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寿命完全可以延续到二百岁，但因人生之路过于坎坷，终日为生计操劳奔波，耗尽能量、绞尽脑汁，致使上帝预支给每个人的寿命大大缩短，也就理所当然地缩短了走向天堂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已是一个“早夭者”，干嘛还要自己亲手来了断这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内心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若想做一个时光中的自由人当然并非易事，首要的问题是要拥有一个坚固的心灵城堡。即你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哪些东西是你要丢弃永远也不会重视的。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可以战胜外来和自身的障碍，最终达到一个刀枪不入的境地，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摆脱了蒙昧、并且不断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智者。
我常常想：一个人内心的容量究竟有多大？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优秀人物能够承载那么多的磨难而没有就地倒下？他们是如何寻找到精神支撑点的？著名的例子可太多了，如大家所熟知的像一生都在战斗的鲁迅先生，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荷兰画家梵高，法国思想家卢梭，等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在整整一生里遭遇了难以计数的坎坷、贫困、疾病、恶毒的攻讦和明枪暗箭，颠沛流离，甚至最终客死异乡，但却无一例外地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他们在非正常的恶劣环境里创造的一切至今无法超越和不可替代，这真是人类的奇迹。
政治家的例子就更多，远的不说，单就南非原总统曼德拉来说就是又一个人间奇迹——一个在充满血腥气味的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二十八年岁月的人出狱后仍然葆有一份健康的心态，并且在晚年担任了总统，使南非黑人民族获得了自由与平等，尤其可贵的是他平日里为人极其的和蔼可亲，平民意识很浓，风趣幽默。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英雄，远不像我们生活中的某一种人，刚刚当上个科长什么的就开始摆谱拿架，说话打着官腔，好像手里掌管着核按钮。在这样的人面前你必得小心翼翼，千万不能得罪了他，不然说不定到了哪个关口，他就会利用手中的那点可怜的权力难为你一下，让你的灵魂“出一点血”。这自然是题外话，我还要在后面的篇章里详细谈。此外，伟大的学者马克思一生被贫穷所困，哲学家尼采一生被疾病所困，却都开创了一代学说。写出了洋洋百万字不朽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三十多岁即闭门谢客，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了，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是怎样修筑内心，比如如何排遣了寂寞之苦？而我们常常因为某个夜晚停电没能看上电视就会叫哭连天甚至大发雷霆。
商人或曰富豪群落里也有大境界之人，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即是一个。李先生无疑是挣钱挣出了境界和品格。我读到过关于他这样一则小故事：一次，他从车子里出来，在弯腰时从上衣口袋里滑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硬币落到地面上后朝前滚动，他即去捡，这时，一位门卫慌忙替他拾起了那枚硬币，吹吹硬币上的灰尘交给了眼前的这位大富翁。李先生向门卫道过谢，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百元钞票算是对门卫的报酬。事后有人问他怎么会捡了区区一元钱而实际却失去了一百元钱，岂不是捡起西瓜丢了芝麻？李先生淡淡一笑，说一元钱丢了纯属浪费，而那一百元是门卫应得的报酬。在这里，他把金钱已经由一个数字的概念升华了，升华到了一个精神领域。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元钱，感受到这位著名企业家的务实品质和悲悯情怀。
1996年5月23日，世纪贼王张子强绑架了李嘉诚先生的长子李泽钜，然后对李先生大肆敲诈，一开口就要二十亿现金，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并未惊讶，而是表现出了一个超人在非常时态下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制，这大大出乎张子强一伙强盗的预料，超人就是超人，他的大度，他的人格魅力，竟使强盗们在一瞬间里爱上了这个老头，就忍不住退了一步：“那就不少于十个亿吧？”在强盗的法则里，除了残忍与掠夺还有什么？但他们却在一颗宁静的大心面前层怯阵了，被平静的力量击垮了。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舍命要得到的东西原本在别人眼里是被轻蔑之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所以泥团筑就的心灵顿成一盘散沙。
——人们会说，二十个亿的数字对一个世界级的巨富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这个例子并不典型。但是，我要说，难道我们的生活里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人还少吗？而有了钱的暴发户同时又是著名的吝啬鬼的人就更多啊。
有两条理由自杀
一个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承受力越强，活得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里，我有意识地避开了“成功”这两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字眼。在我看来，在某项领域里取得成功的人士并不意味着他就活得好了，在世俗的眼里，有了荣耀、金钱与名声就活得好了；门庭若市，前呼后拥，终日饭局不断即是一种幸福景象，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人的烦恼一点也不比普通人少，他们的负荷甚至比平民百姓更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够辉煌吧？一生中参加的酒会和热闹的场面够多吧？但他们往往绯闻频频，官司缠身，情变不断，有的甚至狼狈不堪，依靠了酒精的麻醉度日，还有的终没能摆脱绝望的困扰，走上了自杀之路。真是不可想象，对于一个美好的生命而言，自杀竟成了最后的一条出路，多么令人遗憾。
说来话长，我曾经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过自杀现象，床头上摆满了有关资料，惹得我妻子很是为我担惊受怕，用一种异样目光看着我，并且开始小心翼翼地侦察我的行踪。直到有一天我受不了了，对她说“放心，只有两种理由能够让我自杀：一、科技发达了，人自杀后可以再活一次；二、难以忍受的病痛。”
情况明摆着，我们的科技目前还没有发达到能够让人体验死亡的程度，如果真有那样的一天，死亡将变成一种快乐的游戏定了。另一个情况是我目前身体健康，但我想假如身体真有了毛病恐怕又要急急忙忙去看医生了。为防万一，我还有意识地交了几位搞医的朋友，可见贪生到了何等程度。我虽贪生，但并不惧死，不赞成自杀只说明了我对待生命的一种准则。
你甚至因此有理由认定我永远成不了一个好作家，但我仍然对作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的自杀现象持“保留意见”。那些已经自杀的作家当然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却没有足够的耐力，内心的城堡不够坚固。海明威生前一直教导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但他结果还是用一杆猎枪打飞了自己的半个脑袋。三毛更甭提，她的所有的作品其实都在讲述一种活法，她开专栏教别人如何活，自己却也没能逃出中国传统的死亡方式，想来颇具讽刺意味，这让人们对他们的言论不得不打上一些折扣。当然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折扣，不会影响到作品本身的伟大与否。
临终前，她说：“请叫医生！”
就作家自杀现象而言，原因很多，但无一例外地与理想的破灭有着重要联系，如美国著名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因丈夫另有新欢于1963年2月9日自杀，自杀方式：煤气。她被人发现后身体尚且温热，手边留有一张字条“请叫医生！”可见在临终时刻她已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了，死神已经牢牢地抓住了她。她死时只有三十一岁。我曾看到普拉斯的一张遗照，忧郁、美丽。那位曾经背叛过她的丈夫英国著名诗人休斯则活了七十多岁，于1998年去逝。他写了一部披露与普拉斯情感纠葛的诗集在他死后得以出版并成为卖点。忏悔？怀念？我没有读到那部诗集，在此无权品头论足，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他以怎样的心情描述他与普拉斯的关系，也不管他们之间究竟谁对谁错，责任大小，普拉斯却再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当然也不能读到他美丽动人的诗篇了。如果她依然活着，是完全有资格写一部“不得不说的故事”出来的。
另一位英国天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自杀，自杀方式：溺水。时年五十八岁。原因：精神崩溃。一个写出了传世之作《海狼》、《到灯塔去》的世界重量级的作家，一个教导人们“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性情中人，却也会急切地选择了自杀的结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走到了精神崩溃之境？一个作家，应该什么都承受得了才是。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可见也与内心的脆弱有关。作家自杀显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将国外自杀的作家大致统计一下，会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杰克·伦敦、海明威、茨威格、川端康成、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三岛由纪夫。一支庞大的队伍前赴后继。
中国作家自杀的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自诗人屈原自沉汩罗江开始，中国作家的自杀人数平均一百年才出一位，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作家是不会选择自杀的，这大概与儒家的文化心理有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中国作家自杀大多出于政治原因，死得蛮有骨气。“文革”期间中国作家的自杀人数大大增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老舍、闻捷、傅雷等一批作家艺术家先后自杀。这大多也与儒家“士可死不可辱”的文化心理有关。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作家自杀的人数又形成一个小高潮，其中，某些人自杀的则及不光彩，如顾城先杀妻然后自杀，严重超越了道德规范和游戏规则。我的同龄人青年诗人海子也于十前年自杀，令我体味格外特别。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怀宁县乡村，1979年十五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生前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海子是个早慧诗人，他短短一生留下大量优美的诗篇，但却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二十五岁。——太可惜了！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会写出多少好作品啊。不写作也可以，做个普通人没什么不好，比如看看每天的太阳也是一条活下去的理由！作为海子的同龄人，我在他眼里无疑是又苟活了十多年，十多年里的痛苦和烦恼太多了，但新鲜的内容更多。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呢？同样如此。
奇怪的是，海子生前两位最好的朋友竟在不长时光里陆续死去，青年诗人骆一禾在完成整理海子遗作的出版事宜后距离海子自杀仅两个多月——于1989年5月31日因脑疾死去，青年散文家苇岸于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去逝，时年三十八岁。得知他们死去的消息时我都难过了几天，尽管我们并不相识，但我们毕竟在同一个时空里存在过，无缘相识乃是上帝的安排，不可强求。与海子不同的是，他们二位的死纯系出于无奈，也是上帝的安排。
关于作家自杀，我有一个观点：他们，有什么理由非要过早地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儿女，让宝贵的生命走向夭折？事后，时代和传媒也只能把焦点聚集到赞美他们的作品上，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去邀请一些领导要人参加一下，提高一下所谓规格，接下来发些怀念文章、出版他们的作品全集，等等，其结果是怎样呢？艺术家活着时难以出版的作品在商业炒作下成了抢手货，令书商们狠赚了一笔，却没有谁能够站出来对艺术家的生命负责！没有——包括上帝。为什么一些原本就很出色的作品必须要在作家死于非命之后才能引起注意和重视？海子、王小波、甚至顾城、戴厚英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们死了，同时他们的作品也跟着大大地火了一把。事实正是如此，某些浅薄的中国大众读者一边谈论着他们死亡事件，一边捧读他们的作品，用一种猎奇或偷窥的心理企图从他们的作品里找到一些可以对号入座的暗示性内容，天知道他们究竟从中获得了什么满足了什么。悲夫！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已匮乏到了什么程度，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家和评论家更是凤毛麟角，这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成了一些随大流或看热闹的人。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海子自杀后一些人在报刊上竟高声叫好，对其行为大加激赏。所谓“诗歌烈士”之说，正是在这样的叫好声中炮制出来的。行文至此，我回忆了一下，想起三毛死时，也有这样的叫好声，说她的死是“最完美的作品”云云。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即如此，何不亲自去死？
遗憾的是活着的艺术家没有因此觉醒，其中的许多人仍是那么固执，甚至于羡慕他们死后的“风光”。一些人可笑地宣称将步其后尘。他们不知道，一个艺术家的消失有多么可惜，他们的创造或许只不过是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并不一定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但严重的是，一个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一个顶好的人从大地上却永远地消失了，而世上的坏蛋、小人却仍然痛快地活着，他们对好人的死亡笑一笑，然后，毫不客气地跨入了新世纪。
写到这里，我要说：赶快觉醒吧。
据医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寿命完全可以延续到二百岁，但因人生之路过于坎坷，终日为生计操劳奔波、耗尽能量，绞尽脑汁，致使上帝预支给每个人的寿命大大缩短，也就理所当然地缩短了走向天堂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已是一个“早夭者”，干嘛还要自己亲手来了断这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脆弱的芦苇
或许，由于作家艺术家大都是一些感情色彩极重的群落，他们的脆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向，这话乍一听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一分析又觉得不完全对。其实，对同为大地上忙碌的生灵来说，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的话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人只是一棵芦苇，在自然界是最脆弱的；但那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要摧毁他，无须全宇宙都武装起来，一股气，一滴水，都能够致他于死命。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知道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却是对此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引自帕斯卡尔著作《思想录》）
下面我来说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
1996年的夏天，我正在创作一部叫作《野草莓》的长篇小说，由于刚刚购置了一台386型电脑，没有熟练掌握便匆匆上阵，致使电脑事故频出，有一次竟丢了5万字找不回来，把情况说给了一位朋友，他便很热心地帮忙，给我找来了一位“电脑专家”，他叫小C，二十来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个书生：腼腆，内向，真纯，瘦削的面孔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笑起来露一对白白的牙齿。他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语言表达有些罗嗦，似乎怕人听不懂他的意思，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认死理，爱争论，守信用，一急就脸红，表情固执地像个孩子——准确点说，他就是一个孩子，似乎永远也不会长大。这是我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渐渐发现的。说实在的，世俗生活中圆滑世故的人我已见得太多，所以很喜欢小C这种类型的人。“纯净得像个诗人。”我这样对人评价他。我一方面喜欢这样的人，又一边暗暗为他担忧：将来怎么办？心理状态总不能老停留在孩提时代吧？这注定他要遭受更多的伤害。但他绝对聪明，对电脑无师自通，达到了痴迷程度，水平足可以与专业人员相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小C帮了大忙——只要
我的电脑出现故障，一个电话即可把他叫来，有一次写至深夜，该死的电脑又坏了，而我恰在兴头上，急得抓耳挠腮。我一看表，已是凌晨一点，但忍了几忍，还是拨通了小C家的电话。他二话不说，慌忙从睡梦中爬起来，时至隆冬，他在寒冷的夜里等了半个多小时的车，赶了二十华里路到我家来。我握住他的手，感动得久久没有说话。那一晚他修好了电脑，我也再无心写作，与他彻夜长谈。他向我讲了许多：经历、工作、家庭、恋爱，等等，讲到动情处，小C哭了。黎明时分，他坚持回家，说一夜不归恐怕母亲会放心不下。通过交谈，我知道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看得出他很爱母亲。我只好骑车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仍在不停地说啊说，说了些什么大都忘却了，但那忧伤的语调至今犹在耳边回旋……
此后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我忙碌着，随着我对电脑技术的熟练掌握，与小C的来往少了些。有一次我在路边等车，偶然发现站牌上贴有一则广告，我看后哑然失笑。那原来是小C搞的，告知人们若遇到了电脑方面的难题，可在晚八点后给他打电话，他愿无偿提供咨询服务。
一个多么好的青年，却在1997年岁末的一个雪天悄悄地走了：像一根脆弱的芦苇从二十五层的高楼飘下，据说其状惨不忍睹。小C自杀的原因也是极其简单的，它只是源于一次几乎每个人都会遭遇的失恋和一些工作上的琐碎事。像歌德描绘的少年维特那样，一次情感带来的伤害竟是致命的，究竟值还是不值，旁观者是无从猜度当事者彼时彼刻的复杂内心和痛苦挣扎的，也许事情发展至此，唯有一死方可解脱。
小C的死曾一度给我带来极大震动，因为在他出事十天以前，他曾给我打电话约我谈谈，而我当时恰恰有一个为期一周的外地笔会要去参加，并且正在准备行装。我要他等我回来，小C听后自然是失望，说“那好，那好，一路顺风，一路顺风”。——这是他独特的对话方式，接着他挂了电话。然而他没有等我回来，他太急切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催命，我自外地归来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的噩耗。所有的懊悔与假设都已来得太迟，只能责怪上苍的安排和不公。试想，如果我没有那个出差任务，与小C谈谈他目前面临的困境，帮他解开心里的疙瘩，或许就不会有一场悲剧发生。因为他很信任我，我说的一些混账话他也觉得是有理的。但老天恰恰安排了那次外出，而我走后小C可能又遇到了别的精神刺激，这样，终于逼他到了绝路。现在说这些一切都晚了。小C死后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短文发表在晚报上，其中有一段话被一位下岗工人抄了下来又寄给了我，表示他从这段话里得到了鼓励，现摘录于此：
“我知道在变革的剧烈颠簸中人遭遇了什么只有自己清楚，生命到了某种关口死的理由更是很多，往往一个坎接一个坎。面对着泛滥的世俗浊流和某些贪婪可憎的嘴脸我能想象到小C的绝望。但是我要说，在一万个死的理由中如果有一个站不住脚，那么你就应该活下去，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要把你改变成何等的模样。”
时隔两年，曾经被当地人议论纷纷的小C自杀事件已不再被人提及。有人调侃说这是个什么都提前的时代（谓之以早退休、早生病、早恋和早泄），小C的死理所当然地被提前遗忘。可见自杀这件事除了给亲人朋友带来伤痛之外，已不再是永恒的界定。死亡本身已经被大大贬值和轻看。
我的好兄弟，你死了，地球仍在运转，生活仍在继续，人们依然欢乐与烦恼。不是么？
疯与死哪能个更可怕
说完了死，我们再来谈谈疯，这同样是一个与内心强度和心理差别有关的问题。
关于心理差别大小与否，早在两千年前孔子就有说法，他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认为人们先天的自然本性原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才造成诸如品德、才智、心理强度等的差异。他的学生颜回能闻一知十，端木赐只能闻一知二，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人，他认为人们的性格不同，大致区分为狂、狷、中行三种类型。八十年代中期，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出版了他的《性格组合论》，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提出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主要针对“文革”中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和“高大全”那一整套机械观念的。他认为“人具有二重性：一是受动性，一是能动性”，即人一方面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实践去超越这种制约，实现对客观环境的能动改造。而后一种特性，恰恰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
无论孔子还是刘再复，都没有明确地涉及疯狂，大概以为那是一种疾病，已超出了人性边界。
在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发疯行为的：（一）精神受到刺激而发生精神病的症状；（二）比喻做事出于常情之外。
何谓常情之外？太笼统。希特勒在二战中的行为算不算超出“常情之外”？显然是，但至少目前人们还没有把这个战争恶魔定论为精神病患者。还有“文革”中人们对领袖的疯狂崇拜，是否也与大脑出了毛病有关呢？但大家都是好好的人，忙着“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人说疯狂与愚昧有关，也不绝对。比如哲学家尼采疯了，你就不能说他是愚昧，是弱智。由此可见，精神疾病与内心的承受能力大有关系，同样的一件事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反映是不一样的，承受能力强的人能够顺利度过人生的各种坎坷与挫折，经受住了上帝对人的各种考验，反之，则会有另外一些脆弱的心灵被苦难击垮，精神世界陷入一个混沌无序的状态，大脑出现幻觉、幻听、幻视、以及失去记忆等等，这样的状态严重下去，就成了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病患者了。
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去过一家精神病院，那儿发生的一个细节至今难忘：在一个集中着众多精神失常者活动的院子里，一个面孔严肃的病人在一本正经地伸长了两手朝空中乱抓，累得满头大汗，但他乐此不疲，身体一次又一次地腾跃，脱离地面，我忍不住走上前去，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他嘴里嘟哝着：“云彩，好看……云彩，好看！”我抬头望了一眼，果然见天空有一片雪白的云朵正自由游弋，仿佛唾手可得。据医生介绍说这个人曾经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因在一次投资中受骗，致使职工们近百万元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他自觉责任重大，遭受严重打击，竟在突然的一天神经失常，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一个拥有近千名职工的厂长，曾经在各种会议上教育别人要怎样怎样的管理者，突然在一夜间成了一个神经错乱、失去记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病人，这一巨大蜕变放在谁身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悲剧。
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对待一个美好的生命，除了魔鬼之外，谁能下得了手？
据说，眼下有精神障碍的人多起来，在全国各大城市，平均二十个人中即有一位，如性格缺陷、自恋癖、忧郁症等等，在我接触的人当中，除个别官迷财迷之外，有上述精神疾病的人不多。但我想，官迷心窍了也是可以疯狂的，财迷心窍了会变成吝啬鬼，甚至会起了贪盗之心，都是有可能成为精神病院中的一员。
——如果大家都疯狂了，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有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疯比死更可怕。仔细一想，真觉得很可怕。
心比脸重要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在反复强调四个字：防范意识。——在任何一个时刻，防范意识尤其是心理防范意识都至关重要，这是你能否活得好的一个提前。只有你把内心的城堡修得坚不可摧，拥有了化解痛苦与烦恼的能力，才能谈到其它。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伤害与被伤害的事件发生，使自己的生命质量提高到一个诗意的层面上来。试想，当坏人和恶人的枪弹突然袭来，而你竟还懵懂不知所措，既无对策也无良计，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受伤这一条路了。
你受了伤，承受伤痛的只能是你一个人，即便你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全权分担，非但如此，而且你还极有可能累及你的亲人，不为别的，因为这就是生命的独特之处。南方发大水还可以分洪抢险，但心灵的伤害不能。如人生病，谁能分担或替代？所以就有了“甘苦寸心知”之类的说法。
关于心理素质与承受能量，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尽可能站在一个智者的高度看待身边发生的事物，不一惊一乍，认为凡存在的即是合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想到我们出生的偶然性，一想到百年之后眼前的一切都将化为一片乌有，还有什么看不惯的？此时仰望苍天，心胸当有清风注入，豁然开朗。
（二）、培养蔑视物质的能力。古人不是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吗！
我偏不过分看重这些，在生活中慷慨大方，不做吝啬之人，这样你就能减少许多关于金钱与得失的烦恼。
（三）、不过分在乎别人对于你如何评价。所谓“人言可畏”之说该是老皇历了，他人表扬也罢，批评也罢，都很难说中要害。如我们的生活里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刚刚还在大受赞扬的某个人物不久便成了囚犯，而我们还在十分滑稽学习他的“事迹”，并因此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尽早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有你自己清楚，你不是商品，没必要依靠别人的评估把自己推销出去，更无必要依靠他人的评价来做精神的支撑。
（四）、遇到重大挫折时，要有一点无伤原则的“玩世”心态，哪怕你曾经最亲近的人都疏远了你，也不要惊讶。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是人性使然。若死死抱着对他人的期望值不放，你只有自杀了。
（五）、做一个善于觉悟者。不断地读书和接收新事物，进而不断地修筑好自己的心灵城堡。能伸能屈，不放过体验生命和自我反省过失的机会。
（六）、乐于助人。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认为回报是不正常的，以此种超然的心态体验超然的乐趣。
最后我要讲一则有关得失的故事。
在俄罗斯，有一位很美丽的妇人，她大半生的时光都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后来被获准到彼得堡与丈夫团聚，妇人的丈夫一直都在彼得堡工作。她便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彼得堡，可刚一走出车站，却发现她的钱包被盗，而那是她整整半生的积蓄。她一下子懵了，险些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怎么向丈夫交待这件事啊，因为她早就和丈夫计划好要用这笔钱在彼得堡开一个美容店。她急得想哭出来，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她想：事已至此，哭泣已无济于事，那样会让她美丽的脸迅速衰老，而钱毕竟是身外之物，还可以再挣回来的。她想透了这一点，便微笑着朝来迎接她的丈夫很从容地走去。
事实正是这样，妇人丢了一笔巨款，由于采取了非常及时的心理转化措施，她保住了一张美丽的脸。以后在彼得堡，她靠借款开了一家美容店，而她那张美丽的脸成了最好的美容广告，使她的美容店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
的确，在她看来，一张因遭受打击而突然衰老的脸是永远无法修复的，所以它比金钱重要。
——而我要说，拥有一颗完整的心灵也是如此，它比一张美丽的脸要重要得多。
199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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