人聪明，很快就学会了裁衣服了。王衣婆年纪六十多了，据说是个死去的土匪头子的小老婆，我在马坡时对她有些印象：人极木纳，矮小，不爱说话；白白的脸上有几块明显的老人斑，那双总是操着剪刀的手却格外灵活；看起来人还慈善。据说兰妮跟这位饱经风霜的不幸老人处的不错。人啊，说不定谁和谁就会有了缘分，兰妮做梦也不会想到，她这辈子会和王衣婆生活在一起，并且认她做了干娘。
王衣婆打一开始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看了,她自己也没想到老了还会突然冒出个闺女来，这真是前世修来的造化。再说兰妮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避难之所，没了工作，镇上的人再也不像过去似的高看她一眼，再也没有人一口一个“大夫大夫”的叫她了，有啥法子呀？人就是这么势利。如今，兰妮成了裁缝，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她头上的神秘的光环没有了，镇上的一些流氓无赖就敢来纠缠她了，他们不是煞有介事地到裁缝铺赖着不走就是在半夜里来敲她们的窗户，用变了腔调的嗓子说一些下流的话。这些都多亏了王衣婆，她先软后硬，用了各种方法才把让那些人断了念头。有一次那些流氓又来了，王衣婆在照例破口大骂了一阵子后，把心一横，忽地就拉开了门，对兰妮说：
“快点儿，枪，把那杆枪给我。”
“崩了狗操的我去偿命。”她说。
这一大胆的举动让那些家伙们吓了一跳，在片刻功夫竟麻雀般逃之夭夭了。
他们都知道王衣婆当年的身份，心想说不定这老太婆真有杆枪藏着用来防身。他们不懂历史，不知道从土改一直到文革，这些年来王衣婆究竟遭遇了什么。别说枪，就是连个子弹壳都没有啊。
她们胜利了，王衣婆说：
“哪里有枪哩！哈，只一把苕帚疙瘩。”
生孩子时，兰妮没有去医院，她想医院都是熟人，知道她要生这个私孩子了，还不把产房围个水泄不通？其实这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她的事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人们的思维很快被镇上另外的新鲜事儿占据了。马坡虽小，却时常爆出新闻的，不是东家的羊生了怪胎，就是西家的妹子跟人跑了。但兰妮似乎已受不起更多的惊吓，她现在连门也不出了，整天价挺着个大肚子在屋里晃来晃去。心里打定主意，她就与王衣婆透露了这个意思。她问王衣婆：
“干娘，您会不会接生啊？”
王衣婆眨眨昏花的老眼，有些为难，说不会。作为女人，她自己都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哪还敢给人接生。
兰妮咬咬牙：
“这样吧干娘，我给您说着，您就给我接吧。”
王婆仍是面露难色，她是怕出了事担当不起哩。兰妮就说：
“干娘，生男生女都是您老的外孙，我都不怕您怕什么？”
其实她哪里会不怕，她见过女人生孩子时呲牙咧嘴的痛苦样儿。她之所以这样说，一是为王衣婆壮胆，二是为自己壮胆。好说歹说，总算做通了王衣婆的工作。
随着产期的临近，天越来越冷。这娘儿俩也在悄悄地做着各种准备：把窗户上的纸换了新的，糊严，不让呜呜叫的北风吹进屋来；到河滩拾了大堆干柴，把炕烧得热热的；把一些碎布料拼凑起来，缝制成各种尿布。
在那一个时期，她们俩的日子极其难熬，整日里提心吊胆，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争吵起来，吵完了闹完了就又言归于好。王衣婆每日里都烧香磕头祈求菩萨保佑。两人心里都明白，她们是怕过不了即将面临的这个关口，心里焦急。
生小亮时是在一个雪天，出人意料的是过程极其顺利，用王衣婆的话说就是：这孩子，坐着滑梯来的呀。
望着小亮那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王衣婆高兴了：
“嗨，早知这样，咋不多怀上一个？”
“多懂事的孩子，我喀嚓一剪子就把他剪下来了。”
又好奇地摸了一下兰妮的腹部：
“嗯，平了。这下该舒坦了。”
兰妮笑一笑，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早已在心底洋溢。
她喃喃地自语着：“李，李子树的李；小，大小的小，亮，明亮的亮……”
她说：“李小亮，我的儿子呀。”
日子一年年过去，小亮一晃就长到八岁了。在那一年，他上了镇上的小学。小亮打小聪明又乖巧，他有一双像女孩子一样漂亮的大眼睛，头发黑黑的，小脸白里透红，人人见了都喜欢他。他学习格外的好，几乎门门功课都是百分。这样，到了第二学年，老师把一个名叫大头的孩子的班长职务撤下来，让他当了班长。据说大头太调皮了，还爱摸女生的小辫儿。
小亮可是个听话的孩子呵，老师让他怎样他就怎样。刚当上班长那天，老师还给他做了示范，教他怎样当好一个班长。
老师说：“李小亮，去擦黑板。”
他就马上去擦黑板，他个子矮啊，擦着擦着就够不着了，就踩着凳子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老师说：“李小亮，去给老师打壶开水。”
他立即放下黑板擦，提起水壶就到锅炉房去。
老师又叫住了他：
“李小亮，等一等，再到我屋里拿一盒粉笔来，在右边抽屉里。”
打来了开水，拿来了粉笔，老师说：
“李小亮，点一点人数。”
清点完了人数，老师才满意了，说：
“李小亮，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小亮坐到自己座位上以后，老师就出门去了。老师出门整了整衣领后又折回来，表情严肃多了，站在讲台上拿眼盯着小亮看，说：
“李小亮，下面你该干什么了？”
小亮呼地一下站起身：“老师好！”
老师说：“坐下。”
老师说：“你忘了喊‘起立’了李小亮，你再喊一声‘起立’我听听，声音要宏亮。”
小亮就又喊了一声“起立”，喊得太高了些，惹得同学忍不住笑起来。老师吼道：
“笑什么笑？李小亮，谁敢在课堂上笑你就记下来。听见没有?”
小亮说：“听见了。”
老师说：“嗯，这就是班长，班长就是以身作则，当好一个领头雁和排头兵。李小亮，听见了没有？”
小亮又急忙站起身：
“听见了，老师。”
老师这才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好，坐下。上课。”
那天，小亮放了学，一进家门就鸟儿样喳喳地叫起来：
“妈妈，我当班长啦。”
“姥姥，我当班长啦。”
最先听到小亮叫的是王衣婆，她挪动着衰老的步子迎了出来，在院子里就把小亮抱住了：
“亮亮，你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让姥姥听。”
小亮是跑着回家的，累得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姥姥，我、我当班长啦。”
接着就不无炫耀地：
“姥姥，我们班总共四十二人，比二班还多出二人，可一个班就只有一个班长。姥姥，那一个班长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啊。”
王衣婆的耳朵已越来越不好使了，听了好几遍才听清楚。知道小亮当了班长，激动得眼睛放出了光芒，朝屋内大声地叫起来：
“兰妮啊，咱亮亮当班长啦，咱亮亮当班长啦。”
“兰妮，你快出来，咱亮亮当班长啦，他说班长一个班就只有一个，他不是别人是咱亮亮啊。”
小亮在一旁补充：
“还有一个副班长，还有一个学习委员，还有一个劳动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和卫生委员，可他们都是给我打下手。”
王衣婆听清了，哭起来：
“兰妮你听听，他们班还有一个副班长，还有一个学习委员，还有一个劳动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和卫生委员，可都是给咱亮亮打下手。”
王衣婆强调指出：
“兰妮，打下手你懂不懂，就是先前你给我打下手，现在我给你打下手一样啊。”
“兰妮，你说咱小亮这么小就当上了班长——长大了还不很快就能当上镇长、区长、省长？到那时候……”
王衣婆愈发伤心起来了：
“到那时候你们可要想着到坟上给我烧纸。”
兰妮放下手中的活计出来了，道：
“嚷什么，嚷什么，这是哪到哪啊。干娘，你这么宠着亮亮，还不把他宠坏了呀？嗯，快让他去做作业。”
又转过脸对小亮吼：
“当了个班长你就烧包了，你以为班长那么好当？我告诉你说亮亮，班长比省长还难当。”
事实证明兰妮说的话有一定道理，班长果然不那么好当。由于小亮听了老师的话，便很认真地负起责来，以大头为首的一帮调皮生就专门与小亮作对。当然，老师在的时候他们个个表现的像猫一样老实，老师一走就嘻嘻哈哈地又打又闹，根本无视小亮这个班长的存在。小亮气不过，先是警告，见没什么效果，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交给了老师。老师一看气坏了，立马就让那一帮捣蛋鬼在课堂上站着，站一堂课不行又继续站第二堂课，站得个个眼泪汪汪。这些人认错了，课堂上从此安静了，可他们把小亮也记下了。终于，在学校里放寒假的当天，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报复了小亮。他们把小亮堵在回家的路上，一阵拳打脚踢，把小亮狠狠揍了一顿。小亮趴在雪地上，鼻子流出了血，头上起了大大的包。可他一声不吭，也不还手，就情着他们打他。他们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三个人打他一个还打不哭他，于是大头就又从路边的沟里折来了荆条，每人发了一根儿在手，然后一声令下，三根荆条像三条毒蛇吐着蛇信，一齐扑向了小亮的身体。可怜的小亮开始在地上打起滚来，却愣是咬紧牙关没哭出声。他们累了，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这时候小亮的棉袄都开了花，露出了白白的棉絮。大头见小亮真的不怕揍，忽生一计，骂道：
“野种。”
小亮愣了愣，竖起了耳朵。
“喂，你不叫李小亮你叫李野种。”他们说。
这下触到小亮的疼处了，回骂道：
“我是李小亮，你们才是李野种。”
大头他们见他很在乎这句话，禁不住哈哈地笑了，说：
“李小亮，全镇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个野种啊？你妈跟人家胡弄才生下了你，要不然我们都有爸爸你怎么没爸爸哩！”
小亮把脸一沉，不说话了。
大头说：“你不信？那就回去问问你妈去吧。”
“你妈不是人是狐狸精。你妈的奶好大。”
说完，大头朝他们递了个眼色，唱着一首著名的老歌走了。歌词是篡改过的：“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是野种——是野种——我们要坚决我们要坚决——打倒他——打倒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小亮从地上爬起来，钻心的疼痛让他咧了咧嘴。他不敢直接回家去，就把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然后到镇子东头的一个荷塘里去洗脸。池塘里的水已经结冰了，他找到一个冰窟隆边蹲下身，用手除去上面的一层薄冰，水黑黑的，他的脸却红红的。经风一吹，血已经在脸上凝结了，干巴巴的糊在脸上好难受。他用小手掬起一捧冰凉的水，慢慢地凑上去一些，再凑上去一些，鼻子里立即有了浓郁的血腥味儿。惨淡的夕阳照着小亮洗干净了脸上的血，远处光秃秃的白杨树林里发出了乌鸦的鸣叫。小亮到树林里转了一圈儿，后来肚子咕咕地响起来，他才觉得该回家吃晚饭了。
回到家，先钻进里屋把开花的棉袄悄悄换了，王衣婆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默默地吃完了两块红薯，早早地躺床上睡觉去了。半夜里，他被伤口疼醒了，悄悄地爬起来写了这样一则日记：
今天，我挨揍了。大头他们打了我，现在身上都是伤。他们骂我是野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反正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说爸爸去当兵打仗去了，可他为什么老不回来呢？
爸爸，你快点儿回来吧，一枪崩了大头他们。
不久，这则日记被兰妮发现了，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小亮一天天长大，他开始追究起自己的身世来了。老这样瞒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孩子真犟，有点像兰妮，挨了揍也不肯说。兰妮悄悄地对王衣婆说明原委，两个人嘁嘁嚓嚓地小声商量着对策，愁得连饭都吃不下了。就这样过了几天，终于做出如下决定：一、由王衣婆到大头等孩子家去一趟，与他们的家长见个面，让他们堵住自己孩子的嘴；以后他们做衣服一律免费；二、给市里写封信打听一下李光辉如今的下落，至少让他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叫李小亮的儿子；三、先不告诉小亮事情的真相，孩子还小，受不了这个刺激。
她们做出这些决定后，便开始分头行动起来。兰妮给市里写信，给组织部，给宣传部，甚至给法院都写了信，说她是李光辉的一个老同学，意思只有一个：想知道他的地址。接着是焦急的等待。一个多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任何音讯。是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原来的单位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谁还知道李光辉这么个人？她不死心，就又给四川Ｂ县也写了信。
与此同时，王衣婆也挪动着一双小脚挨家挨户的串，串了这家串那家，等全部串完了王衣婆才算松了口气；但她去的时候是空着手，回来时怀里却抱了一大摞待裁的衣料。
王衣婆虽然怀抱了一大摞不收加工费的衣料，心里仍是欢喜。她一欢喜就禁不住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打算把人家对她的各种许诺细述给兰妮听。可她实在太老了，抱着一摞衣料颤悠悠地迎风走，还没到家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王衣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好容易熬过了这一年的春节，王衣婆终于撑不住了。临死前，王衣婆只是流泪，一边吩咐兰妮把人家的衣料加工好。她吃力地说：
“人要……讲究个信誉。”
兰妮就大声比划着：“早做好送去了！您就放心吧。”
她听后点点头，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抚摸着小亮的头：
“亮亮，可别忘了你妈妈。她为你吃了一辈子的苦。”
兰妮和小亮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小亮一边哭一边叫着：
“姥姥，姥姥你别走，别走，你走了就没人疼我了，哼哼，也没人给我的伤口上药了，哼哼哼哼……”
王衣婆打断了他的话：
“傻孩子，有你妈疼你哩……兰妮，你凑近些，我给、给你说句话。”
兰妮就把脸凑近了王衣婆的耳朵根儿，说：
“娘，俺的亲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俺听着哩。”一边咧嘴哭着。
王衣婆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兰妮，我给光辉……做了许多衣服……还有帽子，还有鞋子…在衣柜子里……”
兰妮一惊：“娘，那不是您老的寿衣吗！怎么又成了光辉……”
王衣婆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来，摇了摇头。
王衣婆死了，兰妮的处境更加艰难：小亮一天比一天懂事了。一天，小家伙挠着头皮来到兰妮跟前，像是有话要说。兰妮正伏在缝纫机上做衣服，见小亮过来，就头也不抬地问：
“作业做完了？”
小亮点点头。
“默写呢？”
小亮答：“也做了。”
“玩玩吧。”
小亮站着没动，嘴一撇，说：
“妈，我想姥姥了。”
说着哭了：
“妈，我、我今后再也不朝您要爸爸了……我一要爸爸，把姥姥要死了；我想了半天，就还是不要爸爸了；我再要爸爸，把您也要死了我该怎么办……”
兰妮一下子僵住了：
“亮亮，你……瞎说什么呀？”
过了一会儿，兰妮从柜子里取出了王衣婆做的那一大摞衣服，对小亮说：
“亮亮，你瞧见这些衣服了没有？这些衣服是你姥姥给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叫李光辉，他还活着……”
小亮的眼睛一亮：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哪里啊？他怎么不来看我们。”
兰妮又犯了难：
“你这孩子……叫我昨说你好。嗯，你不是说不要爸爸了么？怎么又朝我要起爸爸来了。我看你好不听话。”
小亮转动着眼珠：
“是、是这样呵，妈妈——你一会儿说爸爸活着，一会儿又说他死了，那他到底活着还是死了？”
兰妮想了想，只好再编一套瞎话了：
“亮亮，”她说，“亮亮你听着，你爸爸还活着，整天在妈妈心里装着；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人长得又高又俊，你铁像他呢！”
她说：“亮亮，你学习好了爸爸才会来看你。可你最近学习有些退步不是？爸爸就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了。
“亮亮，妈已给爸爸写去信了——你看到的。说不定爸爸这两天就会有回信来。”
说来好怪，那一天，兰妮果然收到了一封寄自四川Ｂ县的来信。
可惜那封由四川Ｂ县信访部门的来信并没有给兰妮提供一个她所需要的确切地址，他们只是非常负责地按一般人民来信处理了。那封信很客气地说我们这儿很偏僻，全县下属百十多个乡镇，乡镇下边的村有几千个，找到您的同学将十分困难，且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建议您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一试。寻人启事？兰妮读着来信，舒展了一下眉头。又急切地往下读，可下面的一行字把这一线希望也打消了：若您的同学家在山区就难办了，那儿邮路不畅，报纸无法投递。又及。
下面是落款和年月日。
兰妮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兰妮终于知晓了我的下落，已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一天她的缝纫机坏了，就搭二蛋的车到市里去买部件。二蛋现在已干了个体，在市里开出租了，有了自己的一辆二手车。这些年人们各忙各的，谁也顾不了谁，兰妮很少能够见到二蛋。二蛋只偶尔回到镇子上来，从早到晚，他的生意极忙，兰妮是赶巧碰上他的。她当时正准备走一段路去赶公共汽车，一出胡同却看到一辆车停在那儿，二蛋正撅着屁股擦车。
二蛋一抬头看到了她：
“你是兰妮？干啥去？”
兰妮转过头，认出了二蛋，心里一阵欢喜：
“二蛋，你怎么在这儿。”
“刚送了个客人到镇上，擦擦车，这不碰上了你。真巧。”
二蛋还以为兰妮早已又成家了，问道：
“你男人呢？”说着往兰妮身后望了半天，后边什么也没有，夏天的树木正垂下了绿油油的叶子。一阵微风掠过，树枝在频频点头。
兰妮哭笑了一下：
“我哪里有男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二蛋惊讶地张开了嘴巴，眼睛瞪大了：
“你怎么……嗨，咋不早说？我好像听说你又结婚了呀。这真是……”
兰妮只好简单地说了一下目前的状况，二蛋听了，眼圈红了，说：
“快上车，我送你去市里。”
又说：“嗯，一定要找到老李，找到老李……”
一路上，他们什么话也没说，车呜呜地朝前开着，一忽儿快一忽儿慢。那是二蛋打开了音乐，一边回忆起往事来了，冰凉的泪水从二蛋的眼角止不住地流下来，一路没断。后来干脆开开停停，二蛋不时稳定一下情绪，怕精力不集中会出了事儿。
那一天，二蛋帮兰妮买了缝纫机的部件后，就领她到了市委组织部找了个熟人，很快就从一大堆旧档案里查到了我的原籍。在那堆材料里,有关于我的处理决定和我本人声泪俱下地写的检查，如今，很少有人再有兴趣翻一翻它了。它和另外一些过时的材料一起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七月里最闷热的一个正午，兰妮的一封信在辗转多日后终于落到了我的手上。当时我正驾着一头黑色的老水牛在稻田里劳动；成群结队的苍蝇和蚊子在我的头顶嘤嘤乱飞——我挥动着手中的牛鞭怎么也赶不走它们。这时，村长老明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打老远就笑嘻嘻地叫我。前年，老明带着一伙人采石头时被砸断了腿，他从此成了全乡有名的瘸腿村长。
“光辉！光辉！”
我一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还以为他从城里搞到了化肥，就把牛“吁吁”喝住，满腿泥浆地走出了稻田，我们在田边的一块树阴下坐了下来。四周是“知了”疲惫的鸣叫，和从池塘那边飘过来的阵阵腥气。
“化肥搞到了？”
他扬了一下手中的信封，白了我一眼：
“你狗日的就知道化肥，这个比化肥重要，快看看。”
信已经被他拆开来看过了，我并不介意。我听到老明跟我开起了玩笑：
“可喜可贺，你的桃花运又来了。”
说着，递给我一根烟，道：
“这下好，李家又有后了。”兰妮大概是怕我收不到这封信，所以写得很短，不到一页纸。她说她已经找了我许多年了，如果我收到了这封信，就立即回信或拍个电报给她，她和儿子李小亮天天盼着我的回音。
我哆嗦着手读着兰妮的来信，当下被信里的内容惊呆了。心想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半路杀出个儿子来。经历了这些年，我的心如一片死灰，什么都不再相信了。更何况，香菊香兰都长大了，我跟大梅的日子也适应了。我已经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已很少再回忆过去的事情，一回忆那些事儿，心口就隐隐作疼。这个女人害得我还不够吗，怎么十来年过去了，她不跟乔刚好好过日子，却还来变着花样折腾我哩！想到这些，我突然气不打一处来，抓起手里的信就想撕个粉碎。老明见状，慌得拦住了：
“哎哎哎，你做什么！”
我蹲下身捂着脸，冷冷地说：
“不要让她再缠着我了，……我，早死心了……”
老明束手无策了，急得团团转，他站起身来，那只瘸腿在地上画了好几个圆圈儿。最后指着我的鼻尖骂开了我：
“李光辉，你、你还是个男人不你？”
但无论老明怎样骂我，说我，开导我，我都铁定了心不再和兰妮有任何瓜葛了，老明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也就没了招，口气软了下来，说：
“那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我头也没抬一抬：
“说我已经死了！”
“你他娘的……那，还有那个小孩子呢？”
我撇一撇嘴：“你真相信那个女人的话老明？你白当村长了。”
老明眨眨眼，不吱声了，心想这年头骗子不少，嗯，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老明这么想着，在心里同意了我的说法。
就这样，不几天，一封盖有村委会公章证明“李光辉同志因患胃癌已于半年前死亡”的公函，寄回了马坡镇。
兰妮来信的事儿，除我和老明外没任何人知道。我以为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这么结束了，就又过起了先前的日子。
我每天早早地起床，先扛起锄头去伺弄自家的那块苞谷地，通红的太阳照着远处的山峦也照着我脸上晶亮的汗珠。在阵阵柔风中，我听着苞谷叭叭拔节的声音，让清凉的露水把我的裤子打得精湿；伺弄完了苞谷就又拔满满一篮子青草带回家喂羊，小羊咩咩地叫着，它吃青草的样子令我心里好生欢喜——有时候，它还会伸出软软的舌头舔我粗糙的手背。这些都能给我带来惬意、安宁和快乐。
可这样的日子却在某一天突然中止，我的生活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今年的初秋时节，兰妮带着小亮，从遥远的马坡到四川来了。
那一天清早我就有感觉了，心一阵阵的发慌，头一阵子晕眩，刚一起床就嗷嗷地吐了。我问大梅：
“还有没有鸡蛋？”
大梅正躺在床上打着哈欠，她的头发都快脱光了；黑瘦的脸上抽动了一下，眼角上还粘留着一块大大的眼屎。她知道我可能是又馋嘴了。这些年来，我一馋嘴首先想到的就是鸡蛋，我认为鸡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大梅就笑了，嘟嚷着说怎么，你又馋嘴了？男人都馋嘴，哪像我们女人，你看我就不馋嘴。我说大梅你有完没完？我哪里是馋嘴了，我是觉得肚子空了，想冲个蛋花喝喝。大梅说：那还是馋嘴了，还不好意思承认。我说行了行了，我馋嘴了，快去冲蛋花。大梅却突然想起鸡蛋在三天前都被她提到乡里的集上买了，鸡蛋钱给香兰交了学费。
“哎呀，可能没了，我去看看。”
大梅说着，就光着瘦瘦的身子到床下的米缸里摸了又摸，呲着黄牙笑起来：
“你真有口福。还有一个。”
还纳闷：“怎么又冒出了一个？”
大梅用这仅有的一个鸡蛋给我冲了满满一碗蛋花，汤多蛋少；喝下去，肚子咕碌碌叫一阵儿，觉得好受多了，就拿一把雪亮的镰刀去田里割苞谷去了。我割了整整一天苞谷，累了就吸袋纸烟。在整个过程中，心里一直乱乱的，割破了两个手指。黄昏时分，我看到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慌慌张张地从路边驶了过来，骑自行车的是老明的儿子二伢，后面坐着老明。老明跳下自行车，对二伢说：
“快回去照应一下喽！别忘先封锁消息喽。说出去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子。”
二伢应了一声，就跳上自行车跑掉了。老明一瘸一拐地跑过来，一边嚷着：
“光辉啊光辉，大事不好了呀，你那个相好带着一个孩子从山东来了，正在我家哭哩！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割苞谷，你好么自私自利。”
我一听头嗡地一下大起来，差点儿没晕过去。老明如此这般地对我述说一番，仍忘不了开我的玩笑：
“啊呀她生的好俊。那男娃铁像你，我敢打保票是你的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一下子六神无主了：这可咋好，这可咋好。我近乎哀求地说：
“老明，先别开玩笑了，快帮我想想法子吧。这可咋好。”
老明说：“见见面。事情过去好多年了，不会有人说什么的。嗯，她娘俩大老远的来了，你能说不见？除非你良心让狗吃了！”
老明一边说一边又在地上画起了圈儿：
“嗯，娘儿俩好可怜人。嗯，那个小孩怪讨人喜，见了我‘大大、大大’叫个不停。”
我抱着头想了半天，最后态度坚决地吐了一句话：
“去它奶奶，不见。”我就是这么个东西。
老明当胸给了我一拳头。
听起来好像我这人有多么虚伪，但我是打心眼儿里不想再见到她——我不想继续过去的错误了，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人啊，就这么回事儿，凑合着活下去就行了。什么情呀，爱呀，全它妈假的。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可兰妮不那么想。她收到那封信以后哭昏了，从此大病了一场。后来她的病好了却什么也做不下去了，脑子里布满了我们两人在一起时的各种画面。她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盼来这么个结果，这还真不如永远没有结果的好。兰妮默默地过了些日子，就决定带着小亮到四川来一趟了，一是让小亮知道自己确实有我这么个爸爸，如今，他的爸爸害病死了，以后就再也别缠着她要爸爸了；二来要到我的坟上哭诉一番，说说她这些年来都吃了哪些苦处，从此彻底埋葬这段情缘。她取出了多年的积蓄，又找二蛋借了些钱，就到四川来了。听说有些地方治安不太好，歹徒在车上抢劫的事儿不少，也不知道他们娘儿俩是怎么过来的。从山东到四川Ｂ县太远呵，要坐十几天火车，途经济南、泰安、济宁、郑州、焦枝、襄樊、襄渝等地，大大小小百十个站，然后才能到达Ｂ县，到达Ｂ县后还要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坐完了长途汽车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这才能到我们的村子。我就在这么个地方活着，在深深的大山的褶皱，在塌陷的大盆地，我像一只耗子在洞里蠕动着，这是我的命。
兰妮到来的消息哪能封锁得住。村里人从东头放个屁能打到西头去，更别说来了个这么漂亮的外地女人了。她和小亮在老明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在村里传遍了，这件事立刻轰动了整个村子。对我们村来说，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呵。村长老明的家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目睹一下兰妮的风采。二伢子只好手持一根木棍子把住门，谁也不让进。最后还和一个小孩打起来，一棍子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我娘和大梅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娘倚着门框，很费力气地啃着一穗烧熟了的嫩苞谷，嘴里唠叨着：
“要不得呵，要不得呵。”
大梅一言不发地拉着风箱做早饭，眼里含满了泪水。她心眼儿不错，只是老实得不会说什么话。香菊早就退学了，这孩子智力不太好，有点儿呆，整天只懂得忙活路。她拿了穗熟苞谷就满腹心事地到田里去了；香兰在五十里外的联中读书，平日里住校，只在星期天才回家一趟。
头天晚上，老明安顿好兰妮母子，悄悄溜出家，召集村干部专门开了个紧急会议，老明把意思一一传达给大伙儿，说：
“啊，这可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光辉态度很坚决，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光辉是个好同志。他是从思想上端正了，思想上端正了作风上还能不端正？我看这一点比起咱们某些村干部还强哩！去年，咱们就有那么一位村干部……谁我不说了，大伙都知道，不是让人家……”
人堆里立即有了骚动，被说的那位村干部早脸红了，抗议道：
“老明，有事说事，你扯哪去啦你？”
老明说：“好好好。不过哪，人家娘儿俩个大老远的从山东来了，还给咱捎来一条山东产的八喜牌香烟，就是今天会上大伙抽的这个烟，嗯，味好着，听说这个烟贵的很。咱就得尽量打发人家高高兴兴回家去。我看就让光辉和她见个面，不见面她恐怕不高兴……”
大家立即响应：
“见面见面。”
“哪能不见面。”
人堆里就又骚动起来。
老明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不过呢——静一静静一静，我说完了你再说——不过呢，现在有点小问题，上次咱证明过李光辉已病故……这也倒好说，关键是狗日的光辉不想见，你说这可怎么办……”
顿时，七八个村干部七嘴八舌，又好一阵骚动。
这个会足足开到下半夜，抽完了半条八喜烟。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才出了结果：
这桩事对大人孩子要保密。先让李光辉躲一躲。连夜在村头建一座假坟，立个木头牌子，上面写上“李光辉之墓”的字样儿。
兰妮也忙乎了整整一个晚上，在为第二天的祭奠做准备：把在马坡就做好了的孝衣给小亮试了一遍又一遍；在自己的头上缠了个白布条；把买好的草纸用剪子剪小些，成了纸钱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老明的婆娘知道这件事是在做假，女人的同情心占据了她，差一点儿就要说出真相来，可一想起老明严肃的吩咐，也就强忍着收住了嘴。她看着兰妮那眼泪汪汪的认真样儿，竟奇怪地觉得李光辉这个人好像真的死去了，也跟着哭起来，一边帮着给小亮试起了孝衣。就这样一家人折腾了整整一夜。
那一天也怪，天本来晴得好好的，老明带着兰妮母子一出门，噼哩叭啦下起了一阵毛毛雨，老明就让二伢拿了一把旧雨伞给兰妮撑着，兰妮看了看，推开了；二伢就把伞撑在小亮头上去，小亮看了看，也推开了。他们一出村子，身后就跟了长长的一溜人，那些人是看热闹的，有的还忍不住偷偷地乐。老明说：
“去去，走开。”
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老明的婆娘紧紧地挽着兰妮的右胳膊，穿着孝衣的小亮扯着妈妈的左胳膊，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不一会儿，那座伫立在田野里的新坟在视野中出现了。
兰妮看到了坟上的那个木牌牌，禁不住悲从中来，紧跑几步，扑上去哇哇地大哭起来。
“光辉，噢，光辉，你咋不等等我呀光辉，呜呜呜呜呜呜呜……”
小亮跪在坟前跟着哭：
“爸爸爸爸，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兰妮哭道：
“光辉呀光辉，你好没良心啊，那一年你一走就再没信了，你一走我就怀了亮亮啊，镇上的流氓半夜三更来敲门，多亏了干娘才把他们吓唬走了啊，呜呜呜呜……”
“光辉你听着，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亮亮过的啊，亮亮挨了打也不肯说，那些小孩往死里打咱亮亮，咱亮亮到塘里洗洗鼻子上的血才敢回家，他对谁都不敢说呀，呜呜呜呜……”
听了妈妈哭的这些内容，小亮哭得更厉害了：
“爸爸爸爸，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兰妮哭着，说着，就把那些纸钱点着了烧，烧完了纸钱，又把一个白包裹慢慢地解开，取出了王衣婆做的那些衣服、鞋子和帽子，一件件地烧起来。
“光辉，这些衣服都是干娘给你做的呀，她临死了还牵挂着你呀，呜呜，你活着没福气穿上它你就到那边去穿上它吧，呜呜呜呜呜……”
兰妮烧完了衣服，就开始扒起了坟上湿乎乎的鲜土。
老明的婆娘立在一旁，早已哭得泣不成声了；紧接着老明也嚎啕大哭起来。老明一哭，那些围观的人也跟着哭起来，一时间哭声震天，惊得田野里的麻雀在天上四处乱飞。兰妮扒着坟上的土，把人们的心都扒碎了。
最先醒过来的是老明，他实在忍不住了，揩了揩眼里的泪水，禁不住哭着大叫了一声：
“大妹子，你别再扒了，呜呜，光辉他没死。呜呜。”
就这样，当天晚上，在老明的安排下，我和兰妮在老明的家里又见了面。这时候我已了解了她的情况了，我已多年没流过眼泪，我怀疑我过早地衰老了，已经不会再流眼泪了，可我在那天晚上见了兰妮和小亮后还是流了眼泪，断断续续地流了一夜。令我惊讶的是，兰妮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看起来还像当年那样年轻，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她还是那个在河滩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姑娘。而我却老得没有牙了。我们俩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说着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片雪地，那个圆圆的小糖饼儿，还说起了那辆手扶拖拉机；甚至还说起了那个心地善良的乔刚。往事在兰妮的记忆里是那么清晰，而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片混沌，靠她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才能生动起来。小亮就睡在我们的身旁，他好看的小脸上还挂着一滴亮晶晶的眼泪。我们说着说着，天就亮了。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和大梅到乡里办理了离婚手续，是离婚不离家的那种。她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不过我们已不再是夫妻了。
兰妮在四川住了些日子后，就带着小亮回马坡了。
她回马坡是处理一下善后的事情：把她的裁缝铺卖了，挪到四川来办；还有户口，还有小亮的转学手续等等。我们约好了中秋节那天在四川团聚，然后就正式结婚，从此平平安安地过好下半辈子。
我焦急地盼着这个美好的计划尽早变成现实。每天都掐着指头算着她娘儿俩的归期。
眼看着中秋节过去了，他们没有如约到来，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急坏了。我的心已被她们娘儿俩带走了，眼前老是晃动着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兰妮那娇美的面容和小亮那忽闪忽闪的黑色眼珠。难道这些都是我的幻觉吗？不然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我像个没了魂的人，在村子里来回游荡，谁问我话我也不回答，连村长老明问我话我都懒得理睬。
现在，我后悔没有和他们娘儿俩一道回马坡。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四个月了，他们还是没有什么消息。
2010年8月20日改定（原载《浮玉》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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