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没抢着电话就松了口，答应不给徐达打了。老瑞刚把电话放回去，老婆就命令他把李明亮的电话号码说出来。老瑞迟迟疑疑的，老婆立马瞪起两只铜铃般的牛眼睛，怒骂道：“你快说呀！人家把屎都拉到你头上了，你还缩着个王八脖子！你咽得下这口气，我还咽不下这口气呢！”
老瑞被逼无奈，吞吞吐吐说出了李明亮的电话号码。不过老婆并没有马上打，她眼珠一转，又生一计。她催老瑞套上外衣跟她一起出去，老瑞疑惑地问她：“又干吗呀？”
老婆果断地说：“走，去医院！”
老瑞不肯去，苦着脸说：“我啥事没有，去医院干吗呀？”
老婆不耐烦地催他：“让你走你就走，怎么总这么黏黏糊糊的？你别再说你没事了，到医院你得跟大夫说你被打得很厉害，疼得受不了，听见没有？你是三岁是五岁呀，用不着我一招一式手把手教你了吧？反正一句话，就是演戏你也得给我演像了，这回得让你们报社拿出钱来给我们赔偿！”
老瑞还是不情不愿，支支吾吾地劝老婆别闹腾。老婆根本不搭理他，拿起电话打了120。
到了医院进了急诊室，老瑞的老婆才给李明亮打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虚张声势地说老瑞被小江打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流了好多血，正在医院里抢救，让单位赶紧派人来。
李明亮接了这个电话吓了一跳，立刻赶到医院，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严重。不过他倒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他敏感地意识到下面的不满情绪已经不可小视了。
安顿了老瑞，李明亮到诊室外面去给徐达打了一个电话，把这事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徐达听了心里也一惊，他想好在小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要是他在开车或者修电路的时候使点儿坏，那就远远不是老瑞挨顿打这样的小事了，而且自己很可能就是首当其冲遭殃的人。这么一想，脊梁后面不由冒出一片冷汗。他想到小江未必就此收手，报社里也未必不再会出第二个小江，也未必不会出一个比小江更不要命的，万一真闹出点儿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局面也不好收拾。
次日一早上，徐达便召集副总编和各部门主任开了一个短会，会上简要说了老瑞被打的事，宣布报社人员调整工作暂告一段落。会上他特别强调各处室负责人一定要做好本组人员的工作，要多关心群众，对不管是在岗的还是准备调离的人员都要确保不能再出意外的事情。此外，徐达还在会上宣布了对小江的处理意见：暂不调离，扣发三个月奖金，不再担任专职司机和电工，调至发行部做业务员。与会者都看出徐达的意图是以安抚为主，不想激化矛盾。他们也都看出来徐达这回是手下留情的。
这番整顿的最后结果是共有十五个人调离了报社。尽管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数目，但在职工心中引起的震动还是相当强烈的。以前大家把报社当作铁饭碗，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显然是需要改一改了。以前大家总以为领导并不会当真动手，现在看来也不是那么回事了。通过这件事报社职工也对领导班子有了重新认识，都说这届领导无论是手腕还是魄力都远远超过刘大中那套班子。报社的气氛也与以前大不相同，出勤率奇高，一个个都谨言慎行，格外地小心翼翼。就连单位那几个最难剃的头这会儿也比任何时候更安分更勤勉，徐达脸上的笑容也比任何时候更祥和更明亮。
紧接着报社进行了部门的优化组合，改革转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报社在策略和手法上和上一阶段完全不同。局一级的领导脸上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分头找人谈心，对报社新老职工一个不落地询问了诸如希望到哪个处室、做哪份工作以及对报社改革步骤的看法等等。职工们经历了上一阶段的疾风暴雨大多成了惊弓之鸟，以为这是领导的一个诱敌深入的圈套，警惕性都空前提高，话说得极有分寸，而且密切关注着领导的脸色，随时预备着调头转弯。领导只好拿出加倍甚至好几倍的耐心来打消同志们的顾虑，让同志们看清楚他们并不是在变着法子向大家开刀，而是真的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是真的为大家好，当然同时肯定也是为使整个报社发展得更快和更好。
比起前一阶段的“剪尾工程”，优化组合进展得相当顺利。不出一个月，各处室就重整完毕。
重组后的处室面貌焕然一新，一部分人借此机会名正言顺地调离了原来的处室，有些处室也顺水推舟地把一些不好弄的或者是不讨喜的人洗了出去。一些积攒多年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就化解了，而且彼此不伤情面，真是皆大欢喜。
这一招显然颇得人心，改革算是初见成效。尽管报社有一部分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过是面子活，风声大，雨点小，对报社总体的发展并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但也就是私底下说说，一到正经场合都识趣地保持缄默。
处室调整完毕，作为改革的另一项有力度的举措——奖金制度也随之改革。沾钱的事情向来都是特别敏感的，更何况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徐达又一次召集领导班子连夜开会，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最后领导班子聪明地采取了权力下放，每月奖金不再由报社按标准发放，而是给各处室一个奖金总数，再由各处室根据每个人的工作业绩和工作表现来具体分配。按徐达的说法这是“为了打破多年来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也是“为了培养和锻炼基层干部的能力”，并且还是“充分发挥民主”。但是新出台的规定一经实施，刚刚组建起来的新处室马上就有了新矛盾。
无疑这正是徐达希望看到的结果。他在阶段性总结大会上情绪高亢地说：“改革初战告捷，至少从目前来看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也是相当良好的。报社又一次重新走上了正轨。”他还说，“如今大家心往一处想了，劲往一处使了，闲言碎语少了，悉心投入工作的多了，报社的正气又树起来了。”
报社的职工却并没有总编辑这么乐观，他们也没有像总编辑所期望的那样“精神面貌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越来越好”，相反他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大。不少人在背后议论说徐达深谙斗争哲学，也深谙驭人之术，改革不过是一个幌子，通过搞阶级斗争和整人为自己捞政绩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和目的。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徐达的耳朵里，他在星期一的编前会上原汁原味地把这话说了出来，并且让说这话的人会后去找他当面交换意见。徐达始终没有点名，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他不动声色，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愠怒，声音里也没有一点的火气，表现出充分的忍让和克制。但是编前会开得相当沉闷，气氛也空前凝重，完全没有了以往那种业务讨论的活跃空气。
会后并没有人去找他当面交换意见，但非议之声却随即消失。徐达恢复了以往的威信，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威信都高。
经过这一番的改革和整顿，报社的气氛有了不小的改变。以前报社除了正式和比较正式的场合对领导一样是直呼其名，或者是“老张”、“老李”那么称呼，领导还对此积极提倡。现在，报社职工对领导一律都称官衔，而且从态度到语气都十分恭敬。这种改变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上上下下都很适应。报社的最高领导徐达更是拿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劲儿，脸色冷峻，连微笑都是矜持的。而从前他尽管骨子里很傲，但表面上还是做出平易近人的姿态，现在他干脆连这样的姿态也不做了，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他都已经离平易近人很远了。
短短的几个月间徐达的变化也相当大，最明显的是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从前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现在已是黑白相杂，远远看去是一片灰黑，就像褪了色一般。他的身姿也没有以前那样挺拔了，有时候不经意间显露出疲惫之态。报社的人都说其实徐达也挺不容易的。
在工作中徐达也同样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他以前不怎么加班，而且也不提倡加班，他总说加班通常是在做拖下来的事情，要么是在该做正事的时候去忙别的了，要么是效率低太磨蹭，总之是一种弥补行为。而现在他自己就经常加班，很少有下班到点离开的时候。他不仅自己加班，还经常在下班之后找各采编室的主任、副主任谈话，弄得他们到了下班时间也不敢离开。几乎每个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得很晚很晚。二是他以前没事极少去采编室串门，现在时常去各办公室转上一圈，有时是为了核准稿件上的某个提法，有时就是去交代几句话，有时似乎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他点一支烟，信步走进某个办公室，说几句话，或者什么也不说，看几眼就走了。弄得下面的人尤其是各处室的领导相当紧张，生怕有什么不当或不妥之处落在他眼睛里。
渐渐地徐达只定向去几个办公室。他去得频繁的一个是资料室，一个是总编室，还有一个是社会新闻采编室。因为去的次数多了，他在这三个地方相对比较放松。比如在别处不说的话在这几处他会说，在别处他不随便开玩笑，在这几处却例外。渐渐地别的一些办公室就有了醋意，在背后把这三处称作“特区”。资料室因为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每天的报纸、杂志都由这里分发，过期的资料都在这里汇集，只要开门就是人来人往的，况且这里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同志，没有一个亮眼的人物，因此大家也就不太在意。另外两个地方就不一样了，社会新闻采编室有沈旭东，总编室有方文心，这两位本来就是领导的红人，徐达经常过去走动，无形中也使他们的地位更加凸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和微妙。
沈旭东和方文心原来有竞争也有合作，而且合作远远超过竞争。方文心本性谦和，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一般不会主动出击，而沈旭东也并没有把他当作自己的敌手，他瞄准的目标都比方文心强大。可是如今他从前的敌手都进入到了另一个层次，一不留神方文心起来了。沈旭东心里其实是很看不起他的，认为他政治上不够成熟，人情世故也不够练达，业务勉强还可以，但是当官业务水平才占几成？所以在他眼里方文心基本属于十三不靠的。可这样一个人现在竟然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实在让他想起来就觉得堵心。他暗自哀叹自己朱颜凋零日趋沦落，这几年真是越混越惨越混越窝囊了。
徐达对待沈旭东和方文心似乎一视同仁，他甚至尽可能做得不厚此薄彼，一碗水端平。而他越是这样，沈方之间越是斤斤计较，也越是剑拔弩张。以前沈旭东和方文心中午经常在一起玩拱猪，现在两个人气氛紧张到连猪都不拱了。关系好的时候他们见面就开玩笑，有事没事相互串门，现在这个样子，玩笑不开了，门也不串了，两个人都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对方远远地甩到后面去。
报社不少人都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两个人的明争暗斗，也都等着看最后鹿死谁手。
徐达在不偏不倚的姿态下其实却在精确而又不动声色地增减着天平两端的砝码，暗中对沈方之争进行推波助澜。他突然不怎么去总编室了，而是更经常地到社会新闻采编室。他总是直奔沈旭东，有时是找他说选题，有时是问他稿子的情况，有时仅仅是跟他去聊几句隔夜的赛事，总之没有一件是特别重大的事。这些事情打个内线电话就可以解决，而他却一次次地大驾光临，让沈旭东好不得意，也让他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然而时隔不久，徐达在好稿评定和奖励方面又出台了新政策。新政策规定总编室不参加好稿评选，但有好稿的终评权。也就是说，各部门推荐的好稿经评委投票之后还要经过总编室最后确认，总编室如果有疑义可以提出否决。等于无形中让总编室拥有了高于其他部门的权力。据领导说这是为了防止选题滞后和选题重复，也是为了杜绝剽窃、抄袭等等不正之风。在奖励方面总编室也不再拿好稿的编辑奖，而是拿报社规定的平均奖，以示中立和公正。当然这个钱不会少于他们正常参加评好稿所能得到的奖金数。如此一来，总编室在权力和金钱方面都有了意想不到的提升，而且似乎又成了一个仲裁机构，地位非常特殊。这在报社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徐达这么做的用意何在？大家一时都有点困惑，连沈旭东也同样有点闹不清楚。从表面看徐达对他十分器重，跟他走得也格外近些，可实际上这位足智多谋的总编辑又在如此下力地扶助方文心，不惜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赋予方文心无人能及的权力，甚至超过了那几位副总编，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沈旭东马上想到这很可能是冲自己来的，可是想想又觉得不像。他想徐达对自己十分器重，他就是同样器重方文心也似乎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矛去攻自己的盾，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值得徐达如此大动干戈。令沈旭东最为困惑不解的是既然这是领导班子集体通过的一个决策，那几位副总编怎么就会同意的呢？看来徐达真像传言所说的那样已经全面控盘了，而且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还有，这件事若是放在以前，下面一定早就议论纷纷了，可是现在大家都默然接受，竟连私底下的议论也听不到。沈旭东莫名其妙地感到十分烦闷。
很快上半年评好稿的时候到了。这也是第一次执行新的好稿政策。沈旭东等着看会有怎样的结果。他所在的社会新闻采编室历来是好稿的大户，这次评委投票通过的好稿仍然很多，远远超过了另外几个采编室，而且因为得分高排名还都很靠前。可是经过总编室终评，却至少有三分之一被刷了下去。沈旭东看到评报栏里贴出来的上半年度好稿目录，顿时火气冲天。
他一个箭步跨进了总编室，脸色难看地责问方文心：“我们的好稿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一下子少了那么多？”
方文心似乎早料到他会来兴师问罪，十分沉着地回答说：“这是为了统筹安排，是大家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沈旭东一听更火了，问他：“‘统筹安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搞平均主义？”
方文心说：“你们的好稿占得太多了。”
沈旭东气愤地责问他：“这就是拿掉我们好稿的理由吗？”
方文心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只是为了尽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你要是认为这是平均主义那就是平均主义好了。”
沈旭东又问他：“为什么评委都投票通过了，你们可以随随便便拿掉？”
方文心说：“我们并没有随随便便拿掉，而是经过开会讨论的。”
沈旭东冷笑道：“那我问你一句，你们是根据什么标准作出取舍的？”
方文心一时没回答上来，反问他：“难道你不知道总编室有终评权吗？”
沈旭东听他这么说，脸涨筋暴地说：“你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你等于毫无道理！”
方文心也恼怒起来，提高了声音说：“我本来就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些问题。”
沈旭东黑了脸说：“好，算你狠！”说完，扭头出了总编室。
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横横地对大家说：“这屋里喘气的都给我听好啊，今天不发稿，让他们抓瞎去！”
当天社会新闻采编室果真一篇稿子也没有发。
到下午三四点钟，方文心坐不住了，叫孙美美过去催。孙美美为难地说：“我去有用吗？”
方文心一点好脸没有地说：“你不去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呢？”
孙美美嘟囔着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有我什么事儿？”
方文心硬梆梆地说：“什么‘你们’、‘我们’的，是这儿的工作你就应该做！”
孙美美很不情愿地扭着身子出去了。
到了社会新闻采编室她换了一副甜甜的笑脸，蹭到沈旭东办公桌前。沈旭东闻到一股香水味儿，眼睛的余光扫到了孙美美。没等她开口，他就口气很冲地说：“是他让你来的吧？回去告诉他，没有！”
孙美美笑嘻嘻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他才让我来的。”
沈旭东板着脸说：“没有就是没有，你来也没有。”
罗卫在旁边既像是幸灾乐祸又像是冷嘲热讽地说：“行啊，美人计都使上啦！”
孙美美斜他一眼，转过脸继续赔着笑对沈旭东说：“您老人家就忍心看我空手回去挨骂啊？”
沈旭东翻她一眼，口气强硬地说：“我有什么不忍心的？你是我的谁啊？你就是我的谁，那还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呢！我把话放这儿，今儿个我豁出去了，就跟他死磕到底！”
孙美美听了，笑着说：“师傅，您还真较上劲儿啦？您以为这样下去会有好果子吃啊？”
孙美美刚到报社的时候沈旭东带过她几天，算是有师徒之谊。平常她经常半真半假地称沈旭东为师傅，老是和他说说笑笑打嘴仗，没大没小惯了。
沈旭东听她这么说，正撞着心头的病痛，瞬时变了脸色说：“你别吓唬我，我活了这一把年纪不是被吓大的，更不是被你这样胡萝卜大的一个小丫头吓大的。我正要看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呢！”
孙美美一看他真急了，吐了吐舌头转身跑掉了。
不一会儿方文心亲自上门来了。沈旭东看见只当没看见，故意埋头干活，专心致志地在电脑上敲敲打打。
方文心站在离他办公桌半米远的地方，弯下身子，和颜悦色地对他说：“稿子差不多了吧？”
沈旭东装作没听见。
方文心耐着性子柔声细语地说：“就差你们一个采编室了。”
他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沈旭东，等着他表态。
沈旭东突然态度粗暴地说：“我们没稿子，你统筹安排去吧！”
方文心当着众人颜面尽扫，脸都白了，终于不再温文尔雅了，放下脸来说：“沈旭东，你别太过分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我也不是为我自己！”
沈旭东毫不客气地说：“既然不为你自己，你做得那么绝干吗？”
方文心毫不相让地说：“你要是这么说我跟你就无话可说了！”
沈旭东提高了声音说：“我和你本来就无话可说！”
方文心也提高了声音说：“我们先不要扯别的，你把稿子发了再说！”
沈旭东极其不耐烦地说：“你没听见吗？我再说一遍——没有！”
方文心冷笑道：“好，那就让报纸开天窗吧，反正报社也不是我们家的！”说完重重地摔了门走了。
他走了没多久，薛恩义就来了。这位副总编以前很少到社会新闻采编室来，他莫名其妙地有点怵沈旭东，没事尽可能不往他这边走。以前薛恩义管后勤的时候和各采编室交道不多，顶多就是发东西的时候彼此照个面，都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不过关系都不深。自从温伯贤去世之后因为签发稿子的人手少了他才参与值班，本来他就是初学乍练，有点力不从心，最怕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没想到这一期值班的头一天就赶上这么件棘手的事儿。方文心空着手气呼呼地跑到他办公室，他就知道他没有弄过沈旭东。沈旭东本来就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主儿，这次好稿评选明显吃了亏，肚子里有气可想而知。方文心基本上是个书呆子，对别人设局下套之类既看不懂也不敏感，上面布置什么他做什么，而且还傻乎乎毫不走样地去做，被人当枪使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薛恩义在旁边看着心里直替他急，却又不好点破他。他想这呆子连这点算计都没有好赖也混了个正处，而且升副总编的可能性还很大，真是呆人有呆福！自己若是给他提这个醒，他要是明白呢还能领这个情，要是脑子不够用，想歪了，还以为自己是挑拨离间或者有别的什么企图呢，自己就不值当了，所以他也就什么也没有说。看见方文心垂头丧气地走进办公室，他立刻意识到这个麻烦结结实实地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薛恩义硬着头皮走进社会新闻采编室，他脸上挂着笑容，就像春节拜年一样和每个人打了一遍招呼，一点一点靠近沈旭东。沈旭东心里好笑，没想到还有官大的怕官小的。他还是使的老伎俩，埋头工作假装没看见他。
薛恩义走到沈旭东办公桌边上，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他平常不吸烟，偶尔一支半支也是吸着玩，所以他掏烟的样子非常不自然，更谈不上从容与潇洒了。他本来想从烟盒里弹出一支烟，但是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只好改弹为拿。他把一支烟敬给沈旭东，沈旭东看到递到面前的香烟才抬起头来，好像刚看见他一样，朝他冷淡地点点头。
薛恩义也顾不得他是冷淡还是热情，先绽露出一个热腾腾的笑容，一只手亲热地按着他肩膀，凑近他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不过咱们还是先把稿子发了吧？”
沈旭东鼻腔里哼了一声，反问他说：“你说你很理解我的心情，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
薛恩义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语无伦次地安慰他说：“有些事情吧，大家都是理解的。其实吧，你们这儿的工作吧，一向都是很好的，大家也都看得见。总之吧，我们吧……都难呀，你说是不是啊？”
沈旭东把他给他的那支烟往耳朵边上一夹，脸上古怪地笑着，打断他说：“您不用跟我说这些，说了也没用。今天我们没稿子可发。”
薛恩义尴尬地站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还想继续说服沈旭东，但也知道自己说服不了他。他叹了口气，恹恹地走了。
下班的时间到了，沈旭东很想夹起皮包一走了之，但他清楚今天的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即便他走到天边只要一息尚存肯定还是会被追回来的，所以还不如不走。他在电脑上挖了一会儿地雷，做了一会儿投机倒把生意，玩了一会儿杀人游戏，都觉得无聊得很。他猛然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这盘棋已经被自己越走越死了，自己好像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现在连转身都相当困难，而且很可能这还是一条死胡同。
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没有人来，也没有电话打来，他不由心慌起来。正当他心烦意乱地在网上乱逛，张帜来了。
他的心忽地一松，就像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
张帜朝他非常知己地笑笑，站在门口远远地对他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走的。”
沈旭东也笑了，用自嘲的口气说：“我倒是真想一走了之呢，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张帜说：“我是相信我们干部的素质的。”
沈旭东说：“嗬嗬，这话听着像徐达说的！”
张帜微微一笑，拉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来，问他：“你不会真打算这么扛到底吧？”
沈旭东愤愤不平地说：“方文心那小子有点欺人太甚！”
张帜又微微一笑，说：“方文心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又何苦跟他计较？说句本不该说的话，他不过是个傀儡，他怎么动是背后有人牵着他的线，你不会拐不过这个弯儿来吧？”
沈旭东说：“我当然知道方文心发烧是他背后的人在感冒。”
张帜笑说：“既然你都明白，这么闹腾又干吗呢？”
“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嘛！”沈旭东说，“我们的好稿一下子被砍了三分之一，连个说得出来的理由也没有，就说是什么‘统筹安排’，明摆着是嫉贤妒能嘛！我们没招谁没惹谁的，真像老话儿说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们看我们吃肉眼红，我们流汗的时候他们怎么就看不见了？也就是我们这个采编室的人老实，要是换一个采编室说不定早就炸了。大家辛辛苦苦忙乎了半年，熟透了的庄稼让这么场雹子给砸了，让我这个当头的怎么跟他们交代？我要是再缩着脖子一声不吭，我也太没有意思了吧！”
张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为人仗义爱民若子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不能说你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如果换我也许也会这样的。不过你要是这么坚持下去，恐怕会越弄越僵。”
沈旭东一听张帜的口气明显不向着自己，马上笑着问他：“是不是老薛跑你那儿向你大倒苦水了？”
张帜点了点头：“他觉得这件事很棘手，求我来跟你说说。你这儿不松动他反正是没啥辙。我看他也不容易。”
沈旭东冷笑一声说：“这年头，谁容易啊？”又说，“他倒是真会挑好走的道儿走，拿你来压制我。这么公不公私不私的算什么？他应该直接去搬徐达来才对啊！”
张帜笑着说：“老薛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借他十个胆他也不会那么做的。”
沈旭东恨恨地骂道：“这个窝囊东西！”又说，“我就等徐达来呢，他来了我就好问他了，这些规定是怎么制定的？我还要问他，这么朝令夕改到底想干什么？”
张帜听他这么说，脸色一变说：“快别傻了吧！”他站起身，口气坚决地说，“我劝你一句，赶快把稿子发了，你这么耗下去顶多就是让薛恩义和方文心两个为难，你觉得意思大吗？”
沈旭东迟疑了两秒钟，拉开抽屉，把一大摞贴着稿签的稿子拿了出来，随手把电脑里编好的稿子点了过去，说：“好吧，我听你的，今天就便宜了他们。不过这件事还没完呢！”
张帜加重了语气说：“你可别以为我是来向你施加压力的，我不过是管闲事而已。其实我真不爱管这种闲事，你是我朋友，老薛也是我朋友，我没法看着不管。”
快走出办公室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沈旭东：“我提醒你一句，你可不要冲动，更不要胡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沈旭东十分领情地答应道：“我知道了。”
张帜一走他就拿着稿子去了薛恩义办公室。薛恩义一边吸烟一边咳嗽，正在办公室里焦躁地来来回回踱着。突然听见敲门声，一个箭步冲过去拉开门，一看正是沈旭东，就像见到了大救星一样，马上就把一盒中华烟递了上去。沈旭东摸出一支，薛恩义赶快给他点上。
沈旭东吸一口，把一沓稿子给了他。薛恩义就像座山雕得到联络图一样，两眼放出光来，满腔真情地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
沈旭东不冷不热地说：“别谢我，你谢你哥们儿去！”
薛恩义心领神会地笑了。
第二天早晨沈旭东刚到班上就接到徐达的电话，让他去他办公室一趟。
沈旭东早已经没有了昨天下午的那股子豪气，不知道徐达这会儿找他要谈什么，心里不由打起了小鼓。
徐达一见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刚才方文心来找过我，他说你对好稿的评选意见很大，昨天拒绝发稿，我说我不太清楚情况，问一问你再说。”
沈旭东没想到徐达会杀个回马枪，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截了当，加上一大早困劲儿还没有过去，胸口的一股子气提不起来，反应也不够灵敏，他有点吞吞吐吐地说：“稿子后来都发了，没有耽误啊！好稿我们一下子少了那么多，我心里的确是……我也不太好跟我们采编室的同志交代。”
徐达摆一摆手，雍容大度地说：“好稿是好稿，发稿是发稿！我一直说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更不应该因为情绪影响工作，是不是这样嘛？”
沈旭东恭敬地点头道：“是。”
徐达态度和蔼地说：“以往评好稿我们一直延用的是上一届领导班子制定的规则，那些规则现在看来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和欠缺，也跟不上现在的形势要求。所以今年我们对此作了一定的修改，虽然还只是第一次尝试，但我认为比以前要好得多。当然了，对每个采编室来说，在好稿数量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你们采编室，好稿数量明显下降了。我也理解你的工作可能会不好做。这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不光我们做领导的要适应，处室的同志们也要适应。写稿是工作，评稿也是工作，大家一起来适应这一套评判机制同样是工作。对于领导来说，除了组织报道还应该注重管理。我认为管理比组织报道更重要。”
沈旭东洗耳恭听。
徐达停顿了片刻又说：“适应新规定可能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说不定还是一个不太舒服甚至是比较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因为不太舒服或者比较痛苦就不去适应。而且，我们当领导的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视角，不能光看到眼前的利益，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大局观念。‘得’与‘失’从来就是相对的，在这方面得到的多一些或许在另外的方面就会失去的多一些，相反，如果在这方面失去的多一些，在另外的方面很可能就会得到的多一些。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永远得到或者永远失去。领导同志在这方面首先要能够正视。有时候我们难免要吃些亏，我们应该学会吃亏，不然又怎样去做下面群众的工作呢？”
沈旭东听出了徐达话里的责备，也听出了他在尽可能说得委婉，他忍着心头的不快，仍然恭敬地点头道：“是。”
徐达在发过了这篇宏论之后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好稿目录，用一种安抚的口气对沈旭东说：“不过评稿规定这一改的确对你们采编室非常不利，这两天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补救一下。这个规定显然有它的不足之处，在以后的执行中恐怕还得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但是，对于这一次评好稿肯定也不能推翻重来。所以我考虑在原有的好稿基础上再评选出特等好稿三篇进行重奖，这三篇特等好稿在五篇好稿中投票选出，你看看这是我拟定的五篇待选稿的篇目。”
他边说边把一页他亲笔写着篇目的纸递给沈旭东，沈旭东接过一看，五篇稿子中有两篇是自己写的，一篇是自己编的，自己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三。他头脑中飞快地打起了小算盘，五选三，无论如何自己至少会有一篇中选。他马上领会了徐达这么做的意思，脸上立刻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当天下午徐达召开临时会议，只花了十来分钟评委们就对特等好稿投完了票。评选结果沈旭东有两篇中选，一篇是他写的，一篇是他编的。此外还有一篇是一组图片新闻，并非文字稿，等于他一人把文字稿包圆了。
评选结果一张贴出来，众人哗然。除了社会新闻采编室之外所有办公室都议论不断。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大加嘲笑，说这个奖是量身定做的，干脆别叫什么“特等好稿”，直接就叫“终身成就奖”算了。
方文心反应最大，他在总编室嚷着说：“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啊？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有这么把天下人都当傻子的嘛！俗话说得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真没错！你们都听着，以后我们还真别揽那些破事，人家还当我们是皇亲国戚，这回看出来谁跟谁才是亲戚了吧？何必让我们去做丑人！”
他情绪激动，嗓门又高，办公室的门又是敞开着的，好多人都听见了他说的话。沈旭东也是一句不落听得一清二楚，本来一腔的好心情顿时灰尽烟灭。再看自己办公室里的人，态度一概是淡淡的，都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心里更加没趣起来。本来他的确是为自己组里的人去争的，没想到争来争去结果全争到了自己的名下，不说弄得众叛亲离，实际效果也差不多。沈旭东马上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两个特等好稿并不是什么好事，得罪了方文心这样的还在其次，无形中伤了自己采编室这些弟兄们的心实在是得不偿失。他心情极为郁闷，觉得自己又一次落入了徐达的圈套。
在此之后方文心和沈旭东更加格格不入。两个人的态度里明显地充满了敌意，彼此互不相容，一个说东，另一个定要说西，而且冲突不断，只要碰在一起就要争个高下。一个是火爆激烈，一个是死缠烂打，两个人在会上会下争吵不休，在工作中也争执不下，而且都固执己见，时常要领导出面调停才能解决问题，有时领导出面调停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从以前有合作有竞争的伙伴关系变成了相互攻击相互拆台的敌对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越积越多，很快就成了一个死结。
就在沈方两人成天为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搅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新增补的副总编的人选终于确定了下来。公示通告带着油墨的芳香张贴出来，可以说出乎报社所有职工的意料，新提的这位副总编既不是一向风头很健的沈旭东，也不是一路走高的方文心，而是一位几乎被报社的同事遗忘的一脸忍辱负重的人物——资料室主任姜树柱。
姜树柱五十三岁，多年的老正处。他干瘦身材，脸色灰黯，戴一副镜片像老树年轮一样一圈又一圈的老式玻璃眼镜，一年之中至少有三个季节穿着同一件夹克衫。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为人拘谨，循规蹈矩，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一个既没有才华也没有锋芒的人。他平时很少和同事交往，报社里没有一个和他走得特别近的人。他从来不去单位餐厅吃饭，每天中午都端坐在办公桌后面吃老婆隔夜为他准备好的午饭，食谱是数十年如一日没有变化的大米饭、蔬菜炒肉片、鸡蛋羹和一点小咸菜。报社每月打到饭卡里的四百元餐费他定期买成牙膏、洗衣粉、洗发水、沐浴液、卫生纸和卫生巾等等带回家去，供一家老小使用。他经常提着大包小包去赶班车，很少有空着手的时候。
姜树柱是个非常精细的人，从他办公桌上的摆设可以一眼看出。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应俱全的办公用品，就像小型超市一样整整齐齐、分门别类摆放在一排塑料架子上。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别人算得特别清。他从来不向单位里任何一个人借东西，偶尔有同事向他借钱，不管数目大小他都会在一个专门的小本子上记下来，并让借钱的同事当场签字。所以尽管他从来只借出不借入，却还是给人留下了特别抠门的印象，甚至有跟老葛朗台一样吝啬的名声。不过，总的来说他只是个自顾自的人，对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妨碍和威胁。他曾经两次申报正高职称，但两次得票都很低。他甚至都没有提出申请复议，估计是他认为自己不会有戏。此后他再没有参加过评职称，似乎放弃了这件事情。
姜树柱基本是一个被大家忽视的人，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又得到了重用，报社可以说是无人料到。况且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提倡领导干部年轻化，按照内部掌握的有关规定一般过了四十五岁就基本不提副局了，可却偏偏在这个并无任何过人之处而且看上去还十分窝囊的人这儿破了例，大家都吃惊得不得了。
姜树柱被任命为副总编，不仅在报社爆了一个大冷门，在他所在的部门更是爆了一个大冷门——他是资料室自成立以来所出的第一位副局级领导干部。
据内部传出的消息，姜树柱能当选纯属偶然，本来上面没有人想到他，但上次民意测验时却有一张选票提到了他的名字，就是这唯一的一张选票启发了领导，具体地说是正头儿徐达的灵感，让姜树柱有了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次老树开花的机会。但是因为那张选票的笔迹无法辨认，至今也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位提名者是谁。
方文心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真是万箭穿心，算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心中万分懊悔。当初他在选票上写下姜树柱的名字的的确确不是因为看好他有可能，而恰恰是因为认定他绝对没可能。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方文心认为自己无意中做的这桩事情断送的很可能恰恰就是自己的锦绣前程，他恨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简直连肠子都悔青了。
沈旭东同样非常失意。其实他早就知道徐达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也一直对他有所提防，可是只要徐达一给他好脸色他马上就从心底里信赖他，总是忍不住要上当。回过头去想想，沈旭东发现自己始终就在徐达的掌握之中。包括他和方文心的各种摩擦和矛盾，也都可以说是徐达一手操纵的。徐达不愧是个制造破裂关系的能手，他一手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让他们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说不定方文心至此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沈旭东最后悔的是就在副总编公示贴出来一个星期前，徐达找他谈话，对他表示了明显的器重，他为此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就在那个夜晚，他犯了一个现在他一想起来就满身燥热羞愧难当的自认为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给徐达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了许多自夸和效忠的话，并在信的结尾婉转地流露了一丝去意。他相信徐达百分之一百会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最直白的官场语言，既是卖身投靠，也是以走要官。沈旭东以为自己在这关键的时候给徐达写这样一封信是一种明确的表示——反正是豁出去了，不妨把话说个明白。可结果他什么也没有捞着，才知道这个险冒得有多么不值当。至此他终于明白了徐达跟他亲近也好，找他谈心也好，实际上都是在给他放烟幕弹，他从来就不是徐达心目中副总编的人选，徐达也从来没有真正看好过他。这位善于弄权和治人的一把手对他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为的是稳住他和利用他。而他果然没有翻出他的手掌心，不仅被他当枪使，而且成了一个可笑的跳得最高摔得最重的典型。在这样羞耻的失败和教训面前，他后悔自己的轻信与盲从，也憎恨徐达的阴险与毒辣。
亲爱的，现在的报社和你在时的报社已经大不一样。从表面上看好像一切如常，发稿，开会，上班，下班。可实际上，这里的空气里都能闻到硝烟的味道。也许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以前我留意的东西的确很少，我的世界简简单单。因为有了你，我才体会到了人生的丰富，不再那么幼稚和单纯。因为你的离去，我学会了面对流言蜚语和世态炎凉。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理解你和懂得你，知道你有多么不容易。亲爱的，我和你认识得太晚了，我没有看到你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只是看到了你的成功和辉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怎样的风霜刀剑，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否也是伤痕累累。
我曾经这样想，如果没有你的爱，我的人生犹如荒漠一般；现在我忽然这样想，如果没有我的爱，你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片惨淡？我看多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更觉得真心和真情的珍贵。亲爱的，我深感安慰的就是和你真心地相爱和相互拥有过，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尽管有许多流言蜚语把我们的关系形容得污浊不堪，既是利用职权无耻的占有，又是对权势卑贱的投靠，而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真挚和纯粹。我是那么热烈地爱着你，把你看作我的一切，你是我整个的世界；而你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怜惜我，对我情深意切。不管怎么说，我在别人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和你这样的感觉，我也从来没有爱一个人像爱你这样。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依然觉得幸福无比。直到今天，我依然在心中肯定我们的关系，因为它是美的。
只可惜太短暂了。
美的事物永远都太短暂了。
冯蓓收到一条手机短信：“今晚六点我请你在香格里拉吃饭，你有空吗？徐达。”看到短信的一瞬间，她心中抑制不住一阵狂喜。
好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心里盼着这个时刻，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的时候，却不免又有一点意外。
自从那个夜晚之后，她和徐达之间的关系有了暗暗的却又是显着的变化。在冯蓓的印象里以前她和徐达甚至没有过对视，而现在她时常能感觉到他投射到她身上的暖洋洋的目光。他的目光迅捷，明亮，像阳光一样和煦。而且他的目光无论从什么方向投向她，她都会像灵敏的雷达一样及时而准确地接受到。冯蓓天生就懂得这种目光里的含义和传递的信息，只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徐达会向自己投来这样的目光。
在冯蓓的心目中徐达沉稳，冷峻，自尊，看上去好像没有情感需要。在她看来这样的人是真正厉害的，他们不需要和别人亲近，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也不需要别人的关注和关心，因此他们也就不必过多地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可以不为他人所动，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事，更容易不受干扰，所向披靡。而当她和徐达有过那次谈话之后，她发觉自己或许看错了他。她发现徐达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冷漠，相反，他有非常富有感情甚至是浪漫的一面。她感觉到在他稳重如山和心如止水的外表之下有着敏感的心灵和细腻的感情，对人对事体察入微，而且处处都非常用心。有好几次她与他在报社楼道和电梯里相遇，他都用目光呼应她的关注，而且在两人眼光交接的短暂瞬间向她传递出某种两心相知的信息，并在匆匆的打招呼时对她说上一两句令她反复回味的意味深长的话。这种时候他不像是一位严肃的领导干部，完全成了一个风雅有趣的人。冯蓓还留意到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以前他几乎不到下面办公室串门，而相当一段时间他时常会到她办公室来，尽管表面上是为了工作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可她清楚他真正的用意所在。她从他飞速投来的一瞥之中能解读出无数的内容，并且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愉快。她恍然回到了十四五岁的中学时代，那时候就有一个邻班的男生对她十分痴情，不管在校园的什么地方她经常一回头就能看到那个男生紧随的身影和专注的目光。多少年后她只要看到那种热切而痴心的眼神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那个昔日的清瘦伶俐的小男生。令她料想不到的是徐达也会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初中生那样注目于她，更令她料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注目所打动和俘虏。她真切地体会到那种陷入恋情的激动和快乐，然而她也屡屡怀疑自己的感觉，她非常害怕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她弄不明白是否仅凭含义不明的注视和语焉不详的片言只语就可以来确认这份感情。许多时候她又会觉得心中的那种激动和快乐是那样地缥缈和虚幻，就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一样。
冯蓓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徐达，真像古诗里形容的那样“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种感觉让她惶恐不安。她不想陷入那种容易被人误解的关系当中，更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一个勾引老板的狐狸精。她出众的才貌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她不想再因为和领导走近而遭致别人的嫉妒。况且她也的确没有任何的企图，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得到任何额外的特殊照顾。可是徐达身上的魅力和对她的吸引却是那样让她难以抵挡，他带给她的感受是那样新鲜和不同寻常，让她心里失去了平衡和宁静。
以前冯蓓经历的情爱都是明确的，而且都是对方主动。爱情仿佛就是等着她收取的礼物，只要她点头接受，事情就成立了。因此她也怀疑那是否真的就是爱情。而徐达却从来没有对她有过任何明确的表示，他无论是眼神还是语言都是含义丰富而模糊的，既可以往这边想，也可以往那边想，这个可摆动的区域是相当宽广的，宽广到足以将一切一笔勾销。而正是这种无从判断和无从把握深深地吸引着冯蓓，她总是费尽心机去猜徐达的意思，而且也清楚无论自己的思维多么缜密逻辑多么谨严都有可能把他的意思给猜错了，因为她根本就猜不透他。冯蓓也无法定义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甚至无法确定在自己和徐达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一份默契。她苦恼着同时也幸福着，真是痛并快乐着。她经常下意识地在确定和怀疑、肯定和否定、甜蜜和失落之间徘徊，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期待中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而徐达发来的这条短信就像一道阳光照在她的心坎上，一切都在这个瞬间变得真切起来。好长时间以来灰扑扑雾蒙蒙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
她看了看办公室墙上的电子钟，时间是三点半，离约会还有两个半小时。她踏实地想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梳妆打扮。她扔下写了一半的稿子，悄然离开了办公室。外面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她的心情比天气还要晴朗，比阳光还要灿烂。
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几分钟到达香格里拉饭店，徐达已经在大堂等候。隔着玻璃转门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兴冲冲地走出饭店向她迎了过来。
徐达一身银灰色西装，既庄重又潇洒，就像明星一样显眼。冯蓓暗暗庆幸自己也穿了比较正式的裙装，而且她的浅玫瑰红的衣裙和他西服的颜色非常相衬。出门前她为穿什么赴约颇费踌躇，显然这不是一般的朋友见面，也不仅仅是异性朋友的相见，她想自己不能忽略徐达是她领导这一重身份，所以她放弃了休闲打扮，选择了介乎于正式与半正式的妩媚端庄的打扮。
他们见面最初的笑容里都有一点羞涩，但很快徐达恢复了沉稳，冯蓓比平常更显庄重。徐达微笑着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两人一起走进饭店。徐达十分绅士地让冯蓓走在自己前面。
在西餐厅坐下之后徐达笑着问冯蓓：“我约你是不是让你很意外？”
冯蓓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含笑望着他。徐达如此开门见山令她深感意外，她不想直接回答他，她不想一上来就对他暴露内心。她回避了这个话题，尽量显得镇定自然地问他：“在这里开会吗？”
徐达回答：“会客。”
“会客”两个字乍听之下她觉得有点耳生，但她马上觉得没有比这两个字更恰到好处也更传神地描绘出她想象中的徐达的生活了，不禁一笑。
徐达马上敏感地问她：“你笑什么？”
“我想您会见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客人。”冯蓓尽量把这句话说得不像是调侃。
徐达立刻笑了，说：“重要不重要那得看和谁相比。”他也尽量把这句话说得不像是调侃。
这种说话的方式冯蓓相当熟悉，可是面对徐达她却无法完全松弛下来，准确地说是眼前这个人的身份让她无法真正松弛下来。冯蓓心中暗想，有些人手里的权力就是他们身上的魅力和吸引力，而对徐达来说，他本身就魅力十足，权力反而会成为别人跟他接近的无形的障碍和距离。她觉得徐达实在是太优秀了，在他面前她竟然感到了某种压力。
徐达看上去却是心情相当愉快。他从服务生手里接过菜谱，亲自递到冯蓓手上。服务生的态度特别友好，也特别耐心。点完菜，徐达望着她，微笑着说：“我一直忘记向你道歉了，你找我帮你解决房子，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吧，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
冯蓓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和他谈论房子的事，尽管这是她希望他帮她解决的。面对徐达，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她想不到任何具体的事情，也不想提起任何具体的事情。她急于将此话题一笔带过，善解人意地说：“我知道肯定是很难办的。”
徐达却似乎想给她一个能令她满意的交代。他耐心地向她解释说：“不是难办不难办的问题。如果通过内部的关系让你分到一套房子说实话不是做不到，操作上尽管有一定的难度，这倒好解决，就是你拿到房子后背后的飞短流长你会受不了的。而且以你现在的条件最大的可能是分到最差的一档，那些房子质量都不好，房屋很旧，墙很薄，而且都经过好几次的装修，房子的安全性也不可靠，还有就是没有电梯，没有煤气，没有保安，交通不方便，不通班车等等，你一个人住到那里会很不方便。我想不如再等一等，我现在正在呼吁修改分房规则，比如工龄满三年不论已婚未婚都可以参加排队，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分房了。到时候再通关系就是要求房子分得好一点，而且那样的话谁也说不出什么。”
他如此替她谋划，令她既惊愕又感动。
“这不是难度更大了吗？”她问他。
“至少话说出来可以冠冕堂皇些吧。”徐达以舒适的姿势靠在椅背上，神定气闲地说。
“这么做不会影响您什么吧？”
徐达爽朗地大笑起来：“为什么大权在握，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冯蓓忍不住笑起来，说：“没想到您这么有热血感！”
徐达摇头道：“不，你说错了，我这个人最缺乏的就是热血感。我习惯做什么事都反复权衡，所以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重重。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潇洒的人，至少是做一个束缚少一点的人，但我知道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一桩相当相当困难的事，也许我根本就做不到。”
他向她举起杯子。
“这么说我真是太荣幸了！”她朝他嫣然一笑。
“应该说是我很荣幸！”他一饮而尽。
他们喝完了一瓶干红葡萄酒，徐达又让服务生加了一瓶。
喝第二瓶酒的时候，他们放慢了速度。话头却变得稠密，话语也更加投契。
“现在我已经很少喝酒了，差不多可以算戒了。以前为了应酬我喝得很多，我还是很能喝的，一两瓶白酒下去一点事情没有，回去照样可以写社论。后来突然不想喝了，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那样喝酒没意思。”
“今天怎么破戒了？”
“今天不同吧。”徐达弯起嘴角微微一笑，“其实有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和朋友对饮，慢慢地喝，直到喝醉。越是孤独的时候越是这么想。”
“你还孤独？”冯蓓脱口而出。
徐达笑问她：“怎么不对我称‘您’啦？”
冯蓓也笑了，说：“我以为像你这样整天应接不暇的人是不会孤独的呢。”
“那好像是两码事儿吧。”徐达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我总被人前呼后拥，不应该有孤独的时候。我的确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毫不夸张地说一睁眼就想到乱麻一样大大小小要处理的事情，甚至周末、节假日还要开会和加班，再加上不可避免的应酬，连独处的时间都很少。但是，我心里真的是很孤独，想说的话不能随便说，想做的事不能随便做，连对所谓的朋友都不能轻易相信，而且随时都要提防冷枪和冷箭。我审视自己的生活，我发现这种生活很难说是我真正想要的。虽然我有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却无法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这么忙碌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意义何在。也许人生来就像蚂蚁一样，劳作，生存，繁衍下一代，然而轮到下一代劳作，生存，再繁衍下一代，每个人不过是链条上的一环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吗？”冯蓓调皮地一笑，“你是不是也像电影里说的那样需要一辆保时捷？”
“我买不起保时捷，当然保时捷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徐达微微蹙起眉头说，“有时候我有一种冲动，真想把眼前这些事情统统结束掉，统统扔下，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让生活简单到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或者躲到一个清静的小岛上去过一种没有任何目的和追求的最最单纯的生活。”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冯蓓说。
“哦，”徐达颇为惊讶，“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应该啊！”
“为什么不应该呢？”
“你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望着她标致的鹅蛋脸，清澈的双眸，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而且你这么漂亮。”
冯蓓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徐达敏感地捕捉到了她情绪的变化，莞尔一笑，带点自嘲地说：“看来是我想简单了。”
他凝望着她，她避开了他的注目，微微低下了头。
“你过得不开心吗？”他问她。
她摇摇头。
“那你过得开心吗？”他又问。
她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徐达在片刻的停顿之后跟她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分到房子？”
“当然不是。”冯蓓羞涩地一笑。
“那大概就是感情上的事了。”徐达以一种朋友聊天的口气说，“那我就不问了。”
“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冯蓓说。
“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徐达反问她。
冯蓓笑起来，说：“你大概以为我失恋了吧？其实不是。我只是错过了一次结婚的机会，也许是错过了一个真心爱我的人。”
“哦，”徐达问她，“你后悔了吗？”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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