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行动，拉美后院永无宁日

　　第八章 秘密行动，拉美后院永无宁日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每一场军事政变几乎都与美国有关，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到1962年8月，中情局已经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进行过“秘密行动”。“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颠覆危地马拉，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更是中情局的“杰作”。

　　“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

　　在拉美的历史上，似乎每一场军事政变美国都无法逃脱干系。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的“后院”，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美国保护的。从1950年开始，美国各界人士就提醒白宫要重视拉丁美洲的地位。

　　当年曾以一份八千多字的长电报而出名的乔治·凯南，就曾在自己的电报中把遏制苏联的思想延伸到了拉丁美洲，他在给白宫的报告中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

　　艾森豪威尔被说服了，决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帮助，换来他们对美国的臣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渗透。这项任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情局。中情局负责向当地的统治者提供支持，帮助训练警察部队，临时指派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等。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战后欧洲的扩张成为美国警惕的焦点，但对苏联在拉美的渗透并没有掉以轻心。中情局特别关注的是，一旦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亲苏联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和莫斯科是否有可能联合起来，发起破坏活动和举行市民暴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支持右翼军事专政统治。

　　当年在拉美受到美国保护和支持的，有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秘鲁的曼努埃尔·欧德里亚、委内瑞拉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等等……而这种保护和支持到了后来，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合理化了。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形成的这种特殊的保护关系，却引起了拉美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中情局注意到，拉美的共产党有挖掘现有反美情绪的能力。中情局还警告说，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会激起人们的“自由民主情绪，反对独裁统治者，使得这些国家与亲美国的独裁政府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情局曾多次在拉美地区进行定点清理，在多个国家进行带有“准军事行动”性质的颠覆活动，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这其中最早受到冲击的就是危地马拉。

　　当时美国在危地马拉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联合果品公司”，这个果品公司与当年英国在伊朗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在为自己国家攫取最大的利益。美国这家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18.8万公顷土地，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海运、电讯、外贸，以及重要的海港和铁路运输，是危地马拉最大的经济实体。它在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杜勒斯兄弟这种炙手可热的人物。

　　1931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当时的乌比克独裁政府达成一项为期99年的协议，免除了联合果品公司的一切税收和义务，甚至它的主要商品香蕉的出口税也微不足道，同时，联合果品公司还取得了无限制利润汇款以及对通讯网络和运输网的垄断等特权。当时为联合果品公司谈判这笔交易的律师就是约翰·杜勒斯。

　　1951年3月，经过民主选举的阿本斯（上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接替阿雷瓦洛，担任了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本斯是一名军官，他将国内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里，全国22个省长全部是军人。阿本斯继续推行前任总统提出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得到了国内共产党和劳工团体的支持。

　　从1952年起，阿本斯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土改”，征用和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共计55.4万公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闲土地）。阿本斯政府提出付给60万美元的土地征用费，以可流通的长期土地债券来偿付。60万美元的数字并非凭空捏造，它是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些土地免税而自行申报的价值。

　　联合果品公司则坚持25倍于政府的赔偿费。美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敦促阿本斯政府赔偿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损失，但阿本斯不予理睬，并拒绝将此事提交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为此，美国国务院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上指责危地马拉的“强盗行为”。在这之前，中情局悄悄草拟了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方案。

　　1952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代号为“幸运”的秘密行动。这次行动准备在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萨家族的帮助下，使用美国果品公司的船只把武器弹药送给在尼加拉瓜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雇佣军，借用国外的武装力量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具体负责此事。不久，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得悉此事，他认为这个秘密行动的计划不妥，违背了国际法，他说服了国务卿去做杜鲁门的工作，让他取消这个方案。就这样，“幸运”方案被搁置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还提出了一个对危地马拉官员进行暗杀的设想。

　　1952年1月，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官员制定了一个“幸福计划”，并且提出了一个“死亡名单”，如果推翻阿本斯的计划成功，名单中所列的所谓“共产分子”将被清除掉。总部要求对名单进行核实，并建议做一些修改，同时还要求对另外一个16人名单进行审核，中央情报局认为这16人或者是共产主义分子，或者是其同情者，一旦反阿本斯的政变成功，这些人应予以监禁。6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特工向总部提交了一份由危地马拉流亡者领导人阿马斯拟定的名单，按照名单，要处决的人有58名，要监禁或流放的有74位。

　　“幸福计划”在1952年10月中止后，中央情报局仍继续得到关于危地马拉反对派暗杀计划的报告。1952年11月，危地马拉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在与中情局的特工谈话时，透露阿马斯有一个以暗杀危地马拉所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使命的特别行动组，特别行动组把所有暗杀对象的住址、办公室都制成了蓝图。

　　虽然后来的行动计划中未特别强调暗杀，但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负责人还是在1954年1月5日准备了一份要“消灭”的人员名单。当时中情局正准备在洪都拉斯训练危地马拉流亡分子，要求将这份名单在1月10日前交到负责训练的教官手中。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危地马拉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艾森豪威尔认定，阿本斯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行为”。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E. 普里京向国内报告说：“据我看，这个人的思想像一个共产党，谈吐也像共产党，即使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出现以前，他也可以充充数了。”

　　当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与他任中情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商量之后，决定像1953年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一样，在危地马拉再来一个“阿贾克斯”行动，同时选中当时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来执行。因为当年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就是金·罗斯福去操作的，并且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认为，金·罗斯福负责此事更有成功的把握。但是，金·罗斯福对在危地马拉搞“秘密行动”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阿拉伯地区，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推辞了这次行动。杜勒斯兄弟又只好找到西半球科科长 J. C. 金上校，要他负责此事。

　　金上校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特工人员参加；后来，金上校还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叛军队伍实施暴动。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威斯纳分析了金上校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派自己的副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方指挥”。哈尼上校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上校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

　　威斯纳把金的这番话转告给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次日，杜勒斯在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会上，他宣布了自己和国务卿定下的行动方案。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杜勒斯也兴奋地问哈尼：“上校，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

　　“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

　　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

　　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威斯纳的“胜利行动”让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危地马拉前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在1954年5月1日正式开始播音。因为那一天是国际劳动节，他们想那一天肯定会有更多的听众在收听他们的广播。“解放之声”播音员宣称他们是在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了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解放之声”电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连《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

　　在中央情报局制定的破坏计划中，还有一项是建立一支恐怖小组，袭击当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财产。1954年3月，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就“成功行动”计划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暗杀15到20名危地马拉高级领导人的问题。3月底，一些情报官员又受命制定新的“打击名单”，暗杀和清除对象的标准是：一、与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确实有牵连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政府组织的官员；二、“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分子；三、在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的少数领导人（将这些人清除是“成功行动”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央情报局挑选了一些杀手，对他们进行相关的训练，但由于种种原因，暗杀危地马拉领导人的秘密行动在后来并没有得到执行。

　　1954年5月13日，中情局接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说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武器弹药，已经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让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行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立即派出多艘军舰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

　　6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危地马拉发生起义?陆海空大入侵开始?起义遍及主要城市》。文章对实际情况进行了夸大报道，立刻引起了一片恐慌。事实的真相是：由阿马斯率领的一支1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月18日越过了洪都拉斯边界，深入到危地马拉境内6英里，在布莱克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

　　当时，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那些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解放之声”电台又在大肆煽动，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待在军营里。

　　为了阻止中情局的电台“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扔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为“黑色倾泻剂”。

　　“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更增加了恐怖气氛，结果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得到这一消息之后，马上找到了那位飞行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的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是被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性”的呼吁，结果那位飞行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就范了。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危地马拉的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6月22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3架轰炸机现在只剩1架了。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尔当天下午便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森豪威尔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如果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

　　“如果我们支援他飞机呢？”

　　“这便增加了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

　　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如果你刚才回答我说有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

　　6月25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宣布下台。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到半年以后，就在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死于非命。

　　“胜利行动”成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灼而又期盼成功的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眉飞色舞，连声叫好。他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

　　那天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几名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桌旁，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啰里啰唆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儿，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菲利普斯的旁边，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

　　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当幻灯片放完，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这时，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认出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

　　“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

　　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有反应吗？”

　　李奇微回答说：“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帮助阿本斯撤离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手告别，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

　　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

　　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

　　至此，中情局颠覆危地马拉的“胜利行动”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次行动和以往的行动相比，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不完全是依靠美元的力量，而是开始用武力解决问题。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从此初露锋芒。

　　颠覆巴西、海地和圭亚那

　　1964年颠覆巴西的古拉特政权，是中情局在拉美的又一个“杰作”。

　　1961年8月，仅当了9个月的巴西总统夸德罗斯辞职。同年9月7日，原副总统古拉特就任总统。

　　按照美国人的评价，新总统古拉特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他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摆脱美国在巴西的影响，古拉特上台之后，在巴西推崇民族主义，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限制外资；国家对石油及石油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将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反对将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继续保持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同苏联复交，并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展贸易关系。另外，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工党还和巴西共产党过从甚密。

　　对古拉特的这些做法，美国一直耿耿于怀，唯恐这个南美大国成为第二个古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决定要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古拉特。

　　古拉特看出了美国对他的顾忌，一再向华盛顿保证他无意将巴西带上共产主义道路，也不会和古巴及苏联结盟。然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苏美两国推到核大战的边缘，这给美国很大的震撼，华盛顿的官员们都对古拉特的保证疑虑重重，开始对古拉特政府采取敌视态度。

　　1962年7月30日，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进行了一番长谈，决定把巴西总统古拉特的问题交给中情局去办。这次谈话后不久，中情局就奉命行动，使出的第一招还是“烧钱”。中情局扔出了800万美元给巴西的极右分子和极右军人，让他们对付古拉特。

　　“烧钱”计划开始后，中情局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西政治圈。中情局当时对巴西“烧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美国全国劳联”下属的“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另一个是新成立的巴西工商界与民间领袖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协会”。中情局主要是通过这两家机构，把大笔的钱投放到巴西的军界和政界，用来颠覆古拉特政权。

　　早在1960年，以奥林皮奥·莫朗将军为首的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军人就与中央情报局在巴西的情报站联络过。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金钱、武器和情报，支持他们阻止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古拉特上台。两年以后，投放的成本终于开始见到效果了。

　　1964年3月的巴西军事政变就是由莫朗首先起事的。一些反对古拉特的极右军人逮捕了海员工会主席。3月25日，大约1400名支持古拉特的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占领了海员工会大楼，要求对方释放海员工会主席。这些人遭到军方的逮捕，并拒绝执行海军部长的命令。5天后，古拉特总统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谴责右翼军人集团的演说，认为他们背后有着卑鄙的势力在支持他们，所以才如此猖狂。第二天深夜，里约热内卢枪声四起，驻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部分驻军首先发动叛乱，并得到驻圣保罗州第二军和伯南布哥州第四军的响应。参与起事的里约热内卢卫戍部队很快就击溃了古拉特的少数部队，控制了里约热内卢。

　　1964年4月1日，古拉特逃亡，在乌拉圭过起了流亡生活。

　　美国当时驻巴西大使高顿手下的武官瓦特斯是巴西布朗库将军的密友。古拉特流亡后，布朗库将军成为巴西总统，他在巴军事独裁长达21年；而瓦特斯后来则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里根时期改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新成立的巴西政府立即对本国共产党进行残酷打击，在外交上实行与美国“自动结盟”的方针，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对古巴的制裁，同时还派军队参与了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巴西从此成了美国的一个盟友。

　　巴西政变的成功，让中情局更加迷信了金钱的魅力。很多人都认为，中情局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其实并不尽然——中情局在海地的问题上就一度束手无策。

　　海地是个加勒比岛国，与美国近在咫尺。1804年1月1日，海地宣告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

　　1844年，岛东部的人民发动起义，宣布脱离海地，建立了多米尼加。此后，伊斯帕尼奥拉岛便分裂为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国家。

　　在1843年到1915年的72年间，海地先后换了22个总统。其中只有两个总统和平离职，5个死于任内（其中1个被毒死），其余15个都是被暴乱推翻；而这15人中，又有2人被暗杀，2人逃亡国外。

　　1914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趁海地内乱，派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将海地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劫往纽约。1915年，美军全面占领海地，海地政府彻底沦为傀儡政府。直到1934年，美军才全部撤出海地。

　　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美国中情局的参与下高票当选总统，他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控制，不断宣扬黑人至上主义，煽动种族仇恨。1964年，海地特务组织屠杀了数百名起义者，并将起义者的尸体空运到太子港，陈放在正对飞机场出口处的显著位置上示众，不许收尸，任其腐烂。据估计，在杜瓦利埃统治时期，被杀害的海地人多达3万到6万人。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称为加勒比地区“最腐败、最血腥的现代王朝”。

　　1962年8月9日，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赶到白宫，讨论推翻海地政权的可行性。几年来，白宫发现杜瓦利埃除了把中情局支援给他的钱中饱私囊和在本国实行独裁统治外，一无是处。讨论的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授权中情局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大量武器运到海地，并把它们交给试图推翻杜瓦利埃政府的异见人士。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海地没有任何动静。肯尼迪叫来赫尔姆斯问原因。

　　赫尔姆斯直言不讳地说道：“恕我多说一句，总统先生，这计划好像不太行得通。”

　　肯尼迪让他说明原因。赫尔姆斯告诉他，杜瓦利埃刚当上总统后就建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总统卫队，卫队成员装束奇特、刺眼，他们戴墨镜，系红领带，身佩枪支，在海地的大城小镇横行霸道，残酷镇压和迫害对独裁统治不满的人。海地人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称他们为“通顿马库特”（克里奥尔土语，意为“吃人魔王”）。

　　到了1962年，海地的正规军队编制才5000人，杜瓦利埃卫队人数却已经达到8000人，想要在海地搞政变，必须要通过他们这一关。而当时在海地根本找不到第二种力量可以控制他们。

　　赫尔姆斯认为在海地政变成功的希望渺茫，希望肯尼迪总统最好能取消政变计划。肯尼迪最终同意了赫尔姆斯的意见，放弃了这次行动。

　　1971年，老杜瓦利埃病死，其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接任总统。小杜瓦利埃执政时敛财6亿多美元，海地沦为西半球最穷国家。除了贪污外国的经济援助、贷款，小杜瓦利埃还贩毒、搞欺诈性的彩票、向国外医学院倒卖供解剖用的尸体，并从海地人身上抽取血浆以供出口。

　　1986年，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小杜瓦利埃携带1亿多美元的现金，乘坐美国安排的军机出逃，辗转到法国避难。

　　多年的政治动荡让海地经济每况愈下。海地至今没有重工业，只有熬糖、磨面、纺织、水泥等技术含量很低的轻工业。海地完全没有油气资源，燃料依赖进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海地54%的人口每日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2008年，该国穷人吃泥土、盐以及菜油混合制成的“土饼”的新闻，曾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海地人均预期寿命仅53岁。

　　另外，海地至今仍背负着沉重的外债。2008年，海地的外债高达18.17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仅9.675亿美元。2003年，海地用来还外债的费用，是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的1.5倍。

　　美国中情局的插手并没有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而只是雪上加霜。

　　在当年让赫尔姆斯印象最深刻的事，应该是中情局推翻英属圭亚那的总理切迪·贾根的那场政变。

　　贾根是个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牙科医生，他的老婆叫珍妮特·罗森堡，是芝加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1953年贾根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后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取消了《殖民地宪法》，下令解散英属圭亚那政府，并将贾根夫妇拘捕下狱，直到英国恢复宪法后才将他们夫妇二人释放。

　　切迪·贾根博士于1961年再次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贾根政府制定了扶植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发展计划，并要求在1962年5月前实现独立。当年10月，贾根访问美国时，试图取得肯尼迪政府的支持，让圭亚那脱离英国的控制。但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是个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担心公开告诉给他听，并对贾根说：“我觉得你会投入苏联的怀抱。”

　　贾根一听，马上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请不必担心。圭亚那不会有苏联基地。”

　　在贾根访问美国后不久，肯尼迪就让中情局动手制订推翻贾根的计划。中情局拿出了200万美元，由一个叫霍华德·麦克凯布的中情局特工，以国际劳工秘书处驻圭亚那教育办事处创立者的身份进行活动。麦克凯布让“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出面，在圭亚那收买了一大批反对派，给贾根政府制造麻烦。

　　圭亚那首府的形势很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常有工人罢工，学生和市民也经常上街举行示威游行。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更加可怕了——在圭亚那首府竟然出现了几家前所未闻的电台。这些电台疯狂地进行造谣和煽动，号召公务员也举行罢工，圭亚那的形势急转直下，贾根政权立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领导这次罢工运动的是圭亚那的工会组织。他们接受了“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金钱和建议之后才开始这样做的，而“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钱就是中情局给的。在那些工会组织的煽动下，圭亚那的形势开始失控了，从开始的罢工到后来的暴动直到最后的大规模暴乱，最后甚至还发生了种族冲突。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骚乱和种族冲突后，贾根政府终于倒台了。

　　贾根政权垮台后，肯尼迪总统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英属圭亚那如果出现共产政府，就会对美国军队打击古巴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

　　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当然只有肯尼迪自己清楚。总之，中情局当年的“烧钱”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心想事成，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

　　中情局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在肯尼迪当政时，中情局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智利树立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民主”的样板，“让智利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形成鲜明的对照”，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遏制古巴“红色瘟疫”在拉丁美洲蔓延。

　　1964年，智利社会党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参加全国总统大选。恨之入骨的中情局急红了眼，先后斥资400万美元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弗雷竞选总统。中情局利用传单、报刊、广告等宣传媒介美化弗雷，攻击和丑化阿连德及其社会党，宣称如果让阿连德执政，智利将会蜕变为充满恐怖和血腥的、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最后竞选的结果，弗雷得票最多，当上了智利总统。据统计，弗雷竞选总统的费用有一半来自中情局的腰包。

　　华盛顿对这次竞选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认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成效卓著”。白宫对弗雷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能够把智利引向“健康、民主的道路”。弗雷上台后，确实采取了一些土地改革、财富重新分配、推行教育和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但智利国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还相当严重。

　　1970年，智利又一轮总统大选来临。阿连德再次积极参加总统竞选。他指责弗雷“半心半意”地推行社会改革，主张要加快速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智利国家。

　　从1969年12月起，白宫就开始策划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计划。1970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审核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统特别小组批准中情局在智利进行反阿连德的宣传活动。同年6月，从智利传来消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阿连德很可能会在大选中获胜。这时，总统特别小组开始考虑是否让中情局在智利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阻止阿连德。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表了态：“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本国人民不负责任而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在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小组进一步决定，中情局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同时还授权中情局在9月4日大选前，设法在智利的某一选区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中情局照办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右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乔奇·亚历山德里占压倒多数优势，阿连德位居第二，而美国中意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的选票仅仅排在第三位。对于这个结果，白宫和中情局认为还不错。

　　在智利大选的前夕，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也忧心忡忡，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会把一些在智利的外国大公司收归国有，这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出钱资助亚历山德里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参加竞选。在这些美国公司中最主要的要算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了。

　　中情局的第4任局长麦科恩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之一。1970年5月，麦科恩私下约见了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他向赫尔姆斯提出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共同协作来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经费。在此之前，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于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

　　9月4日，智利全国大选开场了。出人意料的是，阿连德竟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消息传到华盛顿，各方面都感到非常震惊。尼克松暴跳如雷。9月15日，尼克松总统把赫尔姆斯召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连同尚未接替罗杰斯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N. 米切尔一起开了个碰头会。

　　会上，尼克松大发雷霆，激动万分，赫尔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发过这样大的火。”尼克松认为，阿连德的胜利意味着卡斯特罗的反美革命已蔓延到了智利，并将从那里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尼克松总统给赫尔姆斯下达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破坏阿连德就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拯救智利！花上1000万美元，不够的话再加些！”为了区别中情局在智利进行的其他活动，这个计划被称为“轨道2号”，此前破坏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行动和计划被称为“轨道1号”。

　　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简单多数，所以根据智利宪法，他还必须经智利国会投票通过才能就职。中情局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准备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通过这次表决。这些手段包括寻求智利军界的帮助。然而，阿连德就任总统已成大势所趋，绝非尼克松的好恶所能决定。因此赫尔姆斯苦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交给了我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冥思苦想，选择了几名得力干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当计划部西半球处副处长吉姆·弗兰纳里向菲利普斯转达此事时，菲利普斯也感到困惑不解：“我简直难以相信怎么会看中了我？”

　　“我们要派出的是最优秀的人物。”弗兰纳里向他解释说。

　　“只有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即军事政变。”菲利普斯最后提出了建议。

　　“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弗兰纳里同意菲利普斯的看法。

　　中情局在智利的第二方案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在中情局内部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计划部西半球处正副处长布罗和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在智利的12名人员中的4人知道第二方案。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菲利普斯内心十分矛盾，他经常问自己：“中央情报局是否必须响应总统专横的命令，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拉美国家策划军事政变？”与此同时，他担心中情局在智利一时还找不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阿连德。

　　菲利普斯的这一担忧终于在10月24日智利国会的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中情局花费了25万美元，智利国会仍选举阿连德就任总统，他如期宣誓就职。面对这种局势，中情局全力以赴实施第二方案。但第二方案中直接涉及到的策划军事政变，时机尚未成熟。

　　最令中情局伤脑筋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智利头面人物愿意出面唱主角。全面负责第二方案的卡拉默辛斯向尼克松汇报时说：“智利的军方人士乱糟糟的，他们不愿干什么事情。要是连他们也不想干，这场政变要取得成功就变得更渺茫了。”

　　1970年10月，中情局形成了一个后来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1. 鉴于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和总统弗雷两人都不愿意采取非法行动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中情局必须加紧搜集情报，物色有军事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

　　2. 通过舆论宣传，散布谣言和采取恐怖行动，在智利形成一个适合军事政变的社会气候；

　　3. 对那些有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讲明，虽然美国不能直接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

　　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上校与智利的一些军界人士关系密切，因此中情局请怀默特上校帮助执行“三点式”计划。国防情报局也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些军界人士的名单，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人可能会有用处。在这些人中，有退休的陆军将领罗伯特·维沃克斯和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卡米洛·瓦伦朱拉将军。

　　中情局知道，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支持政变，尤其是施奈德将军，他在军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信念，即“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中情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维沃克斯身上，他是唯一愿意和阿连德捣蛋的老家伙。但是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施奈德将军的注意，他坚决抵制了维沃克斯等人的政变计划。为此中情局作出决定，踢开施奈德这块绊脚石。

　　赫尔姆斯不赞成暗杀施奈德将军，除非有美国总统的亲笔手谕。他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赫尔姆斯说：“自我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坚持不搞那种玩意儿，并且对我的下属也讲明了这一点。”

　　由于赫尔姆斯的这一明确禁令，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急电说：“为了加快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并请求总部指示。

　　10月15日，中情局出面给维沃克斯发去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电文是这样的：“已审查了你的计划，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看法是，你的政变计划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只能削弱你的实力，请务必保留你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你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智利，维沃克斯将军已决定孤注一掷。他对中情局的官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嗣后，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需要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和子弹的请求转告给中情局。中情局怀疑对方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放下心来。

　　几乎就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块儿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以后独坐军政府的第一把交椅。

　　然而，瓦伦朱拉在10月19日绑架施奈德的计划失败了。

　　那天施奈德将军没有像以往那样乘坐陆军司令部的汽车去吃晚餐，而是改乘私人汽车外出了，而且那天他的警卫人员寸步不离，这使前去执行绑架任务的人无法接近施奈德。当时，中情局仍在规劝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别草率行事。中情局认为这两个人谁都成不了大事，没有大用处，弄不好却容易捅出娄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不好收拾，但他们不予理会。这样，中情局先后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维沃克斯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于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早晨刚过8点，施奈德乘坐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陆军司令部驶去，半路上突然遭到歹徒的拦截，汽车被迫停了下来，施奈德见状不好，急忙拔出手枪自卫，这时，歹徒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施奈德的胸膛，他跌倒在血泊中。

　　3天以后，施奈德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维护宪法！”

　　智利警方在歹徒身上查获了使用过的武器。后来，维沃克斯被抓了起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外加5年流放。瓦伦朱拉因有策划政变的企图，也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流放。

　　中情局得知了施奈德的死讯后焦灼不安。菲利普斯预感到，中情局会被认为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因为就在维沃克斯采取非常行动的前一夜，中情局把3支轻型冲锋枪交给了这些对施奈德有成见的军官。

　　但后来得知，这些武器在那次绑架中并没有用上，中情局的人员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那天维沃克斯派人绑架施奈德，并没有准备要暗杀他，所以前去执行任务的人随身只带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当施奈德首先拔出手枪想进行自卫时，维沃克斯的人才开枪射击，没想到子弹射中了施奈德的要害处，导致他身亡。

　　在施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圣地亚哥有数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悼念这位为捍卫民主而牺牲的将军。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谴责阴谋集团的罪恶行径。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尔比哀叹道：“这次尝试的失败，为阿连德平息了军内的不满。”

　　10月23日，赫尔姆斯再次检查了第二方案（“轨道2号”）在智利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依靠智利人自己去搞了。在此之前，赫尔姆斯已向尼克松作了汇报，说中情局能办到的事情都办了，至今智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想进一步发动政变。

　　1970年12月，麦科恩对约翰·布鲁斯说：“赫尔姆斯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来有效地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当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赫尔姆斯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尼克松和基辛格责备中央情报局贻误了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机。”

　　此后，中央情报局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在1976年大选时获胜，使阿连德和卡斯特罗的希望破灭。中央情报局集中力量通过第三国帮助中间党派，支持自由和反对观点的报刊和电台，援助学生和工联组织。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73年初在智利国会选举中，反阿连德的候选人在国会的两次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能够弹劾阿连德。

　　从1971年下半年起，中情局与智利军方加紧联系。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搜集了大量对今后政变有极高价值的情报，例如：被现政府逮捕的智利人名单、政变时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的名单以及政变时必须占领的重要设施等等。

　　中情局加紧制造骚乱，煽动和支持一些右翼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卡车司机长达一年的罢工，这次罢工造成了智利经济的严重失调，使人民的不满达到了危险点。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但是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洛斯·普拉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严守中立，并且在1973年6月27日还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然而过了两个月，中、高级军官的家属们聚集到普拉茨家门外举行示威，军队的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普拉茨被迫辞职，由皮诺切特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集团在独立纪念日游行的掩护下发动政变，挥兵进攻拉莫内达总统府，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轰炸。阿连德拒不投降，孤身奋战，坚持抵抗，最后牺牲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握着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

　　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就在智利海岸沿线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军演习。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盘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根据来源不同的消息报告说，飞机是在为政变策划者之间进行联络，并为中情局监视政变的进展情况。

　　在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务卿基辛格被迫承认了中情局插手了智利政局。

　　据中情局官员自己说，他们是通过在智利的内线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方知政变的阴谋，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积极鼓动和支持了政变军人的行动，只是没有直接出面而已。不过，据官方统计的数字，从1970年11月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至1973年9月阿连德饮弹身亡，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在密谋反对阿连德的颠覆行动中总共花费了800万美元。

　　阿连德死后，智利成立了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乌加特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并给予大量援助。黑暗统治在智利整整维持了15年。

　　阿连德政权的颠覆，应该是中情局在拉美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到1962年8月时，中情局已经在越南、老挝、泰国、伊朗、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11个国家进行了秘密行动。

　　在中央情报局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早已是它惯用的手段和公开的秘密。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比希尔在200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冷战者的思考》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策划如何暗杀他国政治领袖的情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那些暗杀行动的曝光，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于是在1981年出台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命令中情局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行动。

　　但是到了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中情局又恢复了其本来面目，继续在境外进行暗杀活动。不过中情局对自己的暗杀活动并不避讳，有时甚至公开承认说，一旦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实现时，美国就会考虑在某国发动军事政变或者是对该国政治领导人下手。

　　自从中情局成立以来，有多位外国领导人成为其暗杀的对象。那些被列入暗杀对象的人，在中情局的档案上是找不到名字的，而是以字母编号代替。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就是其中之一。

　　多年来，卡斯特罗一直是中情局暗杀的对象。据近年来解密的资料统计，中情局曾经对卡斯特罗实施过638次暗杀行动，应该是稳居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首。不过令他们遗憾的是暗杀行动没有一次成功。卡斯特罗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依然健康地活着。所以他经常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中情局的过错。”

　　中情局为什么要对卡斯特罗下此毒手，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呢？这完全是古巴的社会性质和卡斯特罗本人的战斗风格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