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岁月风云（1）

　　江青经常来厂，对演员形象提出自己的意见，光演员就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摄制组每一项准备工作，江青都要看，作指示，服装、色彩，甚至化妆、头饰等，都要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剧中的女演员的服装是广东渔民的特色服装，在大襟上要补上两块补丁，表示很穷。江青亲自指点“这个地方应该用黄色，那个地方要用绿色”等。讨论《南海长城》剧本时，江青为突出一号人物区英才的英雄气概，设计出区英才在悬崖上搏斗的情节，于是让主角咬着匕首跳崖，追捕海匪。一九六五年冬，《南海长城》摄制组拍完全部外景回到北京，随即接到厂部通知，严寄洲带着全部的外景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查。江青提出让主创人员到上海来，一块谈谈。她提出的摄制组里相关人员名单，除了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黑线人物和演反面人物的演员不参加外，其他全部是正面人物。导演严寄洲很纳闷，“为什么演反面人物就不能参加呢？演了反角，就成了坏人啦？”（此事《红色往事》中有段有趣的记录：一行人到达上海，在会议室见到了江青。江青先是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

　　李文化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果然，江青劈头就说：“样片我看了，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同大家商量。这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话剧，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我让你们拍成'大江东去'，你们却拍成了'小桥流水'。”李文化在旁边一直战战兢兢，没想到江青还是开口就否定了他的拍摄。但还没有完，江青接着说：“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严寄洲勉强说：“王蓓不合适，可是演阿螺的女演员实在难找呀。”这时，时任上海市市委文教副书记的张春桥插了一句，“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 严寄洲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严寄洲面前，把双腿一并，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说着她表演似的对着导演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

　　严寄洲被窝在沙发里，一时傻了眼，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现场一片尴尬。可是后来严寄洲说：“有人说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的'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着名摄影师李文化拍得很有气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后来当事人李文化指出：我在这要说明一下，上海开会，我根本没有参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不知情，不该问的我也不愿去问，一直蒙在鼓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从网上资料中，才得知我当时被江青列为“黑线人物”，没有资格参加。开会现场的一切，我是听传达知道的。我证实导演严寄洲的话是事实。据传达，我也从没被江青指责把她要求的“大江东去”拍成“小桥流水”。要真是这样，那还了得！我还清楚记得，当时传达江青的指示，江青审看样片后，对导演、摄影师和样片完全是肯定的。

　　所有听传达的人都很振奋！我比别人当然更高兴，因为这是对我和导演工作的肯定。还说我吓得“战战兢兢”，我压根就不在场，何来“战战兢兢”？故事编得太离谱了。我当时思想很清楚，不管别人说什么，编我什么故事，我的身份很明确，就是“一名电影摄影师”。用我则来，不用则走。领导叫拍什么就拍什么，并全心全意拍好。《南海长城》这部电影的命运足够坎坷，在江青的过问下，本来很快就可以杀青的电影，被人为夭折。十二年后公映时，此《南海长城》已经不是彼《南海长城》了。不管怎么说，片子虽然夭折了，李文化却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至少没有在这暴风雨中被打倒。这段时间里面，侯刚做着自己的工作，平常写写文章，管教家中的孩子，生活很是平静。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八一制片厂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反派也去那里揪斗走资派，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而《南海长城》的拍摄，也自然中途夭折。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文化又被调去拍摄革命样板戏--《海港》《红色娘子军》《草原儿女》等影片，上级要求他改编拍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于是他选择了着名作家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队》，并将它改编为电影《侦察兵》！在这部影片中，李文化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摄，然而他却很有信心，付出的努力也更加多了起来。他到山东省深入老区的部队，到战士中去，和作者讨论，从而成功编写了一部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得到了当时领导的认可，于是他将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拍摄中。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抢时间，李文化到西山去拍外景，第一天高效地拍摄了十多个镜头，但因过度疲劳，在返回途中，竟然出了车祸。李文化撞车的时候，侯刚正在广播局宿舍，一大早传达室就让她去接电话。

　　侯刚心惊肉跳地拿起电话来，就听见里面不对味了，丈夫的声音很是虚弱，说他撞车了。侯刚当即三魂没了两魂，连忙向北京电影制片厂跑，刚进了院子，就听见里面议论纷纷，“唉，你听说没？李文化导演撞车了……”侯刚跌跌撞撞地跑进宿舍，就看见李文化满头缠着白纱布，浑身都是绷带。侯刚不知所措，连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丈夫精神还好，就是头、嘴、手臂全都划伤了，一件新衣服鲜血淋漓的，就好像刚从战场上负伤下来一般。李文化忍着痛配合医生将伤口包扎好，渡过了危险的一关，又投入到拍摄中去了。经历了极端曲折的拍摄过程，剧组终于完成了拍摄工作，影片得到了周总理和专家的肯定。这部片子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故事片。“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深入地展开着，侯刚忽然发现，一出门满街都是大字报，到处都有红卫兵来回折腾。

　　大字报倒也罢了，这帮年轻人有很多甚至还是孩子，他们不去上学，不去读书，整天在大街上贴标语，这算什么话？报社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办公室周围的墙上贴满了矛头指向报社领导的大字报，广播、电视、报纸宣传铺天盖地。单位由个人自由组成了战斗队，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报社的社长很有文人气质，一副金丝眼镜使得他看上去总是文质彬彬的，偶尔一抹儒雅的笑容，异常引人。就是这样一个谦和的人，现在也成为了斗争的对象，大字报就不用说了，一个平常见人就微笑的人，现在也变得愁眉苦脸。在那个成分决定命运的年代，侯刚一家再次被卷入了命运的洪流中。面对着越来越失去理智的人们，侯刚一家人提心吊胆的。侯刚被遗忘的父亲又重新被翻了出来，成为凝聚在侯刚心中的梦魇。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有人会去听，会去相信，若是一旦有人想起侯刚还有一个在台湾的父亲，等待这个家庭的就是支离破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