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慰安妇？我说是屈辱的性奴。越过５０年的屈辱，她们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和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３日，站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们以日本国为被告。
第一次的原告是：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陈林桃第二次的原告是：郭喜翠、侯巧莲这些女人的名字是中国最普通的最常见的，里面的秀字、喜字、巧字、香字、翠字，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唐朝宋朝女人都有这些字了，这里埋藏的是父母对女儿明天的祈愿。
而名字里的梅字、桃字、莲字，既是普通日子里自然界的普通植物，也是女性的专有，这些植物是可观赏的，也是阴性的，她们和男性的那些虎啊、豹啊、龙啊形成了一种可爱的对比，女性是植物，是可依可靠的岁月里的一枝缀满的花朵。但这一切美好的祈愿都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原告刘面换的名字，对于现代的知识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律师来说有点不可思议，面换？按字面的意思，面还能换什么吗？
是的，在山西的一些地方，有这样淳朴的风俗，为了孩子能成人，就做一个和婴儿一样大小的面人，和婴儿一起睡觉，一起喂奶，过一段时间后，用麦草把面人抱起来到野外埋掉，那附在婴儿身上的恶魔也就随之埋葬了。
刘面换生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９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这是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素素朴朴，春温秋肃，夏耘冬藏。
刘面换的父母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境也算殷实，有田地，还养了很多的羊，但是父母生养了７个孩子，都在幼年夭折。这时刘家又生了个女婴，父母双亲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于是就为这个女婴做了驱除恶鬼的仪式，母亲回到娘家，在七户人家借了七个石臼，然后把七个石臼里放上七家的小麦，然后舂成粉，作了一个和婴儿一样大的孩子，有胳膊有手有眉眼，穿上小孩的衣服。
把面人埋掉的孩子身上没有了恶鬼，孩子就能长大，父母也就给孩子取个名字——面换。
这些来自中国的年已７０岁的老人，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伤的灵魂到了日本，一些不屈的日本律师，把她们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写成诉状，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森村诚一说，“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面对国际人权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无疑，这些律师是可尊敬的，他们是想把沉重的受害事实如实告诉日本的法庭，但他们知道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准确的记录，因为虽然这些受害者打破长期保持沉默的乡村生活，提起了诉讼，但她们讲述自己受害这件事本身，对她们来说仍然是痛苦的，她们又重新唤起恶魔般的记忆。
我想到了索萨的演唱，有不识西班牙语为何物的朋友听到那歌声十分震惊，他曾评论：“一个穿民族服装的老太太，挥着一条小手巾。
根本不晓得唱什么，但那激情的力量、浑厚的嗓音、朴素而高贵的气质震慑了我，我感应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潜力。”那是来自南美的阿根廷的歌手梅塞德斯·索萨演唱的一首歌，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揪住了人们的心：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多少鲜血随波流去，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我知道它的含义，
它不会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
剜出深藏的灵魂。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月亮她像一个万古不变的证明，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将把同一个网结的线头连接在一起，
我将平静地离去，我将缓慢地离去，
我将给予你一切，你也会给我一些，
你的那份将使我再得到一点安宁。
当远近再没有旁人。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卫星失去效应，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要讲述各个国度和各种希望，
我要为生命讲述一切，也许我讲述的一切并没有目的。
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也许来自中国农村的老人不知道梅塞德斯·索萨为何人，阿根廷在何方，但“谁说一切都已了结”，无疑是说出了她们内在的最隐秘的东西，那些沉潜的痛苦并没有了结，它们如蛇不知盘曲在哪块肌肤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就会发作。
二
１９９６年春天，大森典子律师从日本来到中国山西一个藏在山的褶皱里的村子，同侯巧莲见面，侯巧莲告诉律师，自己１３岁被日本人从家里抓走，关在窑洞里。不到半个月，这些受害妇女全身都肿了，关节也不能伸展，每天连衣服都不能穿。回家的时候连毛驴坐也不能坐，路也走不了，那些女人有的是背回来的，有的是用箩筐给抬回来的。
像平常一样，律师接着问：“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侯巧莲蓦地大哭起来，浑身抽搐，十指如鸟爪紧紧地团在一起，泪水不可遏止，犹如溃堤的水流，汩汩滔滔，站在旁边的张双兵慌了神，急忙抓住侯巧莲的手，将紧攥成拳头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反复揉搓。
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是精神创伤后遗症（ＰＩＳＤ）带来的痛苦经历“闪回”发作了，大森典子律师不知道世间还有ＰＩＳＤ病症，但她感觉到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
ＰＩＳＤ是以日本阪神大地震和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为契机，才为世人所知的精神后遗症。所谓的“闪回”，它是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现在的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ＰＴＳＤ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生的两倍，时间不能使所有的一切都淡漠以致遗忘，有些东西还在人的某些地带沉睡着，也许这些瞬间的“闪回”，正是女性遭受性或身体攻击的痛苦浮现。
当这种痛苦被偶然惊醒“闪回”时，受害者有一种再体验的感觉，那些创伤情境再现，而且再现的内容非常清晰、具体。尤其，生活中与创伤可能产生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引起个体对创伤情境的再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痛苦，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产生一些ＰＴＳＤ相关的共病如：焦虑、恐惧、自责、失望、抱怨等。
再就是高警觉，就是对许多小的细节事件都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侯巧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像孩子大哭。１９９６年７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当对受害者李秀梅进行询问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律师询问她时，她也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大哭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庭长很吃惊，法庭只好一时休庭。
灾难太深了，她们的记忆深处，是一片布满蒺藜和针刺的荒地，在战后５０年，侯巧莲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们怎能知道那些细节？家里人说她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她最害怕的。
这些受害的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虐待自己的孩子，平时温和的母亲会突然像疯子一样，拿着铁棒打自己的孩子，像对待陌生的异类，有时手持菜刀沿着村子四处追赶，有时把自己的孩子的两只脚吊在房梁上殴打，像吊着一只羊或者猪狗……所有的孩子都能栩栩如生地讲述自己母亲的这些怪异，其中有的孩子也患上了精神创伤后遗症，日军造成的创伤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代人，殃及到没有经历战争的孩子们身上。
人们说拥有记忆的人类是幸福的，但是伤痛的记忆是可怕的，精神创伤后遗症还有一个病症，是记忆的一部分被深深烙印在脑子里，但其前后的链接或关联被丢失。律师在与受害者会面调查时，经常会遇到受害者对某个场面记忆清晰，叙述得非常具体，至于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了清晰的记忆。侯巧莲能讲述她被抓进炮楼，关进窑洞，日军玩弄她，强迫她“跳舞！跳舞！”在强烈的日光下，机器里传出咚咚的音乐，她被迫跳舞，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玩物，这个人捅几下，那个人捏两把，５０年后侯巧莲可以讲述的如同烙铁烙印在肉里一样清晰。但当律师问她这是被抓后第几天的事，她却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精神创伤、精神创伤后遗症这些词汇，但这种病症如何痛苦地折磨受害者，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当时，巧莲还是一个孩子，突然被抓进日本人的据点，远离亲人，不分昼夜地被蹂躏侮辱，这滴血心灵的伤痛，岂是一个“ＰＴＳＤ”的词汇所能概括？村子里的人把她当成疯子，那是对的，因为她的人格已经完全被毁坏。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她的经历，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那空气里也有看不见的压抑，随时的，在公众的场合，或者在说书的牛屋，在打井的工地，人们常侮辱孩子：“你是日本人的种吧？”
我曾多年关注所谓的慰安妇的事情，２００５年我曾在《东方卫视》
“深度１０５”看到关于慰安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一连几天，肠胃呕吐，夜不能寐。那是一个深度报道，我用文字稿记录了当时采访的年已耄耋的女人和当地淳朴的村民。也许这不符合文章的规范，但我以为所谓的文章应以大义为重，形式毕竟是形式（后面，我还会引用在日本法庭的证词），如果内容冲决了形式的限制，那不也是一种形式？
当地村民：村里人给她（侯冬娥）起名叫“盖山西”，这个名声就大了，哪里都知道高庄有个“盖山西”，日本人早听到这个消息了，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盖山西”，那清乡队把窖口扒开，叫她出来，不出来就拿刺刀对她，在逼迫之下，她就钻出来，钻出来（清乡队）就把她从窖子里扯出来，就带走了。
李秀梅：四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上着刺刀，把我拉上来，我叫我妈，前面拉我，后面把我妈推倒，我叫妈妈她拿个小手巾把我嘴扎上拉到村底下，抬了个死毛驴，把我搁倒驴上，我这边逃，不能，我这边跑，这里有两个人拿着刺刀，说，杀，还朝我脸上打了我好几个巴掌，我往这边跑，这边人也说，杀，吓的我不敢（跑）了。
侯巧莲：赶上我们走，把我家房子烧了，把我家窗户烧了，把炕上的席子烧了，把铺盖也烧了，把那柜子里的东西都烧了，抬上我们走啊。（根据班忠义的初步调查，仅仅在１９４０到１９４３年，被日军强行带进圭村炮楼的中国妇女就有２０多个。当时，这些女孩年龄最大的２５岁，最小的当时只有１３岁。）
陈林桃：把我关起来，关进窑洞里，然后他们进来６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一个人，７个日本人糟蹋我的。
侯巧莲：夜里，就把我们三个人叫上，各分各的地方。
班忠义：是他（日军）给你脱的衣服，还是你自己解的衣服？
侯巧莲：他脱的，脱了。那（时候）大娘小了，把大娘欺负的，大娘出的那水（汗），咬的那牙，吓得浑身发抖，难过的，比那生娃子还难过，等我起来拉那灯，我起来穿衣服，还看到这么一团血。
（耿立注：在受侮辱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盖山西“侯冬娥”，她为了姊妹受的屈辱更深重，所谓的舍身饲虎，怕和这相比也是自愧弗如。）
侯巧莲：有一天能来十多个（日本兵），有一天三个，五个，我年龄小，我不能，我在哭，侯冬娥看我可怜，就说，妹妹你不要哭，我替你吧，你不要哭，我抱着她叫姐姐，她就帮我办了那个事了。
陈林桃：在（炮楼）那就全凭她（侯冬娥）照顾我了。第五天，獠牙子又来了，侯冬娥就替我了，獠牙子走后，我叫冬娥子，（她）不作声，我一看，她吐着一嘴白沫子，姐姐，姐姐，叫她不出声，心里她不清楚，叫过一段时间，她不答应，我就吓得哭了，过了一会，她醒过来，她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慢慢地就过来了，真吓死我了，她嘴里说不要哭，她也哭，我也哭。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慢慢熬吧。
旁白：
侯冬娥替人受虐、保护姐妹的事让当时采访的记者十分惊讶，更让人震惊的是侯冬娥在炮楼里受到的摧残。
侯巧莲：日本人医生来看了看，说不行的，不行的，话说也不能说了，才又叫人上来，把侯冬娥，铺没有铺的，盖没有盖的，就这样（把她）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当地村民：（侯冬娥）回来，回来是担架运回来的，动也不能动了。
侯冬娥侄女：她（侯冬娥）说，你跟我到茅子里来看看，我就跟去了，她脱下了裤子，两条腿上血凝成一片了，那身上瘦得没有肉了，她说你看我这还能不能活，她看见身上的血就哭。
旁白：
在日军炮楼里受到极大伤害的妇女，回到村子里还要忍受世俗的眼光。记者了解到，一些村民私下都不喊她们的真名，而把她们称为“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把她们的遭遇当作笑话来讲。
郭喜翠儿子：（我妈）半夜里做噩梦，说的话就好像是她当姑娘时候的事，我们不愿意说这些，我们心里清楚，但表面不说，对其他人从来没有说过，半夜里做噩梦，她老是说，一下子把她压住了，好像是暴躁地叫啊，叫啊，咱马上过去说，妈啊妈啊，怎么了，她总是说没事，做个梦，至于说做什么梦，咱也不知道，她醒了以后也不说。
李秀梅：我那时１５岁，他（日本兵）打我，打得我这些伤痕，脑袋上都是窟窿，我被皮带打成了瞎子。我一辈子七瘸八拐，我不能往人前头走，一辈子也没有好看过一天。
（侯冬娥后来嫁给一个小名叫“狗”的人）
当地村民：狗想让冬娥子给他生个小孩子，（但是）不行了，她生不了。怀疑子宫方面出了问题，被日本人糟蹋坏了，破坏了生育能力，狗对她也没有希望了，经常骂她，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该！
如今侯冬娥死掉了，从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一抔黄土，因为美貌，因为是女人，被一场战争毁掉了。
我常想埋葬在何处的侯冬娥的所谓的坟墓，应该是大地凸出的眼球吧，土地和庄稼也不能合上这双无望的眼睛的，如果说月亮是天的眼，那么夜色怎能闭上月亮的眼呢。
三
其实，在对日诉讼的事情上，我们要感谢一位普通的民办教师，是他以自己的真唤醒了那些屈辱的进入耄耆之年的女性，是他，不是用笔墨，发掘出了奇异的历史，一种难言的民族的苦楚和疼痛。若不是他，这一段历史怕就要湮没了，风干了，是他让那些受侮辱的灵魂站了出来，他是民办教师张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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