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热血如澜(2)

　　“谁在北岸？”关麟征像根本没听见，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

　　张耀明稍一迟疑，覃异之答道：“3营营长史恩华，黄埔8期。”

　　中央军校在广州黄埔办了前5期，俗称黄埔军校，之后校址多次变更，但学员们却一直将黄埔的名称沿续下来，一则表示继承黄埔初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二则表示自己是中央正宗。军队将领尤其是“老黄埔”大师哥们随之认可了这个做法，学校搬到哪里都称“黄埔”。

　　关麟征瞪了张耀明一眼，手按膝盖站起身来。关的左膝盖在1925年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被子弹打碎，送入医院后医生决定锯腿保命，若不是恰逢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探望伤员得知此事后竭力阻止，那么便不会有关麟征后来的辉煌了。经过精心治疗和刻苦锻炼，伤腿功能基本恢复，只是在蹲下再起身时稍感吃力。张耀明上来要扶，被关一把推开。

　　几人走下河滩，伫立无语。几匹马或昂首站立耐心等待，或低头嗅着青草的气味，有心无心地揪几根衔在唇上。

　　新墙河，一条不知静静流淌了多少年的无名小河，洪汛时期它没有多大浊浪，干涸期时却仍有浅浅清波。它与世无争地走着自发源地到洞庭湖几十公里的水路。此时，它倒映着几个军人的身影和心事，丝毫没有想到十几天后，它的名字会跃上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薛岳后悔不该当这个省主席。

　　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之后，张治中受到“停职留用”的处分，继续主持日常政务。他连续发出几封请求辞去省主席职位的电文，向行政院陈述自己“腼颜待罪、痛苦殊深”的心情。1939年1月17日，重庆行政院通过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当夜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让他交代工作，来重庆报到。

　　1938年12月，军委会下达薛岳代理第九战区长官命令时，蒋介石亲自同薛谈话，曾问：“伯陵兄，你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伯陵是薛岳的字。蒋比薛大9岁，私下时对他以兄相称。薛岳说：

　　“长沙弄成这样情况，实无力担任这样重大的战区任务。”

　　蒋介石明白薛岳话中暗指军政不统一，军事工作不好开展。他说：

　　“你先去，以后可以考虑军政统一。”

　　据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目睹此事的贺耀祖回忆：“当时的印象是，薛岳不是不想干九战区代长官，而是想军政都兼起来。蒋心里当然清楚，对我说过‘愿意干就让他干嘛’这样的话，蒋对许多向他要官的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薛岳为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湖南省主席。党政军权集于一身，麻烦事便从此不断。

　　身为战区长官，首先要为军队着想。刚上任时，薛为筹军粮，采取限制市场米价政策，提出“平价”即压低价格收购军粮，逼得米商转入地下。薛一听大怒，派人找来几个大米商斥责一通，限令交足一定数量。结果是低价米交不足，黑市米价日贵一日。上任半年，湘人中尖刻者便送薛岳绰号“薛平贵”，叫得家喻户晓。

　　赶巧他父亲过世，说不清是薛岳授意还是下面的人“会办事”，讣告满天飞，发至全省各县的县属小单位。每县至少20个单位来送丧礼，县以上市、省各大小单位都送，便自有有心之人暗中算账。

　　薛岳湖南主政后，一家人纷纷从外省调来，按其所能安排工作也是情理中事，何况那时还是旧社会。薛的叔岳父方学芬当了省田粮处长，连襟丘维一当了省银行行长，弟弟过去仍经商，拉湘产大米去广东易货，另外薛岳曾在工作责任范围之内，动议在省内发行3千万元公债，因异议太大而未能实行。

　　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写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谣”：

　　薛翁治丧，薛弟治产，得一大笔葬费，发一大批混财；岳叔长处，岳襟长行，发三千万公债，杀三千万人民。

　　湘人喜戏谑，令人啼笑皆非。省议员张维均逢人便将“民谣”娓娓道来，且边说边解释，薛岳怀疑就是他写的，后张被人暗杀，暴尸荒野数日，许多人认为凶手非薛岳莫属，险些搞出一场官司。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监察院曾就民间反映的一些事情查问下来，搞得薛岳有口难辩，气急败坏。

　　薛岳施展才华的地方不是官场。只有在军用地图前，在枪炮横飞的战场，才能找到那个有大将风范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来打仗的。这个10岁进黄埔陆军小学读书，24岁当孙中山警卫团1营营长，曾端着机枪在枪林弹雨中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冲出叛军重围的广东乐昌县普通农家的后代，在血与火中为自己赢得的绰号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巅峰的便是长沙之战。

　　长沙上空战云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蒋介石、白崇禧和陈诚分别发来的电报和打来的电话。蒋介石的电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战，白崇禧和陈诚则要求他坚决落实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许多回忆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嗜好，就是看地图，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战事时看，无仗可打时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许看地图对于他，已经由一个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的需要，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寄托情感、排解烦恼的方式，一种属于军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蒋介石执行“甲案”电令后，与其说他是对照地图，深入比较两种方案，为自己要坚持的意见寻找更为有力的依据，不如说他是在这个灵魂所寄的空间整理思路，调整情绪，鼓足勇气。

　　数小时后，他转身叫来参谋处长赵子立，口述坚持“乙案”三点理由，请他拟写电文，直发蒋介石。

　　他叮嘱赵，措辞语气要有力度和韧性，使委座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坚强决心。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地区之安藤利吉第21军（辖第18、104师团、台湾旅团及各配属航空兵）则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使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条理由将“甲案”实施中出现军事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令人可感可触、仿佛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摆在桌面，比原来他所倾向的“乙案”更具辩驳力和不容置辩的强硬态度。

　　赵子立迅速记下要点，返身去参谋处拟写电文。赵是黄埔6期高材生，头脑机敏，足智多谋，几仗下来便直线上升，31岁已扛上少将肩牌，令同期同学们羡慕忌妒不已。

　　赵子立当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危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清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做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

　　土肥原贤二就是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判后被判处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之一。

　　就是这个土肥原，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刁钻狡猾地与数倍于己的对手周旋了4天，在能听得见的“消灭14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喊声中，率半数多的兵马钻出重围。这个战例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和初级军事指挥院校的课堂上每经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来高、中、初级军官一阵讪笑。

　　蒋介石当时格外气恼，他迭下手令，训斥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

　　兰封会战后，蒋下令撤职查办了后来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湾陆军总司令、台湾省主席黄杰，枪毙了88师师长龙慕韩。但没有追究薛岳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对一个极自尊的人，自责比受人责更痛苦。此后，薛岳用更多的时间埋头地图，寻机好好大打一仗，报仇雪耻。

　　1939年3月8日，时值薛岳上任第九战区代长官不久，蒋介石致电他：

　　“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

　　蒋介石看好南昌地势重要，冈村宁次亦所见略同，只是蒋慢了一步，日军以两个师团，配合军所属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国军队重兵到达前抢攻南昌城。

　　当时陈诚仍是名义上的第九战区长官，他让薛岳坐镇长沙，将南昌方面的指挥大权交给心腹罗卓英。薛岳日夜守在作战指挥室，通过电话、电报旁观战局，心中好生难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敌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会战失利，过不在薛岳，但事情毕竟出在九战区，各地将领风言风语，薛岳心里老大个疙瘩。

　　数月苦读地图，驱车现场察看，薛岳已经对湖南地形了然于心，在他头脑中确实在形成着某种东西，某种大胆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构想。但正如赵子立所理解的，薛长官伯陵致电蒋介石，力转定局，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谋”，倒不如说是出于几次失败、丢脸而累积的一股有名无名的“气”。

　　在陈诚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变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兴，白崇禧生气。这次会战开始后，白奉蒋命协助薛岳指挥，虽亲临设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顶的战区指挥部，却做了个闭嘴菩萨，不置一词。直到几十年后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仍不认为我军此战获得胜利，他说日军是：“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这是事实。”

　　2防线这样被突破

　　“9月14日晨7时，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千余人向会埠万保邦184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重庆、桂林、长沙同时接到这一份电报时，阅报的人都说了声：“开始了。”

　　会埠地处江西境内。这场会战从这个紧靠湖南省界的小镇揭开序幕。

　　日军攻占南昌的106、101师团，与反攻南昌未成的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所辖各部，在对峙了整整5个月之后重又厮杀起来。

　　这是冈村宁次“湘赣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步，即首先在赣发起攻击，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为紧接着进行的湘北方面攻势准备条件。日军在赣北兵分两路，分别攻向高安和修水，中国军队第1和第19集团军部队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在丘陵与丛林中展开。

　　局部之一：高安不安

　　罗卓英得到前线的电话报告时，甚至连应有的最初一刻的紧张都没有，不看地图，全在心里。

　　他下达命令时声音很平静。记录命令的机要参谋感觉罗总的语气与命令内容太不相吻合。

　　“着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守阵地由各部自行夺回，为敌突破防区累及作战全局者，杀无赦！”

　　口述完毕，他叫来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什么事都不要办，你就给我盯住高安。”

　　高安是中国军队占据的距南昌最近的城镇，因而成为日军倾全力要拔掉的钉子。1939年9月15日，日军突破宋肯堂32军部队在高安周围的几个前进阵地，由东、西、北三面向高安推过来，32军下辖的李兆瑛139师与唐永良141师官兵们冒着日军飞机和火炮的猛烈轰炸，在越来越残破的工事中顽强坚守。

　　一批批伤员和烈士被抬下阵地，日军也成片倒在阵地前沿。军长宋肯堂双眉紧锁，正打算将部队撤出高安，避一避敌锋。深夜时19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奉命前来督战，并带来罗卓英的命令：坚守高安，决不能撤离。

　　9月16日，日军发疯似的连续组织强攻，守军前沿阵地被炸成一片废墟。官兵们在废墟中坚持到黄昏时，各部队伤亡均已过半。

　　入夜，宋肯堂与杨秀琪愁颜相对。宋请杨转告罗总指挥，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攻打敌侧翼，就很难再坚持到明天晚上了，建议还是先撤出来再说。杨连夜将战况和宋的意见电报罗卓英，但直至17日中午，仍未见回复。

　　杨秀琪回忆说，17日下午，天下小雨，他随收容队到路口，见从前沿至高安城南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人流不断，一路上许多重伤兵被抬下来，轻伤兵自己走着下来，抬担架的士兵说有许多枪丢在阵地上没人管，军法处的人说逃兵不少。过去作战统计时有“失踪”一栏，那其中大部分是逃兵。

　　18日，从拂晓开始打，日本飞机把高安城炸成一片平地，步兵也攻得特别猛。中午，宋肯堂下令部队撤出城里，在城南附近占领了几座山坡。

　　高安遂陷于敌寇手中。

　　晚上，军作战科科长季某对杨秀琪说，接到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战区长官薛岳的命令，32军立即组织反攻高安，并说将“王牌军”也调上来了。“王牌军”指王耀武74军，这是九战区的总预备队。杨的勤务兵打水路过宋肯堂的屋子，听宋说：“让打就打么，最多把人打光了。”

　　当晚，宋肯堂军长下到唐永良139师督战，由南向北攻，14l师与74军李天霞5l师、施中诚57师分头向两侧包抄，对高安城内和周围之敌形成包围之势。

　　“51师的代号叫‘前茅’。这真是一支厉害的部队，当晚一阵猛冲就克复了村前街，紧接着构筑工事，稳定了阵地。”杨秀琪说。

　　当时51师3团4连班长，在高安战斗中大腿被打穿的刘奇槐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年轻，就记着一句话，是老兵传下来的：怕死的先死，不怕死的后死。头几仗，咬着牙硬着头皮冲。后来胆大了，打起仗来就灵活了，头脑冷静，眼疾手快。一次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当胸给我一拳，说：‘好小子，会打仗了！’就当了班长。战场上，子弹不认你怕死不怕死，那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人，往往能为我军在战斗中抢到主动权，但同时又首当其冲，伤亡最大。

　　“打高安第三天，伤票上写的是民国二十八（公元1939年）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攻进城与小鬼子打巷战，打乱了。原来我紧跟着副连长，跟丢了，谁也找不着谁，就看谁眼睛快了。看着前边，左右，房顶，还怕躺在地上的是装死的敌人再爬起来打枪，真恨不能多长几只眼。我击毙了一个身子探出一截断墙的鬼子，认为那截断墙能成为隐蔽观察射击的落脚点，便朝那里冲过去。眼看离那个死鬼子越来越近了，忽然大腿像被什么捅了一下，又跑了几步才晓得是受伤了，一见血就站不住了。子弹是斜着打过来的，事后想，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因为我是冲在前面的，两边已经没有鬼子了。当时可不敢这么说，认起真来误伤不算战伤。

　　“我被担架兵抬到救治所，救治所设在一个谷姓的祠堂里。挨着担架的是32军的一个河南兵，他是小腿贯通伤，倒挺开朗，自来熟。他见面就说我们74军能打是因为钢盔是特制的，全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买来的，子弹打不穿，打上滴溜溜在头上转。我说那好，下次打仗咱俩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