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老昌耀，在他用坠楼为自己的苦难作休止的时候，在遥远的异地，这黄壤的平原深处，是谁用哀歌余悲吟诵他的《高车》之序，“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中国二十世纪诗坛有两位诗人，我最为敬重，一是艾青，一是老昌耀。苦难，高致，也许就像是谶语，艾青用啼血的喉咙歌赞过这土地，也为这土地所伤。“假如我是一支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苦命的诗人，艾青是１９９６年一个春夜离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４年后，昌耀这被骨癌一寸一寸吞啮的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么？当４年前一个春的黎明，朋友从电话中告诉我艾青去世时，我一下子像失去了温暖的扶持，在雨中我走向教室为中文系学生开课，铃声过后，我说一句“今天凌晨艾青去了”。我哽噎说出那样的语句：“艾青不会再陪伴我们／他把抚在／我们额上的手拿去／那是一个春夜／他／扯了一下最后／覆盖我们的诗的被子／然后抚抚我们／熟睡的额头／走去／夜色里，我们没能看到／他的背影／也没能看到他那／布满沟壑的面部／与睿智的眼睛……”
伤何痛哉，今天老昌耀又去。这个１３岁抛别故乡和母亲的孩子，选择了劳奔和苦难，他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在部队开拔前的一个临街店铺的小阁楼，母亲寻访多日才找到两个多月未见的昌耀，而昌耀却躺在床铺上装睡，母亲见他满头汗水窘迫的样子，心疼的下楼了，当昌耀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只看到一个背影，母亲把她的一把蒲扇留在昌耀的床头，一年后４０岁的母亲贫病去世……
昌耀有太多的伤痛，如果他在朝鲜重伤痊愈后，不是怀有“镰刀斧头的古典图式”而热诚投奔大西北，写诗而罹祸，也许世界就少了一个为苦难而生成的诗的器官，夜里他在看守所睡在一米高的马桶旁，他将同犯的鞋子收拢放在脑后充作枕头，而一次一次犯人便溺的汤汁，则是他每夜断断续续的诗课，庄子曰，道在尿溺，真是让人不知哭之笑之。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祈连山农场，“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天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悄悄坐在这群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里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的多肥，肥的连脖子后面都有了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摈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麓的一把白骨。
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我是在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个名叫《文学家》的刊物，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五段十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八行诗句，我一下子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那是我们民族英武威壮轧轧“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以后的版本，这句是“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着”。这是诗人的精雕细琢之处，从空间而涉笔到时间，就像陈子昂登幽州台，由时间而到空间，不是一维，昌耀原来着眼的只是空间，单向的，后来就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他让时间登台）。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伤痛。
昌耀的诗洗去了我以前的纤弱与矫情，我知道肉身之外还有沉重的东西在，虽然人们避重就轻，只图肉身的安逸，而不想灵魂的拯救。
然而我知道，昌耀在困厄的日子，和土伯族的女人婚配，生下子女，取毛泽东和李白的诗意，曰：王木萧、王路漫、王俏也。但是他为此付出了轻松和安逸，他和土伯族的妻子离异后，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精神空间无限，然而他的现实空间却是逼仄，离异后他把工资的大部分分给前妻和子女。他是离家出走的，然而未必是脱离责任出走，女儿待业，小儿子上初中……晚上，昌耀用一个二三百瓦的小电炉熬粥喝，然后是清汤牛肉面，然后是在脏乱的巷子，骑着一辆陈旧的自行车找羊肉泡馍，在满是膻臊的饭铺里，窘困的诗人吃得投入……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透出的表达却是苍茫、郁挫，它是一，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他的不可模拟，使他像白头的巴颜喀拉一样，他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他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把他放在惠特曼、聂鲁达、帕斯、埃利蒂斯这些用金属打制的不可剥蚀的名字里，也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
这是一本叫作《命运之书》的书稿，偌大的中国连昌耀这样的大诗人也要自费出版，而一些诗人却像过江之鲫，可叹也夫。
昌耀死在２０００年的３月２３日，他虽然生在湖南常德，然记事时全家已是在桃源乡下居住，所以他一直以桃源为原籍，并以桃源人自居，二十世纪的中国焉有陶公的桃源？离家４０年后的一个下午，昌耀回到桃源故乡，面对记忆废墟，他又能说出什么？这个曾乐道于“卡斯特罗气节”、“以色列公社”，几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左派分子”的诗人，却在１９５７年成为右派，做了近２２年的大山的囚徒。桃源是中古时的乌托邦，而二十世纪的乌托邦的信徒，却成了这个神圣祭坛的牲灵牛马。
记得在《文学家》创刊号上，昌耀自己选取了一张摄于青年期的照片，他写下这样的话：“……一切都很遥远了，但我要说：那个‘我们的青年时代’也是值得骄傲的。”我深味出，他在碱水里煮三遍，苦水里泡三遍，血水里滚三遍，苦难已彻骨，诗情已彻骨，诗人已将苦难审美化。
昌耀说小时爱哭，经常嚎啕大哭，哭到没人理他，他说爱哭影响了他一生。我想这是一种感情的极度表达，铁云刘鹗在《老残游记》开篇自序就说：“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号也嚎啕……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昌耀是以它的诗歌哭泣的，我有一本他的编年体诗选，是在他死前不久才辗转购得的，我想起鲁迅在自己编着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头黯然写下“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抚摸昌耀的诗集，我甚至感觉出了他的体温依然存留在这铺排的诗行里。
着名书画家朱乃正先生在昌耀病中，录昌耀诗２３首计２２２２字，裱成册页，于龙年初一让人送到诗人的病榻前，在报上，我见到两幅照片，一题记，一后跋，乃正先生的字，如磊石，一如昌耀的诗，洗去庸常。
题记曰：“昆仑摩崖，无韵之诗”；跋文则是：“昌耀兄于病中寄我新版诗集，拜读再三，顿觉心神震撼，远离尘俗。常疑当下真诗人实属凤毛麟角，今始信斯人是也。盖诗心、诗思、诗情、诗言已融铸一体，且若非西部骄子，实难达此境，如昆仑之巅，西海之深。有幸曾与昌耀兄同励难于高原，而今虽遥隔千里而犹能情近于咫尺。世纪之交，百感集于静夜，抚诗集而长叹，而无能酬答，谨借素笺笔录兄诗作奉报，或可小慰于榻前。”
昌耀患的是骨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迭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曲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待业，一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痛苦吞噬着老昌耀，在他绝命前，他写下最后一首诗《一十一朵红玫瑰》，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位滨海女子飞往北看望一位垂死的长者，临别将一束火红的玫瑰赠给这位不幸的朋友。姑娘啊，火红的一束玫瑰为何端只一十一支，姑娘说，这象征我对你敬重原是一心一意。”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３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７时，青藏高原，天才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８时血压下降，９时瞳孔放大，９时４５分心脏停止，６５岁。
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一样，我写下诗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读他的书，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再二日，我写此文，为诗人嘤嘤招魂……
文字之轻与三道崴子之重最后的栖息地到了，三道崴子！
这里很好，对将军来说，这里是使汉奸蒙羞，令日本人震慑、致敬的地方。
杨靖宇将军殉国后，敌人用人力小爬犁把将军的遗体运到蒙江县城，尔后找来摄影师拍照。照完像，日军铡下了将军头颅。当晚，农历正月十六在县城医院对将军的腹部进行了解剖，想看看这血肉之躯有什么能量可以在零下４２度寒冬里坚持这么多时日。结果，发现将军的肠胃中只有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使得主刀医生手术刀惊落坠地……
这种惊恐不会随时间的过去而消逝，它是苦难记忆也是震撼，每当我捉笔尝试写下杨靖宇名字的时候，都因既混合着对将军崇敬和对解剖刀的厌恶而失败。当我们正视杨靖宇将军被解剖的胃袋里的树皮、草根、棉絮时，震撼和惊恐便无边无际地攫住我们。我们无法抑制它，因为我们无法消除它，它就在那里，一代一代地跟着我们。
其实，对杨靖宇最大的痛楚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人给他的刺痛。在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正月十六的下午四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杨靖宇靠在一棵树上，看见了对手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在举枪应答的时候，说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垂死的将军，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一死四伤。最后敌人的机枪响了，也许在将军倒下的瞬间我们还是惋惜感叹他的年轻，为着他带着遗恨殉国时，才仅仅３５岁。
“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遗言太沉重！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心理的痉挛不是将军的遗首被示众，而是这句话。
悲抑的三道崴子
将军饥饿难耐，寒冷的风雪天，他走出了密林，想寻找吃的，当时他孤身一人。前天晚上，正月十五的夜里，杨靖宇将军在一个雪地地窝子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在正月十六的上午，杨靖宇在山里等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他们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
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下山，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并答应多给钱。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地说：
“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赵廷喜答应回去给他弄点粮食，然后和杨靖宇分手。按日伪当局公布的《暂行保甲法》规定：居民以几十户为一牌，以一村或相当区域为之牌合为一甲，以一个警察管辖区内的甲合为一保。牌设牌长、甲设甲长。如某一牌出现扰乱治安等“犯罪人”，牌内各户均连坐有罪，课以“连坐金”，重者将被判刑和杀头，有“通匪者”，除将全家枭首示众外，还要株连邻里。
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汉奸李正新。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导致全家被杀，因此向李正新说出了此事，李听后大喜，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警佐西谷报告。西谷闻讯立即让赵廷喜带领自己和大批日伪军警宪特去围捕杨靖宇。
赵廷喜只是一个引子，其实把杨靖宇将军推上绝路，把杨靖宇推上三道崴子的关键人是张秀峰。日本人森琦实所着的《东边道》记载了杨靖宇将军在警卫张秀峰叛变后的情况：
杨在这次追击中显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１６日午前３时半顷，第1章文字之轻与三道崴子之重
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３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在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等待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１８日在蒙江县东方６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汉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３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密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进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２３日午后３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４名装作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６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长５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的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
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
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这书是１９４０年出版的，按照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大体是可信的，但我们想说的，三道崴子的绝境不是日本人为杨靖宇将军设计的，也非杨靖宇将军自己设计，这里面还是那个话题——汉奸。但我们说在英雄之间，有角力，但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是彼此的欣赏。而人格和智勇同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屑小者，即使将军死去，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的时候，绊倒将军的小石块、小草棒而已。
将军死了，为什么对手哭了，汉奸缄口了？
２月２３日下午４时，西谷的队伍在蒙江三道崴子附近，发现了杨靖宇。此时的杨靖宇饥寒交迫，伤病缠身，面对突然出现的敌人，心里想些什么，后人是不难想象的，将军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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