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去西非采访，在拉斯帕尔马斯遇到原湛江海洋渔业公司总经理、时任中水驻尼日利亚代表处代表的李纬同志。他是出去得比较早的老同志了，我很想写写他，可惜只匆匆见了一面，来不及深谈，所得素材有限，难以成篇。这件事让我遗憾了十多年。直到2004年夏天，我才有机会和已经退休的李纬同志再次见面，终于可以偿还夙愿了。
霍达：李纬同志，您好？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
李纬：可不是嘛，十二年了！
霍达：人生有几个十二年？咱们见一面也真不容易！
李纬：当年，你第一个采访我，后来出了书，我的那些弟兄们说，大伙儿跟着你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这书里没提咱们的事儿啊？我说，我这个人，会干不会说……
霍达：既要会干，也要会说。你们不说，我哪儿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真实性是它的生命，不能胡编乱造。这一次，咱们就好好儿地谈谈。听口音，您好像不是广东人？
李纬：我籍贯河北，生于山东济南，二十三岁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海洋捕捞系，分配到广东湛江海洋渔业公司工作。
霍达：您哪一年去的西非？
李纬：1988年5月4日，我带着四个人，兜儿里揣着200美元到了尼日利亚。当时那儿还是一片空白，是合作伙伴主动找中水，谈了一个意向，我带人去，对市场做了一番考察，半年以后，才派船去。我们租了码头，建了仓库，买了一个建筑公司的装配房作办公室，尼日利亚项目就是这么开始的。干了四年，要说效益谈不上，但是我们投入的资金很快就收回了。做生意，尤其是在海外做合资生意，光看账面儿上未必看得出什么效益，我们为总公司做了很多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中水有这个点儿和没这个点儿是大不一样的。1992年5月，就是咱们在拉斯帕尔马斯见面之后，我休假回国。当时正好我爱人到拉斯开会，老吕说，你带她到尼日利亚去看看！我们就从尼日利亚一起回来了。
这就是我在尼日利亚的经历。
霍达：您这个人果然不大善于讲故事，四年的惊涛骇浪、风风雨雨，这么几句话就讲完了？
李纬：要讲故事，多了！一时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霍达：就说您最难忘的事儿吧！
李纬：最难忘的是战争，在尼日利亚就曾经遇到过一次未遂政变。非洲就是政变多，战争多，后来我到了塞拉利昂，又经历了三次内战。
霍达：您是哪一年去的塞拉利昂？
李纬：1997年。我在1993年已经调到了珠海，总公司要我，就又回来了。1997年3月23日到达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接替周先标，任中水代表处代表。周先标是头一天走的，到毛里塔尼亚代表处当代表了。
我到了不久，就赶上了塞拉利昂的内战。
事先，一点儿政变的迹象也没有。1997年5月25日凌晨，突然响起了枪声，开始零零散散，后来渐渐密集。凭着我在尼日利亚工作四年的经验，意识到这可能是发生了政变。我洗漱完毕，就下楼到办公室去。我住的那个小“楼”是用集装箱上面再加一层，盖成的“楼”。办公室的同志正在给我打电话，见我到了，就说，不用打电话了，李代表来了！综合各方面得来的信息，这次政变是军队发动了叛乱。在押少校军官科罗马，趁西非共同体维和部队换防的机会，由同党劫狱救了出来。科罗马迅速组织政变，攻占了总统府、电台、总统官邸等等要害部门，当天上午10点，科罗马宣布政变成功，总统卡巴逃离弗里敦。站在我们的楼上往街上看，可以看到叛军一律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呼啸而过。我们院子的大门正对着塞拉利昂的海军司令部，那里面停着大货车，整车都是军人。我们的工人宿舍旁边是一所学校，校园没有围墙，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安全。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说，不要怕，我们是外国人，打仗不会打到这儿来的，去后院儿通知大家吃早餐！有的工人站在楼上往外看，我让他们不要看，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时我们有一条船正在弗里敦修理，我通知他们，及时离岸，随时待命。同时，我向拉斯办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上午10点钟左右，从外面闯进来三四个军人，荷枪实弹，一看那橘红色的马甲，就知道是叛军。他们说要向我们“借”车。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情节似曾相识，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至少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类似的镜头，当兵的来了，不用说“借”，就是明抢，你也不能不给啊！我们代表处一共有三辆车，一辆吉普，一辆货卡，一辆旧“宝马”，他们“借”走了那辆吉普。我不甘心，盘算着怎么想法儿把车要回来。因为我们和海军司令部是近邻，平时相处得不错，经常送给他们鱼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找到海军的一位舰长阿齐兹，请他帮忙，他满口答应。第二天，果然把车找回来了，可是，已经被折腾得破烂不堪，连灯都没了。
霍达：真是“兵匪一家”啊！
李纬：不仅军队成了土匪，还有海盗。这儿说一个插曲。当地的海盗猖獗，平均每年要折腾十五至二十次，有时甚至一个接一个。我是3月23日到任的，5月4日，就碰到了一起海盗事件。他们驾着当地的木船，挂一个尾挂机，速度很快。我们的船在作业时，臂架拖网，一船拖俩网，航速很慢，一小时只有几海里，而海盗船的航速可以达到一小时十几海里。在相隔二十海里的情况下，肉眼是看不清楚的，从雷达上可以看到，一旦发现白点儿很大，就知道是海盗来了。那天晚上，十几名蒙面海盗手持刀枪跳上了我们的船，先到船长室，控制住指挥系统，然后全船搜索，见了船员就打，每个房间里的衣服鞋子、日用物品、烟、酒、米、面、锅、碗、瓢、勺，凡是能拿的，全部洗劫一空。拿不走的通讯设备，乱砸乱摔，给你破坏掉。船上的鱼、虾统统抢走。把船员都赶到后面的舵机舱里，盖上盖儿，他们才撤退。
我们向当局报了案，警察来取证，法医来验伤，把捕获的海盗关进监狱。突然政变了，监狱的门打开，犯人全跑光，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啊！
霍达：又是政变，又是海盗，您怕吗？
李纬：不怕，我当时的心态可以说是临危不惧。其实，事态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也不知道，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怕也没有用，只有沉着应对。你不怕，该怎么做怎么做，即使出了事儿，虽死犹生；害怕也管不了什么用，只能自己乱自己，虽生犹死。
霍达：说得好！后来的事态怎么样了？
李纬：叛军没抓到总统，他逃到几内亚去了。政变发生后，弗里敦全城一片混乱，军人、匪徒大肆抢劫，叛军一度在市内和维和部队中的尼日利亚军队交火，并且和原总统民团形成对抗，局势不断恶化。我国驻塞拉利昂的中建公司经理部、辽河油田承运组和援塞农机组等单位相继被叛军抢劫了车辆和财物。在抢劫中，他们还开枪威胁、殴打被抢人员，我们在塞人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各国的外交人员和侨民已经纷纷撤离。5月27日，中国驻塞使馆决定撤退一批人，具体到谁走谁留下，由各单位自己决定。经参处的卢圣均参赞和一位秘书到我们代表处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决定代表处留下三个人：我，杨光辉，许富杰。卢参当场表示，大使决定给你们留下的人做新护照，确保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一起走。他把使馆的吉普车留下给我们用，说中午12点等你们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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