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平黯然摇头，忽然想起一事，从背囊里拿出那个日本望远镜：“这是华营长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在南京光华门受伤后交给了我。”
华连智没有伸手去接：“还是你留着吧，这个你用得着。”说完，他又坐回到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默默地看着，不再说话。
高克平从背后瞄了一眼，见是一张他们四兄弟的合影照片，他曾在战斗间隙时见过华连诚也在看同样的照片。
一个士兵问：“排长，那个小鬼子咋办？”
高克平走过去，叉着腰问周围的士兵：“谁没杀过鬼子？举手！”几个士兵举起了手。高克平又问这几个举手的士兵：“宰过猪的有吗……杀过鸡的总有吧？”见有人点头，便踢了那俘虏兵一脚，说：“这个鬼子给你们练手，跟宰猪宰鸡差不多。”
片刻，小山包后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
只听高克平骂了起来：“浪费子弹干啥呀？你家的猪是这么宰的吗？”
枪声使华连智从悲痛中清醒过来，他把照片放回口袋里，站了起来，跟封少校商量了一下，重新组织队伍，将重伤员和牺牲者的遗体安置在剩余的几辆可以开动的汽车上，其余人的跟随汽车徒步赶路。
高克平主动要求带弟兄们护送他们一程，刚才这一幕实在是惊心动魄，任谁也不敢大意。
一路上华连智情绪低落，很少说话，显得心事重重，除了兄长、同志牺牲，还有最近的战局、尤其是眼下一路上撤退大军的混乱不堪让他愁眉深深锁，他们越接近徐州，路上的军队就越多，这种混乱也越加明显。
淞沪会战打响时，华连智对抗战的信念是坚定的，热情高涨，为支持抗战不遗余力地奔走忙碌，以为一旦全国发动起来抗战则胜利指日可待；上海失陷后，这种热情的火焰被泼上了一盆凉水，但信心的火苗还在燃烧；台儿庄大捷后，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对胜利的渴望一下子就又被拨到了最高点，“只要再接连打四到五个这样的战役，全国的形势就会完全不同！”他曾这样激励过自己和别人，可是类似的大捷没有重演。现在，他不得不再度承受对胜利信念的打击。而且，这次失利的体验与以前不同，在淞沪会战中，他基本上还是军事上的旁观者，因此与身为军人的兄长在很多方面的看法不一致；当他来到第五战区后，特别是在台儿庄前线与官兵们吃住一起，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军队的一分子，对军事的了解也逐渐增多，渐渐地，原有的一些看法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尤其是乍闻到大哥牺牲的噩耗，使他在悲痛之余，忽然发觉大哥原来的一些看法确实有道理，也明白了为何大哥眉间总有一层隐忧之色。“中国何日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这个一直盘旋在脑海里疑问变得越来越沉重。
本来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撤退命令是有计划、有安排的，但是一些担负掩护阻击任务的部队没有尽职尽责，致使日军在许多地段进展迅速，对徐州的包圈越缩越小，陇海、津浦东南西北四面铁路线已被切断。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都拥挤在徐州至宿县公路的狭长地带，没有统一指挥，各自夺路南逃。日本飞机在这一带整天投弹轰炸，加上几十万随之逃难的老百姓，整个地区已陷于大混乱中。
且不说华连智，高克平目睹这一切也是暗暗心惊，几个月前淞沪、南京撤退的惨状历历在目，眼看悲剧又要在徐州重演，他真的不明白，中国军队阵地战可以打得不错，为什么一到撤退就散了架？
次日上午，徐州已经在望，高克平和服务团分手，带着士兵们返回部队。华连智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这话以前季初五也曾问过，高克平那时想到的是投奔于学忠的部队，这时却无话可答，只有和华连智互道珍重，黯然告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克平从东北军跑到中央军，又从中央军回到东北军，为的只是杀敌立功，到头来空有满腔的热忱，却只能跟着部队一次又一次撤退，他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不知打回东北还要等到猴年马月。
当华连智等人赶到徐州时，已经是中午时分，第20军团总部已经先行离去，自陇海路运河车站经宿县、永城向西突围。此时徐州城内已经落下了日军远程炮弹，服务团不敢久留，从第五战区司令部打听到第20军团撤退路线，急忙追赶部队，一路上道路拥塞，直到晚上才赶上汤恩伯部。因汤的部队要连夜赶路，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又上了路。
撤退的路上，他们看见了汤兵团的重炮部队，这些大炮如同一尊尊钢铁怪兽，炮口比海碗还大得多，用发出鸟鸣似的喇叭声的装甲汽车牵引，行走在公路上，据说是中国最先进的机械化炮兵部队（注2）。服务团有人说：“有这样的武器，为什么就不能停下来和日本人狠狠干一仗呢？”华连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幼稚，但心情却不能平静。
这一夜，部队行军走了六十多里，到曹市集附近宿营，汤恩伯命令将服务团的伤员们留在当地的小医院里接受治疗，交给后继部队转送条件较好的后方医院。华连智不忍心留下这些伤员，但这些人中有的伤口感染发烧，显然难以跟随部队突围。
中午，汤恩伯在征用作指挥部的祠堂里招待华连智吃饭。华连智以为戎马倥惚之际，饮食应该十分简陋，谁知道午餐上高级烟酒、罐头饼干、煎炒烹炸，非常丰富，应有尽有，令他非常吃惊。尽管食物丰富，华连智却如哽在喉，难以下咽。
傍晚又开始夜行军，越过一条公路时见到日军坦克辗过的履带痕印，又听说日军骑兵已经出现在附近。汤恩伯怕有危险，于是决定放弃公路，改走小路。汤恩伯和他的参谋长都是睡在担架上让士兵抬着行军，次要的官员骑马。服务团成员中体弱的女团员由男团员们搀扶着徒步急行军。突围部队在快要成熟的麦田里践踏出约五十米宽的道路，浩荡而去。
突围后，服务团和第20军团总部分手，南下汉口集中。告别时，汤恩伯亲自挽留华连智，聘请他到兵团政训处任职，军衔少校。汤恩伯认为自己在中央军的威望和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足可与胡宗南比肩，但胡宗南身边的人材比他的多，所以很希望青年人材能留下来帮他，而且暗喻华连智将前途无量。
虽然汤恩伯的许诺令人艳羡，但是华连智再三思量还是没有同意，坚持要把服务团带回武汉再说。汤恩伯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勉强，说：“你回去后再好好想起，这样的机会别人可是做梦都想得到的。我这里的大门始终向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敞开，相信总归有一天老弟会回来协助我的。”
临走时汤恩伯送了他一套少校军装。华连智本来不想穿这身军装，但回武汉的路上遇到了一件事，却使他不得不这么做。当华连智带服务团来到一个小镇时，一个妇女匆匆赶来，请他们帮忙，原来几个国民党军的士兵跑到镇上要米，还不给钱，老百姓不肯，一个士兵就拿出手榴弹做投掷状，威胁老百姓，凶得很。华连智只得穿上那套少校军装，带上服务团演戏时用的木头假枪，前去查看。
那几个士兵一见他是个少校，腰佩手枪，还别着某军团政训处的胸章，马上收起手榴弹，立正敬礼，口称“长官”。
华连智问起缘故，一个士兵回答：“跟大部队走散了，两天没吃顿热饭，想向老百姓要点米煮饭。”
那个妇女插话：“那你倒是给钱哪！”
那士兵有些委屈地说：“有钱早就拿给你了，还拿手榴弹干啥？”
华连智掏钱买了米送给这几个士兵，士兵们又是敬礼，又是鞠躬，千恩万谢而去，态度十分恭敬，与刚才在老百姓面前的那副霸王嘴脸完全两样。官阶的威力是如此之大，华连智这才深深地感到汤恩伯临别时那句话的分量。
6月上旬，服务团终于到达汉口，华连智听说此时汤恩伯已经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他已经是身心俱疲，在日记中记录了一路上的惨象：“……去年深秋自上海撤离以来，时至今日徐州撤退，沿途所见毫无二致，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其中包括政府职员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溃散的散兵游勇，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如同滚雪球，愈裹愈多。道路上塞满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许多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尸体、有的肚腹凹陷、瘦骨嶙峋，一看就是饿死的，有的则已腐烂发臭，面目不可分辨，当真是哀鸿遍野。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顿生人间何世之感……”
写到这，华连智不禁想起日军战力之强悍，****连战连败，广大国土的沦丧，满目苍夷的大地，高级将领的骄奢生活……他实在不敢想象抗战还要再经过多少时间和磨难、将会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
注1：日军的低级军衔中，曹长相当于上士，军曹相当于中士，伍长相当于下士，特务曹长相当于准尉（1942年后改称准尉）。侵华日军从1938年6月开始把军章由“昭五式”更换为“九八式”，军衔标志由肩章换成了领章。
注2：这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制造的FH18重榴弹炮，口径150毫米，机械化牵引。这种大炮是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火炮，其性能在世界上也属上乘，但价格昂贵，仅购进三十六门，装备独立炮兵第10团和14团。徐州会战中，炮兵第10团有参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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