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全国高考时间为6月7日、8日两天。
高考上午9点开始，按往常，这时正是儿子呼呼大睡的时刻，倒时差成了一个问题。6月5日晚晏紫打电话让我6日早上回家，想方设法把儿子“闹”起床来，否则，7日早上的考场上儿子的脑袋会成糨糊。
7日早上首场考语文。
6日早上我赶回家，儿子自然还在床上。我叫醒他，让他马上开电脑帮我发个电子邮件。儿子昏昏然说你不是会发吗。我说我发过一次，失败了，操作有问题，你帮个忙，编辑部急等发稿，不然我不会这么早从医院跑回来。儿子糊里糊涂的也没细想，千般不愿地爬起来，坐在床边摇头醒脑。
神了，一开电脑，儿子就来劲了，眼睛渐渐贼亮起来。
儿子给《小说月报原创版》发去我的一部小说的电子稿，完了又要睡。我说你还睡呀，明天就高考了！白天睡了晚上没瞌睡，第二天一早又想睡，你昏头昏脑烤太阳啊！
儿子经我这一闹，睡意渐无。
完了，我得意地返回医院。
其实儿子的压力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只是努力掩饰从来不说。晏紫告诉我，这些天他每天拼命地挤脸上的小凸点小痘痘，以此释放压力。儿子不会不明白高考对他意味着什么，中戏伸手可及，离梦想一步之遥，一旦失误，按他的个性，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为了减压，儿子6日那天看了四部电影，影院一部，电脑上三部，白天在外面游荡了一天。就这样还不行，他罕见的显出不自信来，中午饭时，他烦躁地掀碗摔筷，对晏紫说，你们别指望我了，我320分绝对考不了！
320分是我们打了保险系数的要求分。
晏紫这时表现了难得的智慧和冷静，她柔和而坚定地说：“修远，你是最优秀的，谁不知道你优秀？小学、初中你优秀得像神话。向老师说，给你补一节外语课，别的学生得补一个月。补数学的老师对我说，班上要是多有几个像徐修远这样一拨就通一点就懂的学生就好了。妈妈相信你。退一万步，你要是真考砸了，我们把房子卖了，送你去国外上学！”
一席话，进有理，退有据，儿子平静些了。
6日下午是考生和家长提前看考场的时间，晏紫让儿子同去，儿子不去，不知是懒得去还是害怕去，饭后又躺到床上。
晏紫只好独自一人去看考场。晏紫后来对我说，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一想到睡在床上的儿子，她的眼泪就哗哗地流，忍不住拨打向老师的电话，向她诉说她的忧伤。
6日晚晏紫一夜没睡。儿子是12点上的床，凌晨2点晏紫推门去看，儿子睡不着，在床上翻动。4点又去看，儿子还在翻。他也几乎一夜没睡。
6月8日下午，高考结束了。
6月8日下午5点，我差不多是和儿子一起进的家门，他从考场归来，我从医院回家。这是我计算好了的。
儿子不愿对我们说任何考试情况，我们也不问。
这年，湖北省的作文试题是“站在_______的门口”，横线上的内容由考生自由填写。我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试题，写作空间大，每个考生都可下笔都有话可说，但要写出深度，有难度。
晚饭桌上，儿子沉着地吃饭，表情已不似考前那样凝重了。我问他，你的作文写的什么？站在什么的门口？儿子低头吃饭不看我，停顿了一下，低声回道：“站在苦难的门口。”我心咯噔了一下。这我没料到。我曾为考生们设想过站在许多许多的门口，就没想到过站在“苦难”的门口。在我的意识和认知中，90后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苦难？即便有人确已身在苦难之中确有苦难的感觉，也只是感性的朦胧的，难以升华出理性的苦难意识，这是既需要经历又需要思想的。我为儿子想的较多的是他可能会写“站在中戏的门口”。实话，当时听说后我内心是惊喜的。我说，这个题目好，能写出深度，会超越很多作文。儿子也有点忍不住得意了，说，我的字要是写得再好些，这篇作文可以得满分。
儿子不对我说写的什么苦难，我也不问。不用问，能写它已经足够了。
我说关于“苦难”
“苦难”与“灾难”近义但非同义。“灾难”是一种客观事实，“苦难”则是主客观的混合体，里面加入了人的情感和思维因素，有微妙的差异。
谁都不希望苦难，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但它并不因为你不希望它就不存在，就不生成，预期、预感、不期而至和猝然来临都是可能的。所以就有了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于是就变成先进人类常有的一种精英思想。
说到底，忧患意识就是苦难意识，它们之间是可以同义置换的。
西藏作家马丽华在一篇《渴望苦难》的散文中这样写道：“事实上，人类的苦难何止于天灾，还有人祸；何止于人祸，还有个人难以言状的不幸。尤其是个人不幸，即使在未来高度发达了的理想社会里，也是忠实地伴随着人生。”“幸福未曾使我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警醒。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我必将第一百零一次地选择苦难。”
这样绝决的“渴望”和“选择”，常人无法理解，其实质是一位作家对苦难进行的宏观思考，有哲学思辨的色彩，强调作家的使命感，“倾心注目于人类的大苦难”，实现于苦难之上的精神飞跃。
对进入新世纪的作家，这样的思考还有另一种“警醒”：不要被GDP甜蜜的数字催眠了。
另外有一个叫王涛的80后男孩，则是直接用行动走进了哲学。在经历了长久颓废而混乱的青春生活后，他决定用苦难惩罚自己同时也是拯救自己。他“选择”的苦难是去坐牢。“我对自己失望透了，我讨厌我的生活，讨厌欺骗，对父母的内疚天天纠缠着我，我却无法自拔，我应该遭到惩罚，惩罚才能让我赎罪。找出各种借口要钱（找父母），天天浪费生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切断过去的生活，惩罚自己，强制性地改变自己。”
王涛“不能承受”的，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轻”，有万千之重。
为了够得上坐牢，他决定抢银行。“抢银行是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有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空洞”之“轻”！
关进看守所后，王涛还担心马上把他放出去了，作者申赋渔在文章中写道：“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来的轨迹，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
“虽然这样，我不后悔，我想在里面补上人生的一课。”王涛说。
在监狱里补人生的课——人生荒谬如斯，青春荒谬如斯。可又不能不说，王涛的行动既是罪恶的也是哲学的，用牢狱之苦改变自己的想法是愚蠢的也是智慧的，虽然他还未能像马丽华那样自觉地形成“苦难意识”，未能意识到自己至少拥有了一种精英思维。
还想说一个人，歌手窦唯。和王菲离婚后，他经历了马丽华所说的“个人难以言状的不幸”。2010年接受凤凰卫视的一次电视采访时他说：不能忘记苦难，“不管你是几零后”。天灾人祸时时发生，天灾不说了，人祸，人这种高级动物制造的灾难，远大于天灾。人没有安全感。以后的事很难说，总之要做好迎接和面对苦难的准备。
“不管你是几零后”，说得多好，这是我见到的艺人访谈中最没有娱乐性的一次。
“站在苦难的门口”，写得多好，这是我见到的儿子作文命题立意中最见深度的一次。
人类脱离原始社会后就开始了对“苦难”丰富而深广的哲学思辨，从未停止也永远不会停止；对“灾难”则限于描述，抑或将之转换成苦难认识之后，再进行探索反思，譬如地球变暖，旱灾洪灾泥石流，环境污染生物灭绝，再譬如人类对人类、人类对动植物类实施的无数暴行。有意无意弱化“苦难意识”的人群必无光明的前景。作家马丽华和歌手窦唯都说到了人祸，且人祸大于天灾。战争、杀戮、饥馑、食品疫情、核泄漏、种族灭绝乃至于生物灭绝之于人类，都不是天灾。中国几千万个因为孩子而变成的苦难家庭，以及被不合情理的教育累及的若干亿人口都变成不幸的个人，也不是天灾。仅从这一层面看，哪怕我们幸福得发晕，哪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盛世狂欢，都不能掩盖我们这个民族时刻“站在苦难的门口”这一现实，任何力量也不能遮蔽这一现实。
记住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的话：病轻初始易治难识，病重时易识难治。
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还读到过一篇文章，一位日本首相的专机飞临日本首都的上空，这位首相俯看下面异彩纷呈华光四射一片灯海的夜东京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一片虚假的繁荣！”
一个被海水四面包围的战败的岛国，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无数次见诸报端的中日夏令营冬令营中日孩子的生存较量落败的总是中国孩子，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2010年以中国为假想敌，以占领或夺回钓鱼岛为目标的美日预备性实战演习，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100多年来这个多次“登陆”、“上岸”又被打回岛上的国家，又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每一位首相都能发出“一片虚假的繁荣”这样的感叹，并敢于将这声感叹昭示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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