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撤退了，我通知炊事员，今天的晚饭让大家吃得好点儿，冰柜里有什么好东西，尽管做，加个菜。在弗里敦船厂修船的人，也把他们叫回来，一起吃顿饭。吃饭的时候，我让大家抓紧吃，边吃边宣布撤退的和留下的人名单。我说，这些年，党的威信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到了危难时刻，留下的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同志撤走，祝大家一帆风顺，平安地出去，等局势安定之后，再平安地回来。
5月29日上午8点，我们的一条渔船、一条工作服务船开进了我们办公室外边的锚地。我事先已经交代他们，搞好卫生，穿好衣服，因为有女士上我们的船，我们不能像平时打鱼时那样光着膀子，得讲文明。9点钟，使馆的人一车一车地来了，除了使馆和经参处的人员，还有体育场组、农技组等中方人员，我们代表处的各工种的工人和炊事员等陆上工作人员十个人。使馆有什么要求？第一，海上风大，女同志不要穿裙子，免得行动不便；第二，每个人的行李不要超过两件；第三，除了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员，其他的人就不接待了。而实际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新加坡的、韩国的、菲律宾的、马来西亚的，什么人都有，一共一百三十多人。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美国派了船来接他们在塞拉利昂的侨民，停在港口的沙滩上，用皮艇来回接人。我们使馆曾经派人去联系，问问能不能搭他们的船走，人家答复说，不好意思，你们来晚了，我们船上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听说这事儿，对参赞说，甭坐美国佬的船，坐咱们的渔船走，照样挂中国国旗！
前面说过，我们和海军司令部是近邻，关系相处得不错，现在我们要撤离了，海军也过来协助，从我们代表处到海边的路给封了，不许闲杂人等进来。舰长阿齐兹背着子弹袋，挎着冲锋枪，亲自来护送。一个舢板只能上十几个人，来回十几趟，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的人都送上了船，船上挂着中国国旗。
那个场面很感人，甚至可以说很悲壮，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的前景是什么，撤退的人还能不能回来，留下的人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是未知数。农技组的专家和我们相处得久了，很有感情，我和他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船进了港就不用单边带了，我通过甚高频对讲机和船员们告别，说：同志们保重，不要牵挂我们，你们赶快走，船开得越远越安全！那么紧张的时刻，还有一个人在忙着照相，他是河南某公司考察组的。旁边的人说，快开船了，还照什么相？那个人倒是挺沉得住气，说：留个纪念嘛，这辈子还是头一回碰上战争，也是头一回坐渔船！
船开走了。我们留下的三个人，当天中午就开着那辆吉普，搬到了经参处，下午架设了天线，电台开始工作了，和海上保持联系，尽管陆上风云变幻，我们海上的生产从不间断。
刚才说过，我们在船厂还有十个人，住在提西路。我跟经参处说，他们在外边儿我不放心，把他们接回来吧。我们中水经销部的杨光辉和经参处一秘陈光宇开着两辆车，把这十个人接来，安排在体育馆住。那边儿的头儿说，在这儿住可以，但是没有饮具，没有吃的。我说，这个特殊时期，我们也没什么要求，能煮锅粥喝就行了。明天我把锅、碗、瓢、勺、大米、油、盐、酱、醋都送过来。
我在经参处住了六天，每天还要抽空回到代表处的院子去看看，我们在那儿种了一块菜地：黄瓜、豇豆，雨水不错，长得很好，每天能收一盆菜来，解决大家的伙食问题。
那位护送我们人上船的舰长阿齐兹，在政变后买了一辆“奔驰”，就停在我们代表处的院子里。过了几天，他不往这边儿停车了，就停在自己的院子里，站在代表处的楼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感到，形势可能比较紧张了。
果然，不到一周，仗打起来了。6月4日，使馆决定全部撤走。我调了两条船来，和大使以及其他人员一起走。
我们上了船。渔船不比客船，条件差，没有足够的房间，客人只能坐在甲板上，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也很辛苦。船到了科纳克里，我们代表处也就搬到了那里，现租房子，架设自己的电台。战争期间嘛，我们被迫成了个“流亡”代表处。塞拉利昂是个英语国家，而几内亚是个法语国家，我们突然挪了窝儿，陌生的环境一时很难适应。
政变的局势很长时间没有平静下来。我们代表处在几内亚，船还在塞拉利昂海域作业。打仗打得政府瘫痪，没人管，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一直打了半年，到年底，西非共同体把总统接回来了，又恢复了原政权。当初护送我们人的那位舰长阿齐兹，他们的舰艇开到了塞拉利昂偏里边儿的基地去，据说在打仗时，他们舰上的炮弹差点儿误伤了总统。后来他投诚了，但还是被处死。
霍达：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成正义和非正义，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具体到这件事、这个人，就说不清楚了。世界上的事儿，真是复水。
李纬：政变乱成一锅粥，说也说不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反正我们是外国人，不干涉人家的内政。
我们代表处撤了回来。在我们撤离期间，在代表处工作的当地黑人员工照常上班。有一天，好几百人围住了我们的仓库，要打砸抢。塞方经理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讲：我们的议会大厦、办公楼、体育场、三军团司令部，都是中国人援建的，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这里办企业，给我们的好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没有良心！现在，因为我们国家发生了内战，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撤离，我们应该向中国人说声“对不起”，怎么能趁火打劫，抢人家的东西？再者说，他们又不是永远离开这里，等局势稳定了，他们还要回来的！到那时候，我们怎么向人家交代？在他的劝说下，围攻的人群悄然散开了。我们回来之后，盘点代表处的财产，基本没有损失。那些当地员工很尽职尽责，事后，我给他们统统补发了工资。
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
到了1998年，叛军已经控制了塞拉利昂60%的国土，把钻石矿也掌握在他们手下——塞拉利昂是世界有名的钻石产地之一，而西非共同体维和部队控制的地盘只占40%。当时中国派了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塞拉利昂，形势比较紧张，使馆找我们开会，说叛军可能要绑架人质，他们扬言，不仅针对白人，也不排除对中国人下手，使馆要我们特别提高警惕。12月25日，圣诞节，突然听说叛军逼近弗里敦，使馆找我们开会，形势又一度紧张。27日晚上11点，尚建平参赞通知我们调船，准备撤退。我们船上的单边带按规定10点就关闭了，这么晚了，怎么联络？我试着呼叫海上，恰恰有一条船还没有关机，我通知他们，明天一早到1号浮标待命。28日早晨8点多钟，使馆通知撤退，12点以后上船。我说，当天晚上到不了科纳克里了。下午1点钟开船，所有的人包括大使、参赞一起走。大使问我，海上安全不安全？我说，咱们撤到40海里之外，应该没事儿；再不放心，可以再远一些，在海上兜个弯儿。我们带着机密文件和使馆的印鉴，在海上漂流了一夜，幸而没遇到军队，也没遇到海盗，有惊无险，第二天天亮时到达科纳克里。
霍达：这是第二次撤退。你们在几内亚待了多久？
李纬：一直待到1999年5月。那一年的3月，我从几内亚到拉斯帕尔马斯开代表会，吴总安排我爱人和我一起回几内亚，先看看局势，觉得问题不大了，5月7日代表处搬回了塞拉利昂。
霍达：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李纬：她原来是财务科长，到了塞拉利昂，就力所能及地帮我做点儿事，打打字，厨房里帮帮忙，“半岗”而已。
霍达：那么，第三次撤退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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