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5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确实有这样可怕的天才，他并不想还我一拳也并非只是想孤立我，他是想证明他的力量，让所有的孩子都无可选择地听他的指挥——但愿这不是真的，至少在一个少年身上这不是真的，但这是真的。也许生命到了该懂得屈服的时候了，也许我生命中的卑躬屈膝到了该出生的时候了。那个可怕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试验我的软弱也试验他的强大了。这也许是命运所必要的一种试验，上帝把一个扁平的世界转动一下以指出它的立体，它的丰富，从而给我又一个新的但是龌龊的生日。那是在课堂上，当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一道题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孩子故意把桌子摇得哐哐响，老师回过头来问：“是谁？”那个可怕的孩子马上指着我说：“是他！”不等老师说话，他就问几个最跟他好的孩子：“是不是他？是不是？”那几个孩子都愣了一下，然后有的高声说是，有的低声说是，有的不说话。老师可能不大相信，就叫起一个孩子问：“是谁？”那是个平时最老实的孩子，但是他看看我，低声说：“我，我，我没看见。”老师看着我，可竟连我自己都不敢申辩，我又惊又怕满脸通红倒真像是被抓住的罪魁祸首一样。我看见那个可怕的孩子此时坐得端端正正，一幅遵守纪律的样子。那天放学回到家，我勉强把功课做完，就又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吭，奶奶过来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我哇地一声哭出来。奶奶说：“说，有什么事就说，哭什么呀？”我的屈服、诌媚、诌媚的愿望和诌媚的计谋，就在那一刻出生了。我抽抽噎噎地说：“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说的是：“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那么快地想到了这一点：“我想要一个足球。”奶奶说：“行，不就是一个球吗？”我说：“得是一个真正的足球，不是胶皮的得是牛皮的，我怕我爸我妈不给我买。”奶奶说：“不怕，我让他们给你买。”
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作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
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掺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
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点点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点点不安很快烟消云散了。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作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作守门员他敢在满是砂砾的地上扑球，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你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使我刻骨铭心的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
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
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埋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埋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不是我的记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我在《礼拜日》中写道——“我10岁时就喜欢上一个10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个女孩子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日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10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轻声秘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来的。那个叫小不点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不是不？小不点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5号。小不点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说，反正不是5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又说，哟哟哟——5号哇？和尚说、5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老人说：“那年我10岁，她也10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
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9岁，诗人L
的初恋是在10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人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作“混沌”的新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
老人说：“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到那桥头上去张望。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功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呆到天快黑了。”
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
“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拿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国家，手里的蚂蚱会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的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和诗人L.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那么，一个必不可免的从政者，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从政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
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
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从政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或者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或者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或许还摇摇荡荡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我们使这个从政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
未来的一个从政者，他的名字叫WR.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可能他曾与我、与画家Z、与诗人L、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
至少他曾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犹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偏离（世人终必看出，他与画家、与诗人之间产生的偏离，也无非是如此）。因此，几十年后，我以为，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我同样感觉到，那个秋天夜晚的情绪也会是从政者ＷＲ的生日。几十年后，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F
医生将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性格差异源于什么？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画家Z、诗人L
和我，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在那座荒残的庙院里，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
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1959年，当奶奶一到晚上就要到那座老庙里去开会的时候，这个曾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序幕传进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1959年，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店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喝斥我，妈妈的表情很严肃。
那老店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一群孩子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爬。
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撒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灾似地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堂，这会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
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灯。我爬上石阶，趴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趴着窗台望着奶奶，我还从来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道上学的味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在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
“现在反动的旧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
我赶紧离开那儿，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1959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然后飞跑，偷偷地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从政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反动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心灵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不幸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同寻常，在其少年时代便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所带来的歧视，并以一个少年的率真说破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我并没见过少年WR.
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途。
“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沉痛地看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严肃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少年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
“他说什么？”少年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作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让我作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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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小记插队的故事信与问以前的事我的丁一之旅我与地坛史铁生短篇小说集记忆与印象务虚笔记写作的事山顶上的传说史铁生诗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钟声病隙碎笔礼拜日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作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
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掺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
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点点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点点不安很快烟消云散了。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作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作守门员他敢在满是砂砾的地上扑球，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你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使我刻骨铭心的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
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
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埋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埋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不是我的记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我在《礼拜日》中写道——“我10岁时就喜欢上一个10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个女孩子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日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10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轻声秘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来的。那个叫小不点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不是不？小不点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5号。小不点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说，反正不是5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又说，哟哟哟——5号哇？和尚说、5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老人说：“那年我10岁，她也10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
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9岁，诗人L
的初恋是在10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人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作“混沌”的新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
老人说：“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到那桥头上去张望。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功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呆到天快黑了。”
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
“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拿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国家，手里的蚂蚱会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的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和诗人L.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那么，一个必不可免的从政者，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从政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
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
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从政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或者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或者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或许还摇摇荡荡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我们使这个从政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
未来的一个从政者，他的名字叫WR.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可能他曾与我、与画家Z、与诗人L、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
至少他曾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犹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偏离（世人终必看出，他与画家、与诗人之间产生的偏离，也无非是如此）。因此，几十年后，我以为，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我同样感觉到，那个秋天夜晚的情绪也会是从政者ＷＲ的生日。几十年后，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F
医生将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性格差异源于什么？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画家Z、诗人L
和我，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在那座荒残的庙院里，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
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1959年，当奶奶一到晚上就要到那座老庙里去开会的时候，这个曾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序幕传进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1959年，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店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喝斥我，妈妈的表情很严肃。
那老店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一群孩子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爬。
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撒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灾似地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堂，这会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
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灯。我爬上石阶，趴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趴着窗台望着奶奶，我还从来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道上学的味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在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
“现在反动的旧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
我赶紧离开那儿，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1959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然后飞跑，偷偷地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从政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反动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心灵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不幸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同寻常，在其少年时代便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所带来的歧视，并以一个少年的率真说破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我并没见过少年WR.
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途。
“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沉痛地看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严肃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少年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
“他说什么？”少年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作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让我作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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