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犯越南，玩火自焚终无赢家

　　第十四章 兵犯越南，玩火自焚终无赢家

　　法国人即将失去越南，中情局立即从菲律宾秘密派遣一支行动小组进入越南执行破坏任务；中情局长对越南傀儡政权的评价是：“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破坏“胡志明小道”，成立“人民行动队”暗杀越共和北越游击队员——中情局在越战中战功赫赫，然而总统尼克松却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中情局说“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20世纪中情局在亚洲的“最佳业绩”，就是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

　　美国人的越战从1961年开始到1975年正式结束，长达14年之久，是当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最长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次时间最长的对抗。这场战争在美国前后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五位总统。

　　二战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曾一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进入河内市，在越南北方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则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市立国，于是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从这时起，中央情报局就介入了这场战争。

　　1950年，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到1954年为止，美国已经承担了这场战争78％的费用。美国把越南战场视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就批准了一项决议：“立即租借给法国6架巨型运输机在印度支那使用，并由民航飞行员驾驶。”为了保密，他让艾伦·杜勒斯主政的中情局处理此事。

　　由于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这场法国人和越南人的战争变得异常残酷。直到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经过55个昼夜的浴血战斗，才夺取了奠边府，迫使奠边府的法军投降，整个印度支那战局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日内瓦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元首孟戴斯·弗朗斯就建议把法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北纬17度线以南。法国人的这种让步，让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很是惊喜，但他们还是向法国人讨价还价，达到最后把法国人赶出越南的目的。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国会提出报告。中情局在报告中说：美国的军事援助对法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越南是西方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基于这些原因，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当时艾森豪威尔反对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战争。他担心越南会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东南亚随之会发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敦促美国出兵干涉，并且要求作出估计，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国务卿杜勒斯、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威尔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除外）等白宫全体成员，都赞成动用核武器。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说：“如果当初在奠边府使用战术原子弹，就能清除那里的共产党，高奏《马赛曲》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说：“我不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对亚洲人使用原子弹，这将可能使美国在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被置于屠夫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痛恨原子弹那个可怕的东西。”

　　中情局支持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1954年6月15日，中情局在一份情况估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将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来防止越盟的灭亡。美国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只能加速中国作出是否参与越南战争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提出建议，美国应取代法国在越南收拾残局，扶植新的南越傀儡政权。

　　1954年7月20日，由法国、英国、苏联、中国、柬埔寨、老挝、南越和北越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停火协议》（即《日内瓦协议》），一致同意在越南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选举。但是美国代表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不过美国副国务卿、中情局前局长史密斯在代表美国发言时说，虽然他的政府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来破坏协定。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的过程中，美国将逐步填补这里的“真空”。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老挝和柬埔寨独立，越南沿北纬17度线分为两部分。北部是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南部是由保大国王统治的越南王国。

　　在法国人还没有完全撤离时，美国就已经派出人员进入越南。在日内瓦会谈期间，兰斯代尔上校就作为中情局的第一批人员，以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来到西贡。中情局长杜勒斯给他的指示是，悄悄进入越南，尽可能不去激怒法国人，要疏远他们。他当时给兰斯代尔的任务是，建立和扩大军事顾问团，以便“开展反对敌人的准军事活动，展开心理战”。

　　兰斯代尔来到越南后，向法国提出建立中情局驻越办事处，但遭到了拒绝，中情局驻越人员只好仍混迹于军事顾问团里。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起初是中情局与军方的混合机构，实际是由中情局把持，中情局特工以军方人员的身份在越南活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介入，该机构成为美国军方驻越指挥中心，中情局才建立了驻越情报站。

　　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秘密训练一支行动小组，由南越军队官兵和10多名中情局特工组成，然后由美国海军船只送入越南北方。他们穿上老百姓的服装进入越南北方，前往河内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执行破坏任务。当时这支行动小组的任务一是摧毁河内最大的一家印刷厂，不过后来被越盟的部队挫败了。二是进行所谓的“黑色心理战罢工”，以越盟的名义散发传单，宣布放假三天，并且公布虚假的所谓“货币改革纲要”。他们的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第二天，越盟的货币贬值50％，河内的大多数人走上街头欢庆“假日”。三是在越盟接管政权的前一天夜里，潜入河内的汽车燃料库，将汽油弄脏，以便使汽车发动机逐渐毁坏。

　　这支行动小组的破坏活动前后持续了7个月，结果大部分人被抓获，成了河内谴责美国人的铁证。

　　《日内瓦停火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按原定计划于1956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胡志明如果不对越南的政治前景持偏见态度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获胜。”

　　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承认：“我同熟悉印度支那事务的人交谈，他们无不认为80％的人会投共产党胡志明的票，选他为领袖。”

　　于是，美国政府就在南越政府中寻找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当年9月，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与兰斯代尔一致看中了南越的吴庭艳，认为他是抵制共产党势力的一张王牌。于是中情局就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应该尽快向吴庭艳表态，才有可能使他在南越取得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中情局的这一建议，于1954年10月23日亲笔写信给吴庭艳，明确表示了美国对他的支持。

　　吴庭艳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政党。1944年夏天，法国人宣布吴庭艳为颠覆分子，准备逮捕他，于是他逃到西贡。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越盟开始与法国人时常冲突。吴庭艳试图前往顺化，但是在途中被越盟逮捕，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一个山村。6个月后，他被带到河内见胡志明，但是他拒绝加入越盟。1950年，越盟缺席判处他死刑，而法国人也拒绝保护他。胡志明的特务试图在他前去拜访他的二哥时将他杀死。于是吴庭艳在1950年离开越南流亡美国。1951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接见了他，后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回到了越南。

　　1954年，吴庭艳到达西贡，受到中情局驻西贡军事顾问团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的欢迎。很快美国政府就授意保大皇帝任命吴庭艳为总理。

　　这时，南越的“美国化”已经开始了。美元取代了法郎，英语逐渐成为该国第二种语言。吴庭艳除了任总理外，还在寻求取代保大的国家首脑以及部队总司令的职位。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吴庭艳终于于1955年10月通过政变，当上了“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成了南越反共集团的头领。越南南方进入了“吴庭艳时代”。

　　吴庭艳是一位真正的独裁者。吴庭艳集团对南越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暴统治，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1960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各派政治力量要求以武力推翻吴庭艳政权，统一南北两方。

　　196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继承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吴庭艳，绝对不能让越南北方统一全国。因为从1959年开始，北越就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

　　1961年5月，为了支持吴庭艳政府，肯尼迪派遣了一支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100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兵进入越南，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历时14年之久的“美越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1961年底，第二批400名美军士兵作为教官到达西贡。在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数量就增加到了1.2万人。

　　在美军的支持下，吴庭艳的南越军队以西贡市（今胡志明市）为中心，对周围各省进行军事扫荡，围剿越南人民武装，同时加紧建立所谓的“战略村”，隔断南越人民武装和共产党与民众间的联系。他们强行驱赶农民离开自己耕种的稻田和村庄，把他们集中到“战略村”里。凡是不愿离开的，就向他们的稻田里撒化学毒剂，让他们的庄稼无法生长。他们在这些“战略村”周围设置多道屏障，到处是尖桩地带、壕沟、土墙、地雷带等，出入口由哨兵把守，并且在“战略村”里进行大清洗。

　　当时村子里的首领以每天一人的速度失踪。他们残缺的尸体在地下、河岸和洞穴里被找到，脖子上缠着一个标有“人民的敌人”的标签。到了1959年底，“政治犯罪”的频率达到每天10起，到1969年末，已上升到平均每天25起。1960年至1961年间，至少有1.8万名越共人员被处死，1.4万人被捕入狱等待审判，通常最终被判处死刑。到吴庭艳下台时，约有5万人被处死，7.5万人被关押。

　　肯尼迪政府开始对吴庭艳集团的做法不大放心，就暗中指示有关人员调查吴庭艳集团的执政情况。实际上，吴庭艳当时在越南很不得人心，几乎遭到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反对。他一无军队，二无警察，三无政府，不过他得到了兰斯代尔上校的支持，以及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战争宝库中的金钱、人力、武器、训练、宣传和政治方面的帮助。

　　为了扶植吴庭艳政府，兰斯代尔在北越活动的各路人马煽动北越天主教徒以及被法国人抛弃的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逃往南方。中情局驻西贡的军事顾问团向越南天主教徒许诺，如果他们愿意移民，就会得到土地、房屋和贷款。中情局组织散发了伪称是越盟的传单，对越南民众进行恐吓。

　　中情局各组散布“中共军队强奸越南姑娘、对村庄进行烧杀抢掠”的谣言，还散发各种传单，散布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河内和北方各城市必将毁灭干净等言论。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内，中情局为被它诱惑的北越人免费提供交通，由中情局安排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和美国海军的军舰，将100多万北越人连恐吓带诱惑赶到越南南方。

　　在这场大欺骗行动中，美国海军军医汤姆·杜利中尉是个“显赫”的人物。他在越南海防市组织了3500名天主教徒集会，要求到南方去。他利用医生这个人道身份作伪装，在美国的报刊上写文章，捏造越盟开肠破肚残杀了1000名孕妇，用竹棍敲打赤身裸体的神父的睾丸，用筷子插进儿童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等等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美国国内舆论。直到1979年调查他的罗马天主教圣徒身份时，他作为中情局特工的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虽然天主教在以佛教为主的越南南方人数极少，但他们却成为吴庭艳政权的社会支柱。通过欺骗行动搞到的100万人口增强了吴庭艳的实力。

　　在古巴“猪湾事件”后，肯尼迪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特种战争”和“特种部队”。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原有的特种部队名存实亡。肯尼迪决心重新组建，亲自给予指导。由于西方没有关于游击战的理论著作，他开始研读毛泽东和格瓦拉在游击战方面的著作，并把这两种书指定为有关军事人员的必读书。在泰勒的帮助下，他扭转了美国军事领导人的抗拒情绪，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和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装备与人员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五六倍。不久，海、空军也跟了上来，海军发展两栖部队和水下破坏队伍，并仿效越南渔船建起了一支船队，在越战中专门骚扰越共的海上供应线。在空军中建立了支援丛林战争的运输机队以及称作“森林杰姆”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员增加了1.5万人，全部接受游击战训练。国防院校的课程中增加了游击战与“反暴乱”行动的科目。

　　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得意之作。他对其装备细节都亲自过问：下令都戴“贝雷帽”；以轻便胶鞋代替笨重军靴以适应丛林泥泞土地，后来又指示给胶鞋底打上铁钉以应付南越武装设置的蒺藜；还指示为身材矮小的南越士兵专门设计了更轻便的战地收音机以及火力相同而枪身较短的步枪等等。这支队伍不但要执行军事任务，而且要执行文职任务。他们要能在丛林、乡村以及敌后生活。据说肯尼迪经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战士与老百姓应是“鱼水关系”的话。他知道游击战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因此，他的计划不是依靠大量投入美军作战，而是以少而精的特种部队，和越南人民建立“鱼水关系”来打败越共。但在这一点上，作为侵略越军的美军注定了这一尝试必然彻底失败。

　　由于吴庭艳拒绝在南越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吴庭艳政权，西贡的局势日益恶化。中情局情报人员从西贡发回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吴庭艳在南越实行独裁专制政策，使南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中坚力量与现政权离心离德；吴庭艳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把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伙伴推到了对立面。1961年再次来到越南的兰斯代尔也发出了警告：吴庭艳和他的负责南越秘密警察的兄弟吴庭儒联合镇压反对力量，在南越内部产生了不安定的情绪，政局相当动荡。

　　兰斯代尔对吴庭艳逐渐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扶不起来的政府。但肯尼迪没有理会中情局来自南越的情报分析，而是派出总统军事代表、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和白宫班子成员罗斯托去东南亚，对急剧恶化的南越局势作出正确估价。

　　泰勒和罗斯托都是持强硬路线的鹰派代表，二人在西贡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11月份向肯尼迪作了汇报，要求首批向南越派出8000名美军人员，以后再增加到20万人；还要求向南越派出大规模的美国顾问团，并对吴庭艳政府进行改组。泰勒认为，越南并非不适合打仗，但不派军队便不能完成美国挽救南越反共政权的计划（此前，吴庭艳政府已要求美国派出战斗部队去越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坚决要求派遣美军去南越参战。

　　泰勒和罗斯托的报告提出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和其他白宫的“新边疆”人物均表示赞同，只有副国务卿鲍尔和主持老挝谈判的哈里曼等少数人提出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反对出兵东南亚。

　　另一些行政官员对泰勒调查团的建议是有取有舍的。他们赞成扩大军援，但反对派遣战斗部队。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他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威望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不过，他们都赞成军方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11月5日，肯尼迪决定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后来近三年的越南政策：用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

　　不过，兰斯代尔少将还是支持建立“战略村”、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计划。他和中情局的官员们认为，与越共争夺的关键在农村，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科尔比支持这一观点，并搞了一些“试验点”，肯尼迪死后，“战略村”名存实亡，中情局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也逐渐转交给美军司令部。

　　1961年12月，肯尼迪准备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西贡，同时命令国防部准备派遣美军去南越。不久，大量的陆军车辆、直升机和B-26型轰炸机在南越集结，大批的美国特种部队踏上了南越的土地。在泰勒和罗斯托提出报告后的15个月的时间里，美国陆军部队在南越大动干戈，美国空军也出动飞机轰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阵地。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越南的急剧增加，原先的军事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中情局尽管对白宫在越南采取的政策存有种种疑虑，但他们仍然死心塌地为美国政府效力，妄图赢得这场战争。在南越各地的中情局秘密特工人员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手法笼络当地人，从他们那里了解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民解”）的活动情况，直接为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提供情报，以配合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1963年初，吴氏兄弟公开表示美国应减少驻越人员，结果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美、吴之间的矛盾导致吴庭儒在1963年春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美国人下逐客令，北越就很可能尊重自己兄弟二人在南越的统治地位。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获悉了吴庭儒的这一举动后，马上报告了白宫。

　　不过吴庭艳又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派遣军事人员来南越参战，是对他个人及其政权表示支持，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对佛教徒也横加摧残。他派兵进攻和占领了许多佛教寺院，逮捕了上百名佛教僧侣，使已经混乱的南越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1963年5月，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87年纪念日那天，吴庭艳派兵干涉古都顺化佛教徒的佛事活动。吴庭艳的士兵在顺化市开枪打死9名虔诚的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政府的野蛮行径，6月11日，佛教界德高望重的广德和尚在繁华的西贡街头将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盘膝而坐，点火自焚。一些僧侣团团围住他，以自焚身亡表示对吴庭艳迫害佛教徒的抗议。由于佛教协会提前通知记者到场，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后来，又有一些和尚相继效仿，相继发生了七起僧尼焚身自杀事件。

　　8月21日，吴庭儒命令他的特种部队在半夜偷袭佛教徒的寺庙，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催泪弹。

　　当时南越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吴庭艳的弟媳陈丽春。由于吴庭艳一生没有结婚，于是陈丽春就成了南越的“第一夫人”，外号“龙夫人”。陈丽春虽然年轻漂亮，却以狠毒残忍著称。当西方记者问及僧尼自焚事件时，“龙夫人”竟然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和尚烤肉”，是“烧烤表演”。“让他们烧死，我高兴得鼓掌”。

　　“龙夫人”此语一出，极大地震惊了美国政府。肯尼迪亲自写信训斥吴庭艳，警告他不要乱来。得意忘形的吴庭艳非但不听，而且派“龙夫人”到美国巡回演讲，大骂肯尼迪不够意思。肯尼迪猛然醒悟，必须在南越“换马”，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下令中情局，着手“解决”吴庭艳。

　　1963年的夏季，在华盛顿召开的几次反暴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如何处理吴庭艳及其声名狼藉的亲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中情局局长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力保吴庭艳。他争辩说，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不同意推翻吴庭艳，他曾公开称吴庭艳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我们在那里的独生子”。

　　但是，自从8月21日吴庭儒派兵袭击了寺庙后，吴氏兄弟的命运也就决定了——8月24日下午，由哈里曼、远东事务助理罗杰·希尔斯曼和总统顾问的助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3人共同起草了一份电报，准备发给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电报中授权洛奇转告一些南越高级将领，如果他们能推翻吴庭艳政权，美国将承认他们组建的新政府。电报还要求这些军事将领们迅速把吴庭儒夫妇赶下台，否则，美国不可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南越政府。

　　电报稿拟定了之后，却找不到人签字。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大多数官员都离开了华盛顿。起草电报的这三个人四处寻找各方面的头头签字同意。肯尼迪最后批准了，但条件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必须同意。国务卿腊斯克同意了，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都不在，是由他们的副手签字的。中情局方面是由赫尔姆斯签名的。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

　　可是，当这些头面人物在周一回到华盛顿并得知电报的内容后，都非常恼怒。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辩论会和混乱的状况，总统肯尼迪惊呼：“我的上帝啊，我的政府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这期间，白宫的态度摇摆不定。批准搞政变的电报先是收回，继而又恢复生效，让西贡那些准备搞政变的将军们不知所措。于是，肯尼迪派了一个使团去西贡调查那里的实况，但他们却带回了两种意见：海军陆战队的克鲁拉克将军断言那里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则报告说那里的政权正在崩溃。肯尼迪哭丧着脸说：“天哪！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就在华盛顿争论激烈的时候，南越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杨文明将军找到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向他汇报了准备暗杀吴庭艳兄弟的计划。理查森马上把杨文明的计划报告给洛奇大使和中情局总部。

　　9月5日，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得悉杨文明的暗杀计划后，认为中情局不应参与暗杀行动。尽管麦科恩不赞成政变，但还是执行了白宫的指令，“向西贡的南越军方首领们表明了美国支持政变的态度”；后来中情局驻西贡站还对那些政变的南越军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是肯尼迪的亲信，他的意见很有分量。当时他向白宫报告说，吴庭艳是阻碍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绊脚石，他催促华盛顿尽快支持反吴庭艳的将军们。肯尼迪最终按照这个口径批准支持政变。

　　1963年11月1日中午，西贡爆发内乱，南越政变开始了。卢西恩·科宁带着美元赶到了政变司令部对那些将军们说，这些钱是用来抚恤在政变中丧命的弟兄们的。这时，头戴红巾的政变部队在西贡一路杀过去。次日凌晨，18辆坦克冲进总统府。吴庭艳两兄弟和他们手下为数不多的卫兵在总统府一直死守到黎明。吴庭艳见大势已去，就亲自打电话给政变的将军们，同意投降。直到这时，科宁才离开政变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约10点钟，科宁又来到政变司令部，他这次来是奉肯尼迪之命，探听将军们准备如何发落吴庭艳。将军们告诉科宁，吴氏兄弟已经从总统府通过地道逃到郊外的堤岸市。吴庭艳逃生后，随即派密使与政变头目谈判。政变军队称，只要吴庭艳交出政权，就可到美国养老。吴庭艳兄弟信以为真，从藏身的天主教堂出来，被政变士兵捕获后，在装甲车里被乱枪打死了。两具尸首遍身弹痕和刀伤，痛恨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赫尔姆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政变中被杀，我可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是暗杀。对于吴庭艳之死，我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出于非常简单的政治原因，吴庭艳死在他自己同胞的手中，要是不发生这次死人事件，而是采用其他方法让南越政权变更的话，那就更理想了。”

　　吴庭艳一死，西贡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六次军事政变和政权改组，形成了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中情局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

　　1963年下半年，越南战场军事形势恶化，肯尼迪政府考虑加大攻击北越的力度，但是面临着1964年的大选，他又不敢公开攻击北越，于是只好利用中情局加强秘密战。没有想到，几天以后，肯尼迪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了。这时离吴氏兄弟二人的死才20天时间。

　　11月24日，白宫的新主人约翰逊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把肯尼迪将越南引向战争冒险行动的全班人马都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继续在越南打下去。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议结束后，由约翰逊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向报界宣布：约翰逊总统将沿袭前总统肯尼迪的政策，把越南战争打下去。

　　白宫的新主人既然下了命令，中情局就闻风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中情局前中东问题情报分析专家罗伯特·W. 科默设想了一个代号为“长生鸟”的计划：训练越南人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中情局则集中精力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科默提出，中情局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联合进行情报协调和开拓。为此，中情局特地派出得力干将科尔比去西贡，负责“长生鸟”计划的日常工作。

　　1964年1月，约翰逊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即“34-A行动计划”，自2月1日起实施，主要内容为：派U-2型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用空投和海上进入的突袭队破坏北越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线；派遣南越鱼雷快艇，在中情局和“绿色贝雷帽”的陪同下，袭击人民军海、空防设施。

　　中情局开始向越南北方空投特务，总共空投了八次，多数小组保持着地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此外，秘密战还有两项内容：一是伙同万象政权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老挝战斗部队进行轰炸。美国在老挝组织了一支由几十架美制T-28型战斗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这些飞机全都涂有老挝王国空军的徽号，其中多数属于中情局，由美国驻老挝大使控制下的美国和泰国飞行员驾驶。轰炸从1964年春开始，由一支代号为“美国佬小组”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机中队为其确定目标。二是派出无线电监测船只，搜集和窃听越南沿东京湾一带的各种通讯。

　　美国的秘密战，遭到越共更频繁、更猛烈的反击，波来古、新山一等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炮击，美军军官宿舍挨炸。

　　1965年3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驻西贡使馆外引爆了汽车炸弹，许多人受重伤，其中包括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站长。约翰逊政府随之开始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空袭，并向越南大量增兵，20多万美军作战部队正式参战。

　　此时，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已达400人，成为中情局在海外最大的情报站。在头顿有一个搞清乡扫荡的绥靖工作训练中心；在岘港有从事34-A秘密行动的船舶基地；另外还有一支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苗族人军队。

　　在中情局内部，有许多人对越南的前途悲观失望，不愿去那里工作，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挽回已经不可挽回的局面。1964年，在计划部任远东处处长的威廉·科尔比（1973年后，他升任中情局局长）为在越南工作的中情局人员制定了轮换制度。他想在中情局局内实行官员轮流去越南服务的制度，理由是“把这个危险而困难的任务更公平地分配给其他地区处，让大家共同来分担在越南的重任”。科尔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局长麦科恩。麦科恩冷冰冰地抢白道：“科尔比先生，总统认为越南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要求我们派遣出类拔萃的人去那里工作。你必须派我们质量最高、最好的人去，并把他们留在那里。我可不愿再听到别人说，让不称职的人到那里去分担责任等诸如此类的话。”

　　1963年11月，中情局提出运用人工降雨的手段来对付“胡志明小道”，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制造暴雨，引发洪水，阻断交通。但在具体行动中却与美国空军合作得很不顺利。中情局指责空军干活儿粗糙，质量不高且不彻底，空军却认为中情局是鸡蛋里挑骨头，充满受中情局摆布的怨气牢骚。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胡志明小道”上先后动用飞机2600多架次，投放催化弹7400多枚，耗资2100多万美元，参加人员达1400多名。

　　1965年，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成立了“人民行动队”，训练南越反攻骨干力量。受训后的南越人被派往农村，与越南南方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对抗。在“人民行动队”成立后的5个月里，“人民行动队”的小分队共打死了150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人员，俘虏了200多名，而他们自己只有6人死亡，20人受伤。中情局为此趾高气扬，在华盛顿也觉得风光多了。然而，“人民行动队”很快被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看中了。泰勒将军对中情局训练南越人的计划很感兴趣，1966年11月，驻越军援司令部终于把“人民行动队”接管过去。为此，中情局一直耿耿于怀。

　　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悲观失望，这不仅使中情局与驻越军援司令部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与空军、白宫以及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机构的关系也很紧张，此时的中情局简直成了孤家寡人。

　　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原先与吴庭艳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强烈反对美国同意南越的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这件事使洛奇大使十分恼火，他经过一番幕后工作之后，终于迫使中情局将理查森召回美国。1964年，皮尔·德西尔瓦接任西贡站站长。

　　此时，中情局局长麦科恩认为，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不希望新任站长德西尔瓦与洛奇之间再发生类似不愉快的事情。

　　在肯尼迪任总统时，他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中情局送来的情报简报。约翰逊当总统后，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才浏览一下中情局送来的简报。最后，他索性减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会议的人数，在每周一次的工作午餐上，也不邀请麦科恩参加。

　　总统的冷遇让麦科恩心里很不是滋味。麦科恩是企业家出身，腰缠万贯，他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认为既然自己和总统的关系不融洽，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中情局担任这徒有虚名的局长，于是麦科恩辞去了局长的职务。

　　1965年4月，约翰逊任命已退休的海军中将威廉·雷伯恩出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为副局长。

　　雷伯恩对国际事务孤陋寡闻，对情报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加上他的态度又蛮横粗暴，引起了中情局很多人的不满，有人甚至嘲弄他，有关雷伯恩愚蠢的笑话很快在局内流传开来，后来竟然上了报纸，这使赫尔姆斯很难堪，白宫也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每当总统顾问邦迪打电话通知雷伯恩去白宫参加会议时，总要加上一句话：“总统要局长带赫尔姆斯先生一起参加会议。”雷伯恩对此很不舒服，因而，对赫尔姆斯很是嫉妒。

　　就在约翰逊任命雷伯恩为局长之前，特地将赫尔姆斯召去，坦率地对赫尔姆斯说：“我让雷伯恩去中央情报局只是暂时的安排，我让你参加所有的会议，当你能接过这副担子时，就任命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结果，雷伯恩在中情局局长的位置上只待了14个月，就下台了。中情局总部的人员说，雷伯恩在局长任内留下的唯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禁止了中情局自助餐厅卖白面包，因为他吃惯了海军常吃的那种黑面包。美国情报界认为他是历任局长中最无能、最无作为的一个。

　　1966年6月18日，约翰逊正式任命赫尔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他是在中情局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特工人员逐级升任到局长的人。

　　赫尔姆斯于1913年3月3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圣戴维斯城，早年随父亲到欧洲，曾在瑞士和德国求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姆斯到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后来调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不久他以海军少校军衔到欧洲战区活动。1943年，赫尔姆斯前往柏林，在艾伦·杜勒斯的手下从事秘密活动。1946年，他以海军上校的军衔退役后，转入美国陆军部战略情报部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中情局成立后，赫尔姆斯在负责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处工作，先后在该处任副处长、处长，后来又升为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从事情报工作20多年，享有“第一流的职业秘密活动家”的美称。

　　赫尔姆斯上任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中情局的士气，重现中情局昔日的神威。在前任局长雷伯恩掌舵的日子里，中情局与美国空军部和国防情报局争夺用技术手段来搜集情报的权力时，吃了败仗，元气大伤。

　　赫尔姆斯清楚地看到，越南战争越打越激烈，美国公众和中情局人员对这场战争的前途越来越沮丧。中情局向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提出的建议和忠告一度被冷落，这就更增加了中情局人员的失望心理。为此，赫尔姆斯不得不运用“中央情报局必须依靠总统支持”这一理论来控制部下。

　　首先，中情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即越共军队的政工部门。从1965年开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都忙着训练人员去组建设在西贡的所谓“特援局”。到1968年底，在南越西贡的情报站拥有近1000名中情局的谍报官员，另外还有3000人是“订了合同的”。中情局的影响遍及越南的每个省、市、村、寨，而且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1965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中情局对美国出动飞机轰炸北越的海防发表看法，中情局直言相告：“一般人总以为，螺丝拧得再紧一点，可能会削弱敌人抵抗的决心，迫使对方乖乖地坐下来谈判，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轰炸海防会有这样的效果。”

　　1966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进一步断言：轰炸北越仅仅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中情局并不期待这次空袭会产生大的结果。赫尔姆斯曾私下对一名同事说：“我们确确实实不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不必同那些只图背上有一袋大米就心满意足的人去打仗。”此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对待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中情局不谋而合了。

　　中情局和“凤凰计划”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产生了怀疑。对方到底有多少兵力，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当时中情局和军方得出来的结论有很大的差距。中情局派一个叫萨姆·亚当斯的人对双方的兵力情况进行分析，希望给白宫提供一个能靠得住的数据。萨姆·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中情局从事非洲问题的分析工作。

　　1967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自卫队、服务队和政治干部在内，总人数是27万。亚当斯从1966年缴获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文件中发现，敌军士兵中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亚当斯得出结论：敌军士兵每年开小差的人数是5万至10万。如果把这一数字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出来的敌军死伤、俘虏等15万人的数字相加，那么目前敌方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了，最多不超过7万人。果真如此，打垮敌人便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严峻的战场态势使亚当斯对此事将信将疑，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

　　亚当斯从调查中发现，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的只是身穿军服、头戴小红星软木遮阳帽的正规部队，其余武装力量都没有计算在内。实际上近年来的敌方人员变化很大，除正规军外，还有33万人的游击队。

　　1968年1月29日深夜，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新春攻势。他们向6个大城市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顿时使美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十分被动的防御地位。当时越共在南方战场上投入了近70万的兵力。这次“新春攻势”持续了两个多月，给美军以空前的重创。

　　1968年2月4日，也就是越共发动“新春攻势”的第6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召见了乔治·卡弗。麦克纳马拉说，他复查了所有来自越南的有关敌方军事行动的报告，发现敌人兵力的总数要比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一致同意的数字多一倍。麦克纳马拉要求乔治·卡弗重新估计一下。

　　这时，中情局的一些情报分析专家准备把统计出来的确切数字公布于众。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对军方妥协的话，中情局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赫尔姆斯也认为中情局应抢先一步，争取主动。此时中情局内部却刮起了一股风，要把亚当斯开除出中情局。亚当斯感到彻底绝望了，他主动提出辞职。

　　1968年2月，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向白宫请求增派20.6万名美国士兵到越南，赫尔姆斯向特别小组的成员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报告，赫尔姆斯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的10个月，整个越南形势最多只能保持敌我双方相持的态势。”3月底，约翰逊向高级顾问小组征求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高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断定美国不应再继续卷入越南战争，应该撤军。

　　4月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并不谋求担任下届总统，他要在本届总统剩下的任期不多的时间里，致力于寻找一条结束越南战争的道路。

　　为了挽救战场上的颓势，从1968年7月开始，西贡政权和中情局开始实施一项以逮捕、绑架和杀害民解基层干部为内容的“凤凰计划”。

　　1967年底，威廉·科尔比在中情局当了近5年的远东科科长后，被借调给国际开发总署驻越南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援处”，来到了西贡。

　　科尔比回到西贡后制定了“凤凰计划”，极力主张同南越政府合作振兴农村政府，利用人们对美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渴望，把农民武装起来，把隐藏在农民中的越共秘密工作人员清除出去。

　　“凤凰计划”的正式名称是《隋报协调利用计划》，是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合行动计划，南越政权的情报机构也被纳入了这项行动计划。科尔比协助阮文绍起草发布总统指令，在南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凤凰计划”委员会，由所有情报机构向各委员会派出代表，要求各级委员会订出指标，规定要逮捕多少越共分子，要劝说多少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或消灭多少越共基层组织。

　　此时，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从意志的较量而言，美国事实上已经输定了。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处境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从南越撤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到了1968年，驻越美军已经达到52.5万人。美国已经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10月31日，约翰逊不得不宣布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和基辛格一起把中情局的工作重点摆在秘密扩大东南亚战争上。他们命令中情局以72.5万美元贿赂阮文绍总统，操纵西贡媒体以及泰国选举，并加强在北越、柬埔寨和老挝三地的秘密突袭行动。

　　1970年2月，尼克松急令中情局赶紧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经过一年规划之后，终于在3月17日展开，美军B-52轰炸机以10.8823万吨的炸弹，轰炸6个疑似共产党训练营的地点。

　　就在赫尔姆斯忙着为驻柬埔寨新工作站动土奠基时，柬埔寨已发生政变，右翼总理朗诺掌权。政变时间正是秘密轰炸开始那一天，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为之震动。

　　“那些混蛋到底在兰利做什么？”尼克松大发雷霆，“叫中情局那些笨蛋动起来。”他要赫尔姆斯运交数千支AK-47自动步枪给朗诺，印制100万份传单，散播美国即将入侵的消息。接着，又命中情局交1000万美元给柬埔寨新领导人，并强调“把钱交给朗诺”。

　　尼克松曾吩咐中情局，统计通过施亚努港流入敌手的武器弹药到底有多少。尼克松建议，中情局若能收买柬埔寨右翼军头，或许可以切断军火流动。赫尔姆斯提出异议：这些军头个个都靠军火交易进账数百万美元，中情局没有经费可以收买或租用他们的忠心。总统听不进这种辩解，1970年7月18日，尼克松在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上对中情局的表现百般挑剔。尼克松说：“美国每年花60亿美元在情报业务上，应该要有比现在更好的成绩。”情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描述尼克松越说火越大。

　　在1971年的国会听证会上，科尔比曾就“凤凰计划”报告说，在执行该计划的1968年至1971年，大约有1.7万人自愿投诚，2.8万人被捕，2万多人被击毙。尽管科尔比狡辩说这2万人是被击毙而不是遭暗杀的，但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最终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代名词。“凤凰计划”被称为“暗杀计划”，科尔比后来不得不接受国会对他亲自策划的这一计划的反复调查和诘问。

　　1971年春天，科尔比开始考虑回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欢迎他归来，让他担任审计长，职位仅次于局长和副局长。尽管是第三把手，科尔比却并不满意，他本希望得到负责计划也就是秘密行动的副局长职务。

　　尼克松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1972年12月初，尼克松免去敢于对他说“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职务，任命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任局长。但是施莱辛格从1973年2月2日上任，到当年7月2日就下台了，在当了5个月的局长之后，就被威廉·科尔比取而代之。

　　施莱辛格的任期只有5个月，但他满足了科尔比想当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的愿望。科尔比知恩图报，积极支持并落实施莱辛格搞的人事大清洗。在他的配合下，中央情报局共裁退1400余人，这些人中相当大部分是科尔比所负责的计划处的。他亲自逐个打电话通知被迫提前离开的人，尽量使他们名誉完好地离开。

　　1973年4月，科尔比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因病去世。同年5月，在施莱辛格任局长3个月后，尼克松提拔他担任国防部长，提名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年8月参议院才批准了这一提名。在长达4个月的等待正式任命期间，科尔比怀着复杂和忐忑的心情，发布了一项内部命令，规范中情局的行为准则，命令说：“中央情报局将不进行暗杀，也不诱使、帮助或怂恿其他可能去暗杀的人，只在国外收集涉及国内事务的活动情报……要把重点明确地放在外国的有关机构和个人上，只能顺便搞好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命令还禁止拆看美国的邮件和在“不知情”者身上试验药物，以及中央情报局应与政府其他部门保持怎样的关系，以保证置身于不正当活动之外等各种具体指示。有人说，也许是科尔比受到女儿去世和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良心发现，以忏悔的心情规范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

　　1973年9月4日科尔比宣誓就任局长。他是中情局第二位“自产”的局长。

　　不过，科尔比的结局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幸运。

　　科尔比在任期间，中情局深陷“水门事件”旋涡，他自然成了各界穷追猛打的对象。特别是在他任期结束前，福特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中情局的非法间谍活动。科尔比意识到，总统要将责任转嫁给中情局，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不是装糊涂，便是有意抵赖。

　　但科尔比知道得太多了，他最终没能逃脱厄运。1975年底，福特做出了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一系列高官罢免决定，科尔比是第一个“牺牲品”，取代他的是老布什。1976年，心灰意冷的科尔比向国会揭露了中情局的众多隐私，包括涉嫌毒品走私案和试图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他还透露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美国公民不可避免处于其监视之下。

　　他于1976年从政府的情报机关退下来之后，一些特工人员开始在华盛顿窃窃议论，猜测他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重特工人员。

　　在科尔比的法文版回忆录《正直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未经中央情报局许可出版之后，中央情报局也向法庭控告科尔比。这本书提到中央情报局的一次秘密行动，即利用一艘打捞船试图打捞在太平洋沉没的苏联核潜艇并取得部分成功（即1974年的“杰尼弗行动”）。中央情报局说，这一段话本应删掉。为了在法庭外私了，科尔比付了一万美元。

　　科尔比对美国情报界的诸多肮脏内幕了如指掌，惧怕和憎恨他的人比比皆是。1996年4月29日，科尔比在外出划独木舟时突然失踪，几天后，他的尸体在其住所附近的一块沼泽中浮了上来。警方最后断定他是意外溺水身亡，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几年来，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科尔比因为掌握了克林顿夫妇前律师温斯·福斯特自杀的“真相”，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清除”；还有人怀疑他是“水门事件”中向媒体告密的“深喉”，并因此遭到谋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76年1月30日接替了科尔比，成为中情局又一任新局长。

　　越南战争进行到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北越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乡村。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了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政府军土崩瓦解，各大城市相继陷落。

　　1975年4月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撤退行动。美军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是从西贡的一家旅馆楼顶上离去的。随着这架直升机的撤退，标志着美国和越南之间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正式结束。

　　就在这一天，北越军队攻陷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4月30日即为今天越南南方解放日）。同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了政权，越南战争以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告终，成立南越南共和国。

　　1976年1月2日越南全境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更名为胡志明市。

　　从1961年到1975年，历时14年之久的美国和越南战争总算结束了。在越战中，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共有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政府军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

　　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经济崩溃，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

　　越战让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却是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南战争结束了美国二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美国从1969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年12月经济才得到复苏。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结束越战的原因有很多，但那个名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美国人所起的作用绝不能被忽略，正是他将有关越战真相的内幕透露给了《纽约时报》，才引发了《纽约时报》对簿美国国防部一案，从而促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因此，他被称为“越战终结者”。

　　当年作为高级军事分析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有机会接触大量美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在整理这些机密文件的过程中，他被一系列的越战真相深深地震撼了，这些文件准确无误地告诉他，前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官如何为了一己私利和政绩，一步步地误导美国民众支持战争，导致100多万名越南人和36万名美军官兵伤亡的事实。更令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不解的是，文件还披露了继任的尼克松政府又是怎样地继续欺骗美国民众、隐瞒战争真相的。

　　1971年6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当这些文件开始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与读者见面后，立即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战浪潮遍及美利坚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求政府撤军、惩办战争贩子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尼克松政府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蒙了。缓过神之后，尼克松指示联邦调查局抓捕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与兰德公司的合同。艾尔斯伯格在1971年6月下旬被捕。

　　紧接着，整治艾尔斯伯格的大报复行动也拉开了序幕。

　　尼克松说：“让我们将这个狗杂种投进监狱。不要担心对他的审判……我们要用新闻媒体审判他，用媒体将他整死……明白吗？”

　　最后，尼克松政府以窃取军事秘密等12项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15年的牢狱之灾。为达此目的，尼克松还用封官许愿买通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1973年，主审过该案的一名法官就曾当上过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尼克松不久因“水门事件”下台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法官宣布对艾尔斯伯格无罪开释。

　　至此，艾尔斯伯格重见天日，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反战英雄。他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越战终结者”。

　　获得自由后，艾尔斯伯格生活十分窘迫，甚至连一份像样工作都很难找到，只能通过演讲和写书养家糊口，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不愿雇用一个敢于说真话和“大胆揭露老板隐私”的人。此后，他还因多次抗议美军的对外军事行动而被逮捕。

　　2002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出版了《秘密：越南和五角大楼文件回忆录》一书，在书中披露了当年越战的许多内幕和自己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