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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湮灭的悲怆》 作者:耿立

第36章 无望的正义(2)

  1980年张双兵在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当民办教师,这是在普通乡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职业,没有工资,也没有医疗,农忙的时候可以到地里收割庄稼。一天,张老师正在带学生麦收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地里艰难地劳作着,张老师当即让学生们给老人帮忙。这位老太太就是侯冬娥,在村子里无儿无女,与老伴相依为命,生活穷困而艰难,而且还要忍受着人类最卑劣的根性之一:歧视。人们对老太太的议论很多,说她是“上过日本人炮楼的女人”,但是老太太本人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起日军在家乡暴行的张双兵,出于同情,自此便常抽空去侯冬娥家帮助做些家务活,担水、劈柴、打场、播种。但是,每当张双兵在炕头向老太太问起“上炮楼”的事,老太太总是保持沉默。怎样让老太太说出心里话,张老师把妻子叫来,夫妻俩对侯冬娥说:“您一定给我讲讲日军迫害你的事,说不定真能为你复仇呢。”经过了10年,在这片忍辱负重的土地上,张老师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几十趟,在沉默了50年之后,侯冬娥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内心,10年构筑的信赖关系,才使这一天成为可能。侯冬娥眼里不再是不安,而是信赖与诉说。

  在以后的拉家常中,侯冬娥含泪一点一点吐露了自己的过去。侯冬娥是当地的美人,人称“盖山西”,盖者,方言超过的意思,也正因这个缘故,侯冬娥被日本人拉到炮楼的事在乡村就广为人知,成为人们再度侮辱谈论的对象。

  张双兵把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了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位站出来讲话的受害女性,也是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从1982年到1992年,在10年的时间里,张老师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沟沟坡坡,到处打听曾受日军欺侮的女性。但是,沉默的乡村依旧选择沉默,在农村,很多受害妇女怕人笑话,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情,她们怕记忆里那痛苦的深渊。还有的妇女,被日军强暴后,出嫁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很难找到她们。每一位受害妇女都如一只沉重的蜗牛,背负着那些苦难。我想,总有人会感铭着张双兵的无声无息的路途,也许他知道,他走过的足迹涂掉了那些玷污,他知道脚下的坎坎坡坡刻过多少受害女人的血泪。

  侯冬娥当年被日军强暴后,被一位叫李四银的八路军战士救回家。后来那位八路军转业到了大西北工作。为了找到这位证人,1999年的暑假,张老师自费去了新疆的哈密,最后在哈密农牧局找到了已经暮年离休的李四银。为了节省差旅费用,张老师日夜兼程,前后只用了7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证人的证言。但是,几天几夜的火车硬座坐下来,张双兵回到家几天了,还感觉像是在火车上晃悠着。

  张双兵了解到西潘乡一位叫侯巧莲的老人曾被日军强暴。为了能让老人讲出自己受伤害的往事。张双兵经常到山里看望老人。老人家在半山腰,吃水不方便,张双兵每次去看老人,都是从村里挑着水给老人送去。最后,老人不仅向张双兵讲述了日军的暴行,而且家里每年打下红枣都要给张双兵留着。老太太说,我的儿子、闺女也没有张双兵好,因为儿子、闺女能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不能给我出被日本兵欺负的这口气。张双兵不仅关心我,最主要的是给我出了这几十年压在我心里的恶气。

  曾被日本军人强暴的羊泉村刘面换老太太。她说,张老师可是个好人,为了我们的事,他受苦了。我们这些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也没有文化,如果我们死了,这段事就没人知道了。张老师把我们的事都写了下来,就可以留给后人看,后人就知道日本鬼子是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的。

  羊泉村的周喜香因为惨遭横祸后失去生育能力并落下残疾,周喜香收养了一个女儿。有年冬天,老太太得了肠胃病,住院一周,治病花的1000多元钱是张双兵帮助筹募的。老太太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穿由养女负责。周喜香的养女说,我从3岁就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妈妈被日本鬼子欺负的事,是张老师让我妈开口讲出了真相。张双兵经常去看望周喜香老人,老太太喜欢吸烟,但家里没有钱买烟,张双兵就拿出自己的烟给老人吸。有的时候,赶上下雨,满院子都是泥水,老人想到院子对面的屋子去,张双兵抱起老太太给送过去。

  也许,张双兵老师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撬开了一块松动的历史板块,如果不是他,历史在这里将作为哑巴,谁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只相信存下的文字和站出来的那些人,如果没有张双兵把那些写成文字,也许你不相信历史曾有的野蛮和那些女人受到的侮辱。

  慰安妇与日军,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出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的集体奴役、集体性施暴。那些女人屈辱地活着,她们只是泄欲的容器,这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记录。东方的慰安妇制与西方纳粹的屠犹,是法西斯背离人性的妄念和行为,是二十世纪践踏文明世界的罪恶又下流的两大罪状,而尤以慰安妇这种完全违反人类两性伦理的性奴制,给受害民族心理层面和人类心灵带来耻辱的深重,它远超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它使人们反思,我们的人性究竟离兽性还有几米?

  这些受害的女人,即使苟活,也多是嫁给乡村或城市里的边缘人,或是残疾或是年龄大的死掉女人的或好吃懒做的游手好闲者,她们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丑陋里崩溃了、毁灭了。

  四

  1996年7月,刘面换到日本出庭,这是她第一次出庭,律师在中国曾和她一起练习三次,到日本又反复练习,直到开庭那天,最后她不耐烦了,同一个问题要问几遍啊?我想,这不是不耐烦,是每次的回答,都让刘面换又重回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狱里一次。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法庭上,虽然她泣不成声,但在律师的鼓励下,她带着陈述书做了悲痛而哀伤的陈述,气势压倒了法庭。后来刘面换作为幸存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出席听证会,令不少人泪洒当场。

  但最后,日本法庭以国家无答责,而使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败诉。茫茫十年,刘面换曾到日本数次,作为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婆婆,她到曾给她无数梦魇的国土,她的内在的痛和坚韧,非是一般人所比拟。

  第一次刘面换到日本时候,她的陈述书上的名字是“刘面换”,但是身份证明却是“刘面焕”,焕发的焕,有熟知中国情况的人说,人名不会用“换”,律师团以为是错误地把“焕”写成“换”,于是就向法院申请将原告的名字改过来。但后来知道刘面换的乡村风俗和父母的希望特意用“换”,表达对女儿的爱意时,这些日本律师为自己的粗疏感到羞愧,一再道歉。

  在日本法庭讲述时,郭喜翠不讲受害的核心部分,律师也问不出来,只是说被强暴“身体极度变坏”。然而谁知郭喜翠突然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在许多日本兵面前,我的下半身被切了!”

  在法庭询问之前的准备中,她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有些慌乱的律师忙问:“你所指不是腿,而是难为情的地方,对吗?”就是在法庭上,郭喜翠首次公开了阴部被切的事实。伤口未做处理而化脓,她动弹不得,最终被放回家。后来才知道,所谓“被切了”,实际上是日本兵将两腿强行拉开,阴部被撕裂了。像这样具有震撼力的事实,如果不是她自己想说,任是谁也问不出来的。

  在日本国土上,这些中国的乡村老婆婆,以自己的屈辱唤起人类对自己曾犯下的罪能有所反省,正义、忏悔、尊严、平等、良知、同情,这一切不只属于某一部分人和某一种族,它应该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现实关怀之中。

  人们说文章写作,最困难的莫过于写对话,没有描述,没有渲染,绚烂归在平淡,但我们从一篇法庭证言里,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这是一个跨时空的对苦难的追忆和追寻,里面脓血斑斓,下面就以刘面换婆婆在日本法庭的证言立此存照:

  时间:1996年7月19日上午11时。

  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号大法庭。

  审判长:你到日本法院想说些什么?

  刘面换:我是作为中国人的战争被害者到这里有话要讲,我要让日本的年轻人听听日本军队干了些什么坏事,想在这个法院打坏蛋!

  审判长:你怎样知道来了日军?

  刘面换:服装和帽子不同,立刻知道。

  审判长:你几岁时来了日军?

  刘面换:满15岁。

  审判长:日军来时,是什么时间?

  刘面换:早饭时候。

  审判长:来到什么地方?

  刘面换:羊泉村我的家。

  审判长:(甲八号证:出示证明)这是什么?

  刘面换:这是被烧的家,四月份烧的,之后,日军来了,我被抓走。

  审判长:当时,谁在?

  刘面换:有父母,还有汉奸林士德和二鬼子、三鬼子三个人。

  审判长:当时你在哪儿?

  刘面换:我在炕上。

  审判长:那三个人做什么?

  刘面换:说让出去开会,我没出去,被其中一人林士德连拽带打,拖到院子又打。父母都被赶到外面去了。

  审判长:其他,有谁在场?

  刘面换:聚来很多村里人。

  审判长:当时汉奸有多少人?

  刘面换:有20来人。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三照片)有抓你去的地方吗?

  刘面换:在下面部分。

  审判长:被抓走的人中有年轻女性吗?

  刘面换:有。

  审判长:其中有认识你的吗?

  刘面换:都是我们村的人,我们村有三人,被抓走的总共有五人。

  审判长:你们村的另两个女性呢?

  刘面换:刘二荷,冯壮香。

  审判长:有会吗?(指开会)

  刘面换:没有,对我们说去进圭村,就把我们抓走了。

  审判长:怎样抓走的?

  刘面换:被一帮人推搡着,拖着,我坐着不起来,被硬拽扯着,抓我胸襟,我说不去,就连拉带打。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五照片)这是什么?

  刘面换:这是被抓走时途经的路。这个门是我被打的地方,我忌讳的地方,说不去就用枪托打在肩头,想起过去的事情就非常辛酸(开始哭泣,律师劝止)。

  审判长:日军打你狠到什么程度?

  刘面换:打得骨折,我还是不去。于是用绳子绑住,套在脖子上,两手捆住。然后,用刺刀顶着,没办法我只好跟着走。

  审判长:当时,他们说些什么?

  刘面换:说杀了你!就这么脖子上拴着绳子,被抓走了。

  审判长:进圭村是什么地方?

  刘面换:有很多日军的地方。

  审判长:之后,怎样了?

  刘面换:三人一起被赶进一家农屋,后来我被带到窑洞去了。带去的途中,在院子遇见“毛驴”队长,“毛驴”队长说声好可爱,就去别处去了,我想这下我回不去了。于是,我被带到窑洞去了。

  审判长:你一直被关在窑洞里吗?

  刘面换:是的,晚上,我被“毛驴”队长叫去了。

  审判长:窑洞关的严吗?

  刘面换:上着锁,又有看守,出不去,出去只有上厕所时。

  审判长:(出示甲八号证之十二照片)窑洞用什么造的?

  刘面换:石头砌的,像个石头垒起来的洞。

  审判长:进了窑洞时,发生了什么事?

  刘面换:到窑洞时是下午,我被带我来的林士德强奸了。我烦他吻我,他就打我。叫我脱衣服,并要硬脱,我大声喊,他就把布塞进我嘴里。然后,我被他强奸了。被林士德强奸后,又被两个汉奸和三个日军强奸了。

  审判长:你反抗了吗?

  刘面换:是的,但是被刺刀逼着强奸的(哭起来,律师劝止),我肩膀很疼,动不了。直被打得骨折,我不愿想起它,肩膀疼了一辈子。

  (哭喊,渴了,律师递过来水壶。)

  审判长:那天夜里怎么了?

  刘面换:被“毛驴”队长叫去了,由林士德带走,去了炮楼。林士德冲“毛驴”队长行了个礼就出去了。“毛驴”队长说脱,我说不。他就灭了灯,拿出刀,开始解衣服扣子,把刀贴近我脖子。我想这下我死了,回不了家,见不到父母了。之后,被他强奸了。被强奸后,我站起来穿上衣服,但没能回窑洞。过一会,“毛驴”队长说“脱”,又把我强奸了,那晚强奸了三次。其后,有人接我回了窑洞,在窑洞又被林士德强奸了,计强奸了10次,我动不了。

  审判长:用枪托砸的痛法?

  刘面换:现在还疼,当时更疼。

  审判长:打那天以后,每天怎么的?

  刘面换:有40来天被关在进圭村,每天有五人到八人强奸,几乎都是日本兵。夜里每晚在炮楼被“毛驴”队长强奸。

  审判长:身体有何变化?

  刘面换:身体浮肿动不了,连上厕所都得爬着去。

  审判长:吃的是什么?

  刘面换:小米,苞米粥,一天两顿。

  审判长:你后来怎样了?

  刘面换:过40天,看守和我的亲戚取得联系,这么下去得给整死。

  由亲戚和父亲联系。父亲拿着亲戚给的100元,来领我,我是爬在家里准备的驴背上回的家。日本兵还要抓我走,家人就把我藏在地窖,说看病去了,日本兵这才死心回去了,约好等我好了就回去。

  审判长:你说不成个人样儿是怎么回事?

  刘面换:脸浮肿,身体也肿了,走不动,枪托打,脚踢的伤处现在还痛,几乎都拐着走,右腿被踢得不听使唤。

  审判长:你怎么看的医生?

  刘面换:医生每天都来,过了6个月后,拿到处方药吃。

  审判长:是什么病?

  刘面换:身体浮肿和子宫糜烂。

  审判长:子宫糜烂的症状?

  刘面换:医生摸摸肚子和腰,就知道了。

  审判长:来窑洞之前身体怎样?

  刘面换:什么毛病都没有,到窑洞后才疼起来。

  审判长:治病花了多长时间?

  刘面换:一年半左右。

  审判长:别的还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一个一个说出来。

  刘面换:右手长,左肩突出,右肩凹陷,右手不能再长了,左手不能随意拿东西,疼痛一直有,右腿一迈就疼。脑后一枕枕头就痛。从15岁开始一直每天吃止痛药。

  审判长:其后你的生活怎样了?

  刘面换:生活很穷,没有帮助,和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一起过。

  审判长:丈夫是做什么的?

  刘面换:务农,我帮不上,家务也指望不上我。

  审判长:最后有什么要讲的?

  刘面换:我被日本人蹂躏,受到很大摧残,这才来到这里,我要他们低头谢罪,我已活不了几岁(年),我不说谎。

  刘面换退庭了,她等待着正义的回声,但正义没有等来,经过漫漫十年的上诉,等来的是日本最高法庭不到一分钟的开庭,刘面换败诉。

  有人说迟来的正义不再是正义,那无望的正义呢?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制造的罪恶,偷吃东西,把嘴巴抹净,真的可以堂正面对历史么?

  那段历史不是可以耸身一摇就可以抵赖掉的,那一堆堆无辜的尸骨,那一个个人格的凌辱与创伤,还有留给世间的黑暗,正义的眼睛在哪里?

  日本以国家无答责阉割了对历史的责任,正义受到了戕害,最后的慰藉在哪里?

  谁能拂去那些老婆婆心灵上的伤痛?那些老婆婆开始一个个谢世,历史将面临一个原告缺席和正义缺席的尴尬局面,50年的沉寂如淤泥,沉寂的爆发又随着年龄的老去、正义的缺席而再次沉寂,也许这会构成人类永恒的耻辱。

  我知道当年和刘面换押到日本兵据点的还有一个叫侯二毛的女孩,父亲变卖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手里赎了回来。

  那时,13岁的侯二毛肚子里已经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拿下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来回擀,赶着驴,使毛驴驮着她在盘曲的山路上颠簸……无论使何种法子,侯二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可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没有打下来。后来母亲就找来了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乡邻,看是否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邻们一听就回绝了这想法,怎能让这孽种在咱这村子里见天日。最后,人们请了远近闻名的老中医,老中医开了一剂烈药,让大家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上。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叮叮当当地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诅咒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中国人,钉子钉下去,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令人内心滴血的故事,那些钉子,钉在了一个只有13岁、怀有日本兵孩子的女孩的身上,也钉在了悲惨历史的一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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