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一支烟：男版》 作者：初雪
三
我现在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
当我决定入这一行的时候，“爹地”李老大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做编内的还是做编外的。李老大就是我“坐宫”时的牢头，那时他是我的“丈夫”。他现在是我们这些先生的“爹地”。他开了一家“夏娃河”酒吧，那是我们这些“先生”在这座城市里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我问他，编外和编内有什么不同。他说，编外得靠自己的本事找生意，而编内则有他的保护，但要听他的管教。听到“管教”这个词，我就感冒。从学校到监狱，我受够了各色人种的管教，我怕了，厌了。我要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编外。李老大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语重心长地看了看我，说我虽然是编外的，但他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护我，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喜欢我的，在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他是唯一帮助我的人。问题是，我对他从来就没有兴趣。“坐宫”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要做一个独来独往、无拘无束的“编外先生”。
但这段时间我无法做生意，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刮台风”。据说，这是一个记者挑起的事端。这位记者在南下的火车上，听见两位四川妹子在议论这座城市“小姐”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做，便在这座城市下了车。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这里所有的歌舞厅、酒吧，还有这里的长江街和润河街，回去写了份内参，说这里的色情业已泛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后来这里的“台风”就“刮”起来了。我一直以为中国的记者是最无聊最没骨气的一群，他们只会反映事物的表象，而没有勇气揭示表象后面的本质。就拿那位记者来说吧，他只说出这座城市的色情业如何如何泛滥，并没有去调查为什么会泛滥。白痴也知道，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存在。我可以告诉你，玩弄我们这些“小姐”和“先生”的，大多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钱有势有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和虚荣心一掷千金，却舍不得为慈善事业拿出一分钱。对于这样一群生活在阳光下的正人君子，大多数记者所做的只能是敬而远之，有的还做出种种令人作呕的谄媚之态。而对我们这些“小姐”和“先生”却是横眉冷对，义愤填膺，仿佛我们是罪恶的根源。明眼人都明白，正是因为有钱有势有地位的嫖客群的存在，才有了我们这些“小姐”、“先生”的存在，这叫相辅相成。这世界就是在相辅相成、相生相克中达到了平衡，世界因平衡而存在。
虽然正在“刮台风”，但我没有像其他的“小姐”、“先生”那样，从银行里取了款，逃到家乡去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卷土重来。我只是换了一个手机黑号，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家对我而言，已成了一个空虚的名词。养父去世后，那点私房钱全部用来偿还家里欠下的债务了。等我出狱，我已是一无所有，到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行。“刮台风”的日子，对我而言是吉日。我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坐下来，舔一舔自己身上的伤口，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进行修理。充足的睡眠，丰富的营养，还有健身房里的锻炼，已让我的体力和机能得到充分的恢复。接下来的，就是无所事事。我早就什么书都不看了，因为我不再相信书上说的一切，那上面全都是在放屁。不可否认，我虽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学校我读了许多书，不比一些教我的老师读得少，就是在“坐宫”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我曾让张辉映从外面捎进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书捎进来的时候，阿辉做了技术处理。因为那两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在美国被封禁了数十年之久的成人小说。被西方文学史称之为巅顶之作的反叛文学。”“成人”和“反叛”这两个词，对凡夫俗子们具有强大的魔力，一方面他们渴望读到它，读他们想象中的性描写，他们用身体进行阅读，一边读一边分泌着荷尔蒙；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振振有词，把它贬得一钱不值。想到这两个词，就看到了他们的目光，那是尘埃浮动的阳光里被唾液和体液污染过的钻石的光芒。把这样的书带进了“宫”里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等待我的将是罪加一等。一开始阿辉是怎么也不肯的，探监结束的时候还对我咬牙切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再次来探监的时候，他给我带来了两本政治家文集之类的书。我说：“给我上政治课呀？”阿辉说：“我还不是希望你早点出来。”阿辉走的时候，手指在那两本书上轻轻点了点，给了我一个很怪异的表情，我就知道那书里有文章的。打开一看，果然，这两本书的外壳下裹着《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亏阿辉想得出来，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计，将这两类毫无共通之处的书做得这样浑然天成。我捧着书，抑制不住地笑出来。我真是爱死他了！爱死他了！如果我是女人，就做他一辈子的玩物，不要任何的名分；如果他也有牢头李老大的那种需求，我会义无反顾地把第一次那种撕裂心肺般的疼痛献给他，而我绝不会有一丁点的心痛。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爱读书了吧，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只是那两本书，现在我能记住的只有其中的一句话：得到面包比吃面包更重要。这句话说出了活着的真谛。看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管有着怎样的性别，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经济基础，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得到面包的方式。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不再读书，是因为一件事。我出狱后，在一家网吧找了份差事，那是我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熟人帮的忙。那时的网吧还不像现在这样多。到我工作的那个网吧上网的大多是些大学生。有一天，那个网吧的10台电脑的内存和硬盘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人都认定是我偷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我当然不会承认，但是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最后老板说：“欧阳剑，你别忘了，我们这里就你一个人进过那地方！”我说：“进过那地方怎么了？小偷小摸的勾当，我欧阳剑压根就瞧不上。请你别侮辱我的人格！”老板怪笑起来，说：“上过山的，也有脸讲人格？真他妈的搞笑！”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给了老板一记耳光。老板被弄蒙了，他不敢还手，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亡命之徒吧。老板把我的那位熟人找了来，给他施压，要我加倍赔他的损失，否则别想在这里呆下去。熟人找到我，把老板的意思说了。看着熟人那左右为难的样子，我知道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我对他说了声抱歉，就卷起行李离开了那个给了我第一份工作的地方。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的身上已烙上了永远也不会消失掉的字样：劳改释放犯。它所带来的羞辱将伴随着我走进坟墓。那个开网吧的老板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副教授什么的，他读的书一定很多，可是他给予我的只有冷漠和永远的怀疑。坐在火车上，我把书一本本撕碎，然后让它们随风而逝。
我现在看的唯一的一本书就是这座城市的《电话号码本》。它里面没有什么描述性的文字，也没有所谓的思想，但它是朴实无华的，正因为朴实无华才显得特别真实。它告诉你，这座城市不是虚幻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着的个体。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电话号码本》，想通过它，把自己与这座城市拉近；通过它，把自己变成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会随意找到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凭记忆拨打这个号码，开始毫无目的的闲聊。我会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徘徊在这座城市的幽灵，当然得到的大多是“神经病”、“毛病”之类的回复，接着电话就被切断了。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他或她会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要的只是倾诉或倾听，我要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会一上来就告诉对方我是一只“鸭子”，对方会说：“我的性生活很满足，不需要你的服务。”但是他们并不想放下电话，于是一场色情聊天开始了，我从电话里都能嗅出那边传来的荷尔蒙的气息。我挑逗了他们的情欲，而我得到的是无际的麻木。每次打过色情电话，我都觉得自己异常孤独。这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做了无数次的梦。在梦里，我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两旁全是深不见底的水，我不敢向下看，也不敢向两旁看，更不敢向前看，周围是水茫茫的一片，没有岸，没有人，没有光，只能闭着眼睛向前，向前……现在我明白，这就是无助，近乎绝望的无助。在这座城市里，我只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注定永远都在寻找着母亲的子宫，我只有睡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才能安然如未出生的婴儿。
尽管不断翻阅着《电话号码本》，但我与这座城市之间永远都横着一条护城河，我能感觉到它，但触不到它，摸不到它。在这座城市里，我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人人都认为我是这城里的人，但我始终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