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17)

　　啊，是孙夫人！宋庆龄看我们来了，宋妈妈看我们来了！消息迅速传开。正派人十分感动，心里又有了主心骨。是的，夫人没有忘记我们，就像妈妈决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夫人不进来，不下车，可见她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但她来了，来了，用的还是她惯用的方式，静静地，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这就够了，足够了。想想夫人的一生，什么惊涛骇浪没经过？但她永远镇定从容，面带微笑。我们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山，渡不过的河呢？

　　闹事的人也心生愧悔。呀！夫人来了，这说明她还没被打倒。那么，彻底砸烂她创建的事业，对呢，还是不对呢？不对，可这是“首长”号召的，说对吧，好像总有那么点不大对劲儿。夫人没被打倒，可又不下车，不进来，是不是在批评呢？周总理可是一直支持夫人的，而她的一生，无论当时怎么险恶，最后都证明她是正确的。这人可不简单！是不是我们闹过分了！将来……还是讨点仔细吧……果然，十年动乱过去了，那些不接受教训、不讨仔细的人得到了生活的惩罚。

　　这就是今天千千万万小观众自豪地称之为“我的剧院”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正像草创期间宋庆龄曾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剧团”一样。奇怪吗？丝毫也不奇怪。前边早就说过，宋庆龄从不为个人聚敛财富。她不但一切都和孩子们分享，包括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点欢乐……而且总是“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剧院名誉院长任德耀同志在悼念宋庆龄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每年，一进入5月，我们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工作节奏都要加快。因为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时，孩子们总希望能看到剧院演出的新戏，这是老规矩了……5月15日晚，宋庆龄病危的消息传来，许多同志彻夜不眠，焦虑不安。尽管排练制作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化妆间有位织头套的技师的手，经常会停下来，凝神静思，眼眶里含着泪水。排练场上，有人在候场时，低头望着地板，忘记了上场，等到有人叫她了，才恍恍惚惚地站起来，连台词也忘记了。有人接连开了几个夜车，眼睛都熬红了，可是应该修改的剧本却原封未动……一股感情激流，在人们心里汹涌着。没有宋庆龄，就没有这个剧院和它的事业。老人家病危的消息，怎么会不揪人的心啊！”

　　一位国家领导人怎么会和一个小小的剧院如此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呢？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庆龄同志曾说过：“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确实如此，她从来把对儿童的爱与祖国的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她从来把儿童称作“世界之宝”、“人类的花朵”、“革命的未来”。因此，无论在旧社会她尽力救济儿童之日，还是在新社会让儿童衣暖食饱之时，她总是十分重视对孩子进行精神文明的教育。因此，建国前夕她不但为众多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办了儿童福利站，发放衣服、食品、免费治病，给他们扫盲、教歌，还决定创办儿童剧团，用丰富的“精神食粮”塑造未来。

　　剧团上演的第一个戏，是董林肯根据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小说改编的儿童剧《表》，描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拯救、教育流浪儿的故事。在国民党统治下，演出苏联作品是犯禁的，但宋庆龄就是让这个戏作为儿童剧团的首演剧目，并为首演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深动人的儿童剧，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的儿童剧团，曾在上海演出，成绩良好。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为了建立自己的演员队伍，剧团开始筹办“儿童戏剧训练班”。宋庆龄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明确指出：招收失学失业的贫苦儿童。她亲自过目招生广告……很快，贫苦的孩子们：孤儿、报童、木匠的女儿、裁缝的女儿……都来报名了，有的当时连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写哩。

　　1948年岁末，这支新生的儿童戏剧队伍到农村、到学校、到街头演出《兄妹开荒》，教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上海面临解放，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劫持宋庆龄到台湾去……夫人已从自己的寓所转移出去，但她还托人为剧团在武进路找好两间房子，让孩子们隐蔽起来，捎话给剧团领导，要他们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夫人自己处境这样危险，但她对这些孩子却如此挂心。大家十分感动，不能公开活动，也不停止工作。白天，有人轻声地练歌，排节目；晚上，拉上窗帘，缝制秧歌服装、红旗、彩旗，绘制大幅标语。

　　5月26日，上海解放。27日凌晨，夫人就派来一辆大卡车，让剧团打起红旗，上街了。后来，当时进驻上海文化局的军代表回忆说：上海解放了，第一个走上街头的秧歌队，是孙夫人的那些孩子！啊！多么令人激动！

　　庆龄同志也正是把这些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请最好的老师，给他们确定条件最好的团址，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学政治，学文化，学音乐，学舞蹈……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举。庆龄同志自己多方筹款，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还专门关照剧团领导：多招收贫苦失学的孩子，特别是孤儿，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剧团一天天发展，成立了演员队、舞蹈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后来正式建成了艺术剧院。当年只有八九岁、十来岁，而现在已是剧院主要领导或业务骨干的许多同志对我说，夫人可爱剧团了，我们也可爱剧团了。有家的过年过节都不肯回家，还要领导动员。没家的，过年过节不是收到夫人的礼物，就是夫人来和我们一起包饺子，吃糖果。我们上课，夫人常常来检查，但她从不打扰我们，只悄悄地打开门，走进来在后边看一会儿，或干脆就在窗外看。我们知道她不愿意我们分心，所以有时看见她来了，也装作不知道，要不她就会又批评我们，又为自己道歉……可我们心里多爱她，多想让她高兴啊！于是，唱歌的就唱得更好，跳舞的就跳得更美……看见她微微一笑，我们心里那个甜呀，就没法说了。

　　她还常常拉着我们的手，看看指甲剪没剪？摸摸头，看看耳朵和脖子干净不干净！有一次，她批评一个男孩子，说他的脖子太黑了，让他去洗一洗，我们大家都一起笑起来。

　　“笑什么？我说得不对吗？”夫人问。我们笑得喘不上气来：“他不是脏……他哪儿是脏，他是生得黑呀……”“真的吗？”夫人奇怪地说，把他拉到跟前，仔细看看，又摸了一下，也笑了说：“咦，真的不是脏，真的是黑呢。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不要你道歉！”那个男孩子喊起来，脸涨得通红，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越发笑得没完没了。夫人也开怀大笑起来……她们今天一边说还一边笑，可眼含热泪。我听得也心里暖暖的，酸酸的。那个男孩子现在早该做父亲了。他仍然那么黑，那么可爱吗？他们不知道，夫人还常常把他们的剧团领导请去向国际友人介绍情况，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当一次国际会议召开时，夫人专门找去他们一个领导，让他代替她去参加会，为的是他从欧洲回来时，可以在苏联停留，可以去学习莫斯科儿童剧院的各种经验……他们给我说了那么多可敬可爱的事，多得我都无法记录。他们说，1952年，宋副主席（她不许他们这样叫她，于是他们就叫她宋妈妈）让他们赴京演出。上北京！上北京啰，他们开心死了！开心得打好背包，夜里坐在背包上等，舍不得打开背包睡，唯恐错过了火车。

　　那会儿他们好神气啊！男孩子白衬衫、蓝裤子；女孩子白衬衫、浅蓝的裙子，一色鲜艳的红领巾。走在北京街头，人人都看。嗬，哪儿来的这样漂亮的一群孩子！哪儿来的吗？从孙夫人那儿来的，是孙夫人的孩子嘛！

　　到北京后，得到通知，让他们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演出。啊！又一次掀起了欢呼的浪潮。上中南海，上中南海啰！见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去啰！

　　可就是剧团的领导啰唆。这规章，那纪律，不许乱说，不许乱唱，还不许乱看……孩子们好着急啊！可以不说、不唱，可不许乱看，那错过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怎么办？孩子们一个个嘟起了嘴，好羡慕那个演老头的战车呀！他本来就个子大，老头又有一大段面对观众的台词，这回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美美地看了。只好靠他回来讲了……谁知这个战车才不争气哩，他不但直眉瞪眼地什么也没看见，还紧张得一开口就把台词说错了。你听听，他竟把“怎么天还没黑，老鼠就出来了”说成“怎么老鼠还没黑，天就出来了……”孩子们气得直跺脚，也管不得禁令了。大幕刚一落下，根本等不得谢幕，竟一起从幕底下钻了出去。齐刷刷一排都是小脑袋，大睁着一双双充满了欢乐和惊喜的眼睛。所有身经百战的中央领导都从未见到过这种阵势，逗得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幕又拉起来了，可孩子们都忘了谢幕，看来这次违犯禁令是不会受到处罚的了，于是也就跟着全体观众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个傻，那个可爱哟！中央领导同志一边笑着一边使劲给他们鼓掌，鼓着鼓着又转向宋副主席鼓起掌来——是她培养出来的剧团嘛！

　　宋副主席好像也从来没这么开心过，站起来给他们鼓掌……那天的鼓掌声和笑声，真响啊！真长久啊！余音袅袅，好像直到今天还没消失似的。

　　演出结束后，宋妈妈请孩子们到她北京的家里去做客，给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好吃的点心。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我们也跟着高兴，您的掌上明珠真是大放光芒啊！”

　　宋妈妈确实把剧院当成掌上明珠。只要一有外宾，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为外宾表演，或是演出《天鹅湖》的四只小天鹅舞、演奏世界名曲，让外宾在异域也感到如在家中；或是演出中国的民间歌舞和剧团自己创作的戏剧，以加强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每次都是宾主尽欢，增进了友谊。

　　可是，宋妈妈对掌上明珠并不溺爱，在学习上和政治上对他们都要求很严。在剧团改成剧院之后，她一再指示要多建立保留剧目，更好地为孩子服务。当剧院一些剧目连续在全国得奖时，她既立即寄来贺信，又一再叮嘱：“力戒骄傲，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剧目，在培养可靠的红色接班人的庄严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个人极其珍爱一件事物却不溺爱是很难的。宋庆龄同志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她并不只是把这颗明珠放在自己掌中，独自赏玩，而是要把它高高举起，放在为儿童服务的伟大战士们的行列中去，让它在缔造祖国和人类的未来中大放光芒！

　　大理石大厦

　　在上海的闹市中心，有一座流水潺潺、花木环绕的大楼。这座大楼十分华丽，建筑时曾耗资一百万两白银，历时将近十年。因为它的主要厅堂、楼道、扶梯，或是由大理石铺设，或有大理石镶嵌，因此人们都称它为“大理石大厦”、“大理石宫殿”。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少年儿童工作，上海市委遵照宋庆龄副主席“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指示，决定把这座大厦给中国福利会建立少年宫。

　　从贫民区的三个福利站的破铁皮活动房子里走出来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一进入这座大楼，统统惊呆了。以为是到了童话世界，只觉得眼也不够看的，脚也不够走的。他们抚摩着那些瑰丽典雅的大理石，眼望着那些金碧辉煌的装饰，想着孩子们将怎样快乐地在这里跑来跑去，想着他们无比光明的前途，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少年宫”很快向全市儿童开放，接待来自全市各区、县的少年儿童，欢迎各位学校老师、辅导员以及儿童家长。平均每天接待两千多名六至十六岁的少年儿童，建立了音乐、戏剧、舞蹈、航模、象棋、乒乓球、游泳、刺绣等几十个校外活动小组，至今已累计接待过几千万人次。建宫最早参加活动的少年儿童，如今早已是成家立业的中年人了，有的现在又手拉着自己的儿女，把他们送进“少年宫”来，一边充满幸福地回忆，一边兴致勃勃地向自己的孩子介绍少年宫的一切……回忆原是各种各样的。前些年，上钢八厂的一位老工人送孙子来活动，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他曾在这座“大理石大厦”做过临时工，为住在这里的洋老板修整草坪，拾网球，送狗、马的饲料……那时，中国工人是不许进入厅堂的。没想到啊！现在自己的孙子才七岁，却就在这铺着厚厚地毯的房间里神气活现地弹着钢琴……一个周末的下午，来自纽约的几位美国妇女代表来参观少年宫。一进门，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跑上去欢迎她们，英语小组的孩子热情地给她们做着翻译、当着导游。穿过明亮的玻璃走廊，外宾被引进了少年厅。十几个男女少年正在民乐伴奏下进行武术表演。武术是中国特有的技艺，许多外宾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没想到一到中国就看到了真人表演，而且还是这样小的孩子。她们惊奇地注视着，深深被吸引了。

　　这时，导游员却发现其中一位老年妇女不安地四处走动，她忙迎上去问有什么需要她帮忙吗？

　　那位女宾伸出一只手来示意孩子不要打扰她，只自顾自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口里喃喃地说：“奇怪，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