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四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这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界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因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哒、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一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一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中我写过，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地跑，大喊大笑地跑，但是摔倒时那地面坚硬而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如果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啕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房屋的台阶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４个小方格是４块土地，种了４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４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才能似真似幻地记起一座教堂。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难忘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那座教堂的钟楼。
我写过一篇小说《钟声》。在那篇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叫作Ｂ的角色。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Ｂ对那钟声的希望，我写道——
B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跃。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B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Ｂ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B
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B
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B
对那钟声的怀念，我写道——B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B
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他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怀念往日悠远凝重的钟声。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狼藉不堪。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了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得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被拆除了，片瓦无存。最后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黯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一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些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遇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混沌千变万化终于使一部有条有理的历史脱颖而出（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人，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
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那所小学的校舍，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的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地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一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其他孩子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一些，但在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让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在风中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似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人的陌生的世界。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和一些可怕的事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如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令人折服；他喜欢利用这一点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设计不可。那是天才，那也是天才。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了什么用处。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从墙头从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停留在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掺杂着那一道阴暗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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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插队的故事务虚笔记老屋小记写作的事记忆与印象信与问史铁生短篇小说集病隙碎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前的事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诗选钟声礼拜日山顶上的传说命若琴弦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这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界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因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哒、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一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一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中我写过，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地跑，大喊大笑地跑，但是摔倒时那地面坚硬而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如果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啕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房屋的台阶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４个小方格是４块土地，种了４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４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才能似真似幻地记起一座教堂。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难忘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那座教堂的钟楼。
我写过一篇小说《钟声》。在那篇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叫作Ｂ的角色。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Ｂ对那钟声的希望，我写道——
B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跃。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B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Ｂ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B
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B
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B
对那钟声的怀念，我写道——B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B
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他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怀念往日悠远凝重的钟声。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狼藉不堪。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了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得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被拆除了，片瓦无存。最后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黯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一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些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遇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混沌千变万化终于使一部有条有理的历史脱颖而出（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人，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
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那所小学的校舍，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的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地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一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其他孩子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一些，但在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让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在风中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似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人的陌生的世界。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和一些可怕的事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如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令人折服；他喜欢利用这一点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设计不可。那是天才，那也是天才。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了什么用处。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从墙头从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停留在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掺杂着那一道阴暗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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