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从海南回来探亲，“文革”已经结束了，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也退休多年。我追寻1966年，那段短暂但非常特殊的岁月里的那些旧人，特别是中尉。关于他，民间有许多传说，却无人能够完整地讲述他的一生，包括他最终的归宿。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遣送回北方故乡途中失踪了。
母亲的讲述，接续了我在小说开头曾经提到的那位土改队长的故事。
土改队长就是中尉。
中尉的经历并不复杂，十五岁参加八路军，那是1945年，淮海战役结束时，他十九岁，在四野某部当连长。从部队被派参加南下工作团，到海阳当土改工作队长，后来到海阳地委当宣传部长。1956年带领青年垦荒队到海南，在海南某农场当场长，两年后从海南被遣送回海阳。他是作为右派分子被送回原工作单位处理的。他在农场当场长期间，适逢反右斗争开始，当过土改工作队队长的中尉，对土改工作有反思，比如对农民划成分的界定，没收地主土地与华侨土地的政策界限等问题，他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包括农民协会随意枪毙地主和乡绅的问题，都有过激行为和违反政策的事件发生。中尉在土改结束后，曾给地委写过关于土改工作存在问题的总结材料，这些材料，当然也就涉及了某些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包括对他自己工作的反思。他到海南工作之后，结合自己的土改工作教训，对农场发生违反政策的行为，做出了处理。他在一份写给华南垦殖局党委的《在分局政工会上关于端正政策、扭转作风、改善内外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分局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军阀残余、违法乱纪等恶劣作风”。他举例说明，比如“二排战士十余名，殴打工作人员，捕捉政府人员，开枪打老百姓”，“简直是国民党军队，不是人民解放军”。他在报告中痛斥道：“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他还列举了某农场政治副场长符某，任意捆绑了八个工人，说是“调皮集团”。中尉哭笑不得，他说：“调皮还集团，我还是头一次见过这样的发明。”“有对夫妻打架，该场长亦将其逮捕。还有的干部，纵容民兵挖群众祖坟，任意砍伐群众树木、竹子，占用农民山林”
中尉的这份报告，在反右斗争中被当作向党进攻否定军垦的黑材料。在半年时间里，这位老革命，从反右斗争初期的领导小组组长，到反右斗争中期，变成了“党内最危险的右派分子”。还好，他没有被就地判刑押送劳改，而是遣送回原工作单位由海阳地委处理。中尉被开除公职，下放海阳包帆工会劳动改造，当了一个晒咸鱼的临时工。1963年守灯塔的老人去世，华荣和无脚蟹等船老大，通过阿狮，让中尉去灯塔当守护人。中尉不是一个轻易认命的人，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派分子之后，他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但全部石沉大海。阿狮警告过他，两个字：无用！劝他不要犯傻，越写上诉，就越往死里整，再写，连守灯塔的活路都没有。中尉终于不再写。中尉终于平安了几年，没有人去灯塔烦扰他，他也明白地看清了自己，光荣过了，也努力过了。在土改中，他伤害过人，不分青红皂白，听任农民协会的人，糊里糊涂地枪毙了几个不该枪毙的乡绅。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一些真话，被人歪曲，也被人伤害，扯平了。这是无脚蟹和华荣对中尉的评价。中尉无话可说。
1966年底，我去海南不久，中尉被捕。事出中尉和我父母的关系。那天抄家时，胡伟标抄出我父母珍藏着的一个樟木箱子。箱子里珍藏着的，是我母亲在“资政第”老屋里捡拾到的《女史箴图》手卷绢本，据我父母考证，是为顾恺之真迹。当时母亲曾把这些真迹，送到土改工作队去上交，中尉时任土改工作队长。中尉当时说：“农民烧的，我去已经迟了，你先收了吧！”这是中尉的原话。父亲当时怕背上私藏文物的罪名，故写了简要的说明，特别对中尉的原话分毫不差地辑录存照，置于樟木箱里。这个樟木箱里的东西，十几年来保存完好。胡伟标在箱子里发现了父亲的笔记。经过调查，确认中尉就是当年的土改队长。这个被划为极右派的中尉，有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证。关于胡伟标们是如何将此事罗织为“严重罪行”的专案材料，已无处可寻。中尉在关押批斗了半年之后，被转送到地区公安局去，后又被遣送回乡。中尉是个倔强的认死理坚持原则的革命分子，他致死都不会认输，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这是我的看法，但在现实的状况下，中尉究竟会如何表现，世人不得而知。单凭人们的记忆和零碎的传说，是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尉的。
岁月模糊了这个革命者的真实面貌，比起那些沉冤有时的伟大人物，中尉只算得革命的大风磨中，一粒被无意间扬弃的结实的谷子。这是他和那些真正的本该被扬弃的稗子的本质差别，但历史不会因为他们而改变什么。
但是，我明白，真正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正是中尉。有时，我在想念中尉以及那个年代一切与我有关的人和事时，我会有一种隐隐的伤痛。我真心地希望，春姑曾经给过中尉一些男女间的温暖。我知道中尉因为革命，错失了爱情与婚姻，后来因为被划为右派分子，无缘爱情与婚姻。他曾有过相好的女人，却终生未娶。在中尉守灯塔的漫长日子，春姑是他惟一亲近的女人。如果他们之间有过真实的秘密，那令我宽慰。于中尉于春姑，我都是如此想望的。虽然这已是一个无须证实的秘密，但却是一个令人温暖和欣慰的秘密。中尉和春姑已经去世或失踪多年了，即便活着，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垂垂老矣。可我还是祈祷，曾经活在我的少年时代，活在我永远的记忆中的他们，曾经欢娱过人的欢娱，爱过、快乐过。尽管那些欢娱、爱和快乐，是以生命与屈辱换来，我依然为他们曾经享有过那些黑暗里的光明而心存感念。
那个令中尉蒙难，也令我父母蒙难的樟木箱子，里面那些在英国人心目中等同于三艘驱逐舰的《女史箴图》手卷，至今不见踪影。它的下落有两种可能，一是已被焚烧。罗德宏和胡伟标他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归来之后，在学校操场上，曾经举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把海阳抄家和破四旧得来的战利品，堆成一座篮球场大小的小山，一把火烧掉，大火烧了三天。这也是海阳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上的惊人之举。从无数海阳家庭中抄出来的无数字画、文物，里面包括从我家抄出的所有书籍孤本和藏品，还有珍藏多年的我祖母的佛经、香炉和唐卡，那是她从二十岁时削发为尼，至解放初从庵堂里带出来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是落入谁手。我曾经问过已经中风失忆的罗德宏，他一脸木然，连他曾经是“文革”红人的事，也忘得干干净净，胡伟标与邱岚更是讳莫如深。对于他们而言，沉默是金。
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去灯塔，去饮马滩。她想让我忘记。时至今日，她已八十多岁了，她依然不愿意跟我说外祖父的事。她始终对她父亲为共产党游击队做了许多事，却最终死于另一支游击队手中的遭遇而迷惑不解。她在她父亲最危急的时候接到音讯，他在弥留之际，通过游击队，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却因为丈夫正在土改队工作，而迟迟没有前往。这成了她心头永远的痛。当时，母亲的理由是怕因此连累丈夫。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很荒谬。
我看见了春姑。
许多人，每四人铐成一排，从饮马滩里被押了出来。春姑就在其中，她和三个男人铐在一起。
人人衣衫不整，身上沾满污泥，有的人脸上、手上淌着血，也没有包扎，像是在逃跑途中被抓获，个个狼狈不堪。
春姑披头散发，脸上有几道血痕，像是被海滩上的荆棘刮伤，她的长发盖住了半边脸，看得出她有意把头发遮挡住脸颊。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她的脸，她是看见我的，可却像不认识一样，好多民兵和公安押着他们往城里走去。
昨夜有两只拖网船，载着一百二十多人偷渡香港，还没出公海，就在后江搁浅了。公安早就守候在海滩，船上的人往海里跳，泅上岸，在海滩上四处逃窜。听说公安还开了枪。结果是一个不剩，全部落网。
春姑已经不是第一次偷渡了。上一次是在1960年，那次被抓回来，劳教了两年。“文革”开始，她在苏州街开的脂粉店被红卫兵砸了，她离开了苏州街。
我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春姑了，上一次见她是在无脚蟹的寮居。我说不准她究竟是无脚蟹的女人还是中尉的女人，她好像和这两个男人都有关系。这可不好。在这一点上，我有些鄙夷她，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也毫无根据。我只是隐约觉得，春姑的风骚里有着不太正经的东西。当然，正经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春姑的神情有点恍惚，她衣衫不整，很考究的唐装上衣，斜扣扯掉了，露出半边乳房，半只雪白的乳房很夸张地暴露着，她却毫不在意。她本应本能地遮盖它，但是她没有，她脸上有一种满不在乎的神色。在队伍里，她显得从容但是木然。我很害怕。春姑在我心目中，尽管形象复杂，但她身上时时泄露着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她本来妩媚的丹凤眼，此刻装满呆滞的茫然的毫不在乎的令人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了魂魄，显出无所谓的样子。
我记得几个月前，那天傍晚我按照无脚蟹的指点，装作赶小海的样子，到饮马滩去。我对饮马滩的每处地方都非常熟悉，我心中很镇定，虽然是第一次，但我毫不慌乱，我相信这是我生活的新起点，是我生命的一次有价值的拼搏，我没有任何犹豫与惊怕。我甚至没有想到走出这一步，后果将如何？包括海上九死一生的风险。我像平日里去饮马滩，去跟远方玩耍一样，没有半点紧张与不安。这事今天想来，也有些不可思议。并非勇敢，而近乎无知。本来，偷渡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冒险，以命相拼，连带的政治后果也很恐怖。但对于我来说，目的却不知不觉地消退了，行动本身充满着诱惑，仿佛我是为着行动而去，目的并不重要。我已经无法很准确地去揣摩，再现那时的心境与情绪，却依然能感受到那种诱惑的恐怖。
那是一个荒弃的小码头，说是小码头，无非也就是几块规整一些的条石铺成的路，从饮马滩的灌木丛中，一直延伸到一处海湾。路几乎让芦苇和灌木覆盖，人必须弓着腰，拨拉着茂密的苇草，才能通过。这路一定是饮马滩里，传说中旧城的废路。青条石被无数双脚踏得光溜，石缝中长出杂草与杂树，看得出平时很少有人经过。
我遵照无脚蟹的教导，什么都没有带。那时正是夏至刚过，天气十分炎热，可海上风凉，我倒穿了一件厚些的上衣，但却赤着脚没有穿鞋。无脚蟹说到了香港，什么都不用愁，即使被抓进监里去，也会把你的衣服剥光烧掉，再给你换上囚衣，少不了有一双鞋。再说，穿鞋在船上行走不便，危险。我在家里都穿着木屐，出门常常赤脚。无脚蟹让我带个玻璃瓶子，装上些糖水，饿了抵挡一阵子，就足够了。他说这几天流水很好，顺利的话，十个小时就到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天下午，我早早就到了预定的地点，我潜伏在小码头附近的草丛中。无脚蟹交代我，在别人都上船，准备开船时分，我再飞跑过去，抢上船去。他已经跟船老大说好，不收我的钱，就当我是“挽马尾”的。我问“挽马尾”是什么意思？无脚蟹说：“挽马尾就是耍无赖。有些想偷渡的人，又交不起钱，事先知道消息，就铤而走险，临时上船。此时船上的人怕消息泄露，也只好让你上去，把你带走。但若遇不测，最先倒霉的可就是挽马尾的人，人们会合力把你扔进海里去。”那时我就坚决反对，我没有钱，宁可不去偷渡，也不愿让人扔到海里去，把命先丢了。“没有事的！”他又拍着胸膛，很豪壮地说，“你就跟他们说，是无脚蟹的朋友，是无脚蟹让上船的，看谁敢把你怎样？”我半信半疑，但无脚蟹的话，无人不信。
我觉得历险很有意思。好男儿志在四方！经风雨，见世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格言都是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有一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情怀在激荡着我。
中午，我多吃了一碗地瓜粥，海上没有饭吃。
离开“硕士第”时，我特意多看了几眼这座破屋，又特意去巷口看了门牌号码，牢记在心：“三奇巷18号”。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
这巷子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很鼓舞人。三奇巷是诞生奇迹的地方。传说这里原是饮马滩里已消失之古城的北寨门外，寨墙脚下的荒僻小巷，寨墙倾倒后，墙基外刺钩竹丛生，人称此巷为“刺仔脚巷”。巷中住有三姓人家，分别为黄姓、林姓、徐姓，是三姓居民的祖宅。清乾隆年间黄姓人家有子离家多年，后任福建海棠镇总兵凯旋旧里，此为一奇；又有一林姓，公婆同享寿孝，公婆及十子二妇，皆原配齐全，俱成家立业，此为二奇；又徐姓老夫妇同庆百岁寿辰。三事同时出于一巷中，成为美谈，此巷因此得名。巷闾现有“三奇巷”石刻门匾。我仿佛受到传说的鼓舞，相信奇迹会发生。何况“三奇巷”几个遒劲的魏体字，就饱满生动地悬在头顶。可见史上传说均为真人真事。我已经进了“三奇巷”，自然也就如前人一般，将为一奇。
约定上船的时间是六点，人到齐即开船。蛇头选择这个时间，正是公安局下班吃晚饭的时候，冬天日短，六时天色已暗，流水也最适合航行。顺风顺水，次日凌晨就可抵达香港，那时还未上班，海警正在早餐，正好趁机上岸。若被抓住，只要有亲属来认领，也不会被送回大陆。无脚蟹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还给了我一个地址姓名，说一到香港，就打这个电话或寻这个地址，会有人为我安排。最后，他在我手心里压了一张百元港币。他让我把这百元港币，缝在内裤正中部位，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除非你的鸟没了，钱是不会丢的。”无脚蟹开玩笑地说。本很紧张的我，一下子被逗笑了。
看看时间还早，我在芦苇丛中，清理出一个藏身的地方。把手去摸裤裆，百元港币还在，藏在那儿，真的万无一失，何况我还将它缝得密密实实的。“即便鸟没了，百元港币也丢不了。”我在心里乐得真想笑。无脚蟹这办法，真是固若金汤，无脚蟹真是太聪明了。
冬天的阳光很暖，心里却有点冷。我以为此去将不再回头，也绝无再回大陆的可能。心想从此将与父母兄弟咫尺天涯，突然间很伤感，想着临走也没跟姐姐告别，把她蒙在鼓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想着也许明天就成了一个香港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心里便有些乐。香港虽然不是遍地黄金，但只要愿意像那十五天苦役般地劳作，还不是大把大把地挣钱？我想得美美的。
昨夜一夜未眠，老想着各种心事，只盼着天亮。妈妈见我翻来覆去，担心地问：“亚雷，你没事吧？”我掩饰过去。我怕惊扰母亲，她天不亮就得去学校扫地洗厕所。我装作睡着了，在被窝里一动不动，难受极了。
此时却有些困，不知不觉便在草丛里睡着了。
杂乱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暮色苍茫之中，我迅速跳了起来，往小码头那边奔去。不时有人从我身边匆忙地跑过，附近有拉枪栓的声音，有人大声叫喊。小码头那边人声嘈杂，人影幢幢，我知道出事了，本能地掉头便跑。前面有人堵截，我迅速地跳进旁边的一条河沟，顺着河沟，我就能逃出饮马滩，我想饮马滩也一定被包围了。公安局很厉害，他们知道饮马滩最能藏住人，可也最容易把人给逮了。进出饮马滩只有几个路口，把路口把住，任是鸟也飞不出去。我看见好几个人往饮马滩里跑去，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熟悉，我跟了上去。那人回头，我看到一张俊美但是惊恐的脸。此人正是于金。我急忙叫住他，示意他到我这里来，他愣了一下，就跑到我身边。我领着他沿着河沟匍匐前行，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裤裆，那一百港币还在。
赤脚趟在河沟里，三角形的咸草锐利地拉刮着脚脖，脸上也被飞闪而过的芒草拉出了许多口子，被咸咸的汗水渍得生痛。
我害怕极了，我看见一团火，从饮马滩深处向我窜来。是远方。它迅速跑到我身边，我抱着它的脖颈，它舔了舔我的手，在我前面跑开了，我紧紧地跟着它。它领着我们跑出了河沟，在城外的一个烧贝灰的窑洞里藏了起来。这时，借着冬天夜里冷冷的月光，我才看清于金那张俊美的脸，那张脸满是惊恐和慌乱。他气喘吁吁地问我：“亚雷，这里保险吗？民兵会不会过来这里搜查？”我没好气：“我怎么知道？”
我对于金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我恨他害了我姐姐，姐姐天天夜里都在哭。上街还觉得很羞，像是被人抛弃了，连苏州街也不敢去，总是绕着道走。我不想跟他说话，有些后悔刚才叫住他，让他给公安抓走才好呢！我想，刚才跟他在一起往饮马滩里跑的人，现在也许藏在饮马滩，等到明早肯定束手就擒，或者现在就已经被抓走了。显然，这绝对不是公安局意外发现，不是有人反水告密，就是一个圈套。也有蛇头收了钱，临了却有意把消息泄露给公安，让公安抓个正着，境外的蛇头乐得收了钱又省事。如果是这样，饮马滩里一定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今夜哪儿都不安全，在野外，在路上，在街里，都不安全，只有在家里，在破屋里才是安全的。“硕士第”在城边的三奇巷，于金去过那儿。我说我要回家去了，于金问可不可以也带他去家里，他说苏州街今晚肯定是回不去了。如果公安局抓到船主或蛇头，拿到名单，那回苏州街等于自投罗网。
我冷冷地说：“你就不怕我姐姐杀了你？”
他说：“你姐杀我干吗？”他一脸无辜的样子令我很反感。我想把他扔在这儿，让民兵把他抓走算了，也替姐姐出口气。
于金虽然比我大几岁，但跟呆子没有两样。这半年来，要不是在灯塔，在寮居、在饮马滩闯荡，我跟于金也没什么两样。可是现在，我自为以人在江湖，又有江湖朋友中尉和无脚蟹，他们都是风云人物，起码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
“你别假装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说怎么办？”于金很慌乱，他明亮乌黑的眼睛东张西望，心神不宁。
我知道此刻是安全的，至少我是安全的，我不在偷渡名单之内，挽马尾是不在名单之内的。可于金就不同了，他是交了钱入了名单的。他还不知道我的秘密。他突然想起什么，问我：“你干吗也去那儿？”
“哼！我为什么不能去？那儿是你家的啊？”我毫不客气，“我走了！”说着我往洞外走去。于金连忙拉住我：“亚雷，带我去你家吧！我回不了苏州街的！”
“我姐不同意！”我很无情。
他沉默，叹了口气：“我做不了自己的主，请你原谅。”我听了很恼火：“关我什么事？我走了。”
于金紧跟着我，我吓唬他：“前面有民兵！你跟着我干吗！”
他有些埋怨：“亚雷，你怎么这样？很了不起是不是？”
我说：“是了不起。我准备去告发你，怎么样？”
“告发？那你呢？你不是也偷渡吗？”
“我怎么偷渡啦？名单里有我吗？”
“那你去哪儿干吗？”
“去抓你！”
于金笑了，他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使这张脸显得很生动。
我们并肩走着，我打算去无脚蟹的寮居，有无脚蟹在，就不会有事。回“硕士第”？不可以，不能让于金见姐姐。
寮居那边灯火通明，有几盏汽灯吊在临时架起的三角架上，我甚至听到空气里传来汽灯燃烧时咝咝的叫声，那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又要开斗争会了！我叫于金赶快走，不能去寮居，只好到“硕士第”去。
到处都见到荷枪实弹的人，到处的人都很可疑，像是密探，又像是特务。那气氛在我看来，就像电影《羊城暗哨》的情景。我和于金不再为姐姐的事争执，我们悄悄地摸到了三奇巷的牌匾下，那儿有一盏街灯。小巷里静悄悄的，废墟里一片黑暗，只有雨亭伯家的窗口亮着昏黄的灯光。他们家很迷信，有一间屋子常年点着长明灯。我让于金在屋外等，我先进家里去，再让他进来。于金没有吭声，我独自飞快地跳进废墟，熟练地窜到破屋跟前，门是闩上的，我敲开门，是姐姐开的门，我迅速闪进去，正想把门掩上，于金挤了进来，他紧跟着我。“你真讨厌！”我骂他。
姐姐和于金照面，他们俩都愣住了。
屋子太小，只有九个平方，放了两张板床，中间就只剩下一条狭长的过道，伙房搭在门口的窄巷里。屋子里多了一人，就转不开身，我们的活动通常都是在板床上进行。白天把一张板床收起来，人才能走动得开。
我本想让他们单独相处一会儿，但我无处可去。我还是有点后怕，虽然跑了出来，但说不准哪儿有问题，一出门就会被抓走。其实于金也不能久留的，经常会查户口。
姐姐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诧异地看着我。
我也无话可说，不知说什么好，也不想编话骗她。我没心情去扯闲蛋。于是对着于金说道：“你自己说吧！还是我替你说？”
“说什么？”于金安定了一些。
“我去偷渡”于金终于坦白述说。
姐姐很吃惊，随即问：“为什么？”奇怪的是，姐姐没有惊喜，也没有叫他走，她今夜显得很平淡很冷静。但是，她的眼圈马上红了，她的眼泪流出来。
突然，她急促地说：“赶快把衣服换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与于金，身上脸上全是泥和血痕，衣服沾了许多污迹。
姐姐从枕边拿出了我的衣服，把一套长裤上衣递给于金。她转过脸，随即向门口走去：“你们赶快换衣！”她站到门外去。
我换好衣服，把于金扔在屋子里，我对姐姐说：“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你跟他说话吧，对他别客气。我已代你教训他了。”我对姐姐笑了一下，鬼鬼的。
姐姐有些羞涩：“你别多事。有什么好教训的？快点回来啊！”
我哪里敢出门去，刚才的事还没平静。我在废墟里找了一处石阶坐下来，四周很黑，月亮沉入乌云，荒园里树影婆娑，饮马滩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信天翁凄厉喑哑的叫声。是迷路的小信天翁在黑暗中的哀鸣，找不到父母的信天翁，有时会在这样的凄厉中哀号而死。
三奇巷没有应验变成四奇巷。想着今夜差点就成为罪犯，差点就闯下大祸，我心里一片空茫。虽然此刻我还不能断定事情已经过去，但心底还是平静的。看得出姐姐对于金并无埋怨，她很识大体，也很悲悯，她没有怨恨于金的样子，令我欣慰。这样，她会慢慢熬过去的。
我在废墟里坐了许久，我想让姐姐跟于金多待些时间。对面雨亭伯家传出了鼾声。这是一家极为卑微，过得艰难却很和睦的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全靠雨亭伯在公路边摆个小摊子，卖些凉茶、草、凉粉之类的小吃食。他每天早出晚归，家里没有男孩，七八个孩子全是女孩，从两三岁到十七八岁，女孩儿个个长得灵秀，终日围坐在绣花规前绣花。男主人雨亭伯木讷本分，女主人雨亭嫂能干泼辣，女孩们聪明灵巧，这一家人清苦但令人羡慕。他们也租住了废墟的空屋，时常跟姐姐走动。
姐姐放心不下，她到外面找我，我跟她进了破屋，于金不敢回苏州街去。他们说话，我半醒半睡地陪着，我们就这样直到天明。
我跟着押送偷渡犯的队伍，经城里游走。沿途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偷渡在海阳不是一件耻辱的事，但却是一种严重罪行。偷渡成功的，总是传回来飞黄腾达的故事，逃不出去的判了刑出狱后又继续逃，有的人一生都在逃。老同学林大头就是这方面的标兵，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偷渡专家，他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专门负责带小孩偷渡的行家，为父母亲在香港的人家，带小孩出去，获取可观的佣金。春姑恐怕是一个最倒霉的偷渡犯，她总是被抓回来，有一次已经到了香港，因风浪大靠不了岸，船被漂出公海，让大陆边防军给抓个正着。
这回，春姑恐怕得被判个五年六年，因为她是屡犯，会重判。
我似乎看见我和春姑铐在一起，和她并肩走着。我心里很惊惶，不知将会被带到哪儿去？而春姑却很淡定，她好像是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喜怒哀乐，也没有思想的迹象，她就那样机械地走着。我受了她的感染，也机械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