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巴黎专管经济案件的警察的甄别，荣太太加工点的全部员工，在此案之中，所负的责任有着不同之处：（一）荣太太与阿莲，既有正式的工作许可证，又由公司依法报了工，因而不存在法律问题。（二）李娟，虽然具备正式的工作许可证，却未享受公司依法报工的待遇，亦有黑工的嫌疑，可这应该归咎于公司。（三）阿海等若干名男女“偷渡客”，在公司的加工点做黑工，很严重地与公司一起违了法。
七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三，对于荣太太来说，可谓命运遽受重创的“黑色星期三”。主要原因，只能怪她精明过了头，犯了生意场的大忌。
荣太太为荣记箱包公司采购皮包生产的原材料，一直皆从a公司进货，但她有一次发现b公司的货价比a公司要便宜一些。她原本应该正大光明地找a公司进行价格谈判，可她却向a公司谎称自己不再使用这种原材料，因而要与a公司中止合作。a公司怀疑她在撒谎，于是请了私家侦探，暗访她的业务底细。巴黎的私家侦探颇有本领，暗中访知她为荣记箱包公司主持的加工点其实仍然使用这种原材料，但已改从b公司进货，而且加工点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非法“偷渡客”。a公司的负责人为此气不忿，就向巴黎专管经济案件的警察，举报了荣记箱包公司的加工点非法雇用“偷渡客”做黑工的情况。
这天，巴黎十多个专管经济案件的警察采取突击行动，几乎将荣太太主持的加工点围了起来。
警长先与值班室的荣太太交涉：“你们这里加工点有非法生产的嫌疑，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荣太太听了，一边满脸堆笑，一边故意大着嗓子向警长喊道：“警察先生……”她为什么要“故意大着嗓子”呢？这是有讲究的：她早已和丈夫阿荣的外甥女阿莲约定了，她若在值班室发现了办案之类的人员，就会大喊“警察先生”，暗示隔壁的阿莲尽快打开车间的一扇秘密小门，带领“黑工”们立即到街上分散藏匿。
然而这次，警察作了周密的部署：在那扇秘密小门的门外附近，男女工人皆被警察及时拦住了，并被带到了警长以及荣太太的面前。
荣太太还在值班室跟警长争辩哩，一见警察带来了阿莲、李娟与阿海他们，就清楚大事不妙，痛心疾首地流泪了。
警长指了指荣记箱包公司营业执照的副本，告诉荣太太：“你们公司无论有多少问题，首要责任应由法人代表承担。所以，我们已经派人去你们公司总部的经理室了……”
斯时，荣太太表现了对丈夫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关爱之情：“警察先生，我现在承认这里加工点有偷渡的黑工，但都是我雇用的，首要责任应由我承担，我不能连累公司的法人代表。”
阿莲与李娟听了荣太太这几句话，不觉被感动，对荣太太有些刮目相看了。
警长又指了指那个营业执照的副本：“但你刚才为了证明这里加工点的生产资格，拿出荣记箱包公司营业执照的副本作了凭据，已经使我相信这里加工点是荣记箱包公司直辖的生产场所，并非你本人另设的什么‘地下机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荣太太自怨自艾地在心里向丈夫哭诉：“阿荣，我的好丈夫，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我以前为什么不听你的劝告啊？我为什么总要在你的面前逞强啊？我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就这样，警察将荣记箱包公司的加工点和销售点都予以现场查封了。
销售点其实没有任何违法之处：门市部的三名营业员，也就是荣太太那已病故的生身父亲在温州老家哥哥的三个孙辈，不仅具备正式的工作许可证，而且已由公司依法报了工。但由于加工点严重违法，导致销售点以及整个公司皆被取缔了。
根据巴黎专管经济案件的警察的甄别，荣太太加工点的全部员工，在此案之中，所负的责任有着不同之处：（一）荣太太与阿莲，既有正式的工作许可证，又由公司依法报了工，因而不存在法律问题。（二）李娟，虽然具备正式的工作许可证，却未享受公司依法报工的待遇，亦有黑工的嫌疑，可这应该归咎于公司。（三）阿海等若干名男女“偷渡客”，在公司的加工点做黑工，很严重地与公司一起违了法。
公司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当然得由公司的老板承担了。阿荣别无选择地成了荣太太非法雇工的“替罪羊”，与阿海等若干名男女“偷渡客”一起，被警察抓进了看守所。至于荣太太、阿莲、李娟和门市部的三名营业员，则未被警察列为涉案人员。
警察将该案移交法庭审理。法庭对该案涉案人员的审理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身为公司老板的阿荣，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被处以八十万法郎的罚款。（二）阿海等若干名男女“偷渡客”，则由警署提供免费的飞机票，遣返中国大陆。
这些“偷渡客”在被遣返、登上飞机的时候，情绪倒也趋于平静了，因为价格不菲的飞机票毕竟是免费的。
惟有阿海，忽然攥住飞机接地舷梯的栏杆，像“革命斗士发表演讲”一样，虽然尚未学会法语，却用温州腔的普通话高喊：“我不上飞机，我要留在巴黎打工挣钱……我在巴黎仅仅做过黑工，没做任何坏事……我为了到巴黎，险些累死在偷渡的路上……”其声激烈，响彻机舱，庶几能够“惊天动地”了。
警察见此惊心动魄的情景，立刻忙成一团，找来机场的翻译，弄懂了阿海的意图。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这趟航班的机长对警察说：“既然这名乘客不愿登机，我为了航班的安全，决定取消他的登机资格。”
警察无奈，只得将阿海带回看守所了。法庭又为阿海专门开了一次庭。阿海故伎重演，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力拒遣返，并说将以绝食的方式而明志，还用温州腔的普通话，“沙嘶疲哑”地唱起了原本产于法国巴黎的《国际歌》。法庭也很无奈，只得宣布释放了阿海。于是，阿海继续留在巴黎，一边暗找做“黑工”挣钱的路子，一边探寻能使自己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机会。
荣太太的事业与家庭遭此巨祸，由于生身父母早已病故，她只得向丈夫阿荣的好朋友黄福稳求援。
黄福稳倒是不忘友谊，愿意设法帮助荣太太：“嫂子，这事已经发生了，我们都很难过。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积极补救。你先说说你的思路。”
荣太太左右权衡的方寸并未紊乱：“现在关键是要按时交齐罚款八十万法郎。否则，阿荣刑满出狱之后，将被取消在法国的正式居留权。可我手头的现金只有三十万法郎，公司的财产又都被没收了。我决定到房产交易所登记出售我和阿荣的住房，虽然售价五十万法郎应该不成问题，但成交的时间就很难说了。因此，我想请你借给我五十万法郎的现金。我那房子一旦售出，我就立即全额还你。”
黄福稳实话实说：“我和玛莎的住房前些日子重新装修了一下，用了不少钱，所以我的手头也不宽裕，只能借给你十万法郎。至于剩下的四十万法郎……我看这样吧：由我牵头，以你的名义，按照我们温州人筹措资金的老传统，呈会应急，怎么样？”
荣太太对“呈会”也颇熟悉：“呈会？行啊，那就拜托你了。”
黄福稳提到的呈会，确实是温州人的一种老传统，一种通过亲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互助方式。温州人的呈会，与犹太人的历史更悠久的“创业基金”颇为相似：从这方面看，社会舆论把温州人视作“中国商界的犹太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温州人的呈会，究竟是怎样“呈”的呢？一般情况下，温州人为了经营工商业，而不是为了买房、购物、还赌债等等非工商业活动，他就有资格告诉亲友，他要呈会筹措资金。于是，跟他关系较好的亲友都来入会了：有人可能呈给他一万元，有人可能呈给他两万元，金额大小不等。这里的呈，就是借的意思。三个月之后，他开始以“会主”的身份，按照呈出钱的会员在入会时抓阄的顺序，每月清偿一名会员的债权。如果呈会的时候，会主不必向会员支付利息，这种呈会属“干会”；如果呈会的时候，会主必须向会员支付利息，这种呈会则属“活会”。不过，即便是活会，那利息也比银行贷款的利息要低一些。
晚上，在福稳中餐馆的经理室，由黄福稳牵头，一场专门为匡援阿荣与荣太太这对患难夫妻的呈会，拉开了序幕。
黄福稳首先致以很感人的“开场白”：“乡亲们！阿荣被判有期徒刑的事情，大家都已听说了，我就不作介绍了。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阿荣刑满出狱之后，能在巴黎的商界东山再起。但是，阿荣被罚的八十万法郎，若不按时交齐，就将被取消在法国的正式居留权。阿荣公司的财产已被没收了，他妻子手头只有三十万法郎的现金，缺口五十万法郎。因此，我参照我们温州人历来互助的好传统，邀请大家来呈会，帮阿荣一把。我先带个头：我呈出十万法郎，而且不要利息。”
荣太太向众人表态：“谢谢阿黄、谢谢大家！我正在出售住房，售价五十万法郎应该不成问题。一旦卖了住房，我就清偿大家的债权。请大家放心。”她是这样考虑的：虽然卖掉心爱的豪宅，将使她哀伤不已，但她必须用卖房款尽快归还这次呈会所欠之债务，决不能让这次呈会落个“倒会”（也就是“赖债”）的坏名声；因为阿荣刑满出狱之后，若想重新创业，资金无疑是短缺的，仍然需要大家再次呈会支持。古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极有道理啊。
这时，一位七十多岁的温州籍老华侨周伯伯发话了：“我呈出六万法郎，也不要利息。”
荣太太给周伯伯鞠了个躬：“谢谢周伯伯！”
周伯伯是一副很自然的德高望重的样子：“你的父亲，生前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倚老卖老，但我要批评你两句。我听说阿荣这次出事，根源在你的身上。你平时不听阿荣的忠告，在阿荣的面前非常霸道。我希望你吸取这次出事的教训，做一个贤惠的温州女人。”
荣太太被周伯伯的大实话戳痛了内心深处的伤疤，不禁悔羞交加，“扑通”一声就跪到周伯伯的面前，声泪俱下：“周伯伯，我一定接受你老人家的批评，我一定改正自己的错误……”她这一跪，把这次“呈会”推向了高潮。
众人将荣太太扶了起来，纷纷解囊相助，呈出资金。在黄福稳十万法郎和周伯伯六万法郎的基础上，终于凑足了五十万法郎。
柳绍禾此次呈出了两万法郎。连阿乔这个澳门人，也不请自荐地呈出了一万法郎，博得了会场上全体温州人的称赞。阿乔不请自荐地夹在里面，其实主要是为了图个热闹，图个新鲜。
事后，阿乔余兴未尽地询问柳绍禾：“阿柳，你们温州人这样呈会，是不是‘共产主义’？”
柳绍禾闻听此言，笑得几乎背过气去了：“你呀，满脑袋的奇谈怪论。我们温州人呈会，是通过亲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经济互助方式。不过，我们温州人呈会，倒是跟犹太人的‘创业基金’有些相似。不过犹太人‘创业基金’的历史，比我们温州人呈会的传统，还要悠久一些。”
阿乔显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社会舆论把你们温州人视为‘中国商界的犹太人’，真是很有依据、很有渊源啊。”
柳绍禾觉得应将阿乔鼓励一下了：“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你是澳门人，这次却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温州人呈会，我代表监狱里的荣老板，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荣太太经过这场风波，决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她为丈夫阿荣向法庭交了八十万法郎的罚款，解决了后顾之忧。接着，她又成功地出售了豪宅以及贵重家具，清偿了呈会时会员们五十万法郎的债权。然后，她用比较微薄的余款，租了简陋的住房，并且申办了集市摊位的经营许可证，像黑种人与阿拉伯人一样摆摊卖货。她要放下曾经颐指气使的老板娘的架子，从头做起，在一法郎、一法郎地攒钱的同时，耐心等候丈夫阿荣刑满出狱，夫妻携手创新业。
荣太太为了磨砺自己的毅力，婉谢了黄福稳邀请她住到玛莎一块、并到福稳中餐馆打工的好意。但她友善地向黄福稳举荐了丈夫阿荣的外甥女阿莲，使阿莲做上了福稳中餐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而且免费住进了福稳中餐馆的阁楼里，也就是在柳绍禾与阿乔寝室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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