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望山跑死马。
嘛喇庙的朱红色围墙，虽已映入眼帘，但以老驼的“慢四步”来折算，道儿还漫长着哩！
他停下步，想抽打老驼几下，催它加快速度，绳头举在半空，又抽回手来。洪德章琢磨不出要打它的理由，“文革”后民政厅给他摘掉“特务”铁帽的同时，给他发放了一点救济金，他买了这匹驮脚的骆驼。吃粮靠它，穿衣靠它，就连老伴下葬时的那口红柳打成的薄棺材，也是靠它赚来的。还有那十美元的钞票，没有骆驼，那大鼻子洋人能顺风攘钱吗？！大漠人说：白骆驼是神驹，在洪德章眼里，沙漠里没有神驹，他手里牵着这匹驼峰磨出青皮来的老伙计，就是神驼。
沙很软。
路很长。
洪德章弓起微驼的背，两眼又眯成一条窄缝，就像在毒毒太阳下一只打盹的老猫，显得完全没有了当年捕鼠时的生气。走了一阵，他把牵绳扬手扔在了老驼身上，让老驼信步迈蹄。他从驻前转到驼后，跟着驼步而走，松了手中的绳，浑身似乎更滋润一些。他牵驼牵得手臂麻木，捶捶胳膊便又低下了脑袋。
走。
走。
驼很高大。
他很矮小。
如果他不是穿着一件醒目的“蓝的卡”四个兜的制服，戴着一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蓝帽子，在黄色的大漠古道上，他就形着路旁一株枯死的沙柳，或宇宙洪荒中的一丘黄沙。他很惧怕枯黄颜色，这不仅仅因为大漠卷起的沙暴，让牵驼人感到头疼；更为重要的是他多外的命运，是从穿上入朝的草黄军装开始的。战俘营中的 “刮骨疗毒”，虽然疼得钻心，心里没结下伤疤；板门店谈判之后，他重进国门，心泉就开始淌血。记得，在出国的列车上，一路鲜花，一路泪雨，列车每到一站，是山摇地动的欢呼；回国时战俘乘坐的闷罐车专列，只听车轮碾轧铁轨发出的隆隆之声，余下的是一片伯人的死寂。尽管车厢里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小声念着这几句诗：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我的亲娘！ 但这孤单的声音，已经像是秋蝉的哀鸣，没有蝉群唱合，甚至没有唤起任何一丝回声。战友们横躺竖卧在车厢里，似都在预卜着未来的命运吉凶；因为在朝鲜等待返国的日子，专职的保卫干事已经把纸笔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严酷的审查已经开始，温和的目光后边深藏着陌生，关切的语调里包涵着冷淡，刚走出“北门”[注]时那种泪雨纷飞的拥抱，已经不复存在，战俘们焦热的心田上开始落霜降雪……
洪德章记得他歪歪斜斜地写了四页说明材料，把被俘经过及在战俘营中的抗争，一五一十地都写到纸上。他自觉问心无愧，对得起土地和良心。但是材料交上去一直没有回音，这种沉默使他心冷，因而从坐上门罐车后，他就龟缩在车厢角角上，猫爪挠心般地不得安宁。
“到哪儿了？”有人低声地问。
没人回答。
“估摸着过了四平。”
“甭算计了，等着换后娘的扫帚疙瘩吧！”不知谁在讥讽那个念诗的人。
“也许不会吧！”洪德章插嘴说，“那些不认亲娘的都出了‘南门’，咱们都是舍不得中国这块黄土地的。”
“哼！”回答者略去了语言，只是鼻翼蠕动了一下。
车厢静下来了。
车轮不再转了。
这里是中转站，战友们要在这儿分别奔向东西南北中了。洪德章被叫进一间红砖屋，像审判台一样的木桌后面，坐着一排威风凛凛的军人。
“你为什么要回国？”
“我是在这儿生养的。”
“材料中写得都如实吗？”
“属实。
“在战俘营里那么坚强，怎么在战场上就举手投降呢？”
“炮弹翻起的泥土把我埋在里边，醒过来时已经被俘了。”
“不是为怕死开脱吧？”
“不是。”
“能找到证明人吗？”
“有一个译电员叫李广廉，他和我一块被埋在土里的。只是这小白脸子耳软心活，在最后选择出‘南门’还是出‘北门’时，这小子走向了‘南门’。在和他分别以前，这狗崽子曾来动员我走他那条路，我咬了他手背一口，给他留下一点记号。这些东西都写在材料里了。”
“是啊，拿没回来的人当人证，是最聪明的手法。我们不是傻瓜，不能凭你这几页材料，推倒你是在战场上屈膝投降的判断。你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吗？”
洪德章突然吼了一声：“天地良心！”
那几位军人并不因洪德章的悲愤呼喊，而失去审判官的威仪风度。他们既无怒也无笑，而是神态。冶然地合上卷宗，呼唤下一个战俘的名字。把门的那个军人，同时利索地给他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路费和路条，路条上写的是限他在三天之内到××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到。
男儿有泪不轻弹。洪德章走出那间红砖房时，眼眶溢出了泪水。刚才那一声霹雳，仿佛倾吐了他生命中的全部语言，从这天起，他觉得说话都属多余。当天，他登上了长途汽车向西北进发，两天之后当地民政机关给他开了封介绍信——把他安排在沙石厂。
这是一个非城非镇的野河滩。由干沙漠不断吞噬水源，宽宽的河床早已枯干，卵石大如人头小如鸽蛋，密麻麻地镶嵌在板结的河道里。这些无业游民的活儿，就是把这些石子从沙子中挖出来，按大小分类运往火车沿线的一个小站。
河岸上两排简易工棚。一排住男，一排住女。没有灶房，避风的地方支起一个四面无墙的篷顶，篷顶上蒙着一块苫布，下边堆着笼屉和一口头号大铁锅，算作伙房。这儿也没有厕所，好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芜河滩两岸，遍地是兀立的遮眼沙丘，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撒野尿、拉野屎。是不是因为洪德章会骑马，被写在档案里，他不得而知；第二天就分配他到马号喂马。马号倒比人住的工棚要好，木墙，木槽，木顶篷。旁边有一个碎木条拼成的大窝棚，一半堆放着精饲料，另一半就是马扶洪德章的家。由于拉运沙石任务十分繁忙，洪德章刚来到这野地方第三天，就从车把式的嘴里知道了，这儿并非真正的沙石厂，而是由公安和民政兼管的强制劳动大队，来自西北几个城市的男男女女，都有老帐，都有前科——他当过战俘，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大酱缸里的一条大蛆虫。
从那个时日起，洪德章开始忌讳黄色。他把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草黄色军衣军裤，送给了一个用针线补牲口套具的女哑巴。这个女哑巴，年纪比他大上三岁，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留在大陆的老婆，由于这件破烂棉衣的机缘，她夜里偷偷溜进独自睡在马棚的洪德章的被窝。洪德章当时还不甘心长期与这号人为伍，掀开被子往外推她。她“喏喏”地吐不出声，只是用食指不断指着她的心，这手势是告诉洪德章她铁了心要跟他。洪德章背过身去撵她走，她绕到面前，先是给洪德章跪下，后又趴在地下装成匹马，来来回回爬着，表示愿意一辈子让洪德章当马骑。洪德章的心哆嗦了，他扶起这哑巴女人，留在窝棚里过了夜。
在马灯下，洪德章用笔代口，在地上划了三个大字：“你为啥？”
这又聋又哑的女人，字儿写得比洪德章方整得多：“因为你也是个哑巴。”
洪德章这才恍然大悟：他到这强劳队来干活许多天了，还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哩。她是真哑巴，他成了不是哑巴的哑巴；这倒提醒了他，当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哑巴，省得惹是生非。
这个哑巴女人心很灵俏，知道洪德章不喜欢草黄色，便把他给她的那套破军装，换了三盒烟卷给男人抽了……
第二年他和她结了婚。
只有两张结婚证，一张木板床。
没有来宾，没有朋友——因为这是“瘸驴配破磨”。
远去的白帆落红黑伞风眼泪牵骆驼的人空巢阴阳界雪落黄河静无声走向混沌嘛喇庙的朱红色围墙，虽已映入眼帘，但以老驼的“慢四步”来折算，道儿还漫长着哩！
他停下步，想抽打老驼几下，催它加快速度，绳头举在半空，又抽回手来。洪德章琢磨不出要打它的理由，“文革”后民政厅给他摘掉“特务”铁帽的同时，给他发放了一点救济金，他买了这匹驮脚的骆驼。吃粮靠它，穿衣靠它，就连老伴下葬时的那口红柳打成的薄棺材，也是靠它赚来的。还有那十美元的钞票，没有骆驼，那大鼻子洋人能顺风攘钱吗？！大漠人说：白骆驼是神驹，在洪德章眼里，沙漠里没有神驹，他手里牵着这匹驼峰磨出青皮来的老伙计，就是神驼。
沙很软。
路很长。
洪德章弓起微驼的背，两眼又眯成一条窄缝，就像在毒毒太阳下一只打盹的老猫，显得完全没有了当年捕鼠时的生气。走了一阵，他把牵绳扬手扔在了老驼身上，让老驼信步迈蹄。他从驻前转到驼后，跟着驼步而走，松了手中的绳，浑身似乎更滋润一些。他牵驼牵得手臂麻木，捶捶胳膊便又低下了脑袋。
走。
走。
驼很高大。
他很矮小。
如果他不是穿着一件醒目的“蓝的卡”四个兜的制服，戴着一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蓝帽子，在黄色的大漠古道上，他就形着路旁一株枯死的沙柳，或宇宙洪荒中的一丘黄沙。他很惧怕枯黄颜色，这不仅仅因为大漠卷起的沙暴，让牵驼人感到头疼；更为重要的是他多外的命运，是从穿上入朝的草黄军装开始的。战俘营中的 “刮骨疗毒”，虽然疼得钻心，心里没结下伤疤；板门店谈判之后，他重进国门，心泉就开始淌血。记得，在出国的列车上，一路鲜花，一路泪雨，列车每到一站，是山摇地动的欢呼；回国时战俘乘坐的闷罐车专列，只听车轮碾轧铁轨发出的隆隆之声，余下的是一片伯人的死寂。尽管车厢里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小声念着这几句诗：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我的亲娘！ 但这孤单的声音，已经像是秋蝉的哀鸣，没有蝉群唱合，甚至没有唤起任何一丝回声。战友们横躺竖卧在车厢里，似都在预卜着未来的命运吉凶；因为在朝鲜等待返国的日子，专职的保卫干事已经把纸笔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严酷的审查已经开始，温和的目光后边深藏着陌生，关切的语调里包涵着冷淡，刚走出“北门”[注]时那种泪雨纷飞的拥抱，已经不复存在，战俘们焦热的心田上开始落霜降雪……
洪德章记得他歪歪斜斜地写了四页说明材料，把被俘经过及在战俘营中的抗争，一五一十地都写到纸上。他自觉问心无愧，对得起土地和良心。但是材料交上去一直没有回音，这种沉默使他心冷，因而从坐上门罐车后，他就龟缩在车厢角角上，猫爪挠心般地不得安宁。
“到哪儿了？”有人低声地问。
没人回答。
“估摸着过了四平。”
“甭算计了，等着换后娘的扫帚疙瘩吧！”不知谁在讥讽那个念诗的人。
“也许不会吧！”洪德章插嘴说，“那些不认亲娘的都出了‘南门’，咱们都是舍不得中国这块黄土地的。”
“哼！”回答者略去了语言，只是鼻翼蠕动了一下。
车厢静下来了。
车轮不再转了。
这里是中转站，战友们要在这儿分别奔向东西南北中了。洪德章被叫进一间红砖屋，像审判台一样的木桌后面，坐着一排威风凛凛的军人。
“你为什么要回国？”
“我是在这儿生养的。”
“材料中写得都如实吗？”
“属实。
“在战俘营里那么坚强，怎么在战场上就举手投降呢？”
“炮弹翻起的泥土把我埋在里边，醒过来时已经被俘了。”
“不是为怕死开脱吧？”
“不是。”
“能找到证明人吗？”
“有一个译电员叫李广廉，他和我一块被埋在土里的。只是这小白脸子耳软心活，在最后选择出‘南门’还是出‘北门’时，这小子走向了‘南门’。在和他分别以前，这狗崽子曾来动员我走他那条路，我咬了他手背一口，给他留下一点记号。这些东西都写在材料里了。”
“是啊，拿没回来的人当人证，是最聪明的手法。我们不是傻瓜，不能凭你这几页材料，推倒你是在战场上屈膝投降的判断。你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吗？”
洪德章突然吼了一声：“天地良心！”
那几位军人并不因洪德章的悲愤呼喊，而失去审判官的威仪风度。他们既无怒也无笑，而是神态。冶然地合上卷宗，呼唤下一个战俘的名字。把门的那个军人，同时利索地给他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路费和路条，路条上写的是限他在三天之内到××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到。
男儿有泪不轻弹。洪德章走出那间红砖房时，眼眶溢出了泪水。刚才那一声霹雳，仿佛倾吐了他生命中的全部语言，从这天起，他觉得说话都属多余。当天，他登上了长途汽车向西北进发，两天之后当地民政机关给他开了封介绍信——把他安排在沙石厂。
这是一个非城非镇的野河滩。由干沙漠不断吞噬水源，宽宽的河床早已枯干，卵石大如人头小如鸽蛋，密麻麻地镶嵌在板结的河道里。这些无业游民的活儿，就是把这些石子从沙子中挖出来，按大小分类运往火车沿线的一个小站。
河岸上两排简易工棚。一排住男，一排住女。没有灶房，避风的地方支起一个四面无墙的篷顶，篷顶上蒙着一块苫布，下边堆着笼屉和一口头号大铁锅，算作伙房。这儿也没有厕所，好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芜河滩两岸，遍地是兀立的遮眼沙丘，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撒野尿、拉野屎。是不是因为洪德章会骑马，被写在档案里，他不得而知；第二天就分配他到马号喂马。马号倒比人住的工棚要好，木墙，木槽，木顶篷。旁边有一个碎木条拼成的大窝棚，一半堆放着精饲料，另一半就是马扶洪德章的家。由于拉运沙石任务十分繁忙，洪德章刚来到这野地方第三天，就从车把式的嘴里知道了，这儿并非真正的沙石厂，而是由公安和民政兼管的强制劳动大队，来自西北几个城市的男男女女，都有老帐，都有前科——他当过战俘，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大酱缸里的一条大蛆虫。
从那个时日起，洪德章开始忌讳黄色。他把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草黄色军衣军裤，送给了一个用针线补牲口套具的女哑巴。这个女哑巴，年纪比他大上三岁，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留在大陆的老婆，由于这件破烂棉衣的机缘，她夜里偷偷溜进独自睡在马棚的洪德章的被窝。洪德章当时还不甘心长期与这号人为伍，掀开被子往外推她。她“喏喏”地吐不出声，只是用食指不断指着她的心，这手势是告诉洪德章她铁了心要跟他。洪德章背过身去撵她走，她绕到面前，先是给洪德章跪下，后又趴在地下装成匹马，来来回回爬着，表示愿意一辈子让洪德章当马骑。洪德章的心哆嗦了，他扶起这哑巴女人，留在窝棚里过了夜。
在马灯下，洪德章用笔代口，在地上划了三个大字：“你为啥？”
这又聋又哑的女人，字儿写得比洪德章方整得多：“因为你也是个哑巴。”
洪德章这才恍然大悟：他到这强劳队来干活许多天了，还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哩。她是真哑巴，他成了不是哑巴的哑巴；这倒提醒了他，当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哑巴，省得惹是生非。
这个哑巴女人心很灵俏，知道洪德章不喜欢草黄色，便把他给她的那套破军装，换了三盒烟卷给男人抽了……
第二年他和她结了婚。
只有两张结婚证，一张木板床。
没有来宾，没有朋友——因为这是“瘸驴配破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