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我家的故事写到这里，就一定要写我的舅舅，他跟我娘和我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追溯北京花市大街下堂子胡同9号的历史，最早开始在那儿住的应该是我小姨一家，我的姨父做洋布买卖，生意还算看得过眼。

　　后来，随着我姥姥的介入，她老人家偏袒儿子，让我小姨在小院里留了两间南房。我舅舅开始从河北省的深泽县走进北京的下堂子胡同，他为人很机灵，做钟表生意逐渐兴旺发达，也导致我姨一家的衰败，我姨父后来对我小姨抱怨说：“我本来好好的，你们张家一来就全乱套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常来下堂子胡同9号。姨家的表哥喜欢养鸽子，我跟着他跑到八达岭长城去放鸽子，然后跑回下堂子胡同9号等待着体验鸽子回来时那一刹那的喜悦。舅舅家的表哥爱玩录音机，常把我说的笑话录下来，然后重放，我们在重放中寻找着生活的快乐。我和两个表哥都很好，但他们之间见面很客气，谁也不跟谁热乎，就是因为小姨和舅舅的矛盾。我娘总来为小姨和舅舅调解。当面说得好好的，我娘前脚一走，两个人就剑拔弩张。为此我娘很生气，说：“我就不明白了，亲姐弟有什么过不去的。不都是从一个娘的裤裆里钻出来的吗？”那次我娘到北京来看我，就没理睬他们。后来，小姨和舅舅分头都到医院去看望我娘。我娘叨叨完这个又叨叨那个。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那就是我爹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那几年，究竟是姨父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还是舅舅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我爹有回火了，拍着桌子喊着：“是共产党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要不是我护着，都得完蛋喽。”

　　记得一个大半夜，我舅舅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花市大街下堂子胡同这一带要拆，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留点儿资料。那时，我已经到了报社当摄影记者。照相机成了我观察生活的有趣工具，几张反映平民生活的黑白片还在全国专业赛中拿了奖，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家。接完电话，我就赶紧准备摄像机，这样才能把下堂子胡同最后的情景完整地拍摄下来，这是我家族以及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资料。于是我找来摄像机，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北京，作最后一次忠实的记录。

　　我的舅舅先前是做学徒，学修钟表，掌握了一门手艺以后就开始经营，成为一个地道的钟表经销商。北京前门有一幢三层小楼就是他的产业，解放前那儿曾经是一家著名的钟表铺，生意很是兴旺，大老板就是我舅舅。由于舅舅是钟表商，所以，我家亲戚手腕子上戴的表都是舅舅提供的。尤其我娘那块表最为贵重，是瑞士大英格，金壳的，据说当时值五百块大洋。可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我爹拉扯一大家子不容易，我娘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两百元人民币把大英格表悄悄给典当了。我手上是一块小英格，银壳的。这是舅舅在我刚出生时主动送给我的，当时正赶上国家公私合营，舅舅对我娘哭着说：“姐姐，我用心血经营的钟表铺完了，这块小表就留给我外甥吧。”那块精致的小英格表我一直戴着，到现在依然走得很准。舅舅对我这么忠于他送的礼物，心怀感激，对我从来都高看一眼。他后来得知我娘把手表典当了，很是伤心。他对我说那每一块手表都是他的血汗史，卖一块表就是卖他的一块肉。

　　我爹是1944年去的下堂子胡同，一直住到北平和平解放。当时他的身份是卖洋布的商人，跟我姨父做买卖，可实际上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我爹总跟我说起这段传奇经历，说他曾经是北京地下工作的总头目刘仁的部下，我总是不屑地问他：“你认识刘仁吗，人家刘仁知道你吗？”我爹对我的不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证据。

　　那天，他拿来一本北京革命历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的书，上面有一个北京地下党的名单。这个名单若是在解放前让日本人或者傅作义的部下得到，那么北京的地下党将被一网打尽。我在名单的最后，找到景山后门小组这个组织，组长是庞有信，组员有李欣。我对爹疑惑地说：“您不是李小麦吗，这个李欣是您吗？”我爹生气地说：“你他妈浑蛋，李小麦就是李欣，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就我一个李欣。”

　　我曾好奇地问过舅舅：“您当时是一个钟表商，怎么会参加地下党呢？”舅舅叹口气说：“你父亲到北京搞地工，他没地方开展工作，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就想到了我。于是，他就想发展我。开始我没答应，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我都不入，我就赚钱。’你父亲那时很穷，连一件像样的大褂儿都没有。他对我央告，说，‘你怎么也得找个地方让我住啊！’我看你父亲实在可怜，就把下堂子胡同9号让他住，那是我用人们住的房子。你父亲就把那儿当成了搞地下工作的一个暗点儿，把我那的两个用人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就听你父亲的话，加入了共产党。你父亲这人最没良心，缺钱了就知道向我伸手要。他在北京搞地工，共产党没给他多少经费，倒是我常资助他。其实，当时我是为了你母亲。谁让你母亲是我亲姐姐呢。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却出卖了我。”

　　我赶到北京，表哥说来接我，却看不到人影，我就自己坐出租车去下堂子胡同。车到了崇文门花市大街，司机说：“抱歉，哥们儿，你自己走吧，这花市大街堵得根本进不去。”我下车自己走，对大街完全陌生了，两旁的小平房都给拆得七零八落，接踵而来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我越走越糊涂，其实我只有五年没来这里，可这里的变化却这么令人吃惊。找着找着，我终于看到下堂子胡同标志了，因为胡同口有个不起眼的厕所。

　　我娘曾经说过，找到厕所就等于找到下堂子胡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