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开道，中情局阴影笼罩世界

　　第七章 美元开道，中情局阴影笼罩世界

　　为了阻止意大利的“红色分子”在大选中夺权，中情局开始了“烧钱”运动，最后用1000万美元把意大利共产党“烧”到了台下；但是在“匈牙利事件”中却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面对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的屠杀，中情局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艾森豪威尔可以自豪地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但是非洲“雄狮”卡扎菲却躲过了第8次谋杀，18年后在自己的帐篷里接见布莱尔。

　　“马歇尔计划”就是“烧钱”

　　中情局成立之初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对这个机构有极强烈的不祥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和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法控制它。”

　　所以，当时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不但对中情局都不看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它。

　　1947年9月26日，中情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统杜鲁门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中情局法律顾问劳伦斯·休斯敦曾提醒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说，反对“秘密行动”的呼吁会与日俱增。中情局如果没有国会的同意，就无法获得法律授权以执行任务。因此，希伦科特就将中情局的海外任务控制在只搞情报搜集，不搞其他的违规动作，但是他失败了。

　　1947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情局发出了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中情局立即执行一种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要求中情局马上着手打击意大利共产党，以防这些“红色分子”在1948年4月意大利的大选中夺权。

　　中情局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开始行动。他们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危言耸听地说，意大利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一旦共产党赢得选举，必然会占领“这个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所在地，尤其是全球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会密切关注梵蒂冈的安危。一旦遭到无神论政府包围的梵蒂冈处于共产党的枪口之下，这种可怕的情形简直叫人不敢想象”。

　　当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老资格的党派。它是由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翼组成的。1922年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上台后，在意大利所有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结果在1926年10月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总书记葛兰西被捕入狱。1934年，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在意大利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纳粹德国侵占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率先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意大利旅”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其威望空前提高。1944年4月参加联合政府，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先后任副总理等职（后在1947年被排挤出政府）。从此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长期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当时美国认为，“来一场枪战也好过让共产党合法夺取政权，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则是仿效共产党搞颠覆”。

　　不过，美国国会当时并没有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情局下达这样的一项任务。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种打击“红色分子”的行动是不合法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动需要很多经费。要用美元开道，到意大利去收买那些社会名流和各党派的政客，让他们和中情局合作起来，共同去操纵意大利的选举，最后，才能把共产党赶出议会。中情局的官员们当时把这种秘密行动叫做“烧钱”。

　　根据中情局当时驻罗马工作站站长詹姆斯·安格尔顿的预算，这次行动所需要的经费是1000万美元。安格尔顿从战略情报局时代就一直待在罗马，他告诉总部，自己对意大利特勤机关渗透极深，已到了实质上由他主事的地步。他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把经费分散出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1000万美元的经费从哪儿来呢？

　　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虽然已经请求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与政治人物中的好朋友捐助，但经费还是不够。于是，福里斯特尔就跑去找老朋友约翰·斯奈德。此人时任财政部长，也是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福里斯特尔说服斯奈德挪用外汇平准基金。该基金成立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原来的作用是通过短期通货交易，稳定海外美元币值，二战期间则变成从轴心国家掳获战利品的收藏所。于是，约翰·斯奈德就从该基金2亿美元的欧洲重建经费中，挪出了数百万美元转到一些有钱的美国公民（其中不乏意大利裔）的银行户头，再由他们以募捐的形式转入中情局设立的各个外围组织。捐款人可在所得税申报单上的“慈善捐款”旁标注特别密码。就这样，几百万美元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交给了意大利的政治人物，还有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天主教行动会”。当装满美元的公文包在罗马四星级的哈斯勒饭店转手时，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说：“我们也很想以更老练的手法进行。用黑色公文包来影响政治选举，毕竟不是很体面的事情。”

　　中情局罗马站为此付出了1000万美元。从表面上看，当时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可在当时的战后经济复苏时期，这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意大利行动”是中情局头25年历史中投资最大、为时最久、收获最丰厚的一次秘密行动。1947年11月行动开始之初，安格尔顿站长从罗马返回美国，在中情局由加洛韦负责的特别行动处内设立了一个“苏联科”，启用他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特工网，网罗了一批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的恶棍。这些人都是想通过这种机会来“豁免”自己的罪行。

　　在那些日子里，安格尔顿一直在思考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他拟定了一个“直接给钱”的计划。到了3月份大选前夕，中情局终于获得了分配选票的权力，同时支持小党与“基民党”候选人，从而完全操纵了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

　　当年中情局的意大利行动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正式的统计和记录，但事后凭那些当事人估计，大约在10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曾经说：“黑色手提包里除了装有厚厚的现钞之外，还有满满的友谊和信赖，加上一点软硬兼施……”

　　1948年的意大利行动中有一则传闻，说当时在处理巴勒莫码头工人事件时，3名中情局的特工竟然请出了当地的黑手党出面，才把那件事给摆平了，最后，成功地让装有武器的美国货船逃过共产党领导的码头工人的搜查。不过，当时中情局总部倒是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他们说，美国的武器流入了意大利，而美国船只运回来的只是粮食。

　　意大利这次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看到了金钱的魅力。于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中情局就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这种以金钱收买选票和政治人物的手段，并且屡试不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成功。

　　1948年3月5日，捷克危机爆发，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发给五角大楼一份让人心惊胆战的电报，说直觉告诉他“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把电报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一片惊恐。尽管中情局柏林基地的人员发电报再三向总统保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可能发动攻势，但是没人能听得进去。次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警告说，苏联及其发言人扬言要制造剧变。他呼吁国会立即通过一项在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重大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向欧洲提供数十亿美元，作为战后重建的经费，并建立对抗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屏障。美国将协助19个国家（16个在欧洲，3个在亚洲）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凯南和福里斯特尔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发起人，艾伦·杜勒斯则是该计划的法律顾问。

　　自从通过了这顶“马歇尔计划”之后，中情局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这项计划中有一项“秘密追加条款”，中情局可以从中挪用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这对中情局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那项“秘密追加条款”的程序非常简单。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之后，将在5年内拨出约137亿美元的经费，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必须以本国流通货币配备等额的基金。中情局可以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各个海外办事处，使用这笔基金的5%，其数额总计约6.85亿美元。

　　秘密经费是秘密行动的核心，中情局这时终于有了源源不绝且无从追查的现金支持了。

　　从此，中情局就从“马歇尔计划”中支出大笔的经费，支援它的所谓的“外围阵线网络”，也就是表面上是由名流领衔的各种公开的委员会或咨询会，其实就是各种间谍机构。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在全欧各地都有外围组织，如出版社、报社、学生团体和工会。现在中情局也建立了自己的外围团体。这些组织吸收外国特工，尤其是东欧各国的移民和俄罗斯难民。这批外国人在中情局领导下，可以在欧洲自由国家成立各种地下政治团体，建立它们的情报网络。

　　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大选中失败，未能进入政府。不过在大选前几个星期，意大利共产党却取得了一场大胜利。他们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展开一连串逮捕与处决行动。中情局驻布拉格工作站站长查尔斯·凯特克设法将大约30名捷克人送出边界，转往慕尼黑。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的特工及其家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捷克的情报头子。凯特克找来一辆小客车，把他塞在散热器和格子窗之间，安排偷运出境。

　　作为意大利头号在野党的共产党，其政治地位始终使华盛顿深感不安。中央情报局认为，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去支持加斯贝利政府是不够的。凯南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支持下，建议中情局成立一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于6月18日颁发了一道指令，授权中情局有权进行“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并将在1947年成立的“特别行动处”改名为“政策协调署”，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划归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辖）。

　　政策协调署由中情局的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政策协调署主任。弗兰克·威斯纳原为华尔街律师，在战略情报局负责欧洲的行动，是该局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战后继续留在军事情报部门，同德国陆军情报组织保持联络，后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用来秘密监视苏联人。后来他加入国务院，继续经营那里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小组，在战后吸收了一大批法西斯分子为其工作。

　　政策协调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威斯纳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的4年里，他领导的政策协调署就在国外建立了47个秘密情报站，在编人员2812人，合同人员3142人，年预算为8400万美元，成为中央情报局干得最红火的地方。

　　威斯纳上任伊始，就把对意大利的秘密行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先后在意大利情报站工作的有麦科恩、科尔比、兰斯代尔、安格尔顿、沃尔特斯等一大批后来在中情局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与美国大使和罗马教廷一道协调工作，扶植意大利国内的非共产党组织和团体，破坏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望，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亲美政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以大比分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

　　中情局在意大利得手之后，它在东欧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事件”中的难堪表现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被公开之后，立刻在东欧国家引起了一阵混乱，同时，还导致了匈牙利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苏联不得不出兵镇压。于是，中情局与苏联的斗争又在匈牙利展开了。

　　1945年4月4日，苏联解放了匈牙利，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解放。在二战时期，一些像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组织，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匈牙利国家保安队。这个组织是匈牙利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

　　1949年4月，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匈牙利共产党利用国家保安队清理了政府，成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大众阵线”。三个月以后，以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为首的持强硬路线者效仿苏联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匈牙利政府。

　　这个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天生一副残忍的样子——匈牙利人大都长得个头高大，可这个拉科西身高却只有160厘米，而且身矮体胖，脑袋还是个“不毛之地”，于是，斯大林就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屁股头”。

　　但是，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屁股头”拉科西却对斯大林崇拜得五体投地，始终认为斯大林那一套独裁专制兼恐怖镇压的做法，就是治国法宝。他在国内仿效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推行“造神”运动。他要求匈牙利人对他本人必须顶礼膜拜，“伟大”二字只能用于颂扬和描写他拉科西。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国家保安队成为一支镇压人民群众的血腥势力。匈牙利当时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而国家保安队却有正式成员10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便衣人员。匈牙利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状态可想而知。

　　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执政风格改变，拉科西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不久，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就被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抢了过去。但是在1955年，拉科西就动用军事力量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时，他又开始重复斯大林当年的那一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开杀戒，进一步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对他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

　　但是，斯大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在告诉世人，依靠血腥和暴力进行统治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是苏联的共产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1956年7月18日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拉科西唾沫横飞地把自己的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简单介绍后，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就神情严肃地向其他人员说，经过商议，“拉科西同志必须下台”。

　　拉科西猖狂得太久了，对这样的提议根本不在乎。他冷笑着走出会议室，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他本以为赫鲁晓夫也和斯大林一样会积极支持他。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一直就对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很不满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边把他臭骂了一顿，拉科西这才灰心失望，宣布辞职。苏联方面提议由格罗接替拉科西担任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同时还为被拉科西清除出党的纳吉恢复了党籍。

　　与此同时，波兰执政者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支持。波兰的斯大林路线支持者强烈反对，并向苏联请示，是否需要派遣军队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到波兰，严厉斥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给哥穆尔卡施加压力。但是苏联知道，真的对波兰的改革实行军事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赫鲁晓夫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最终取消了对波兰的武力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从华沙调回波兰的基地。这是一个好消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已经对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控制。

　　格罗执政后，虽然对匈牙利的民众镇压稍有缓和，但只要国家保安队还没有解散，群众对共产党的印象肯定就不会好起来。当波兰顶住了苏联压力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苏联对本国的占领，要求纳吉上台执政，并将赋闲在家的拉科西活捉。格罗此时表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命令国家保安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同时命令政府出动军队和武装警察，力图恢复社会秩序。一些匈牙利的军队官兵此时转头向群众靠拢，他们把一些武器送给愤怒的群众。

　　中情局得到了匈牙利发生民变的消息，局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说：“赫鲁晓夫的日子到头了。”——但是他的预测却整整差了7年。因为7年以后赫鲁晓夫才下台。

　　杜勒斯与副局长威斯纳决定要好好利用匈牙利的这次民变。可是中情局这时才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在匈牙利并没有工作站，总部的秘密行动处也没有匈牙利工作组，甚至在中情局没有一个人懂匈牙利语。几年前，中情局曾在匈牙利建立过秘密情报网，但是那些情报人员一进入匈牙利，就被国家保安队逮捕了。威斯纳曾把在朝鲜战争时期四处埋武器的方法在匈牙利使用，可现在他完全记不得武器埋在哪里了。于是杜勒斯只好命令匈牙利的“红袜—红帽”小组行动起来，参加到反对者中去，组织匈牙利的工人和学生们一起举行反对苏联占领军的示威，要求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匈牙利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苏联人发现格罗的那一套执政方式和拉科西一样，就立即将他废掉了，应广大群众要求，让纳吉出任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匈牙利的民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们再次聚集起来，希望纳吉可以效仿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

　　苏联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愤怒，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政府大楼里强迫纳吉在一份请求苏联出兵的声明上签字。当时纳吉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想甩掉这个特务头子，但最终还是在一名国家保安队军官的手枪威逼之下签了字。

　　第二天黎明，苏联2.5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2500辆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苏联伤亡很大。在这大兵压境之时，纳吉在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苏联军队应该撤走，旧有的国家安全部队应该解散，“乘人民力量而起的新政府”应为民主自治而战。他同时组织了临时政府，废除一党专政，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告匈牙利为中立国家，并向联合国与美国求助。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采取行动。威斯纳很快找到中情局的外围情报组织“自由欧洲电台”。当天晚上，中情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开始鼓动匈牙利人民破坏铁路、拆除电话线、武装农民、炸掉坦克车，疾呼：“不自由，毋宁死。”

　　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红袜—红帽”小组的推波助澜下，匈牙利人似乎看到了希望。10月31日，匈牙利正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让苏联人更加愤怒，在匈牙利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此时，威斯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就立即找到局长杜勒斯，告诉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一定会有效地控制住匈牙利的局势，如果我们现在不帮助匈牙利人的话，我们将失去最佳的机会。”

　　但是杜勒斯却犹豫不决。威斯纳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采取行动。他说，我们可以利用“红袜—红帽”小组的地下人员，动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取得胜利。

　　当年窃取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失利的情报处长艾默里想通过匈牙利事件和威斯纳再较量一下。他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新的设想。他认为，苏联核武器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对苏联山区要隘处进行核力量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陷入瘫痪状态，苏联就不会向匈牙利提供支援。艾默里也找到局长杜勒斯，并十分自信地对他说：“苏联绝对不会为此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一次，威斯纳十分同意艾默里的设想，并且也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于是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共同的催促下，杜勒斯向白宫报告，但最后很遗憾地告诉二人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你们知道吗？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候，白宫不会拿这件事冒险。”

　　于是，当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残暴屠杀数万人，并将数千人扔到西伯利亚囚犯营中的时候，中情局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美国协助自由斗士，派兵向政府施压的力量，将大到不可抵挡”。这明显是在告诉匈牙利人，美国会出兵帮助他们。

　　但是，匈牙利人并不知道，这可是美国人的一张空头支票——

　　1956年11月1日。布达佩斯电台反复播放着紧急呼救的信号：“救急！救急！救急！求助！求助！求助！”其中还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和枪炮的轰鸣。“美国军队在哪里？求助！求助！”

　　11月4日，一大批匈牙利难民跑到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央求美国设法解救。中情局工作站站长皮尔·席尔瓦事后回忆说，匈牙利人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难道不知道匈牙利人指望你们相助吗？”

　　皮尔·席尔瓦当时却无法回答。倘若这些人现在要钱，他肯定能拿出来，因为中情局只有拿钱的本事。

　　中情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它答应了它不能给予的东西，唤起了不能实现的希望，鼓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暴动。局长杜勒斯曾说过，假如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可是，真正到事情发生了，他却无所作为。

　　中央情报局计划处策划的“红袜—红帽”秘密行动已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有关方面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一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已经被苏联人镇压下去了。

　　11月4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

　　就在前一天，苏联严厉地谴责了“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动的“无耻行径”。最后，“红袜—红帽”行动也被美国中止了。在这一次冷战的对抗中，因为双方势力的失衡而暂告结束。

　　但是，中情局与苏联人在东欧国家的暗战并没有结束。

　　1968年，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展开一项代号为“孔雀鱼”的计划，窃听莫斯科的电话线路。当年9月，苏联入侵捷克前夕，“华沙公约”主席从莫斯科机场打电话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中情局虽然窃听到了这一次通话，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一位叫费雪的情报官事后说，“他们也不傻，满口暗语，什么‘月亮红了’等等，让我们根本猜不透，他们到底是入侵开始还是取消行动。”

　　这就是当年中情局在欧洲同苏联较量的一个缩影。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美元开道，金钱收买。不过中情局当年在其他地方的行动却没有这么“文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成了中情局最主要的手段。

　　“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从1953年艾伦·杜勒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开始，中央情报局就特别热衷于使用残酷而卑劣的暗杀手段。他们认为，“死亡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是陌生的事，问题在于，某一特定人物的死亡能否促进美国目的的实现？答案是，在某种情况下是能促其实现的”。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情局先后实施过的暗杀行动至少在50起以上，其中大多数是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比如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拉克的阿卜杜尔·卡塞姆、多米尼加领导人特鲁希略、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头子吴庭艳、智利的雷内·施奈德等人都是中情局“死亡名单”上的人。他们都曾遭遇过中情局一次或多次暗杀。有的在劫难逃，死于非命；有的则大难不死，侥幸逃生。

　　第一个成为美国中情局阴谋暗杀的牺牲品的，就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刚果共和国内阁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

　　刚果一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比利时政府任命的总督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民就是他的奴隶。直到1960年，古老的非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饱受奴役之苦的非洲人民纷纷脱离殖民者的统治，独立自主，做起自己土地的主人。这一年就是当代世界史上有名的“非洲年”。

　　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并担任该党的主席，同年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59年，卢蒙巴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在1960年刚果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刚果民族运动党大获全胜，在下议院的137席中取得了40席，成为刚果当时最大的政党，卢蒙巴被任命为刚果政府的第一任总理。

　　1960年6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由比利时人任命的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总理卢蒙巴也顺应历史潮流，宣布刚果独立。然而，这种“独立”完全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幌子，刚果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依然掌握在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刚果大地上风起云涌。

　　1960年7月6日，刚果军队发生哗变，要求独立自主的士兵逮捕了比利时人。哗变中，许多罪大恶极的殖民统治者被义愤的群众处决，一些欧洲移民和亲比利时政府的官员被看管起来了。

　　刚果士兵的哗变，让比利时政府非常愤怒。他们决定镇压这次叛乱，捉拿元凶，改组政府。7月8日，比利时政府向刚果不宣而战，悍然调派伞兵部队空降刚果首都，对独立政府进行武力镇压。

　　刚果政府迫于人民的要求向比利时宣战。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比利时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刚果首都，形势对刚果政府非常不利。当时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内阁总理卢蒙巴紧急协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秘密请求，请求美国出兵干预，支援刚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如果单方面派兵插手刚果事件，势必引起苏联人出面干涉，只有派遣联合国军队才可能防止苏联人的直接卷入。于是艾森豪威尔提议让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马上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对刚果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由中立国派出部队。

　　1960年7月14日，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决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着手组织联合国部队，决定由非洲的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国部队组成联合国先遣部队，立即开赴刚果。7月17日，大约有3500名多国部队的士兵到达刚果。哈马舍尔德是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场上的。他在对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训令中指出：“你们的任务是使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和平静。”

　　但是，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并没有像卢蒙巴所希望的那样，取代比利时军队，而是缴了刚果军队的械，在城市和兵营中，高高地升起联合国军的旗帜，降下刚果的国旗。这就让比利时军迅速扩大战果，控制的城镇和地区越来越多。比利时政府同时还在刚果大搞分裂行动，支持和怂恿刚果的冲伯集团在刚果南部最富庶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成立加丹加共和国。

　　卢蒙巴忍无可忍，他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夫尔·本奇发出最后通牒：一、联合国军在24小时内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刚果；二、重申对苏联出兵的请求；三、由于联合国军行动迟缓，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刚果政府收回加丹加省，把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接受对方的支持。

　　卢蒙巴的这一声明立刻让华盛顿方面意识到，卢蒙巴有“左”翼倾向，他发表的这一声明正是他公开寻求苏联人帮助的信号。于是就有人担心，卢蒙巴可能会把刚果变成第二个古巴。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更是非常仇视，认为他是引起新独立的刚果局势不安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非常尖锐地指出：“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杜勒斯的这句话确实表明了华盛顿官方的态度。但是，卢蒙巴却一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情。

　　7月底，卢蒙巴飞往美国，同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磋商。然而卢蒙巴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道格拉斯·狄龙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他从不把你放在眼里，”狄龙在向白宫报告时说，“他两眼朝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流利。他的话与我们要讨论的那些特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受激情的支配，我只能用‘救世主般的’一词来描绘这种激情……他简直是个没有理性的人。”

　　美国国务院曾经希望能同卢蒙巴合作，但是在他与狄龙会见后，美国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狄龙断定“他是一个无法与之打交道的人”。

　　卢蒙巴在美国受到了冷遇，便转向了苏联。刚好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这时已经在向比利时挥舞拳头，警告它不要再企图对刚果实行殖民控制。苏联领导人对卢蒙巴提出的援助军用飞机和武器弹药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于是卢蒙巴和赫鲁晓夫马上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从刚果撤出。

　　面对刚果的这种变化，1960年8月18日，狄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刚果局势的发展作了报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出席了会议。狄龙在大会上说：“撤走联合国军队将是一场灾难，对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予以阻止。”他警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来，那么苏联人就会进去。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副国务卿狄龙说，卢蒙巴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苏联的目的服务。杜勒斯先生指出卢蒙巴已为苏联收买。”这两个人的话，基本上就为卢蒙巴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会听任联合国军从刚果被赶出来，即便苏联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

　　最早直接提出把暗杀作为解决办法的人，是中情局驻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

　　8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案。

　　8月26日，杜勒斯向劳伦斯·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电文如下：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情况，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杜勒斯还亲自在电报上签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可见电文的重要性。

　　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据说是因为3个星期以前，在苏联人的鼓动下，卢蒙巴断然宣布与联合国断绝关系。卢蒙巴对联合国秘书长说，刚果已失去对他个人的信任，并斥责联合国秘书长和比利时人串通一气。与此同时，卢蒙巴邀请苏联人直接插手刚果的事务。不久，刚果的军队开始逮捕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但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另一起突发事件掩盖了。

　　9月14日，在中央情报局和比利时情报机关的双重策动下，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了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权力。但卢蒙巴倚仗国会和忠于他的部队的支持，仍积极参与刚果的事务。

　　鉴于上述情况，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举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授权杜勒斯全权处理卢蒙巴的事情。

　　杜勒斯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让刚果人审判刚果人的“罪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亲自下手，以免事情败露。

　　中央情报局为制造混乱，又假造了几封卢蒙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通信，连同原来的几封信和其他重要文件，交刚果报纸发表。其中一封信中说：政府计划驱逐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严厉镇压，建立恐怖统治。这些信的发表，使支持卢蒙巴的人开始仇恨并反对他，想杀掉卢蒙巴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9月，中央情报局的毒品专家、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布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他的上司要他作好暗杀卢蒙巴的准备工作。9月下旬，戈特利布确定了一种生物毒品，将这种毒品注入人体，会使人得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他把毒品带到利奥波德维尔亲自交给劳伦斯·德夫林，要他用这些东西来干掉卢蒙巴。

　　10月7日，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向华盛顿总部发了一份电报：“戈特利布已经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将设法继续完成该行动。”

　　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了回电：“或许可以派突击小组进行劫持（卢蒙巴），从河岸向悬崖上的那幢房子袭击……征求你们的意见。”

　　10月17日，利奥波德维尔站回电：“无法向目标附近靠近，建议总部尽快送来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枪……”

　　尽管中情局做了缜密的布置，卢蒙巴还是没有死于中情局的特工之手。直到1960年11月27日止，卢蒙巴还一直处于联合国军队的保护之下，中情局特工在卢蒙巴出入的路上设下了路障，来配合蒙博托对卢蒙巴实施的抓捕。果然在三天以后，卢蒙巴被蒙博托的军队抓获。几天以后，卢蒙巴逃走了。但是最后还是落入蒙博托的士兵之手。

　　1961年1月13日，在刚果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担心卢蒙巴会从蒙博托的军队手中再次溜掉，就从利奥波德维尔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这样一份电报：“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政策的失败。”

　　于是，卢蒙巴的生命日程就进入了倒计时——

　　1961年1月17日，一架DC-4型飞机秘密将卢蒙巴等人送往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次日，冲伯集团的人来到加丹加关押卢蒙巴的别墅，残忍地将卢蒙巴杀害了。

　　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满怀欣喜地向总部报告了卢蒙巴的死讯。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继任者肯尼迪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消息传出去之后，全世界对这一卑鄙的谋杀行为感到愤怒。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最严厉的谴责，认为哈马舍尔德应对卢蒙巴之死负直接的责任，并宣布苏联将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苏联政府将向刚果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摩洛哥国王都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指责，认为对卢蒙巴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解决问题时，飞机神秘地失事，他也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丧命。

　　在非洲的国家领导人中，卢蒙巴是第一个死于中情局之手的，但不是最后一个。地处北非的利比亚共和国的领袖卡扎菲一直是中情局的眼中钉，一心想置他于死地。

　　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1942年，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南部出生。卡扎菲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备受父母的呵护。卡扎菲青年时代深受埃及革命领导人纳赛尔的影响，信奉阿拉伯主义，拥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雄心壮志。他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对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贪图石油利益、缺少反对西方勇气而无所作为深恶痛绝。

　　1961年中学毕业后，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

　　第二年，他在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受训，回国后任信号兵团上尉代理副官。1969年，卡扎菲秘密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同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9月5日，哈桑王储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力，支持新政权。革命未发一枪、未流一滴血而取得成功。

　　卡扎菲出身游牧民族，尊崇部族社会的自然公平，反对奢侈豪华。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喜欢坐高级轿车。卡扎菲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的黎波里的军营里，他自己却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1989年，他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就是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无论任何场合，卡扎菲总是身着同一颜色的服装，有时是白衣、白裤、白鞋、白头巾、白手套，外披一件镶着金边的白色斗篷；有时是黄色咔叽布军服，戴同样颜色的头巾出场。

　　别看中情局把卡扎菲看成眼中钉，其实美国与卡扎菲曾是“老朋友”。美国当年对利比亚产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利比亚是北非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450亿到500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2890亿立方米。但是利比亚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美国要想进入这个地区并得到那些宝贵的石油便遇到了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卡扎菲出现在美国中情局的视野中。

　　当年，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想要发动政变，推翻当时英国人扶持下的政权。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向白宫报告说，如果美国此时向卡扎菲表示友好并提供帮助，那么他很有可能将英国人的势力赶出利比亚，那么以后的利比亚将会是美国的一个有着大量石油的小兄弟。白宫批准了这一计划。就这样，中情局和卡扎菲秘密进行了亲密接触。

　　卡扎菲是聪明的人。他不仅得到了中情局大量的物资支援，而且利用中情局获得了大量的情报。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卡扎菲成功地逮捕了正在出席宴会的国王警察部队的高级将领，顺利占领了电台和其他要害部门。最后，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政变取得了成功。中情局十分满意，他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看到，不久后一个亲美的利比亚政府将要向他们曾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中情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卡扎菲刚刚上台没多久，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中情局和美国伤透了心。卡扎菲上台的第二年，就断然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失去了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角逐的前哨阵地。再过两年后，卡扎菲又迫使美军撤出利比亚。卡扎菲在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同时，又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中情局自然恼羞成怒，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卡扎菲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从此，卡扎菲和美国就结下了仇恨，而且越结越深。

　　1970年6月，当卡扎菲宣布收回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秘密和利比亚反对派勾结在一起，一连6次派遣刺客暗杀卡扎菲。虽然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于当年9月1日利比亚建国一周年的庆典上，准备第7次暗杀卡扎菲。

　　这次中情局选择的杀手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叫莎菲娥。中情局命令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的庆典上找机会干掉卡扎菲。在此之前，莎菲娥根据中情局的指示潜入利比亚，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的行动小组。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阅兵的那天乔装成一个负责现场急救的护士。庆典开始后，卡扎菲正在检阅台阅兵。莎菲娥找准机会突然冲上检阅台，挤到卡扎菲的身边，这时她离卡扎菲已经很近了，近得足够使卡扎菲无法躲开她的子弹。可是，她在那一霎竟然犹豫了。原来在利比亚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关注和研究卡扎菲。渐渐地，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这个利比亚的英雄。当她如此接近心中爱慕的人时，当英俊健壮的卡扎菲就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却无法下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冲上来抓住了她。

　　阅兵仪式结束后，卡扎菲亲自提审莎菲娥。当这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出现在卡扎菲的面前时，卡扎菲竟对莎菲娥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发现自己无法把眼睛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开。

　　审问开始了。

　　“你为什么要暗杀我？”

　　“我是中情局的特工，我的任务就是杀你。”

　　卡扎菲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手？”话出口后，卡扎菲直视着莎菲娥的眼睛，目光严肃但又似乎有着什么异样的东西。

　　“因为……因为……因为我爱上了你，就这么简单！”莎菲娥起先还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但后来她决定实话实说。

　　卡扎菲没有再说什么。

　　当中情局得知莎菲娥的行动失败并被捕后，他们估计莎菲娥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卡扎菲一定会处死她来警告中情局。但是一星期后传来的消息让中情局大吃一惊，刺杀卡扎菲的女刺客莎菲娥和这位国家元首正式结为夫妻。中情局辛辛苦苦计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这次失败得如此丢人。不仅自己派出的刺客成了卡扎菲的妻子，而且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都在随后被卡扎菲一网打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情局前7次的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中情局并没有就此放弃，要置卡扎菲于死地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于是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这时的中情局已经是凯西的中情局，他是美国新总统里根任命的。凯西找到里根时，里根就向他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地干掉卡扎菲，总统将会支持中情局的任何行动。凯西于是策划了世界上最大的一起谋杀事件。

　　1986年4月15日凌晨2点，多架美国战机飞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城上空。一刻钟后，美国飞机扔下了500磅激光制导的炸弹和2000磅重型炸弹，然后扬长而去。顷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许多建筑被炸塌，100多名无辜的居民遭到严重伤亡，其中还有外国人。但是令凯西十分恼火的是卡扎菲本人再次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轻轻擦伤；他的妻子莎菲娥被砸伤，3岁和4岁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经医院抢救，总算脱险。

　　对于中情局一次又一次的谋杀，卡扎菲能够死里逃生，可谓是奇迹。但是卡扎菲并不是任人宰割的，他要让中情局知道卡扎菲不是好惹的。

　　就在凯西策划的空袭后没多久，卡扎菲到埃塞俄比亚出访。在一次谈话中他公开表示，“我要对付里根，就像他对付我那样”。

　　这一消息被中情局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里的内线得知，并迅速地通报给了凯西。在随后的秘密窃听中，中情局还发现卡扎菲的目标不仅包括总统里根，还包括中情局的官员。这让中情局上下一片恐慌。凯西和中情局都认为，卡扎菲是个“疯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于是每个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那段时间都诚惶诚恐，甚至有些人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保安。事后证明，卡扎菲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可是这的确使中情局大捏了一把汗。

　　自从卡扎菲取得利比亚的最高领导权以来，尽管西方世界对他和他的国家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孤立、威胁、制裁，乃至进行暗杀和轰炸，卡扎菲却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像是一棵国际政坛的另类“常青树”，几十年来一直顽强地生长在北非的大沙漠里。

　　值得玩味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被阿拉伯同胞们誉为“非洲雄狮”的卡扎菲，竟然开始主动地向西方世界摇起了“橄榄枝”；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利比亚的立场也在开始改变。

　　2004年3月底，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做出了一项令西方世界咋舌的事来。他不顾国内外反对派的强烈批评和抗议，毅然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卡扎菲热情地把会谈地点定在了自己位于沙漠中的贝督因帐篷里。此后，卡扎菲在许多场合的言论，比如批评萨达姆独裁政治的言论、后来又指责朝鲜私自发展核武器等等，都越来越让西方列强感觉到，这个当年最难缠的卡扎菲也开始和西方世界拉近了距离。

　　不过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以来，利比亚又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谓是“先抑后扬”。在起初的10天里，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刻意低调的“冷处理”，只是由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停止使用武力镇压抗议，并因此遭到一些人权组织和利比亚反政府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指责和不满，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一再重申：“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利比亚的侨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布什总统前中东事务高级顾问艾布拉姆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利比亚政局动荡的初期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一方面，美国在利比亚约有5000多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侨民和约1000名美国公民以及外交人员，当务之急是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及尽快安排他们撤离，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仅要避免刺激利比亚政府，而且还急需得到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对利比亚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两国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到2003年卡扎菲通过放弃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才换来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恐名单”中清除，而直到2008年两国才正式建交。而且美国与利比亚军方几乎没有联系，美国每年给予利比亚的经济援助不足100万美元，且主要用于利比亚的裁军项目。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对利比亚政策上采取“缓兵之计”也是迫于现实的“聪明外交”。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非洲项目副主任理查德·唐尼所言，在撤侨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奥巴马政府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对卡扎菲政府采取多项严厉制裁了。

　　随着撤侨行动接近尾声，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局势的声调陡然升高。奥巴马在2011年2月25日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下令冻结卡扎菲本人、4个子女，以及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和主权基金在内的政府机构的资产。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单方面冻结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利比亚政府资产。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大卫·科恩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冻结资产金额最大的一次制裁行动，财政部仍在考虑是否扩大受制裁人员的范围。

　　希拉里25日也签署命令，关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撤出所有外交官，并且禁止利比亚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希拉里表示，她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取消利比亚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须对违反人权行为负责的人士以及这些人的直系亲属的赴美签证，而且新的签证申请将被拒绝。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已经做好了出兵利比亚的准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夫·拉潘28日在华盛顿表示，五角大楼已经针对北非地区反政府暴力冲突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多个应对预案并调整了兵力部署，随时可以按照命令采取行动。美军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长期驻有重兵。此外，为应对因接连不断的反政府冲突引发的北非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企业”号和“卡尔·文森”号两大航母战斗群均已开赴阿拉伯海，执行战备任务。

　　2011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卡扎菲已经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现在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国务卿希拉里28日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时也敦促卡扎菲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下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3月17日，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法国战机向利比亚军事目标开火，多国军事干预正式开始。

　　看来这个“非洲雄狮”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正在遭到空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