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指朝鲜，蓝鸟工程祸及萧墙

　　第十二章 染指朝鲜，蓝鸟工程祸及萧墙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已派出大量特工进入朝鲜，大战初开，中情局以日本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大量空投间谍，实施“风信子”计划，从而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组织“反共游击队”进行破坏和暗杀，并招募印第安特工暗杀金日成；中情局研发的“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不仅祸及同行，而且同当年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没有区别。

　　中情局获悉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

　　1945年8月，二战刚刚结束，美、苏军队就分别进入朝鲜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国与苏联军事占领区的临时分界线。朝鲜由此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三八线”对于美国来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阻止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欧洲确定为战略重点，西欧成为遏制苏联的最前沿。“欧洲第一”是美国的传统国策，是它全球战略的基石。在亚洲，美国注重中东、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地区和南朝鲜都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之外。1949年5月和6月，美军分别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如果南朝鲜人遭到了进攻，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要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二战时期所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已经转变成依靠“联合国行动”来保卫南朝鲜抵御苏联的进攻。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它干涉朝鲜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朝鲜已进行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行动”。中情局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进入朝鲜。有资料显示，在高峰期，这些行动涉及2000名武装特工渗入朝鲜共产党占领区。

　　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们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亚洲爆发，只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发生在欧洲，而且任何战争必将涉及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对抗；目前威胁美国远东利益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很普遍。直到1950年6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还一致认为，尽管南朝鲜只有11万民团、警察和少量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拥有180架军用飞机，近200辆T-34型坦克和15万正规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进攻看来并非迫在眉睫”。

　　然而，就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于6月27日晚攻陷了汉城。

　　6月26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说，南韩军队已无力防守汉城，溃在旦夕；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朝鲜。

　　当晚，杜鲁门通过电传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队支援南韩，攻击三八线以南的任何目标。6月27日，美国空军战斗机从日本基地起飞，击落7架朝鲜攻击机。同一天白宫宣布，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海峡两岸动武，实际上是将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因为美国人担心，此时中国会趁机出兵收复台湾。此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持中立态度，无意干涉，但到此时却自食其言。

　　6月27日夜，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称，“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这项决议为美国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依据。可是，当时的苏联却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放弃使用对这一决议的否决权，结果使美国得以利用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从日本派遣两个师赴朝参战，对朝鲜北部实行海上封锁。接着美国又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希腊、泰国、新西兰、菲律宾、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15个国家出兵参战；美英等国的航空母舰和数百艘战舰封锁了朝鲜半岛海面，对朝鲜人民军轰炸炮击，实施敌后遮断，并利用舰炮支援沿海的美韩军队作战。

　　美国驻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头衔，坐镇东京遥控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是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到了8月，美韩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朝鲜人民军。但是，沃克将军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防线处处吃紧，纷纷告急，手头的机动兵力早已告罄。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美军计划在朝鲜人民军进攻路线的侧后方仁川实施登陆。为了实施这一登陆计划，中情局又派遣特工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侦察地形，了解驻军部署情况、火力配置以及仁川港的水文资料（因那里的潮汐落差相当大）。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2.5万名美军在仁川登陆（登陆人数后来达到5万）。28日，登陆美军攻占汉城，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给养和北撤路线均被切断，13万人民军陷于合围之中。经过浴血奋战，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官兵冲破截堵，突围后撤回三八线以北。

　　1950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捎话给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10月5日，中情局得到了准确情报，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并且向白宫报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中情局的这一预测并没有引起白宫方面的注意。中情局事后分析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堪一击”、“中国远非美国的对手”。

　　就在美、英和南朝鲜军队从西路越过三八线后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和42军于10月19日从我国吉林方向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紧接着，志愿军后续部队也立即跟进。但是，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构这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实力并不知底细，他们根据对志愿军战俘的调查，只是估计“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3到5万人”。中情局甚至将几名战俘空运到汉城，使用测谎器审讯，后来得出“中国军队可能有9万人”的结论，但对于这一结论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人、难以置信”。同时，中情局也为“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而感到不安。

　　11月8日，中情局奉命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它将追求更大的优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果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但这份基调谨慎的报告对中国干预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一些决策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11月9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计划，授意麦克阿瑟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他轰炸鸭绿江上所有在朝鲜一侧的桥梁。

　　麦克阿瑟当时的胃口更大，妄图一口吃掉在朝鲜北部的中朝军队。

　　1951年，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报告中倒是颇有见地地说：中国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军队刚刚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这支军队吃苦耐劳，擅长夜战和山地作战，其战斗力相当强大；中国军队的弱点是，战术比较单调和死板，后勤供给和运输能力差，特别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中国军队所得到的物资补给充其量不到其最低需求的30％；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陆战中缺少火炮和弹药，在火炮、坦克等方面的火力远远不及美军。

　　中情局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只有30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还有苏联在二战中淘汰下来的破烂货，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不足。同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支持“并不是很大方的”，“远非尽心尽力”；苏联并非真的希望中国打赢，至少是不希望马上打赢，因为“苏联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苏联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两败俱伤”。

　　不过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就是苏联是否出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20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美国和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后来又在8月10日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因此，中情局相信，到1952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

　　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二战以后，美国开始感觉到来自苏联军事实力的威胁。

　　麦克阿瑟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

　　中情局特工进入南朝鲜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部以日本的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而政策协调署是以东京的情报站作为办公地点。由于协调情报署当时受到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因此它与特别行动部作为两个部门在分头工作。

　　麦克阿瑟当时只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因此他规定，中情局在他的辖区内应当主要从事秘密战争方面的工作，而且指挥权和控制权都要掌握在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的手里。威洛比作为远东地区美军情报部主任，负责秘密行动和有关情报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是作为麦克阿瑟属下的一个部门进行工作的，因此，中情局与军方在指挥权限问题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和复杂。1952年夏，中情局将政策协调署并入特别行动部之后，中情局在朝鲜的秘密机构才逐步摆脱了军方的羁绊。

　　中情局当时在朝鲜半岛投入了大量的特工力量，其中政策协调署人员占百分之七十。政策协调署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主要使命“是在朝鲜、中国大陆和东欧实施隐蔽行动，优先的是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场侦察、捕俘、破坏敌方交通线和军工设施，引导轰炸和炮击、空投特务；在南朝鲜则是配合军方围剿朝鲜人民军的游击队等等。总之，搞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一套。

　　在朝鲜半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中情局实施了一项秘密的“风信子”计划。在这一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被送往北朝鲜防线后方，并让他们想方设法跑回来。这样，就能够提供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那些从北朝鲜返回的难民都受到详细盘问，要他们说出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中情局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为可靠。”由此可见，“风信子”计划所得到的情报质量如何了。

　　中情局搜集朝鲜战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是审讯俘虏，分析战场缴获的敌军文件，派遣特工人员进行侦察等等。然而，中情局所搜集的情报很少有像样的东西，他们的报告经常是前后矛盾，因此，让美国军方对此甚至不屑一顾。总的说来，美国情报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录很糟糕，中情局的活动主要在军事方面。中情局当时驻朝鲜战时情报站站长是艾伯特·哈尼，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这时，在中情局驻东亚情报站的特务头子汉斯·托夫特的直接指挥下，政策协调署对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开展了“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为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营救网络以及向朝鲜北部派遣1200人的游击队。

　　在这次“声东击西”行动中，至少有6名间谍潜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军基地，密切监视苏联可能参与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派人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当时中国驻东北部队，用来与北京进行联络的唯一通信线路。海底电缆被切断了以后，中国军队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这种联络方式受到了美国陆军安全局的监听，不利于保密。

　　托夫特在当时还有一种最猖獗的行动，就是充当海盗。在一次代号为“斯托尔”的秘密行动中，托夫特和他的手下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船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3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租用挪威货船运送给中国志愿军伤病员的。起初，托夫特试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台湾联系，出动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署的官员躲在甲板下面观察和指挥，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然后让空船继续按照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上的人还以为遭到了中国海盗的抢劫。由于这一行动的成功，中情局特地奖赏给托夫特100万美元。

　　当时中情局在朝鲜从事秘密军事行动的特工人员约有800人左右。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在菲律宾、越南、老挝、中东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教官，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后，随着当年许多文档的解密，当年中情局特工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都公开了，其中还有一桩当年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内幕。

　　这桩内幕的叙述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朝语翻译詹姆斯·金。他在朝鲜战争结束了五十多年以后，终于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美国间谍和特种部队在朝鲜秘密战场上的所作所为，第一次曝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期间从事的一些肮脏勾当。

　　1955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詹姆斯·金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到大楼深处一个秘密办公室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说：“今天下午立即飞赴朝鲜半岛，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任务是彻底清理绝密的‘6006计划’。就这样吧，我们立即派车送你到机场。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不容他考虑，也不容他问任何问题，一架专机把詹姆斯·金和另外几名高级情报官送到了汉城。在汉城一幢神秘的大楼里，他们终于明白了此行的目的，就是查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派往朝鲜和东北亚地区所有间谍活动的情况。

　　詹姆斯·金到了目的地后就开始工作。摆在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是厚厚一大摞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档案。这是被派到朝鲜北方、中国东北和海参崴地区活动的所有间谍的详细资料，其中有照片、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日期。多数的档案封面上都打着一个大大的触目惊心的叉叉。凡是打了叉的档案说明这些间谍要么已经失去了联络，要么身份已经暴露，被朝鲜人民军逮捕了。更惊心的是有些打了叉的档案里附着尸体的照片，表明那是被朝鲜人民军审讯后处决的。

　　1955年6月3日﹐有人通知詹姆斯·金马上到会议室参加一个特别绝密的情报碰头会。当詹姆斯跨进房间时，他惊讶地看到了1950年他读大学时接受“学生自愿军”训练时的一位教官。

　　詹姆斯知道，那位教官当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他现在的身份代号是“X司令”。于是詹姆斯怀疑，这个教官当年在训练他们的时候用的到底是不是真名。因为推断起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美国中情局的高级间谍了。

　　根据中情局“6006计划”，中情局立即向朝鲜北部、东北亚地区派间谍，组织“反共游击队”，侦察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这个“X司令”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到了朝鲜，他在朝鲜咸丰道附近组织了一支力量颇为可观的“反共游击队”。据詹姆斯后来了解，这支游击队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人留在朝鲜境内唯一的一支“常驻”武装力量。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朝鲜境内组织了多支所谓的“游击队”，最后只有“X司令”指挥的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以后。这支游击队中约有50名中情局亲自训练的游击战专家、爆破特工和暗杀队员，另有人数不详的外国人员。“X司令”领导的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咸丰道海边的一些小岛上。

　　这个“X司令”在詹姆斯和他的同事们抵达韩国前6个月时，悄悄地离开了咸丰道的游击基地，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好几个星期，总算安全地溜过了“三八线”，然而却被南朝鲜士兵逮了个正着，并且把他交给了警察。警察根本不相信他是“游击司令”、美国中情局的高级间谍，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其结果当然是一顿暴打。还算他走运，一名潜伏在南朝鲜警方内部的美国中情局“线人”向其上司报告了这一情况。中情局这才派人把他从警察的行刑室里救了出去。

　　“X司令”见了中情局的官员就跟见了亲人一样。他向中情局的官员哭诉着说，自从签订了停战协议后，他和他的手下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一次指示，所以他希望中情局或者美国军方要么派人救出他手下的那些游击专家，要么就恢复空投，否则他就只能解散那支间谍游击队。

　　然而，让“X司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情局驻南朝鲜的头头已经不是当年派他潜入的那一位了。新头头听了“X司令”声泪俱下的哭诉后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有文件证明你那支游击队的存在吗？”

　　“X司令”愤怒了。他大声说：“难道你还要我带着游击队的名单或者是到朝鲜人民军那里开证明来证实我那支部队的存在？”

　　他情绪激动地回忆了当年中情局派他前往朝鲜时的种种许诺，讲述了他的手下如何一个一个地被朝鲜人民军安全部门发现后处决，又讲了美国人如何不遵守当年的诺言。

　　“X司令”的话激怒了那个头头，两个人相互敌视起来，谈话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听，弄得做现场翻译的詹姆斯也不得不提高了声音。作为一名情报部门的高级翻译，詹姆斯不但要把双方的话翻译出来，还得翻译出他们的语调。那位中情局的官员终于受够了这一切，他最后竟然对“X司令”怒吼着：“滚蛋吧！我和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讨论了！”

　　“X司令”听了这话后非常震惊。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中情局再也不需要他和他的游击队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美国中情局像破抹布一样抛弃了。

　　“X司令”木木地站了起来，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向门外走去。他神情木然地看着詹姆斯，嘴里嘟囔着：“我被这些骗子欺骗了。我会找这些狗娘养的算账的。”

　　詹姆斯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X司令”。

　　1951年，眼看在朝鲜后方活动的游击队所起作用甚微，美国中情局心急火燎地推出了“6006计划”中的另一项绝密行动。这项行动的代号是“空投射击”——就是把一支支由美国特种部队队员和南朝鲜特工﹙多是从难民或者战俘中选训的﹚混编成的间谍小组空投到朝鲜战场的大后方，具体的任务是暗杀共产党干部，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通信线路和弹药库等。

　　对于这种行动，就连美国中情局内部也颇有争议。许多中情局情报专家认为，与其把这种行动冠以“游击队”之名，不如说他们是阴谋破坏者更坦白点。他们认为这些间谍小组的阴谋活动多半是不会成功的。但中情局上层那些狂热的官员根本听不进情报专家的话，继续强行实施这一计划，并且让美国海军和空军配合这些间谍的空投行动。

　　后来的实际情况证实了那些情报专家的判断——大多数的美韩特务小组刚刚空降到地面，就被埋伏在附近的朝鲜人民军逮个正着﹙中情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朝鲜人民军的情报会那么准，因为绝大多数的特务小组都被发觉了﹚。这些特务小组被逮捕后，是美国人的就被当场处决，剩下的那些朝鲜难民或者南朝鲜人则被带走审讯。

　　当时最倒霉的要数那些负责空降特务小组的美国海空军的间谍飞机。由于是秘密行动，所以出动的多是自卫能力较差的运输机，并且没有战机护航，所以在特务小组被逮的同时，飞机往往没飞多远就被地面炮火击中。有一段时间，美国海空军飞行部队一听到要执行“秘密空投任务”，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当时，除了向朝鲜北方空投间谍和特务外，美国中情局还不断地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空投间谍。当然，这些派出的特务大多数是有去无回。詹姆斯当时在整理这些间谍档案时，看到的全是大黑叉──被处决或者是失踪，这让他有点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6006计划”还借用渔船、快艇和军舰进行海上间谍活动。装扮成朝鲜渔船的间谍船都配备无线电台，潜入朝鲜搜集情报后就向军舰发报或者把情报投在指定地点。有时候，那些冒充成渔民的间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潜入朝鲜或者从朝鲜回来。

　　当时这些间谍还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暗杀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在日本人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几乎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学校、政府办公楼、商业区都修建了所谓的“靖国神社”。这种“神社”大小如同电话亭，其墙壁是水泥浇筑成的，大门足以防重磅炸弹，里头摆着日本天皇的“训示”和日本那些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美国人来到朝鲜之后，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玩意，把它们改成一个绝密的收发间谍通讯的电报室。

　　汉城每天收发来自朝鲜北部潜伏间谍或者东京美国情报总部的加密电报。这个密室里还保存着成功打入朝鲜人民军或者政府内部的间谍档案。房间非常保密，只有两三个美国人可以进出。朝鲜人民军的通讯由另一个情报单位接收、破译、翻译。当时他们也有一间自己的无线电室，在那里负责监视朝鲜的电台。

　　就是在这个充满绝密的情报大楼里，詹姆斯偶然了解到了中情局曾经实施过的最绝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未遂行动——负责秘密行动的中情局官员汉斯·托夫特上校建议派出一名顶尖级杀手刺杀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更令人震惊的是，中情局居然认可了这一阴谋，允许托夫特上校实施行动。

　　托夫特上校在东京物色到了一名美籍印第安职业杀手。此人长相极“鲜族化”，有狂热的冒险精神，愿意为“消灭共产党”出力。同时此人很有能耐，枪法出奇的准，擅长爆破，而且有过从军的经历。托夫特对此人非常满意，尽管他说需要一大笔钱。托夫特马上把他上报到中情局，中情局也十分振奋，指示托夫特可以招募此人，并且立即准备刺杀行动。

　　然而，当托夫特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东京某个街头等了整整一天，那名印第安职业杀手连影子也没见着。托特夫当时就在想，那个人要么是放弃了，要么就是朝鲜人抢先一步逮捕了他。若干年后，托夫特偶然查到这名印第安人的档案时发现，这个人竟然在东京永远地失踪了！

　　从此，中情局再也没有重提暗杀金日成的馊主意。

　　1950年10月7日，沃尔特·B. 史密斯接管中情局，成为第二任局长。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就将政策协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部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动部），任命威斯纳为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由中情局的非官方顾问艾伦·杜勒斯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年夏末，中情局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业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20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10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在他手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47年到1953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8倍，扩充的主要部分是秘密行动部门。1948年，中情局只有302名工作人员，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470万美元。到1952年，它有2812名人员，3143名合同人员，4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达到8400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2亿美元。此时，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从事秘密行动，他们的活动经费约占该局预算的四分之三，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秘密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把持。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中情局从1950年的5000人迅速扩充到1955年的1.5万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

　　“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

　　当年在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让人们对中情局另外的一种“职能”产生了兴趣。

　　当年，经常有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苏联的电台广播中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联想到以前发生的种种类似现象，中情局的那些官员们认为，这些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的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是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1937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一、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二、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三、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四、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

　　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中情局的反间谍处以各种名义，围绕着如何控制人的行为这一课题，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蓝鸟工程”便是其中最早开展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

　　1953年4月，史密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杜勒斯升任中情局局长。计划处副处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向杜勒斯提出是否可以应用生物、化学药品进行试验来控制人的行动。赫尔姆斯给杜勒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

　　应研究和发展秘密应用生物、化学药品的能力。这方面工作包括人为产生支持目前和未来秘密行动的各种生理条件，这不但是为了挖掘我们自身的进攻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彻底了解敌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敌人在使用生物、化学药物方面比我们还要有恃无恐，开展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们的侵害。

　　不久，一个用生物、化学药物在美国人身上做“科学试验”的秘密研究工作开始了。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地区毒品处理中心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负责把中情局提供给他的各种药物注射在他照料的几名“瘾君子”身上，以观察这些药物能否产生控制人行为的效应。

　　伊斯贝尔博士的试验证明，药物不能长时间地控制受试者的行为。鉴于第一批受试者都是根深蒂固的“瘾君子”，于是就决定第二批受试者是身体健康的正常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5月，战略情报局在华盛顿就使用过印度大麻进行药物试验。同年，在纽约的“贝利蒙特—普拉扎”的旅馆也进行了试验。一些美军官兵在这里被当做“实验用的家兔”，通过香烟和糖果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用毒剂。在军事医院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些病人麻醉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说胡话。此外，他们对犯人和受审者也使用了这类药品。第一例实用性试验就是在黑社会集团查尔斯·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德尔·格雷西身上进行的。当时战略情报局是想利用卢西亚诺家族帮助美籍意大利人向西西里扩张，以防备纽约的码头和船厂遭到敌方的破坏。战略情报局人员当时在与德尔·格雷西接触和交谈时，也给他吸了不少掺杂有大麻的香烟，于是他就边吸烟边向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讲述和谈论黑社会活动的情况。渐渐地，药物对神经产生了作用，狡猾的德尔·格雷西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1953年4月23日，杜勒斯正式批准“蓝鸟工程”、“洋蓟工程”以及伊斯贝尔博士领导的试验项目，均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统一协调。除了上述项目以外，戈特利布还接管了1947年已由美国海军方面着手研究的另一项目“饶舌工程”。“饶舌工程”是研究诱发人讲真话的一种特殊药物，主要运用于审讯和侦查性谈话中，使对方按照中情局的希望“唱起来”。

　　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与陆军化学部队特种行动师合作研究的代号为“MKNAOMI”的工程也由戈特利布兼管。“MKNAOMI”工程是研究具有高效能杀伤力的生物化学武器的，供中情局人员在从事暗杀和其他特殊行动时应用。“MKNAOMI”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才终止，那是因为1969年8月25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禁止使用任何能杀生致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生物武器。

　　其实“蓝鸟工程”早在希伦科特任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由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该工程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由心理学家、测谎专家、施行催眠术的专家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讯组，借用药物的帮助，看在对犯人进行审讯时，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种被称为“吐露真情”的药物（即戊硫巴比妥纳）首先在“蓝鸟工程”中使用，后来便应用于实际审讯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中情局就曾派遣过一个这样的审讯组飞抵东京，审讯了4名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人员，结果审讯过程令人十分满意。

　　自从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后，“蓝鸟工程”便由副局长艾伦·杜勒斯领导。这项工程与中情局里的其他研究项目相互配合，旨在生产一种特殊的“机器人”。技术服务室研究的“洋蓟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

　　“洋蓟工程”被官方美其名曰“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用于改变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这需要应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包括使用催眠术和药物，发挥辅助作用。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曾多次派遣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潜入阿尔巴尼亚，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十分焦虑和担忧，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混入了敌方的间谍（直到后来菲尔比间谍集团被侦破才真相大白）。于是中情局上层人物就想用测谎器对所属人员进行测试。“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

　　“洋蓟工程”由戈特利布的助手埃德瓦尔德斯负责实施。研究的结果是发明了许多用于“洗脑”的制剂。换句话说，这种制剂能使人意志消沉，使那些知情太多的人，包括中情局人员在内“洗刷掉记忆力”。在这些秘密项目中，除对受试者服用“洗脑”制剂外，有时使用电休克、X光照射、超声波、精神疗法等方法，甚至还会运用脑神经外科手术。

　　1978年，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说，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情局药物试验的机构，共有44所大学和学院，15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12家医院和门诊部，以及3个感化院。为实施这一计划共投资2500万美元。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从事这类勾当的并非中情局一家。在美国拿活人搞试验的还有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司法部，甚至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险部。20多年来，仅陆军情报机构就对6940名军人和900名公民进行了医药和化学制剂的试验。

　　从事这类研究试验的经常性机构包括：纽约的蒙特—西奈医院、亚特兰大州的联邦监狱、博登汤感化院、加拿大的艾伦神经病研究所等。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中情局则利用旅馆或专门的秘密地点进行试验。在纽约区，试验者利用妓女把病人勾引到格林威治—维利季的81号秘密住宅里，悄悄给他们喝下含有这类试剂的饮料，然后对试验对象进行暗中监视，观察药物的反应效果。有时，他们甚至把美军官兵、中情局人员、囚犯、酒鬼、癌症患者等当做试验对象。

　　鉴于“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使用了极其敏感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材料，因此整个工程进展情况严格限制在中情局少数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范围内。为避人耳目，试验工作限定在联邦德国、远东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美国海军设施内进行。一些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欧洲的中情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中情局人员都安排居住在试验区里。不久中情局计划处传出消息说，经过试验之后，几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人员被确证了罪行，然后都被处决了。

　　此外，中情局从1953年到1967年间，还秘密进行人体核辐射试验（许多资料后来于1973年国会调查之前被局长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戈特利布当时把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直接向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和副处长赫尔姆斯汇报。中情局反间谍处下属的安全室对戈特利布提供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在一些中情局新雇员身上做试验，以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

　　1953年11月18日，在阿巴拉契亚山下湖畔的一栋小木屋里，戈特利布与另外两名中情局人员正同7名从事代号为“MFULTRA”工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讨论工程进展情况。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每年要举行两次，那天讨论的主题是要试验一种代号为“LSD”的药物。

　　一位曾经参与“LSD”药物试验的中情局人员后来回忆说：“5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多次得到报告，谈到苏联正加紧试验一种‘LSD’的药物，苏联人想在世界各地采购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原料。于是，美国便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中央情报局通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和格斯奇特基金会向参与‘LSD’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专项课题资助，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那些埋头学问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那一天，当讨论会快进入尾声时，戈特利布把剂量很少的“LSD”放入一瓶柑香酒里。在场的10人中，除一名心脏病患者和另一名绝对戒酒者外，其余8个人都各自品尝了放有“LSD”的柑香酒。他们要亲自体验药物在人体中将会产生何种反应。

　　就在他们喝了柑香酒后的几星期里，来自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弗兰克·奥尔森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心境压抑。其家属反映说，奥尔森举止行为古怪，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特利布意识到这是“LSD”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于是，他将奥尔森送到纽约，请精神病医生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病情检查，医生决定送奥尔森去一家疗养院进行综合治疗，在动身离开纽约的前一夜，奥尔森和陪伴他的中情局人员罗伯特·拉什布罗克一起住在纽约的斯塔特勒饭店。凌晨3点20分，奥尔森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砸碎了客房的玻璃窗，纵身从10层的高楼上跳了下去，当即身亡。拉什布罗克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醒，但他却没有立即冲上去阻拦奥尔森的自杀行为。戈特利布将奥尔森坠楼自杀的消息报告了上任不久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责成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

　　在如何对待奥尔森自杀事件上，中情局内部意见有分歧。中情局前官员厄曼认为，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是在喝了酒后的20分钟，才知道柑香酒中放进了“LSD”药物。还有人说，事先曾有一名中情局官员提出，采取这样的试验方法不妥当。但军方代表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那些人喝了酒以后，表现出异常的“欣快感”。那天夜里只有奥尔森一个人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柯克帕特里克经过调查后，采用了极婉转的语言作出结论：是“LSD”药物效应的试验导致奥尔森的自杀身亡。后来的调查报告写道：

　　尽管戈特利布对那些用药物在身上做试验的人员十分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疾病史。戈特利布并不知道在过去的5年里，奥尔森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奥尔森的自杀极可能与服用药物有关。可以说“LSD”是奥尔森自我结束生命的触发剂。技术服务室进行这种无法控制的试验形式，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央情报局的名誉；而在其他部门的雇员身上做试验，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将会破坏中央情报局与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技术服务室主任判断能力如此之差，应受到指责。我们应告诫技术服务室主任，在应用药物做试验时，必须严格监督和控制，并且定期向计划处处长报告药物使用情况和使用结果。

　　最初，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只是被告知她的丈夫死于一种不能公布于世的疾病，后来才告诉她实情，奥尔森是跳楼自杀身亡的。中情局对他的自杀按照公务死亡处理，“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照顾”。但艾丽斯对此始终迷惑不解。直到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之后，她和她的亲属才真正得知事情的真相，这更使她悲痛欲绝。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赔偿艾丽斯75万美元的损失费，福特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表示歉意。

　　其实，奥尔森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在酒吧间与特工人员偶然相遇，被引诱到中情局的“安全之家”，在那里，特工人员让他们服用各种试验药品，以便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其中也不乏有中毒死亡事件，只是没有披露而已。

　　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就是日本法西斯在日本领土以外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后阴谋发动细菌战争，屠杀中国人民的主要罪证之一；后来在入侵伊拉克时，中情局称伊拉克也有类似的威胁，但是直到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也没有发现。

　　但是，中情局当年主持的“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却是载入了史册的铁证——这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业绩，而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