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火轮还没抵岸，远远的江面上有轮船驶来，从这儿坐小火轮到江岸那边的大码头，那儿半个月有一班海轮去海南。大码头那边是一个更大的城市，海阳是一个卫星城。
候船室里人很少，我没有看到唐九，只见唐一玲一个人，坐在长凳上，呆呆地看着江面上的景色。
“你好，我是”我伸出手去。我自觉那一刻，我是落难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她站起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张布满疑虑困惑的脸，在我看来，却动人而且充满青春气息。十八岁的女孩，在一个十八岁的男孩眼中，彼此的感觉应该是相通的。
我为我的勇气感到鼓舞。
“回海南？”我故作轻松大方。
“嗯。你也是”她有些慌乱，有些意外，也看得出有些压抑不住的欣喜。
“还认识吗？我是亚雷。”
她嘴角一撇：“不是老同学吗？还装！”气氛马上轻松起来。她的嘴唇很精致、鲜红，饱满而且动人心魄。
我很想把从她母亲那儿悟到的东西和盘托出，但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在某些问题上彼此心知肚明。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早就已经在对方那儿成为讨论的话题，真幸运。我在心里为自己鼓掌。
“找我有事？还是找唐九？”她已经完全恢复过来，又成为骄傲的公主了。
“不找你哥。”我坚决的，我不能失去最后的机会，“找你！”
“什么事？”
“没事。”
“没事，那就聊天吧！”她落落大方。
我装作若无其事：“想起了饮马滩，想起了围海造田，想起了初三乙班。”我假装很文学地说。
她笑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令人心痛，我又一次被触痛了，那是令人无法不心痛的笑靥。
“我去过你家，见到你母亲。她还对我说过一些话。”我认真地说，我想不应该再延误我的感情，我至少应该让她知道，我不是一个呆子。我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白了。她应该明白。
“真的？”她有些惊讶，“她说什么啦？”她有些气喘，脸忽的又红了。
“她说我们不合适。”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
“是吗？”她淡淡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你就听她的话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尽在不言中的快慰。想不到煎熬那么多时日的暗恋，竟然是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昭示了隐秘的难以说出的真相，我真是幸运极了。我并不担心唐一玲的态度，我约略知道她的意思，包括她的犹豫，或因她母亲反对的犹豫。我有足够的自信与力量。十八岁，对我是多么重要。
“如果不听呢？”
“不听也得听。”这话她说得并不肯定也不沉重，却让我听出相反的意味。
我想换个话题，那样更好一些。看得出我们之间还很青涩。
“在海南哪里？”我问。我本想说出那次大卡车的事，但终于没说。
“琼中，长征农场。”她简明快捷地说。
“做什么工作？”
“宣传队。”
这倒是我想不到的，心中有了一点阴影。
“想知道我在哪吗？”我急于表白什么。
“我知道。”她咬着嘴唇，一字一字地说出了我的单位。我们之间相隔不过六七公里。“我找过你的。”她把脸转过去，看着江面，小火轮已经靠岸，上岸的人零零落落。
“真的？”
“去你们团演出。”她很平静地说出。我却激动得不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奇妙，也太不可思议，太古典也太经典了吧！
“我不在吗？”我急切地问。有些半信半疑。
她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很陌生的东西，我从未细细也无缘细细地看过她的眼睛。我又感到那种久违的触痛。
“其实，我们经常谈到你，只是你不知道。”她平静而且轻淡。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根本不知你也在海南，同学们没人提起。这怎么可能呢？是真的吗？”我急不可待地问。
“好，不说这些了。你打算回去？”她望着小火轮那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唐九出现在我面前。他很诧异：“你怎么在这？”他望着我，满脸困惑，又看着他妹妹，目光在我们的脸上逡巡着。
“你们早就是朋友？”唐九以他的风格切入问题的实质。
我有些慌乱：“怎么办？船要开了。我跟你们走吧，送一玲一程。”我不等他们反应，提起一玲的行李，大踏步地向小火轮走去。
我走出几步，感觉身边没人，我站住，回头看，只见唐九和唐一玲站在原地。唐九看着我，有些狡黠地笑着。一玲微笑着，看看我，又看看唐九，有点忍俊不禁。我突然发现，我面前的唐一玲，和三年前那个十五岁的容易脸红的女孩已经很不一样了。她依然还会脸红，但是，她真的已经长大了，行过乌水了，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
码头的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我这才注意到一玲的衣着，她像个女兵。穿着有些旧的军装，两个口袋的军上衣和过膝的军裙，这是当时宣传队的标准打扮。她站在码头的风中，风吹凸出她身体的曲线，风又抚摸着她的微红的脸颊，她整个让青春笼罩，那是略带忧郁但是明朗明净的青春。
她和长得像赵丹的哥哥唐九站在一起，倒更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五年的牢狱生涯，并没有摧毁唐九。那年他去劳改，才十四岁，现在十九岁了。我记起那天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唐九终于喊出：“我是去找我爸爸，我不是去叛国投敌！”天空里好像有了回响。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比如唐九，比如我，何罪之有？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罪的。我们没有血缘的父亲，我们只能有政治的父亲。
我很羡慕这对兄妹。他们俩像这个古旧小码头上的一座雕像，两个人的雕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会有那样的想法。我的内心无限伤感。尽管那时，是我十八年的时光中最灿烂的一刻。我拥有了从十五岁时萌生，却在十八岁时开花的爱情。虽然过于古典，虽然还没有任何言语，虽然前路迢迢，虽然青涩但成熟无期。虽然也许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也许一切只将给此生留下一份遥远的怀想。但我在那一刻是幸福的。我想我是读了太多的俄罗斯小说，把粗糙的生活与情感，想象得过于浪漫。
待到这对兄妹投过来疑惑的目光，我才如梦初醒。
唐九老成，沉着练达，他在小火轮离岸的瞬间，飞步跃回岸上，他站在码头的栓船钉旁边，对我坏坏地说：“我把妹妹交给你，你负责到底啊！”小火轮喑哑地嘶叫着，吐着浓浓的烟，缓缓地离开了码头。
那是一个离乱的年份。可是，我却第一次和相互暗恋了三年的女孩，走到了同一条船上，同船出海。
这一切没有预谋，没有计划，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多少年过去，我会常常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苏州街无端的徘徊，一玲母亲冷冷的话语，在旧码头上那动人心魄的一幕，仗义的唐九和他青春如洗的妹妹，无论后来是如何伤痛，我都为生命中有了那一刻而无限地感恩于上苍。
一玲始终无语，连与哥哥告别也省略了。她始终微笑着，漾溢着难以言喻的笑意。她的沉稳、不动声色令我吃惊。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向谁表白过什么，三年来，连一次正式交谈也没有发生过。在海南，我们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而我全然不知。可见一玲的心有多深。我们之间，互相并不了解，但可能正因为此，才更令人感动。
我惊奇于我与一玲，竟然无需经过艰难漫长的攀登，一下子就抵达山顶。这是真的吗？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双方似乎显得生分。其实从来也没有不生分过。
“什么时候回海南？”一玲打破僵局，她依然望着江面。
“说不好。假期早就过了，我想再等几天，看看能否见到父亲。”
她脸上没有了笑意：“能见到吗？现在情况怎么样？真惨！”
“还那样。”这个话题令人沮丧。
她调转话题：“什么时候到海南？给我发个电报，我到海口接你。”她爽快地说。
“为什么到海口接？不是很费事吗？”我不解地问。我的话可能让她觉得我很白痴。她接着说：“我想去海口玩啊！怎么，不可以？”
我忽然明白，有些紧张地：“好啊！我们可以去看火山口！”
“就看火山口？”
我一时无语，相视而笑，她笑得很羞涩。“好像在做梦。”她自言自语，“不是梦吧？”她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有些招架不住。我怕我这张脸不经她看，越看越丑，越丑就越得不到她。我鼓足勇气，也大胆与她对视。这张脸精致得无以复加，每个部分都恰到好处，简直完美无瑕。
“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说。
“那现在呢？”她静静地看着我。我回避她的目光：“应该不是假的吧？我们不是同在一条船上吗？”
“在同一条船上，就是真的吗？”她有些惆怅有些无望地说。
那的确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年代，尽管我们都已十八岁，正是激情勃发的年龄，但是，那时的人，恋爱也似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尽管那张纸已经由她母亲捅破了，但是，我与一玲，却依然生活在那张纸的两边，那天，我们之间始终没有触及那个令人心跳的问题。
我跟她说起了远方的故事。远方已经成为故事。是1966年冬至之后那几天的事。中尉被抓走之后，远方随之失踪。没有人再看见过它。
我对远方的所有记忆，都凝固在1966年冬至那一天。
一玲对“远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我问：“难道你从没有见过远方吗？”
“我为什么就一定会见过远方呢？”她诧异地问。
“如果你在1966年6月以后还见过我，不止一只的见过我，你就一定会见到远方。”
“你怎么这么自恋。为什么我一定要在1966年6月以后还见过你，而且不止一次呢？”原来她很机智，也很善辩。这些都是我所不知的。
“远方是一条藏獒，一条纯种的天狗。我的意思是，那时我几乎天天跟这只天狗在一起。”我怕她不明白。
“我早就知道远方是一只狗。我很感兴趣，这只狗为什么跟你那么好？”
“因为它叫远方。远方，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喜欢。那你改名叫远方好了。”
“有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真的。远方这个名字真太好了。远方，跟梦想没有区别。”她自言自语。
“你妈说你这次去海南，不会待太久，很快就会回来？”我问她，心情有些复杂。
“这是她想的。”
“那你呢？”
“我？”她不再言语。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久。
小火轮就要靠岸了。“那你呢？” 她突然问，她眼里有泪。“到了。”
正在退潮，江面很低，从江底到堤岸，有长长的百多级的阶梯。她的行李很多。“妈妈弄的。给农友们带的，农友家里托的。真不好意思。”她有些歉疚。
“没事。”我故作孔武有力，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我晃晃了拳头：“你看！”我鼓起臂肌，像只圆鼓鼓的小老鼠。这几年，在山野砍伐，练出来了。
“你真厉害！”她笑着说。
我仰望着长长的石阶，又闪过那十五天的苦役。我肩背手提，把三件大行李全压在自己身上，她提着两件小包，跟在我身后，我们一步步，向头顶上的堤岸攀登。
她很快就气喘吁吁，我说：“歇歇吧，时间还早。”我见她脸憋得通红，她最动人之处就是脸红。江风轻拂，很是惬意。我说：“你在广阔天地里不怎样吧！只是唱啊跳啊！哪像我们，伐木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故作豪壮。
“你要小心一些，常有人被大树压死。”她如雨如雾如风的眼睛低垂着，似有无限心事，她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些冲动，很想伸出手去，轻握她的手，但还是克制住了。不敢。我想起那次围海造田，传泥土时的触痛。那心灵的触痛常常在不经意时，静悄悄地滑过心头。真的很奇怪，少男少女，手的第一次接触，会有那样神奇的感觉。在我，感觉竟是触痛？
“不怕，不会有事的。我可是身经百战了！”
“别太逞强了！你总爱逞强。不过，作文写得不错，那些形容词，从哪儿抄来的？”她调皮的样子更令人触痛。语文老师洪子国，也就是红兰谷，总是会把我的作文在年级上讲评，他同时教初三年级三个班的语文。
我有些骄傲。
“我在你们场部黑板报上，看过你写的诗。真伟大！”她说得很真诚。
“你用词不当，只有毛主席才能说伟大。”我小声说。
她把脸凑到我耳边，更小声地说：“我就说你伟大。”她的发梢拂在我脸上，我感到她的气息，很神秘的气息，青苹果的气息。我真想拥住她，心跳得厉害。她闪开了。
去海南的“红卫二号”是下午三点起航。候船室里很拥挤，全是去海南的知青，送行的比乘船的人更多。
我们站在角落里，在外人看来，我们不太像一对恋人，倒像一对兄妹。
好多年过去，想当年情窦初开，遥远却犹在眼前。生命的花朵，初次绽放在那个离乱的年代，注定更多的是触痛。
当“红卫二号”缓缓离岸时，她给我最后的话是：“我等你！”我听不见她的声音，我从她嘴唇说话的形状，读出来的。
唐九今夜没来，看来唐一玲是主角。
我的目光停留在唐一玲身上。离得有些远，但我还是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她的脸，脸上的表情，听到她的声音。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人，是周茉？当年在唐九宣判会上，宣读批判书的那个女孩，后来在唐九出狱后，她成了唐九的同谋，他们一同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偷渡。之后，他们在香港结婚。她后来也去了台湾。
在混沌的酒气和人气中，我的眼睛很不好使，我努力想象着当年周茉的模样，想不起来，真的有些老了。
我问唐九的儿子：“唐夫人，你妈妈也来吗？”
“没有！她过世多年了。”他吸着雪茄，匆匆回答我。他一直都在跟同桌的几个人，大谈证券股票行情。
“那是我妹。”他大约觉得有些轻慢了，抽空转过头来对我说。他一定感觉到我又看错人了，刚才是把儿子错看成父亲，此刻又把女儿错看成母亲。“她跟我妈长得像。我也是。”他解嘲一笑。那表情活像唐九。
周茉，过世了？不知为什么，1966年唐九宣判会、批斗会的情景，又如雪崩般向我压来，掩埋了现存的一切，只留下当年周茉结结巴巴念批判书的声音。
这一切太具戏剧化了。
批判唐九的周茉，成了唐九的夫人，而曾经心心相通的唐一玲，却与我渐行渐远。这也许正是一个大时代的法则。
“我父母故事多了。姑姑也是个话题大王，传说人物。”小唐九在大谈证券的时候，不忘时时抽空做些补白。他跟唐九一样，也是个很有趣的人，同时长得像赵丹。
“来，喝一杯！”小唐九举起一杯洋酒，马上又挥舞着手臂大喊：“小姐，添酒。”他杯里已有半杯酒，服务小姐见怪不怪，给他添了满满一杯，足有三四两吧！他举着酒杯，对着同坐的一位外国朋友谄笑着：“中国人，这样喝酒！”那人是个中国通，他竖起大拇指：“中国人，伟大，雄起！”小唐九兴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外国人很高兴很受用。
小唐九见我杯中仅有一点酒，他又呼喝小姐给我斟满，我说不行，喝不了。他说：“谁不知道郭先生海量？都是行过乌水的。来，干！”
行过乌水的，唐九也这样说，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梦想，好儿女志在四方。小唐九也这样说。这就是男人的风格吧。
小唐九实在太豪放，活脱一个唐九，比年轻时代的唐九更出位。
在喝酒这件事上，在年轻人面前，我比他们更年轻，更少不经事，更不知轻重。
我跟小唐九碰杯，仰起脖子，咕噜一口下去。
“大作家！”在迷离中，我闻到强烈的香水味，那是我并不熟悉的气味，太浓烈了。我知道是她。
我头都没抬，很潇洒地挥了一下手：“你是？”
我明知是唐一玲。
“他醉了？”唐一玲问小唐九。
“不会吧？就一杯，怎么会呢？不会的。”小唐九有点不好意思。
“我看是你醉了。”唐一玲很厉害。
“扶郭先生到楼上去，我的房间。”唐一玲很严厉，看来，她已成了家族老大。我心里很清醒，一点也没有醉，刚才我只是想耍一下脾气。
我站起来，抻了抻衣服，自觉神清气爽，伸出手去：“唐一玲女士吗？我是”
“还用介绍吗？大作家，大教授，电视报纸天天见！”她声音依然那么动听。不同的是，说话口气很大，还有一点表演的姿态，不枉在兵团宣传队里泡过。
“太夸张了！哪儿来的天天？”
我们握手。她的手很绵软，我已没有了触痛的感觉。
“唐九没来？”
“在北京，谈土地开发项目。唉，跟您谈这事，俗！”也许在北京周旋久了，她说话带着京片子腔调，怪怪的。
服务员过来，对她说悄悄话，她马上对我说：“哦！对了，我先去送送客。回头再来说说话。”她转向服务员：“轩景01房，先陪这位先生上去。我马上就到。开一支理查。”
我听清楚了，理查。小唐九也听清楚了，理查。外国朋友也听清楚了，理查。只是服务员不明白，她不知道理查是什么？在座诸位脸上各有表情。
“理查是什么？”服务员一脸困惑。“问你们经理去。讨厌！还六星级呢！”唐一玲压低声音喝斥服务员，很霸气。
我自然知道理查是什么，但是，何必这么夸张？我很反感，心里在迟疑，上不上去？这就是三十年后重逢的情景？没有惊喜，没有礼数，简单直接得近乎无味无色？
看来，唐一玲是晚宴主角。唐九已成大亨，周茉却已过世，周茉，只有缘艰难，无缘享乐，跟着唐九出生入死，却在唐九显赫时绝尘而去。唐九的父亲在香港的生意做得很大，70年代做到台湾，唐九偷渡成功后，在香港入了黑帮，在南中国海做了一桩大买卖，震惊天下，故事被写进电影《跛豪》里去。他是幕后军师，得以脱身，逃往台湾。后来大陆开放，唐九到大陆投资，先是开塑胶厂、泡沫厂、模具厂，后又搞地产开发。他乐善好施，在西部捐建不少希望小学，特别是在甘肃、宁夏西海固，做了一些善事。
十几年前，我曾在政协会上见过他，说起一些往事，他一概半真半假的予以否认，他的历史已经改写，只是还乐意被人叫做唐九。
唐一玲于70年代中，在海南直接申请去香港，她走前，我们吵得很厉害，她执意要走，不惜手段，我那时却还很理想主义，为了一些无奈之事，我们吵得天翻地覆，不欢而散，之后我们再无联系。此后她曾去看过我母亲，从台湾给母亲带回一个日本产的血压计，这在当年是件很珍贵的礼物。三十多年过去，今夜重逢，可青春已成往事。一瓶理查，装得下这么多往事么？
轩景01，我知道，酒店最好的总统套房，无需服务生指引，我对服务生说：“等会儿我自己上去。”我独自步出宴会厅，走上天台。
风很凉，城市很大，全中国都是建筑工地。天上没有星空，地上却是星光璀璨，流金溢彩，夜的光影遮盖了许多人间的秘密，也虚浮装饰了许多假象。那些没有灯光的角落，可能呈现着更真实的生活。大桥底下的栖宿，污水河边的棚屋，是怎样的人生？
饮马滩、小火轮、苏州街，后院的独家码头，全都消失了，连红卫轮也通通改成了什么 “公主号”“皇后号”，路易十三也被理查超越了。
准确地说，唐一玲，现在应称为“一玲·唐”，这是她位牌上的正确标示。
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向天空寻找童年的饮马滩，想起了远方，它如果还活着，是人的几百岁的年龄了？我恍惚听得见它低沉的闷吼。
今夜的邂逅完全出于意外，我只知是一次校友聚会，主办方也没有告知我，后台老板即出资人是谁？意外见到唐一玲，倒是一个大收获。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起她，想起她是因为1968年在海阳小码头上，刻骨铭心的那一幕，而此后那些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已然淡忘了。小码头和通往高高堤岸的阶梯，足够我去追忆的了。我们各自都有怀旧的共同资源。刚才喝多了酒，天台有些风凉，我正想转身回去，唐一玲已到了我面前。
“不见你在轩景，我想你会到这儿。我知道，你喜欢这样。总是与众不同。”她总是喜欢把什么都说完。
我笑笑。她的衣着打扮令我不太舒服。当年她身着女式军衣军裙的样子，给了我无限的遐思与梦想。年代严酷离乱，但是简单快乐充满理想。我落伍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已经落得太后了？她的到来，风是香的。
“不是开理查吗？我们去开理查吧！”我带着报复的情绪。她很聪明，也机智：“理查很大晒啊！走，我可不是来跟你怄气的。这么多年不见，今早听说你会来，我好高兴。我在酒店门口等了好久，你还是迟到了。真是大人物啊，就是不一样。”她语速很快，不太像小码头上那个十八岁的女孩。
“我没有迟到，也不知你是后台老板。我是从后门进来的，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凑个热闹就是。”我故意说得轻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还在生我的气？这么小气。亚雷同志，我们都老了，你怎么还像个愤青呢？真是不可救药。”
“走吧，去喝你的理查！”我说着，等着她启步，带路。
“理查真的很重要？”她看着我。天台很暗，我看不到她的眼睛。
“当然重要。专卖店两万两千人民币一瓶，你说不重要？”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更值钱的呢！你看不见？”她有些不满。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不是你教导我的吗？”她很犀利。
“那好，我们走，走到灯光下，好好发现美。这里太黑，什么都发现不了。”我发觉我依然在怜惜她，那种久违的触痛慢慢爬上心头。我不能接受的，是她在人前的强悍，和她张扬的做派。
在黑暗中，我听见她叹气：“你还是那样，永远改不了。名气大了，更嚣张，更不讲理了。”
我沉默。我承认她说的都对。可我还是忍不住，在等电梯时，我说：“你穿得很奇怪，很不合时宜。”说这话时我并不看她。
“是吗？那我马上换掉！”这回她不与我计较，像换了一个人。
轩景01的奢华无以复加，这里的许多功能设施，也许住客永远都不会去碰它，但是它们必须存在，铺张地存在着。
唐一玲从卧室里出来，我注视着她，这是另一个唐一玲，短发，略施脂粉，清淡、高雅、简单，着一身类似学生装的浅色碎花衣裤，发套、假睫毛、耳环等等全都褪去。
“这样合你意吧？”她做了一个舒展的姿态。这个姿态我太熟悉了，在独处时，她常常会做出这个姿态，这是一个充满着自恋与自赏的姿态。你轻易读不出来这层意味，但我太清楚她孤傲的心气了。
“想必这才是真实的你，我没有说错吧？”
“没错，你总是对的。我知道今晚我们是来怀旧的，久别重逢，怀旧要有共同的基础，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样，那就迁就一回吧！”她边说话边忙碌着，取高脚玻璃杯，摆好，找出冰桶，切割柠檬，启开理查，空气里顿时有了淡淡的酒香。
“要音乐吗”？她把举起的酒杯复又放下，走到音柜那儿，想了想粲然一笑：“来点‘文革’歌曲吧？你说呢？”
“好啊，无所谓。”
“你什么都无所谓，什么才是你的所谓呢？”她吁叹一声。
在芭蕾舞《白毛女》乐曲中，我和唐一玲碰杯。
理查于我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觉得那酒很圆，每一滴都非常自觉地往喉咙深处滚动；又很熟，没有青涩之感，有一种陈年的老到；好像还有一种号召的力量，无需你刻意努力，它就已然调动起你的味蕾，主动感受它的甘醇。
喝理查，听《白毛女》，这就是1966年的远方吗？我突然想起了天狗远方，想起了给一只狗命名为远方的那个人。她是中尉的红粉知己？是他的恋人？她与中尉魂归何处？
“你在想什么啊？像丢了魂似的。”唐一玲有些不快，“我还不能让你集中精神吗？”
是啊！即便我们不曾有过去，不曾有过十五岁，十八岁的初恋，这个坐在你面前的女性，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她依然不能不令人遐想，富有又还不失高雅，风韵犹存并不俗艳，何况，还有一段共同的过去。
“对不起，突然走神了，从理查想到了远方。我常常这样，很无端，也很恐怖。不过，现在好了。来，干了！谢谢你的理查！”
“没什么。我也是走过1966年的人。都如此。我碰到很多同时代的人，都一样，很无端。可是，别再想它，一点价值都没有。活在今天，不是很好吗？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我的人生观。来，干！”
她说得很对，人不应为过去活着。但遗忘呢？活在我灵魂中的人，都是过去的人，死去的人。他们本不该是如此命运，中尉、无脚蟹、春姑，还有八相与九索，王群、夏霞和他们的同学们，包括远方和为它命名的女人。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大哥和夏谷，他们大多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人生的远方。我也从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邂逅唐九和唐一玲这对亡命兄妹，他们早已和我生存在不同的世界里。谁也想不到大陆会对台湾开放，唐九兄妹会重蹈旧地，而且风生水起。而我与唐一玲三十年后的重逢，会在六星级酒店，喝昂贵的理查。
唐一玲见我若有所思，突然把手压在我的手上：“好了，有感觉吗？1966年的感觉。”
我们曾经在海南岛的山林中，共同地回忆起1966年春天，那次传土时手的接触，都有相同的感受。那是两个春心萌动的孩子，一次偶然的触痛，在一个无爱的年代里一次本能的苏醒。
我抽出手，晃了晃：“这是一只砍伐过无数木头的手，它残酷粗糙、沉重麻木，你说它还会有感觉吗？”我很决绝地说。
“你还在恨我？”她别过脸去，似乎对着窗外的夜空发问。
“没有。不会。但是1966年的感觉，还是有的。”没有恨，但依然触痛。她没有错，为了能够去香港，去和她父亲和兄弟一起生活，她什么都可以付出，什么都愿意去做。这有什么错呢？我能给她什么？海南岛能给她什么？所以，那时她同样很决绝，那是她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我想对她说出这一切，但我说不出口。还是把这一切都掩埋起来更好。我不想再提起这些往事，以免伤害她的自尊。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对你的内心很清楚。到香港之后，我一直想与你联系。后来给你寄过两封信，我知道你会收到，我特意寄给你母亲转交，你没有回音，我就知道你始终在恨我，怪我，不想理解我。你和所有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何况我们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也想不到还有后来的形势。我很快去了台湾。你知道，我哥犯了大事，我们就更不可能回大陆了，我不得不死心。再后来，我知道你生活得很好，名气很大，我也就死心了，连见你的欲望都没有了。我想，如果有爱，你会找我。我清楚你的性格。可是，没有。我们那么多同学农友，你连问都没问过我。十几年来，我和他们年年有聚会，他们年年邀请你，你从不参加。这就是你。你恨所有的人，包括我，是吗？你恨1966年，包括那一年的春天。对吗？我请你喝理查，不是摆阔。不错，你心里在想，这足以让西海固的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所以你很反感。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可你看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我是想以此来表达我对你的歉疚。这瓶酒，它的年龄比1966年还老。老得可以成为你我的祖父母吧？你是个作家，罗曼蒂克，要的不就是这点文化，这点象征吗？我读过你的小说、著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要什么。面对我，你说不出口，还是顾及什么？至少像两个老朋友，不分男女，痛痛快快地把话说出来，不是更好吗？我什么东西你都看不惯，我在宣传队，你心有猜忌，总认为宣传队里的人，都是男盗女娼。我长得漂亮，你担心有人把我诳走。你爱听别人胡说八道，就不愿耐心听我解释。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们怎么生活在一起？我只能逃到香港去。”
她突然放声大哭，又突然收住：“好了，都说完了。喝酒吧！”
《白毛女》放了一遍又一遍，自动地周而复始。
她说的都很对。我知道自己越是激情，就越是冷血。我很想对唐一玲说对不起，但终于没有说，连一点亲呢的表达都没有。我也没有倾诉的欲望。1966年春天的触痛，它作为幸福的象征，早已被固定在心灵深处，而它的另一面，却也已被残酷地放大拉长，变形为抗拒现状的力量。
唐一玲不愧是个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大雨的女人，很爽快也很大气，我不得不刮目相看。她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长得漂亮却无头脑的女人。在海阳，在海南，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她扮演了诸多角色，都扮演得活色生香，她一直在向前。而我，却老是揣着三十年前那点陈年旧事，耿耿于怀，我觉出自己的可耻。
喝酒。我和她一杯又一杯地品着理查，品着比我们的祖父母还要老得多的理查的魂灵，以此掩饰我内心的荒凉与愧疚。我没有多少话说，直到把理查喝完。在饮尽最后一滴酒的时候，我终于还是对唐一玲说：“谢谢你的理查，也谢谢你让我明白一些事。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我是很自私，我会豁达起来的，请相信。”
“你知道什么叫内心的疼痛吗？”她答非所问。
“我知道。不是痛，而是疼痛，找不到伤口却到处疼痛。到处是血，却又找不到流血的伤口。就是这种伤痛。”
“你真能形容。”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你记得吗？十八岁那年，在红卫二号，船开了，你说了什么？我一直想问你，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我们一起说，看看对不对，好不好？”
“好啊，那我们一起说，一、二、三。”我发出了口令，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三个字：“我等你。”尽管声音很轻很小，但彼此听得很清楚。
那一夜，我没有离开，我们共同遵守了我们十八岁时的一个憧憬：两个老人，在长夜里，火炉边，促膝谈心，直到天明。
也许那时憧憬的含义和此刻不同，也许朦胧，也许含混，但一定非常浪漫美丽，但是今夜，深长的人生已经给它加注了太多的故事和情绪。我们像两个在战场上离散，多年之后重逢的老朋友，从童年说到青年说到老年。我们面对面坐着，望着落地长窗外，夜色一点点地消退，黎明一点点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