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15)

　　《中国建设》的主编爱泼斯坦，由于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不但对她的革命情操、道德文章十分钦佩，对她的处世为人、性格爱好、工作效率与作风都深有了解。他深深赞赏宋庆龄伟大革命家的胸襟，说她一贯赞成和坚持在前进道路上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和各种力量。她从不要求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看法一律，步调快慢一样。但她却不能容忍那种倒拨时钟、损公利己的人。说她可以允许人没有觉悟，但决不原谅那些参加革命后又背弃革命利益的人，对此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在一次谈话中，他曾给笔者讲述了一个这样的小故事，说是曾有那么一个过去支持过宋庆龄工作的作家，一次来找宋庆龄，说他有一辆汽车，可否与“保盟”所得到的美国支援物资一道过海关。庆龄回答：“当然可以，不过，你的车上要运载我们的救济物资。”爱泼斯坦同志笑着说：“我一下子就明白夫人已看透了那人是为了要免除他的新车上税而来取巧的卑琐念头。那人当然也明白了，不敢再来纠缠。当然，也可能是他怕那些物资压坏了、污损了他的新车。我永远不会忘记夫人盯视那个人离去的背影时十分蔑视他的眼神，从此，她再不曾与此人有过任何交往。”

　　爱泼斯坦还说，同她一道工作过的人都了解她的民主、谦逊的精神。她身上没有丝毫“官架子”，她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非常讲究工作效率。就是在工作繁忙、身体欠佳时，收到来信，也是当天或隔天立刻回信。如果因故拖延，一定真心实意地表示歉意。

　　爱泼斯坦还谈到宋庆龄偶尔显露出活泼与幽默的性格特征，他边说边笑地给我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当爱泼斯坦和她一道在香港工作时，有一次来了一个地位很高的英国人士。在准备接待他时，宋庆龄像往常一样细心而体贴地探询他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打听消息的人来，先说他不喜欢海味。哦，那么，就准备其他佳肴，过一会，人们又报告说，他恐怕不吃肉类，宋庆龄就吩咐给他准备各种蔬菜的中式素餐。过一会儿，人们又来说，他好像连蔬菜也不喜欢。这时，宋庆龄笑起来了，指着庭前盛开的鲜花说：“哦，我们总不能光请他品尝草坪呀！”

　　又一次，爱泼斯坦和另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请宋庆龄去他们的住处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宋庆龄高高兴兴地来了。他们那时都年轻而贫困，为了表示尊重，他们在桌子上铺上了桌布，摆上了鲜花。晚餐愉快地进行，工作也顺利地解决了。餐毕，宋庆龄向他们亲切致谢后，突然笑着说：“一切都很圆满，只是不知道这白色的桌布是你们哪一位的床单？”

　　两个青年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直到今天，爱泼斯坦同志在向我叙说时仍为宋庆龄的平易近人与幽默而忍俊不禁。

　　庆龄不仅对她熟悉的朋友充满爱心，对一切遥远的需要她援助的同志同样热情。

　　1933年，纳粹在德国夺取了政权。她和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同时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这个声明不但原则性很强，而且材料丰富。其中提出对许多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如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数十人迫害的事实，指出“中世纪迫害科学家之黑暗行为，及两千年前焚书之祸，不图重见于今日”。“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这一行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反响，赢得了世界各界人士的敬重。所有这些外国朋友无比尊敬她，首先因为她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不可动摇的献身精神。她是中国的女儿，但她又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而同时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她提倡向外国学习任何对中国的民族需要和社会需要有益的东西，但她从不赞成全盘照抄外国的一切。她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赢得了千千万万外国人的尊敬，并因为她赢得了对她的国家的尊敬。

　　在这一点上，她又是与人民敬爱的伟大的周恩来多么相似啊！

　　“去问总理”

　　宋庆龄是何年何月开始与周恩来直接交往的，我至今未查到确切的日子。但在她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随着她对许多“政治家”、“革命家”越来越失望，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同志越来越亲近，她对周总理的信任也就越来越深，而周总理也总是十分尊重她，对她的工作十分支持。

　　这就无怪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已习惯于在她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时，就请示：“报告总理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革命小将”打算包围宋庆龄的住宅，到她家里“破四旧”，要她销毁“封、资、修”书籍和家什，要她剪去她遵从母训，终身保持的中国式发髻……她一生经过太多太多风浪，早已处变不惊。但这些来者是她终身热爱并寄托着莫大希望的青少年啊！她能说什么呢？她默默地沉思了许久，革命经验使她预感到什么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了。而任何重大历史事件打冲锋的总是青年。因此，顺应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事件能造就无数青年；而逆历史潮流，扭转历史车轮倒退的事件，必然要毁灭更多的青年。眼前将要发生的会是什么呢？她不知道，但这些青年提出的却是这样一些可怕又可笑的问题。她不禁摇摇头长叹了一声说：“我可怜的傻孩子们！”然后就默默地和工作人员一起，想方设法地保护那些与历史各个阶段相关的资料、文件，与各国人民交往所存留的书籍，特别是与中山先生有关的一切文物。

　　工作人员按往日的习惯问：“去报告总理吧？”她想也没想，就摇摇头说：“不要。总理一定在忙着比这更重要的事呢，我们快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吧！”

　　然而，总理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日理万机的总理立即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把北京的“红卫兵”头头都召集起来对话。在当时的背景下，总理深知有些道理和这些小将们一时很难讲清，因此一开始就抬出了毛主席。总理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你们懂历史的一定知道孙中山和她对人民的功绩。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过了的嘛！你们去读读。孙中山的功绩也记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他的像也是毛主席决定的。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绝对不赞成。他的夫人宋庆龄虽是出自豪门，但自从与我们合作以来，从来没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也毫不动摇。她和我们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为革命做了许多的工作，营救了我们许多地下党的同志，我们应该尊重她。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更不能因为她的妹妹是宋美龄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大多数青年是懂道理的，对总理感情也深，在总理的保护和大多数青年的抵制下，少数人坚决要冲击孙夫人住宅、揪斗她的阴谋没有得逞。南京的孙中山铜像也没有被砸毁。但上海是当时所谓的“红色风暴”的中心，在“四人帮”爪牙操纵下，一些“造反派”把宋氏墓地砸得稀烂，这还不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毫无人性地故意拍下暴尸露骨的照片，专门寄给宋庆龄同志。

　　正如众所周知，宋庆龄虽因革命抛弃了家庭，和宋氏家族中那些背弃革命的人恩断义绝，但对自己父母还是十分有感情的。她的父亲宋耀如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作出巨大的贡献，她的母亲也毫无怨言地一直支持着丈夫。她的父母与孙中山的友谊和早年对她的教诲，对她日后走上她独特的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都无法否定这点，而现在事情竟令人伤心地发展成这样。青年们也许是无知的，但是什么人操纵青年做出这种极其野蛮的行为呢？

　　据说，一生很少流泪的宋庆龄这次流泪了。是亲情？是人情？还是深刻的政治感情？我想应该都是。因为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不能不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与童年的岁月，何况是一向十分善良、十分看重亲情的宋庆龄？当然，她的眼泪中必然也包含着为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隐忧。因为终生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始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担任领导职务，并亲自和鲁迅等伟大斗士一起强烈抗议过德国法西斯屠杀迫害进步人士、毁灭人类文明等野蛮行径的宋庆龄，此刻不可能不联想到那些褐衫党人的暴行，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历史大倒退。

　　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当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因这些照片而忐忑不安，去请示她是否报告总理时，她只犹豫地点了点头，那双明亮的眼睛再没有一丝泪痕，只是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总理为此事十分愤怒，立即指示上海照原样恢复宋氏墓地，并从此派部队警卫。当总理派人将修复后墓地的照片送给庆龄，并向她表示歉意时，可以想象宋庆龄对周总理是怎样地感激。因为她深切了解在那样的时刻，只有周恩来才会如此处理这件事，在处理的过程中及以后很久都还会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但她也没有说什么，只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太忙了，以后能不找总理的事就不要给他添麻烦了。”

　　宋庆龄由于她独特的经历与革命道路，虽然她的朋友很多，她也很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她有着一贯的独立思考习惯和高度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很尊重党派到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许多共产党人都是好朋友。但是，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她往往很敏锐，也常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1934年伊罗生曾谈过这方面的例子，斯诺则更干脆地有过这样一个记载：

　　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我对托洛斯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斯基新出的一本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很多真理，读一读吧。”

　　当然，引用这个记载并不是说宋庆龄对托洛斯基这个历史人物已经得出了全面的肯定性的评价，这是无须赘言的。

　　“文化大革命”中，阴谋家们有意割断历史，把在毛泽东之前的革命家不是一笔抹杀，就是肆意贬斥。但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百岁诞辰纪念会上，庆龄却发表了长篇讲话。她以前原是不大出席这类纪念会的，偶尔出席也不肯讲话，但这次她不但出席，讲话还比以往哪次她在同类仪式上的讲话都长，详细地评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理论和贡献。而在结束时居然还没喊一句在当时任何政治活动场合的讲话都要加上的“四个伟大”及“万万岁”之类。这显然不是疏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至于林彪以“专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为题残酷迫害老革命的阴谋，“四人帮”以“文攻武卫”为名大搞打、砸、抢的野蛮行动，肯定一开始就引起她的怀疑与警觉。据她的一位秘书告诉我，她在看当时的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大学斗争王光美同志时的各种野蛮、愚昧行径，气得两只眼睛都瞪了起来。“她说什么了吗？”我问。“没有。”她回答说，“她从来说话很严谨，更何况这样的大事。”是的，她什么也没有说，但她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从王光美同志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得知即使在少奇同志被迫害至死，光美同志蒙冤入狱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看法没有丝毫的改变。当孩子们在多方寻找父母无着、给她写信时，她不但立即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还一如既往地给孩子们回信，给他们送去糖和杂志，鼓励他们好好地学习……她没有说话，因为丰富的革命经验告诉她，在当时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就学习周总理的榜样，尽她的可能保护和帮助一切她可以保护和帮助的人，尽力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前述给艾黎写证明只是其中的一例。

　　如果说，在“反右”和“大跃进”时，庆龄由于对党的过分信任也说过一些不很清醒的话，那么，在十年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应该说，她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的。她日夜阅读各种外文报纸，以开阔的世界眼光来看待这场浩劫。她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又无比关心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像中流砥柱一样屹立但处境维艰的周总理。每次当警卫战士在她住宅的泥塘里打捞出鱼来，她都要请他们挑几条大的给总理送去。

　　据说，江青曾劝说宋庆龄应该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被她以年老体弱为理由拒绝了。这当然只是传说。实际上，如前所述，江青是十分嫉恨她的，因为宋庆龄一直是中国第一号妇女领袖，而权欲极大的江青认为这一位置应该属于她。世人尽知江青曾以“红都女皇”身份向美国作家维克特撒谎造谣，反复吹嘘自己是伟大的女政治家，既恶意地贬低深受人民尊敬的邓颖超、康克清，更是以一种蔑视的态度，把伟大的宋庆龄说成只不过是孙中山的夫人而已。江青幻想着70年代的中国能再出现一本风靡世界的以她为主角的《西行漫记》，还把自己的各种照片赠送给维克特，并选出一张她自己骑马的照片作为此书的封面。但是，那张照片虽然十分神气，可惜由于她所讲述的许多事实都系捏造，又因自己长期养尊处优、脱离人民群众，因而既无法代表红星，更不能照耀中国。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宋庆龄对此事显然从外文报刊上有所了解，她曾在给一些因长期不见她露面而为之担心的朋友回信时，不无幽默地谈道：来信说，因为我在一些场合没有出面，你就担心了。其实，你是应该了解的，我只是身体不大好。再说，又为了什么，必须找各种场合出头露面呢……事实毕竟是事实……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像当年在重庆一样深居简出，也像当年一样默默地做着能使自己内心平安的一切工作。她曾多次接见外宾，给孩子们题词、写字。因为年老写字手抖，她可以整整一个上午，一个下午，长长的一天反复写一幅题词，只为了能多给在受难中的孩子一点启迪和教育。同时，她仍不改多年的习惯，广泛吸取世界信息。一次，深夜她突然招呼秘书，要她代她打一份唁电到美国。因为她从报上知道她最小的弟弟子安逝世了。秘书正发愁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往美国发电报，又为的是宋子安这样一个人物……不怕招灾惹祸吗？她正在考虑怎样稳妥处理时，宋庆龄的另一张条子递到她手中：“也许，还是不打了吧？”秘书按照惯例，还是“去问总理”。

　　在那样的动乱中，总理仍一如既往，礼仪周全地发出了唁电，然后通知宋庆龄放心。庆龄当时的感觉岂是感激二字所能概括的呢？她重又看到在枪林剑丛中从容镇定、谈笑风生的周将军。

　　有困难时去找周恩来，这已是庆龄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恩来同志有些不适合以他身份去办的事，就委托庆龄同志去做，也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廖梦醒同志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