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位于非洲的西北端，东部和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西临大西洋，北濒地中海，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大西洋人地中海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15世纪起直到20世纪初，法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先后人侵，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则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艾森豪威尔任总司令的美英联军实施“火炬”作战计划，于1942年11月8日分别在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奥兰登陆，东攻突尼斯，迫使困守北非的25万德军于次年5月13日全部投降，赢得非洲战场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大大振奋了西方盟军的士气，为日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和打垮意大利法西斯准备了条件。
摩洛哥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的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迫使法国和西班牙分别于1956年3月2日和4月7日承认其独立，1957年8月14日定名为“摩洛哥王国”，1958年11月1日与我国建交。中、摩两国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利害冲突，同属发展中国家，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摩洛哥是中国茶叶第一大进口国，而摩洛哥作为世界第三大磷酸盐产国，也向中国出口。中国派出农业专家帮助摩洛哥种植水稻，派出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为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兴建体育馆，派出医疗专家为摩洛哥人民诊病疗疾……
摩洛哥海岸线长达2983公里，200米等深线以内的大陆架面积6万平方公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100万多平方公里。大陆架水文条件适宜，饵料生物丰富，适合水生经济动物的栖息和生长繁殖’渔业资源得天独厚，优良渔场颇多。据专家估计，不影响资源平衡的最大可捕量为150万吨。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摩洛哥的海洋渔业资源一直为世界所瞩目，一些渔业强国的船队对摩洛哥的海洋渔业资源进行掠夺式的捕捞，而摩洛哥本身却缺乏相应的开发力量，仅限于捕捞中上层的沙丁鱼。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海洋权的变化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摩洛哥才真正意识到渔业资源的价值和发展海洋渔业的必要性，把海洋渔业放在优先地位，1973年设立了7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地理坐标，1981年成立了海洋渔业和海洋运输部，并把专属渔区扩大到200海里，制定一系列法规，建立捕捞许可证制，规定在摩洛哥水域，只准许悬挂摩洛哥国旗的渔船作业，按渔船总吨位收费，而且规定限额、禁渔期和禁用渔具。为吸引国外技术和资金，政府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国际渔业合作，与西班牙、苏联、葡萄牙、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欧共体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此同时，制定渔民法，提供社会保障，颁布新的鼓励投资法，由政府担保向国外贷款，对重大综合项目给予补助，积极扶持本国渔业。政府还在卡萨布兰卡创办了国家渔业研究所，以加强渔业开发和资源保护，在萨菲、阿加迪尔和卡萨布兰卡设立了水产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才……
由于政府的努力，摩洛哥的海洋渔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1977年总渔获量为26万吨，至1985年骤增至47.3万吨，1986年又增至59.6万吨，渔产品出口额则从1977年的5085万美元增至1986年的9600万美元，到90年代又增至4亿至5亿美元，与农牧业、旅游业、矿业并列为国民经济四大支柱。由于大量引进日本、法国、西班牙等国的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摩洛哥的工业捕鱼虽起步较晚，而起点很高，渔船和水产品的加工、保藏以及渔港设施等等，都“一步到位”地进入了现代化，大西洋沿岸的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萨菲成为国际性的重要渔港，其中阿加迪尔规模最大，年卸货量占全国渔获量的一半以上……
摩洛哥，一个独具魅力的国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久远的历史渊源，这个非洲国家和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国王哈桑二世所说：“摩洛哥是一棵大树，它的根在非洲，而枝叶却伸向欧洲。”在过去的漫长岁月，摩洛哥人曾经饱受欧洲的侵略和欺凌，而在国家独立之后，摩洛哥人又借地中海对岸吹来的北风鼓起了船帆，使自己的国家逐渐富强起来，成为大西洋岸边引人人胜的一颗明珠，世界著名的软体鱼捕捞基地。
早在中国远洋渔业刚刚起步之时，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副总经理、拉斯办主任吕洪涛就曾经把目光久久地注视这片神奇的土地。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计划实施，还有待时日。
人才难得，用而不疑
由政府担保向国外贷款，极大地激发了摩洛哥企业家的进取之心，一时间，私人渔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这些企业家不需要个人资本，不必承担风险，却很快拥有了先进的船只和设备，投入运营，无须多久，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当外国催还贷款时，却遇到了种种麻烦，久债不还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或者说，贷款的人当初根本就没打算还债，这一来，倒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实属始料不及。终于在80年代中期，政府“恍然大悟”，改弦易辙，不再为私人企业担保向外国贷款，只发放数额有限的准许成立渔业公司的许可证，对企业买船、造船的数量也做了限制，并且规定，六个月之内资金如不能到位，则许可证作废。
当政府鼓励私人贷款之时，摩洛哥的企业家把目标对准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而政府对外政策又不同于几内亚比绍等国家，不允许外国人购买捕鱼许可证办独资企业。中水鉴于初期在塞内加尔合资办“中塞公司”失败的教训，对此颇费踌躇，只能坐失良机；而在政府的新政策颁布之后，一些拿到许可证的人由于失去了政府的担保，又难以获得外国银行的信任，眼看手中的一纸空文就要作废，寻找合作伙伴便急不可待，这似乎为中水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时间到了1988年初，中国的远洋渔业经过几年摸索，已初见成效，中水不仅在西非已由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这三个点，扩展到尼日利亚，而且远走南、北美洲，和美国、阿根廷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他如乌拉圭、安哥拉、日本、苏联等项目也在酝酿之中，吕洪涛久久盘桓于心中的摩洛哥项目又萌动起来。
此时，与中水在西班牙合资“中达公司”的董事长、意大利犹太人富商罗尼对吕洪涛劝阻说：“你们到了摩洛哥，将被吃掉！”
罗尼是在国际渔业市场久经鏖战的老将，自然是一言九鼎。而“吃掉”之说’所指为何，又语焉未详，不得而知。
另一位在拉斯帕尔马斯驰骋的意大利渔商邦寇却另有所见，他与摩洛哥的S渔业公司有着长期的贸易关系，建议中水也不妨前往一试，并且愿当牵线搭桥之“红娘”。吕洪涛何乐而不为？
1988年4月，由邦寇陪同，吕洪涛和宁巩前往摩洛哥。吕洪涛身为中水总公司的副总经理、拉斯办主任，在西非渔业基地统领一切，这已是众所周知，自不待言。但宁巩何许人也？行文至此，就必须有个交代。
早在1984年，中水与意大利实达高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中达渔业有限公司”，在西班牙注册成立“中达渔业有限公司拉斯帕尔马斯分公司”，其中的股东之一，便是宁巩所服务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达成立，宁巩即成为中信一方常驻拉斯帕尔马斯的代表。此番吕洪涛请他一同前往摩洛哥，不仅作为合作伙伴，也不仅要借助他的法语优势，省却一个翻译名额，还有一个尚在酝酿的考虑……
却说邦寇、吕洪涛、宁巩三人来到摩洛哥，考察了阿加迪尔渔港和S公司，果然印象颇佳。S公司拥有十三艘从日本进口的1800马力至2200马力的大型渔轮和自己的加工厂，拥有先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高层以上职员都曾分别在法国、比利时、摩洛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在摩洛哥渔业公司之中排行第二，而第一位的公司则是多家小公司联营的企业，究其实力，S公司当在各家之先。
S公司董事长普鲁斯特与邦寇是商界朋友，出于礼貌，接待了由邦寇引荐的中国客人，而在吕洪涛和宁巩眼中，他那财大气粗的傲慢仍然难以掩饰。初次见面，普鲁斯特对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有资格和他合作，尚存疑虑，但看在邦寇的面上，表示可以“试试看”。
有此意向，普鲁斯特把吕洪涛、宁巩介绍给他的好友、摩洛哥船东协会主席、国务议员乌卡沙。随之，又由乌卡沙引荐，拜见了摩洛哥渔业部秘书长拉赫鲁。外国人要在摩洛哥涉足渔业，这两位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非见不可。
早年毕业于法国最高科技学府包里克里大学的秘书长阁下专注地听完乌卡沙的介绍和宁巩的说明来意，说道：“吕先生，想在摩洛哥办公司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的申请书有这么多，”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手势，两手伸开，上下相对，中间隔着一尺有余，表明若是把那些申请书摞起来，将有这么厚，“而你是来得最晚的，放在最下面……”
吕洪涛和宁巩无声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看来，“没戏”了！
而拉赫鲁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以幽默的眼光看着吕洪涛：“现在，我把它抽出来，放在最上面！”
那只原来放在下面的手，随着做了一个翻转向上的姿势。
吕洪涛和宁巩仿佛真的看见他手里托着一大摞文件，并且亲眼看着压在最底下的那一份青云直上地变成了第一份。一阵惊喜升起心头：秘书长阁下缘何对我们如此厚爱？
“因为你们是中国朋友！”拉赫鲁说，“别的国家的申请，我都没有批准，而你们——中国朋友，是被批准的第一家，也是最后一家！”
一块石头落了地，想不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事，竟然一次成功。
“当然，”拉赫鲁看了看他的朋友、船东协会主席乌卡沙，“我同意，如果乌卡沙先生不同意也不行噢！”
乌卡沙会心地一笑，是他带着中国朋友来见秘书长的嘛，焉有“不同意”之理？
吕洪涛匆匆赶回拉斯帕尔马斯。这桩好事来得太快，快得他都有些措手不及。
此时，3月20日从广州起航的中水第三批远洋渔业船队正在途中，本来各有安排，现在只好另行分配，拨出四艘船中途“改嫁”摩洛哥，原“舟远渔”1、2号，“中非”13、14号，一律更名改姓，变成“摩中”1、2、3、4号，作为中水与普鲁斯特合作的实物投资。
4月26日，船队到达拉斯帕尔马斯。随即，普鲁斯特派他的得力助手——S公司的技术经理巴比塞到拉斯帕尔马斯看船。中水准备开往摩洛哥的船，其中两艘由广州渔轮厂制造，8104H型，900马力，以当时的国内水平，已经是最好的渔船了，而巴比塞却根本没有看在眼里，鄙夷地说：“这种船，也能打鱼吗？”
吕洪涛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恨不能把这个家伙扔到海里去！但他又不能不承认，比起S公司那些从日本进口的船，我们的确还差得很远。现在既然要和人家合作，我们除了以船投资，别无他途，也只有忍让：“巴比塞先生！也许你对中国制造的渔船还不太了解，我相信在以后的合作中，你会亲眼看到，这些船经得起大西洋的风浪。当然，为了更适合在贵国捕捞作业的需要，我们愿意对某些设备进行必要的改进和改装。”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种船型分别作价人股，这便是中水与普鲁斯特合作的最初资本。
5月，吕洪涛、宁巩和袁晓光赴摩洛哥，与普鲁斯特再次谈判，由普鲁斯特负责提供摩洛哥政府的许可证，中水以卖方信贷方式与之合作，用实物（四艘渔船）提供贷款，成立“摩中渔业公司”。这项合作，尽管普鲁斯特开始表现出可有可无的傲慢态度，实际上却是受益者。他一无须由政府担保向国外贷款，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三无须投资一分一厘，一个在摩洛哥注册的公司和悬挂摩洛哥国旗的船队便轻而易举地成立了。他惟一要做的事是提供一张政府准许开办渔业公司的许可证书，而这证书还不是由已经拥有S公司的普鲁斯特本人申请的，而是由他的朋友、也已经是吕洪涛的朋友——摩洛哥船东协会主席乌卡沙提供的。据乌卡沙说，由中国人为开端的外国人在摩洛哥办合资渔业企业这一议案，曾在议会有过专门的辩论，最后终获通过。
新成立的摩中渔业公司由普鲁斯特任董事长，吕洪涛任副董事长，原S公司总经理洛蒂任总经理，宁巩任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吕洪涛授权宁巩为他的全权代表。
读者也许不会注意，所以在这里需要再次特别说明：宁巩并不是中水的人，而只是中水在拉斯帕尔马斯与意大利人罗尼合资成立的“中达公司”的股东之一——中信公司的代表。中水与摩洛哥的合作，本与中信毫无干系，中水人才济济，吕洪涛缘何对宁巩情有独钟，将此大权交付于一个“外”人？由此，便看出吕洪涛的韬略过人之处，也显出宁巩的出众之处。
宁巩其人，祖籍北京，1950年出生于沈阳，属虎。一无家庭背景，二无大学文凭，初中毕业便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北大荒屯垦戌边，错过了升学深造的青春年华。1975年，他调到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工作。1981年回京，经友人介绍，考人中信。1985年因西非上马，奉中信之命来到西非，如此而已。究其“根底”，倒也平常。但值得注意的是，宁巩在中学时读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少年时代便练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在辽化和中信都是吃的这碗饭，而摩洛哥通用法语，正可用其所长。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吕洪涛在数年共事中，仔细考察了这个自尊自强的小伙子，发现他是个人才’必堪重任，只可惜他不是中水的人。现在，机会来了，吕洪涛果断地委以重任，摩洛哥的这块地盘，交给你了！
宁巩倒踌躇再三。
吕洪涛说：“宁巩啊！救场如救火，你先帮我这个忙，把摊子铺开了，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我再派人接替你！”
这便是吕洪涛此行除宁巩之外又增添了一个袁晓光的由来。
袁晓光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系法语专业1982年毕业生，又是中水1985年开辟西非项目的“元老”之一，转战拉斯帕尔马斯一塞内加尔一几内亚比绍，至1987年两年期满，回国在总公司搞物资工作。吕洪涛认为，袁晓光熟悉业务，是法语专业科班出身，有外语优势，而且还会开车，各方面条件齐全，自是一个优先考虑的人选。一旦宁巩撤退，似可由袁晓光接替。
“客串”中水的宁巩被吕洪涛的一片真诚所感动，慨然说：“好！既然有您这句话，承蒙中水信得过，宁某义不容辞！”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中水既要在摩洛哥创办合资企业，一班人马随即就到，中国人内部总要有个主事的班子，即中水驻摩洛哥代表处。按吕洪涛之意，要选派一位中共党员任代表处代表之职。宁巩对外是摩中公司副总经理，对内则接受代表处领导。因为宁巩既不是中水的人，又不是共产党员，这样安排顺理成章。
然而，非也。宁巩说：“这样不行，你们既然信任我，我就必须大权独揽，统管一切，不然，两套班子，互相干扰，我事事还要请示汇报，将无法工作！”
一个年轻人，竟如此出言不逊，狂傲之态毕现。君不见，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至国家首脑机关和中央各部、委，小至城里的街道和乡下的村镇，焉有由非中共人士担任“一把手”的先例？而这个宁巩却毫不客气地伸手要“官”，要权，似乎也太过分了！
一个难题横在领导面前，吕洪涛不得不请示张延喜。
张延喜深爱宁巩其才，也深信宁巩其人，经过慎重考虑，说：“我们又不是外交部，不是向外国派大使，而是去做生意。要在国外开展事业，最重要的是管理人才。摩洛哥的合作伙伴水平很高，我们也要旗鼓相当。宁巩人才难得，政治上可靠，我对他放心，可以放手让他去干。拿摩洛哥做个试点，如果不行，再调整嘛！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一件颇为奇特的事在摩洛哥成为现实：既不是中水编制、又非中共党员的宁巩被任命为中水驻摩洛哥代表处代表，由中共党员沈如昌任总船长，指挥海上生产。
沈如昌何许人也？此人1943年生于浙江舟山，1962年参加工作，历任舟山渔业公司轮机长、中队指导员、渔轮大队长、检修科长，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埋头苦干，为人朴实，在舟渔威信很高。此番四艘船前来摩洛哥，人员全部出自舟渔，沈如昌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沈如昌年龄比宁巩长，资历比他老，业务比他熟，政治条件比他强，却屈居其次，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坚定的组织观念和宽阔的胸怀涵养。
此事决定下来，可谓惊世骇俗，而张延喜和吕洪涛却用而不疑。1988年，岁交戊晨，宁巩这员“虎”将，便在“龙”年脱颖而出。
将帅冲锋在前，士兵就决不会后退
在中水所有的国外项目中，似乎没有哪一个比摩洛哥更快的，一拍即合，一槌定音，以至连许多准备工作都来不及，便“仓促上阵”。不仅四艘船中途“改嫁”，还半道上抓来一个“壮丁”袁晓光。1988年3月，袁晓光奉总公司之命在广州送走了第三批船队，4月和物资处刘处长等三人飞往达喀尔，准备接船、卸货。船还未到塞内加尔，却接到吕洪涛来电，命袁晓光立即到拉斯帕尔马斯，说有要事。
此时，吕洪涛和宁巩刚刚结束与普鲁斯特的第一次谈判，从摩洛哥回来。袁晓光一到，吕洪涛便说：“摩洛哥要开新项目，达喀尔的事你不要管了，直接到摩洛哥去！”
所说“要事”，即此谓也。
袁晓光简直莫名其妙。他本是来出差的，还没有回去交差，怎么就此“改戏”？当时他未置可否，谈完话退而三思，犹豫不决。
宁巩来做说客，说道：“人生在世，总要有一番作为。你在西非干了几年，东奔西跑，还没搞过大的项目，摩洛哥是个机遇，何不去锻炼锻炼，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同龄人的这一番话，使袁晓光怦然心动，事业的冲动被他撩拨起来。可是思前想后，当年的种种艰难困苦，闭目如在眼前。1985年，他奔赴西非之前，正巧夫人喜生贵子，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家庭诞生了。而他的父亲却因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生老病死戏剧性地集中在他最繁忙的时刻，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这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身上。但公务在身，他不能在家久留，把父亲送进医院，便忍痛出发了。到达西非未满一个月，父亲病故的消息传来！袁晓光如雷击顶，跪倒在地，向着东方磕了三个响头：“爸爸，儿子不孝啊……”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但留在他心中的伤痛仍未平复，现在，难道又要抛妻别子出来苦干吗？
“我刚回国不到一年……”他沉吟道，“而且毫无思想准备，对摩洛哥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恐怕难以胜任！”
宁巩却说：“我无意在摩洛哥久留，老吕许诺我，打开局面，便另选良将。此机不可失！你如果不放心家里，我跟老吕说说，让你把夫人带来！”
“不可能，不可能！”袁晓光一个苦笑，“老吕有言在先，‘只要我吕洪涛在，谁也不许带家属！’他怎么能为我破例？”
“此事你不必出面，由我去说！”宁巩大包大揽。袁晓光姑妄听之，并未当真。虽然宁巩夫人早已借调到中水工作，常驻拉斯帕尔马斯，但他毕竟不是中水的人，不足为例。
宁巩真去为他说项。在吕洪涛面前，宁巩如何施展三寸不烂之舌，他人不得而知，结果却是极为精彩，令袁晓光大感意外，吕洪涛居然被他说服！
恰在此时，公司总经理张延喜和远洋二处处长蔡文军出差南美，路经拉斯帕尔马斯，领导三头会面，一致同意，批准袁晓光携眷出国。袁晓光深为领导的关怀、照顾而感动，再也无话可说，马上进入新的“角色”，和吕洪涛、宁巩前往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与普鲁斯特再次谈判、签约，拍板定局。吕洪涛、宁巩返回拉斯帕尔马斯，袁晓光留下，赴阿加迪尔，准备迎接船队，建立代表处，由此他就成为“摩中渔业公司”的人。国人常以嘲讽的口吻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现在却必须调整自己的步伐，以适应国际商业的节奏了。
公司初创，千头万绪：中国的四艘渔船，既已作价投资，便必须办理国籍手续，注销中国国籍，加人摩洛哥国籍；而这些中国制造、由中国船级社审核通过的船在摩洛哥作业，却又必须符合摩洛哥承认的英国劳氏船级社或法国BV船级社的监造规范，这就需要由中国船级社与劳氏船级社或法国BV船级社驻华代表协商，得到对方的认可，并出具证明；摩中公司的中国人员，按摩洛哥劳工部门的规定，必须办理移民手续，以获得居留权……
这些繁文缛节，绝不可能一蹴即就，而公司既已上马，却又时不我待！在此关键时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完永祥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手续完备之前，使馆代表中国政府，一切予以公证、担保。尤为凑巧而又幸运的是，大使夫人司徒双恰为宁巩就读于北外附中时的法语教师，山不转水转，当年师生之谊，又于异国续缘，使宁巩和中水都得以背靠一棵大树！
6月底，宁巩从拉斯帕尔马斯赶到阿加迪尔，和袁晓光一起准备接船。
7月1日，船队由沈如昌率领，到达阿加迪尔。中水代表处首批人马到齐，陆上工作人员仅代表宁巩、总船长沈如昌、负责物资补给的袁晓光和出纳王太炎四人，撑起了一个摊子。袁晓光已经预先找好了宿舍、仓库，惟独缺一间办公室。好在中国人善于因陋就简，初期首要工作是卸货、改船，便将码头权作办公地点。
事业初创，千头万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要说不懂法语的沈如昌、王太炎，连毫无语言障碍的宁巩也感到困难重重。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只有依靠完永祥大使和司徒老师，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阿加迪尔距首都拉巴特600多公里，往返1200多公里，长途去来，宁巩自己开车，仅花在路上的时间就需十多个小时。他驱车飞奔在崎岖的山路上，迎面扑来的风都热得烫人。一股悲壮油然而生：这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他面前的事业的象征！也许，天生宁巩，就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心有所感，四顾无人，惟有自我激励而已。人生能有几次搏？我要珍惜每拼每搏，既已承此重任，一定要干成，而且要干得漂亮，不然，枉来人间走一遭！
中国的四艘船，初涉这方水土，也面临着痛苦的“适应”和“改造”。早在停泊在拉斯帕尔马斯港尚未起航来摩洛哥时，摩方S公司的技术经理巴比塞就已经指手画脚，要求中方花费巨资对船上的单边带和雷达都进行更新，连船体的油漆都重新喷涂，而船上的网具，本来已吸收几内亚比绍的经验，在出发前已改装了双支架拖网，现在为了适应摩洛哥海域的特点，就必须再改为单拖，全部网具重新制作。为此，沈如昌和四艘船的船长忻尚裕、顾米章、吴国通、林加达虽然不会外语，也想方设法到外国船上取经，重新设计网具，发动全体船员，自己制作。
码头上一片繁忙！
“摩中”1号的船员们正在紧张地做网，袁晓光突然发现，大副忻惠康蹲在地上，满头大汗，一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还在干活儿……
“你……你怎么了？”他忙问。
“我有点肚子疼……”忻惠康吃力地回答着，仍然手不停活。
袁晓光感到不对劲儿，立即制止他，带他去附近的一家摩洛哥私人诊所就医。
医生为忻惠康做B超检查，屏幕上，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肝部的肿块……
“病人已经到了肝癌晚期！”医生说。
啊！袁晓光大吃一惊：“医生！他刚刚来到这里，工作还没有开始，请你无论如何……”
“不可能，他活不了多久了，必须马上回国！”
袁晓光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忻惠康不会法语，听不懂他们对话。他支撑着坐起来，问：“他说什么，我不要紧吧？”
“不要紧，医生说，你有点儿肝炎，消化道不好……”袁晓光忍着心中的痛苦，只能说些假话，他怎么能把医生的话如实告诉他呢？
回到代表处，袁晓光向宁巩和沈如昌做了汇报，他们决定尽快让忻惠康回国。可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回去？必须有人护送，这个人就是原准备回国办理许多手续的袁晓光。但此时备航工作还没结束，袁晓光手头还有许多事情，又一时走不开，只好将忻惠康从船上调到陆地休养，等待起航。
在那煎熬人心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忻惠康已不久于人世，惟独瞒着他本人。在生命的尾声，忻惠康仍然一刻也不肯休息，为早出晚归的同志买菜、做饭，把饭盛到碗里，等着大家回来。不该死的好人哪！
7月14日，四艘船经过紧张的准备，终于拔锚起航，出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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