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街还在，但已不再是苏州街，徒有一个虚名而已。它可以不叫“红卫路”，依然叫苏州街，但没有了向志，没有了乃豪医生，没有了风烛残年的风水先生和他乱伦的儿女们，没有了热爱街上青石板和碑记的大把戏，也没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老店铺，包括店铺里的牛肉丸师傅和快刀如飞的水果铺老板娘，特别是没有了引领风骚和那个年代现代时尚的春姑，连同从森林和山地潺潺而来清亮的河水，河边洗衣的少女少妇，苏州街还有吗？
一条住满了现代人的街巷而已。
中鞍头消失了，河东书院坍塌了，红桥那边的森林山地消失了，饮马滩沉没了，古拱桥古榕树古碑记丢失了，苏州街自然也就死了。凤卿姑牵着孩子的影像，自然也不会再有，因为街上不再有三味橄榄和纸包的大红袍。
红卫兵北京凯旋归来的日子，是海阳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这座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小城，史上从未有类似的记载。虽说明清时期，曾有人上京赶考中过进士，但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上，也是廖若晨星的事。海阳中学“文革筹委会”的罗德宏、胡伟标、邱岚、陈秋水等等，共二十人，作为第八批在天安门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他们的名字和1966年11月25日这个光荣伟大的日子一起，写进了海阳的编年史，成为海阳史上最为光辉的红色记忆。
这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虽说这是最后一次，但对于海阳这个南方小城来说，有这么多红卫兵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不能不说是这座城市一千六百多年来最重大的事件。
我手头有一张当年的报纸，1966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的通栏标题血红血红：“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底下是新华社的报道，文章说：“这次接见，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三个月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总结，它将促进全国革命师生实行全程步行大串连”。“从8月18日以来的五个多月中，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
那是1966年12月初的一天，冬至将到，天气很冷，天下着小雨，雨不大却总是不停，已经连续下了五六天了。沿街树拉出的绳索上贴着的大字报，被雨水淋得七零八落，墙上新近刷出的黑色、红色大标语让雨水一淋，淌着弯弯曲曲的墨渍，黑的污渍像是鬼脸，红的污渍像是溃烂的伤口。人们来不及去整理它们，盛大节日就已经开锣了。
海阳空前的沸腾，苏州街水泄不通，人们早早就被安排在街上夹道迎候。二十位从北京归来的红卫兵英雄，将从苏州街上经过，到城内戏院去参加万人庆祝大会，向海阳人民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从凌晨开始，海阳就沉浸在漫天的锣鼓声中，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锣鼓声传出。锣声、鼓声，然后是游行，或者是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或者是中共中央文件传达，但都将以开斗争大会结束，这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生活程序。
我早早就到饮马滩去。
我知道，今天这个盛大节日的全部内容，首先是北京归来的红卫兵代表们的报告发言，然后绕城游行，再把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们抓出来游街、开批斗大会。
锣声鼓声，震得我心头砰砰乱跳，胆战心惊。我想父亲今天又要遭殃了，他是海阳城里，每次群众大会的当然批斗对象。仿佛他生来就是为着这一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老老实实地充当这个角色。否则，海阳的革命就将逊色，海阳人民将不太习惯，觉得这一天过得太乏味，太缺少革命气氛。父亲已经成为海阳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自己也好像有了这种自觉。每天早上，我去给他送早饭，他早已把他的行头收拾妥当，写着打倒他名字的黑布标志，工工整整地别在胸前，木牌也早早地挂到脖颈上，还有那顶高高的沉甸甸的纸帽，也仿佛时刻准备着戴到头顶。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几样东西，自行披挂，一点也不马虎。开头我见到他身上这些物件时，他还有一丝自嘲的神色，再后来，这自嘲也省略了，他屈从于这种侮辱性的命令。我想他早已不再为自己争辩什么，只是惟恐那些稍有不慎的承认，会成为拿去他生命的不实之词。他时刻警惕着那危险的临界点，即便是在梦中，他也十万分地警觉着这个界限。
我只能在他远远的背影，模模糊糊的背影上，去回味过去的父亲，那个多才多艺、浪漫倜傥的父亲。只有他远远的背影，还能给我一点点对未来、对远方的憧憬，那背影似乎还能透视着一点点无法明确的希望，或者叫做坚强与乐观的倒影吧。我不知道岁月是否还有可能洗去父亲的罪行，父亲是否还有机会再做回一个“人民”，或者到乡下去做回一个农民，让我们这几个子女，不至于因为他的缘故，而成为终生的贱民。
我实在无法正视1966年家庭的变故，更具体地说，是父亲母亲的遭遇。惟有想着远方。远方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希望远方不至于如当下这样残酷与无望！远方是什么呢？
我只知道，远方是我们兄弟姐妹都长大了。长大了又怎样？结婚？生子？扶着年老的父亲母亲？或者像我的父亲一样，置他的父亲于不顾？因为他是一个反动分子，一个罪人，誓不两立，斗争到底。
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家族的任何亲人，包括祖父、伯伯、叔叔和众多的堂兄弟们，仿佛父亲是一颗从天外飞来的无根的种子，在随风飘摇之中，偶然地生下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曾经很好奇地问过父亲这些事，父亲不置可否。我问老叔、问凤卿姑、问肥婶，他们都婉言转移了话题，父亲母亲一向都回避这些事。既然过去不能去寻找，我只能去寻找未来的远方。
在饮马滩，当我结结实实地搂住了远方的脖颈，远方毛绒绒但是非常强健的肌肉，传递给我的是一种非常安全、非常牢靠的感觉。远方的凶猛与敦厚，孔武有力，虎虎生气的神采，令我有一种妄自豪壮的心情。我想，只要有远方，我就有力量去行走到任何地方。
突然间，思绪在远方这两个字上跳跃欢腾，我似乎不再懵懂，当初我问中尉，它有名字吗？
“远方。”
那时，我大约也就十二三岁吧！我不明白中尉为什么会给它取这个名字。它显然不太适合一只獒。远方包含了什么呢？
中尉回答了我的疑问：“我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叫它远方，我从海南回来，第一眼见到它，它向我扑来，像是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它叫远方。”
“她是谁啊？”我很诧异。
“以后再告诉你。现在说了，你也不明白。小孩子，知道那么多不好。”中尉是个沉郁的人，是个不轻易表露情感的人。
从那时起，我有些明白，中尉身后还有一个人，只是我不知道那人是谁？是男是女。直到有一天，中尉被红卫兵带走，再也没有回到灯塔来。人们传说，中尉曾经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为“远方”命名的人。
那天，我从早到晚都待在饮马滩，远方一直和我在一起。那天我和远方都很焦躁。远方似乎知道我在牵挂着什么，它不时地耸起耳朵，用心地谛听着远处城中的动静。有时，它会突然跳起来，箭一般向一个方向射去；有时，它会昂首远眺，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儿，专注的程度令人吃惊。成群的蚊蝇，嗡嗡叫着，在它脑袋周围飞舞，它依然一动不动，从胸腔中发出沉闷的低吼。那吼声虽然低沉但穿越整个饮马滩，在无边的芦苇和红树林中弥漫开来，在天地间回响共鸣着。我想，我和远方，都共同在内心里，惊悸城中的暴力与动静。
懦弱与逃避是我的性格和命运，我没有任何力量与思想去抗击任何打击。可是，远方并不是这样的，在它的世界里，它永远都是执意前行的勇者，但是人，丑恶的人间社会，限制了它的腿、它的思想、它的勇敢，同时遮蔽了它的眼。只给了它一个遥远的属于人类自己的想望——远方。给远方命名的人，既欺骗远方又欺骗自己，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惟一可以自主的权利。
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远方比我还要焦躁，它要不就是长久地远眺，死死地望着一个遥远的冥冥中的目标；要不就是在原地腾跳，飞扑那些在树丛中、芦苇里的戏班鸟。而我的耳鼓里始终轰鸣着的，是此起彼伏的嘈杂的锣鼓声，砰砰尖叫着的鞭炮响，像战场上子弹纷飞四溅的枪炮声，还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它们经久不息，混乱不堪，却异常强大，压迫着我的耳鼓和脑袋。
饮马滩却是出奇地冷清，到处静悄悄的，似乎还可以听得见蟛蜞吐沫的咝咝声。饮马滩里除了我和远方，没有人，没有人愿意到饮马滩来。饮马滩没有红旗，也没有锣鼓，饮马滩只是一片丛林和滩涂，自由自在的蟛蜞、沙蛤和蹦蹦跳跳的跳跳鱼。
我听见灯塔那边传过来尖厉的唿哨，那是中尉在呼唤远方。远方迅速地跳了起来，向前方冲去，它并不在意我，它知道我会紧跟它而去。灯塔对于远方来说，是一个福地。
海边乱石堆上站着中尉，他早已等在锚地。远方跳上舢板，中尉把舢板往深水里推，舢板驮着我和中尉、远方，向灯塔驶去。
中尉问：“你母亲怎样？”
“嗯！”我有些诧异，以为听错了，“你说什么？我母亲？”
中尉不再言语。他摇着橹，草编的毡帽下，是一张冷漠的毫不生动的脸。他长得不丑，如果皮肤白净一些，还是很好看的。他的皮肤太黑，而且粗糙，因此显得有些老，按说三十多岁的人，不应该这样老相才对。他见我注视着他，微微的一笑。他笑起来还是很迷人的，起码让我感觉到他的刚毅。凭我对一个男人美丑的基本审视，我喜欢那些长得强悍一些、粗豪一些的男人。
他从不问我的母亲。今天是怎么啦？
“我妈回来了，从学习班回来，在学校打扫厕所。但是海金说她不能见我爸爸。”我和盘托出。
“狗都不如！”中尉恶狠狠地骂着。
他没有指名道姓，我知道他在骂海金，心里有些解气。我曾想过，哪天带上远方，让远方去咬咬海金，起码吓吓他。
“你认识海金啊？他现在管着牛鬼蛇神呢！”我只能这样去表达那些挨斗的老师们。
“一个耙盐的，懂什么阶级斗争？他是不知死！”中尉今天的话这么多，我想他刚才不会是从城里来吧？中尉与世无争，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世，但是，他有许多书，又去过海南，行过乌水，比无脚蟹斯文得多。他会喝许多酒，却没有醉过，真是一条汉子。
我发现他还是很关心时事的，灯塔里每天都有新的传单小报，那些红卫兵小报堆得满屋子到处都是。我曾问中尉“：你也看这些东西？”他木然地：“不看，拿来卷烟。”
他真的把红卫兵小报当卷烟纸，不像无脚蟹，随手撕来，胡乱卷卷就算，他把小报裁成一条条，整整齐齐的码在一起，用它们卷烟丝，美美地吸。我认为中尉收这些红卫兵小报，绝不仅仅是用来卷烟丝的，其实，他对时局是有所评论的。他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中尉并非一个等闲之辈，他是一个守灯塔的人，但不仅仅是一个守灯塔的人。他和我的父母，彼此都很熟悉。只是命乖运蹇，他比我的父母更早地落入民间。
可是，在我知道这一切之前，我一直以一种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中尉，虽然我非常崇敬他。因为崇敬他，也就更怜悯他，总觉得他很可怜，无儿无女，也没有老婆，一个男人孤零零地和一条狗守着灯塔。他和那些来家里找爸爸座谈的人太不一样，那些人不是作家就是老师，即便是渔民，像华荣那样的船老大，也比中尉神气得多。
与我家里相比，中尉的生活太简单太清苦了。灯塔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连摆设也没有，只有几块巨大的鲸骨。中尉把鲸骨当凳子坐。
记得我曾经问过中尉：怎么会一个人到这儿来守灯塔？他反问我：“你怎么会到灯塔这儿来？”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灯塔好玩呗！”
“我们是一样的啊！我也是来灯塔玩的。”
“大人怎么还玩？”我困惑不解。他在哄我。
“谁都是来玩的。难道来受苦的？”他笑得很勉强。
“去海南也是玩吗？”我问道。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我当大人。
“当然，到哪儿都是玩。除了玩，还有什么呢？”他说得很轻松。但我看出他的言不由衷，我的许多成年朋友，都不复杂，比如无脚蟹，他就很粗放，很简单，从不掩饰什么。中尉就不同，他有些阴沉，有些忧郁，他在笑，却有哭的意味，他说东，总有西的味道。也许是我看小说看得多了，对人开始有一种不太透明不太信任的感觉。中尉很少很明朗地对我说过什么。他明明是认识我父母的，可是他很少在我面前提到我的父母亲，可我又明显觉得，他对我的一家，我的父母连同肥婶、凤卿姑，似乎都很熟悉，无所不知。
中尉问起了母亲。他痛恨海金那样的人，同时对母亲的处境表示了愤怒，我想，也许他欣赏我妈妈吧！我妈妈是个许多人都很欣赏的美丽女人。这点，我从小就很清楚。
我说起组织上要妈妈和爸爸离婚的事。“可是不会。我妈妈不会的，死都不会。”我怕他误解，连忙补充强调。
“我知道，你妈妈是个好女人。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很少看到中尉这样，“问题是你妈不会的。”
我再笨也听得出中尉的意思。难道中尉认为应该听从组织离婚吗？我有些困惑，我等待着中尉往下说。我对中尉有种不好的感觉，凡是主张赞同我妈妈离婚的人，我都不会有好印象。
“你去海南吧！真的。能走一个是一个。”中尉忽然很果断地说，“困在这里一定死，走出去就是活。好男儿志在四方，怕什么？孩子，我是看重你，你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不要在这里给整死了。”中尉环顾左右，为我的前途出主意。
“妈妈呢？姐姐呢？爸爸呢？弟弟呢？丢下他们都不管吗？”我不是没有想过逃，逃得远远的。我已经逃过一回了。险些酿成大祸。
“你管得了吗？在这里，你连自己都管不了。听我说，你们这些孩子有着落，你妈妈就没有牵挂了。懂这个道理吗？没有牵挂，她就不在乎了，她就不用去考虑离婚的事了。还不明白吗？”中尉从没和我说过这么多话，“看来天下是要大乱了。你顶不过的，谁都顶不过。也没有用。千万不要硬顶！告诉你母亲，顺其自然吧！亚雷，早晚你会懂的。”
中尉抚摸着远方，远方的鬃毛像针群般耸立着。
“都是狗，可远方是天狗。它不叫狗，叫獒，獒，知道吗？为什么叫獒？为什么叫远方？亚雷！人和人不同，狗和狗也不同，叫法自然也不一样。”中尉是在对我说，却并不看我，像是自言自语，在说给自己听，或是在说给别的人听。
我好像听懂了，听懂了，也有些明白了。我虽然不是很自信，但我可以走，也一定会走，去做一只獒，而不是一只狗。去远方。
中尉去给灯塔点灯。
大海开始暗了，天依然下着小雨，冬至的雨总是不停，绵绵延延的，要下到旧历的年底。若在往年，此时正是乡下开始祭祖，准备迎神送神的时候，可是今年，人们只能各自在家里悄悄地祭拜，乡间的祝福也不敢过于大张旗鼓。中尉是个无神论者，灯塔从不祭拜初一、十五，孤单冷寂的灯塔永远没有节日。惟有远方，就是中尉的节日。
我对中尉刮目相看，他不是我过去想象中的人，他也不仅仅是一个以灯塔糊口，在饮马滩里讨小海谋生的人。他若不是一个最好最伟大的人，就是一个最坏最卑微的人。
多年以后，我回到海阳寻找中尉，但问遍了当年的旧知，没有人能准确地告知中尉的去向。他不是本地人。在多年的辗转之中，他的身份渐次淡出革命队伍。从南下干部到海南垦荒队，再到灯塔守护人，最后的岁月，是在红卫兵揪斗期间，被遣送回北方乡下途中消失了。我不知他北方的故乡究竟在何处，中尉就这样消失了。
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了中尉在海阳的那一段经历。我天天去饮马滩，在饮马滩里，我会忘记一切，甚至包括我父亲母亲的事。在那人迹罕至的荒凉里，我有一种安全安定的心情。芦苇是可靠的，蟛蜞是弱小同时友爱的，沙蛤不会伤害你，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做窝，玩着水流中的沙。戏班鸟以它五颜六色的羽毛，撩拨你对美女的遐想，信天翁让你联想到辽阔、勇敢和自由的飞翔，饮马滩里所有的一切生物，都在无形中召唤着你心中被隐藏被消灭了的快乐。连形体丑陋的石头鱼，也会以它的貌似愚钝，逗得你开怀大笑。
每每从饮马滩回到“硕士第”，到有人的地方，我的肌肉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抽搐，尤其怕见到熟人。所有熟人的眼睛，都像一把把双刃剑，既切割我的肉体，也刺杀我的灵魂。我众多的朋友同学，一个个离我远去，有的去串连，有的做了造反司令，终日忙于他们造反派的指挥工作。我无事可做，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除非我自己一个人去串连，没有哪一个串连队伍愿意收留我，倒不全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太小，刚刚十五岁，个子又矮，总是个累赘。我很想去串连，无非是逃跑，到遥远的地方去，革命与否倒在其次，我早已明白革命与我无缘。中尉的话似乎在我心中扎根，应该逃到一个和饮马滩一样无人的地方，那儿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海南是个好地方。
居委会正在动员老三届去海南，工作人员老吕不知从哪儿得知我想去海南的消息。一天，老吕带着一个年轻人，两个人一起到“硕士第”来，他们在四婶的废墟里转了好久，我从窗户里看到有两个人在园子里转，还以为是猪中牛中之类的人，待到见他们四处打听，问郭大风可是住在这儿。我一听坏事，与父亲有关系，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
他俩终于找到门口，很惊讶：“呀，这是什么房子啊？”我迎住了他们的目光。
老吕是父亲早年的学生，他很是客气，嘴里左一个右一个郭校长，如何如何，还唉声叹气，似有几分不平。我有点感动，许久没有听到有人带着同情与我说话了。
他们有些关心我家的处境，目光在屋子里四处扫描，有些唏嘘，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坐了好久，才说明来意，问我要不要报名去海南农场。我毫不犹豫：“我想去！”
老吕说“：那就先报名吧！海南方面来了个姓陆的局长，你可以去见见他。”
我说：“见不见都一样。我去。”
老吕大喜过望。我不知道动员学生去海南，是居委会的任务，有关人员是要立功的，我对老吕的热情一点也不警惕，只是觉得老吕这人挺好，相信他没错。
老吕主动向我介绍海南的情况，说那儿有原始森林，有松涛水库，是亚洲最大的水库，每天都可以去水库游泳，到原始森林打猎，黎族苗族如何热情，姑娘又美丽得不得了，满山遍野都是吃的，木薯啊、鸡啊、牛啊、羊啊，随便杀，没人管你，因为太多了。他说得唾沫横飞，我以为他跟中尉一样，也去过海南。便问他去过没有，他说去过没去过有什么关系？反正海南那地方太好了。
我完全被老吕的描述所陶醉。他约我明早到居委会去，还有十几个学生也报名了，海南琼中县五料局的陆局长，将亲自给大家介绍情况。
我问：“什么五料局？这是一种什么局？只听说民政局、公安局，五料局是干什么的？”
老吕也说不清楚，他说：“反正明天你们就知道了。要报名就快点！报慢了可不一定能保证，有指标分配名额的，跟去当解放军一样的。”
“那要不要政审？”我听说跟当解放军一样，我是黑五类的孩子，行吗？
老吕赶紧说：“当然要了！什么事不要政审啊？不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没有问题。”
跟老吕来的人，是居委会的新丁，他只是在一边微笑，并不言语，不时给我鼓舞的目光，老吕却有些急切。那时我太幼稚，全不知老吕的用心。后来我才知道，老吕在找到我之前，并无人报名，他先诳我报名，再去鼓动别人，骗我说已有十几人报名。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居委会，倒是真有十几人围着一个白白胖胖的人，那人就是五料局的陆局长，是海南来招知青的干部。
老吕的话，全从陆局长那儿来，只是陆局长说得更离谱，他把海南黎母山描绘成人间天堂，他对大自然和原始森林的描绘，都是文学语言，与现实生活无关。比如他描绘松涛水库，说成是全国最大、全亚洲最大，也许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亚洲有多大，中国有多大。他说收工后可以去松涛水库游泳，可做工的地点离松涛水库上百公里，除非每天坐飞机去游泳。
1966年12月22日，我们海阳一共有一百零八名老三届学生去海南。到海南不足三个月，就集体上琼中县城，找到五料局的陆局长，把他揪了出来，在县城斗争了他半个多月，直到县里的政工组派车，把我们送到海南区党委大院，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月，由政府购买“红卫二号轮”船票，把我们送回海阳。这是后话了。
老吕为人不错，自那天到“硕士第”之后，隔三差五的他便会上门来，嘘寒问暖的，自然，目的是要巩固我去海南的决心，这是他的任务。他来过几次，彼此有了交流，他比我姐姐大几届，姐姐读初一时，他正在读高三，都认识。见到我们的生活状况实在是太窘迫了，他有时也会唉声叹气，劝我们要好好生活，不必忧虑太多，父母的事，总会有个解决。我们从他那儿，感觉有些暖意。
那天他兴冲冲地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是有一份临时的工作，是包帆工会为了照顾居委会的家属，将一批海鱼晒成咸鱼干的任务，给家属们去干，晒一斤能得两分钱。老吕把运输的任务包下来，给几个将去海南的学生干。任务是从海边寮居把咸鱼抬到居委会的操场上，由妇女们去晾晒，晒干后再把鱼干运回寮居码头去。运送每筐鱼的工钱是两毛钱，每筐鱼大约有一百五十斤重，要抬两公里路程。每天从早到晚，每人大约可挣一元钱。老吕把这份工作派给我，他说着又有些担心：“亚雷，你抬得动一百五十斤的东西吗？”他的意思是两个人抬。
我欣喜：“怎么不能？”一天一元工钱，太诱人了。我马上答应，对老吕千恩万谢。老吕真是个好心人，我知道，那时，要挣这点钱的人太多了。居委会里，成天转悠着好些闲人。那时即使是打临工，也很困难。
此后半个月，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和另一个男孩阿蛮，每天上午抬十筐，下午再把晒好的鱼干抬回去，往返二十次，有时要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到家里。我不知道哪来的干劲和力量。我从未干过这么繁重的劳作，干了三天，就撑不住了，脚底打了血泡，肩膀磨破了皮，腰像断开似的。到了第四天，我只能用双手垫在肩膀上，手掌托住扁担，才勉强扛住了。第五天，我几乎要死了，我觉得全身骨架要松散了，那天夜里，我昏昏迷迷地半睡半醒，老是做梦。第六天早晨，我喝下昨夜剩下来的鱼汤，顿觉轻松而且有力量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自觉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干了十五天，挣了十七元钱。我无法想象当时是怎么撑过去的，也许是每天一元钱的诱惑和召唤吧？我弱小的躯体里，似有无限力量。一元钱在当时可买些什么东西呢？大米每斤一角四分，猪肉是四角五分一斤，鱼一般都在每斤一角左右，好的大鱼也就二三角钱，青菜都是每斤几分钱。一元钱足可以支付七口之家每天的饭菜开支。可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
我把十七元钱交给姐姐，姐姐欣喜异常，她问怎么多出了两元钱：“不是说每天一元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老吕给的，没错。我没有告诉姐姐每天工作的情况，我每天早出晚归。我掩藏了生活加附于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全部超常的重负和残酷的痕迹，我在姐姐面前隐藏了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