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在花灯牧场中学毕业。在过完年后的春季，我接阿爸的班，正式转成红色的户口本，进入旗歌舞团。我正式成了旗镇人。我没有成为当年羡慕的旗镇上的小流氓，而是当了旗歌舞团的演员。我阿爸这么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杳无音信。我每天都在心里盼望着出现奇迹，可奇迹到现在还是没有出现。我能够顺利接班进入旗镇，也全靠拉西叔叔的照顾。拉西叔叔现在是旗歌舞团的革委会主任。
我被正式安排住进了阿爸的房间，也就是说单位正式把这套宿舍分配给了我。拉西叔叔说，就住在这里吧，你阿爸当活佛的时候，两岁半就住进了这套房子里，你看不见，我知道他会在这里保佑你。过几天给你安排一份具体工作，跳舞不行了，你年龄太大，骨头硬得像牤牛。拉西叔叔攥了一下我的左手腕，好像对我的身子骨还很满意。他说：你阿爸不在，就别学长调了，学件乐器吧，不行我来教你马头琴。
拉西叔叔是查干庙里的乐师出身，不但精通拉马头琴，还会作曲。他和阿爸刚进歌舞团的时候，干劲冲天，激情满怀。拉西叔叔曾精心对马头琴进行过改造，经过多次艰辛尝试，将牛皮蒙面的传统马头琴音箱，改为蟒皮蒙面，使马头琴的音域变得宽广开阔，声音的层次也丰富多彩，被记者写表扬文章，登上《内蒙古日报》蒙文版。
现在旗镇里不搞批斗会了，歌舞团又开始正规排练、演出。拉西叔叔被任命为歌舞团的革委会主任，花达玛说主任就是从前的团长，就像阿爸从前把查干庙里的喇嘛拉回歌舞团一样，他把歌舞团因为挨批斗、打内人党而离开的演员，只要还活着的，几乎都从草原各个角落找了回来。
拉西叔叔现在领导歌舞团，有权利，也有精力，就对马头琴又进行了一次改造，把蟒皮面换成了梧桐木面。这次改造是逼迫的，当然主要还是他有兴趣。当歌舞团接受旗里的任务，要排练演出时，从库房里拿出来的马头琴，因蟒皮面受潮，声音都已经不准了。换成了梧桐木面，不但音色坚实、纯净，也不怕潮湿了。这事儿被马头琴厂的厂长知道了，他很推崇拉西叔叔的梧桐木面马头琴，于是就投入了生产。现在，草原上使用的马头琴几乎都是梧桐木面的了。这次没记者采访，拉西叔叔也不想张扬，如果记者写了表扬稿，可能都会发表在《内蒙古日报》汉文版上。
马头琴的演奏形式，从诞生起，一片草地，一种方法，都依演奏者个人的习惯，没有统一标准，束缚了马头琴对各类乐曲的规范演奏。为改变这一状况，拉西叔叔曾设想，统一草原各地演奏法。现在有机会了，他就想多带几个徒弟，多出去演出，推广自己的演奏方法。
拉西叔叔走后，我把背包放在地上，在阿爸的房间里，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我的房间，无所适从地一圈一圈绕着炉子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知道是一种轻松，还是一种沉重，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悲苦。
这几年阿爸的房间就这么空着，歌舞团没安排别人进来住，一是对阿爸的敬重，二是阿爸从前毕竟是庙里的活佛，拉西叔叔也是喇嘛出身，他们心里明白活佛住过的房间，别人是不敢居住的。我看得出来，他们口头都把毛主席当成人间唯一的活佛，其实他们心灵里都有自己的活佛。
我离开这里几年，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多了一些尘埃。我还是照旧打扫卫生。
听见笑声，让在清静中流汗干活的我一惊。我抬头见正在被阳光晒化的冰，顺着窗玻璃往下流淌，模糊的玻璃上，一个模糊庞大的人头，双手贴在玻璃上往屋子里看，边看边笑，露出一口白牙，形状恐怖，像是头颅上长了一双翅膀的巫师。
我打开门，伴着笑声，一个苗条的身影轻盈地飘了进来。
阳光明亮，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她挺直腰身站着，腰还没有我的腿粗，却很颀长。腿也长，人长得很协调，个子比我还高。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贴在身上，两只脚错成八字站着，好像马上就要翩翩起舞。我有些慌乱地看着她，她的脖子细长，皮肤不是很白，眼珠纯净黑亮，很精致地梳一个髻盘在头顶，显得很有个性，很倔强，脸很细小，是真正的瓜子型，鼻子直挺挺的，两个圆圆的小鼻孔，呼气吸气，轻轻翕动，很有魅力。在我们小黄眼珠、大圆脸、高颧骨、蒜头鼻子、薄嘴唇的草原蒙古姑娘群里，这种美丽实属罕见。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却大胆地用她的黑眼睛看我。她的眼睛一睁开，就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显得很生动。她嘴很大，一笑起来，上唇和鼻孔间堆起三条细嫩的处女纹来，露出了两排齐整细致的牙齿，靠右侧的一颗小虎牙，最是点睛之笔。
她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阿蒙，尼玛活佛，歌舞团原来长调老师的儿子。
这个声音很柔软，我有些紧张，还努力显得彬彬有礼，我说我可不知道你是谁？
她说，我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阿茹，现在你就知道了吧，我阿爸是舞蹈队的王珏，我阿妈是唱歌的花达玛。
阿茹边跟我说话，边笑着就把自己的腿抬起来，把脚尖搬到头顶上，压到那个头发髻上；另一只脚，脚尖立在地上。后来我知道这是阿茹的习惯动作，走到哪里，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抬起腿来。两条腿像玩具一样，被她任意造型。
她边说边笑，这笑声真要命。一个说话柔软的人，笑声却是很清脆。我自从见到她，就感到脑袋晕沉沉的，有点不太清楚。
阿茹说：你把这个屋子擦得好干净呵。
我说，我们牧场的家里比这还要干净，我阿妈是个很干净的人。
阿茹很好奇：你阿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吗？
这一问让我怔住了一下，好像我从来都没有仔细地看过阿妈，虽然我是从她的身体里出来的，又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阿妈漂不漂亮，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长得啥样。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发傻。我说：我阿妈是一个好人。
阿茹说：我相信你阿妈是一个好人，要不活佛也不能娶她，活佛娶了她，她一定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才对。你是不好意思说自己的阿妈漂亮吗？
我想不是不好意思说，是真的不知道，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不知道阿妈漂不漂亮。我就有点脸红不吭声了。
阿茹充满好奇的黑眼睛，从我脸上扫过，见我摆在窗台上的两个柳条笼子，她说你还带来了蝈蝈笼子。很欢喜，就过去看。她看到的第一个笼子里的那两只金壳螂，是在牧场我抓给雅图的，结果让她给扔了，我就自己保存到现在。那年一直到冬天，我都不给金壳螂粪球吃，它俩就在笼子里饿死了，就成了两个金光闪闪的标本。
阿茹不认识，我说是屎壳螂，她不相信，她说她在姥姥家长大，也是草地里，见过屎壳螂，是黑色的，比这个小。
我就不说这是金屎壳螂了，我说这是金壳螂。
她说金壳螂就不是屎壳螂了吧？
我说金壳螂是屎壳螂中的王爷。
她说那还是屎壳螂呀。
我没有办法，金壳螂也是屎壳螂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
阿茹不问了，一下子来了兴致，她说能不能给我一只。
我说行。打开笼子的门，结果一碰，有一只就断了翅膀，干了，太脆了。
我清理出那只坏的，关上门，提起笼子送给了阿茹：你拎回去吧，给你了。
阿茹很惋惜弄碎扔掉了的那一只。
我说没什么，夏天回去再抓。
笼子里剩的那一只，正是当初在牧场的家里，跑到柴火堆里的那一只。它曾让我惧怕的双眼已经很黯淡了，我似乎又看到了它当时苍白、虚弱的内心。一个金光闪闪的外壳，竟然是这么脆弱。
阿茹又好奇地看我的第二个笼子。
她说：带这么多泥球来，你很喜欢玩泥球，打弹弓吗？
我说是粪球，金壳螂的食物。
阿茹还是不相信，我拿出一个，扔进正在旺火燃烧的炉膛里。我们打开炉盖子观看，粪球进去就燃了起来，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红球，然后是白色的灰球，被火舌舔了几下，就连灰烬都看不见了。
阿茹没像雅图那样，见我装了一笼子粪球儿大呼小叫。可能因为我说是金壳螂的食物，她觉得很正常，也许是她从小生活在草地她姥姥家，和生活在旗镇的雅图不同，对牛羊的粪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我们生活在草地，一日三餐，哪顿饭能离开牛粪？没有牛粪，我们连一壶奶茶都烧不开。
阿茹拎着笼子走了，我看着笼子里剩下的粪球，浮想联翩，心头涌上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想阿妈了，也想家乡的草原了。
临来之前，阿妈帮我收拾东西，竟然找出来一大筐粪球。这些都是我每年夏天捡来玩的，到冬天干了，阿妈就把这些粪球收藏在这个大柳条筐里。我长到了十八岁，竟然积攒了这么一大筐。我从中挑出来了这么十几个装进了这个小笼子里，带到旗镇来了。其他的我就边数着数，边往炉火里扔。那一晚，我和阿妈几乎一夜都没睡，我们好像都有心事，但是也都没讲几句话，就是围着炉子默默地坐着。阿妈要说什么我心里明白，阿妈也就没说，我要说什么，阿妈也知道，我也没说。快天亮了，已经数到了三千多，粪球还没有数完，整个一夜都在烧粪球。炉塘的火里，是一个一个的白白的灰烬，很洁净。红红的火舌，在白灰中，温情地向上舔着。屋里很温暖。三千个粪球，在炉膛里堆积成了无数个圈圈点点的痕迹，像句号，像问号，也像省略号。
我把一个作文本也带上了。里面一篇被老师评为优秀的作文，是我读中、小学期间的最高荣誉。在中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要写阿妈，阿妈不同意。我说同学们都写父母，阿爸我都不熟悉，长大了就没有见过，我最敬佩的就是阿妈。阿妈说写你舅姥爷吧。
舅姥爷已经在乌兰塔拉死了。他是在雅图回去的那个冬天，牧场要开庆祝会，让他选出一群肥羊赶到牧场屠宰，给参加会议的人改善生活。那年，长生天惩罚草原上的人们，降下了百年不遇的白灾。风雪呼啸，白毛风天气赶着牧群走是犯忌的。场部骑马来传达音信的人说：越是这样的天气，越要喝酒，你可不要让革委会的酒桌上没有肉。舅姥爷赶着羊群走了一天一夜，准时到达了正在敲锣打鼓的场部。当羊肉热气腾腾地在锅里被煮得烂熟的时候，又冻又累的舅姥爷全身寒冷僵硬地死去了。
舅姥爷被宣传成为了保护牧场的羊群，而英勇牺牲的英雄。我也这样把他当成英雄写了一篇作文。语文老师说我写得最好，给了我一个优秀，并在班级作为范文让我给同学们念了一遍。回家，阿妈却告诉了我舅姥爷死的真相。阿妈说，你舅姥爷不是英雄，他们说的是假话，可他值得你敬佩。刮白毛风的天气，一百多里，场部的人让他送一群肥羊去，就是故意找他的茬，他们已经计划要把他当成反动喇嘛来批斗。他不去，不但自己保不住，还会影响他的九个孩子，去了，知道没有活路，但能留下好名声，保护孩子们。
那一夜，我长大了，阿妈老了。
早晨，我离开家的时候，阿妈还是跟着黄母狗在后面送我。黄母狗又怀孕了，膨胀起来的乳头是九个。我再往后看，老黑狗双喜没来。我就停下了，站了一会儿，不放心，就向家里走去。
阿妈和黄母狗也停下，转身跟我回去。我回到院子里，打开双喜的狗窝门，见它睡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就伸手拉它的头，拉不动，很僵硬。
阿妈说，双喜死了，昨晚就死了，我没告诉你，想你今天就走了，会很伤心。
我看着双喜，眼泪流了出来。我本来早就应该哭的，要离开阿妈了，心里很酸楚，不是个滋味。但是我觉得在阿妈面前应该坚强，就忍着泪。现在看到双喜死了，就忍不住了。
阿妈要抱我的双肩安慰我，我躲开了。阿妈说：双喜年纪太老了，死了也不是坏事。你别哭了，好好去旗镇上班吧。
我真的很伤心。双喜跟阿爸从查干庙回来已经二十多年了。阿妈说狗的二十年，已经相当于人活到了百岁。不管是人、是动物、是草木，能活上百岁的就是佛。在我模糊的泪眼中，双喜不是长毛的一条狗，也不是一个穿衣服的人，是我充满了亲情的亲人。其实，在家里它早已经是阿爸的化身了。
我说，今天不走了，我要亲手把双喜埋上。
阿妈说：你走吧，去旗镇好好上班。你不要管双喜，我不想马上埋它，我要供奉它满七天，要像对人一样安葬它。
我一路都很忧伤，脑子里不断地闪现出双喜的狗模样。我感觉它不单纯是阿爸的化身，它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老人，我的一个很亲的老爷爷。
第二天，歌舞团开大会，我知道的更多了。拉西叔叔宣布了歌舞团三个新上班的人员名单。阿茹安排做歌舞团舞蹈队的舞蹈演员，老师傅瘸腿巴根退休回家，他的儿子铁山接班在饭堂当师傅，阿蒙，也就是我学拉马头琴。
拉西叔叔宣布到阿茹，我看阿茹，她还是笑；宣布到铁山，我看铁山，铁山很友好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很熟悉；宣布我时，大家看我，我低下了头，有点紧张。
那个铁山身体很宽，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裹不住的紧绷感。一张圆大的脑袋上留了很厚的披肩长发，不太协调，就像马的鬃毛长在了牛头上。虽然有点滑稽，但是觉得这个人挺憨厚，对我很有一种亲和力。
就这样我和阿茹认识之后，也和铁山认识了。我们成了同期进团的同事。
我们开始了每天的朝夕相处。铁山是食堂的师傅，我每天都要到食堂去吃饭。每天见面时，他虽然也是像老师傅那样对我很亲热，很照顾，但，他似乎总是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过了一个星期，有天晚饭时，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歪戴着厨师帽，叼着一颗烟，坐在了我的饭桌前。
铁山有点脸红，问我，咱们以前认识吧？
我有点糊涂了，认识？不认识吧，好像没见过面。
铁山温和地一乐：看来你真的忘了。那年，你是不是来过旗镇？在电影院里，大眼、小眼他们一群小流氓欺负你，是谁帮你了？
是谁帮了我？我仔细看铁山。你不是独耳龙吧？我很惊喜，上前就抱住了铁山。
铁山用手撩起长发，果然露出那只秃耳朵。铁山也亲热地和我拥抱了一下，厚道地说：在单位里，不要叫小时候的外号。
我说对不起了，那时候你是光头，也没有这么胖，现在你都长变形了，我怎么能认出来，不敢相信，人长大了相貌却变成了另一个人。
铁山说：你还记得吗？我那时给你说过的独耳马已经死了。
我想起几年前，在旗镇电影院里，铁山帮我打架的情景。
我说，你不是说独耳马死了，你也会死吗？
他说：那是活佛说的。可我没死。
他说那天很冷，晚上寒风刺骨，我们家人都已经睡觉了。离旗镇只有十多里的伊和塔拉牧场的兽医来我们家送信，说是独耳马死了。我阿爸的老家就是在伊和塔拉，那个兽医是我阿爸的表弟。
很奇怪那几天我也在生病，时间长了，大家都忘了我小的时候独耳马和你阿爸活佛的预言了，表叔来了敲开门，进屋就找我，我阿爸说，孩子病了，刚睡下，别吵醒他。
表叔很神秘悄声地说：独耳马死了，你看看铁山那孩子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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