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她长叹一声，“哪里知道坏就坏在这个师爷身上！这个人能说会道，虽是贫苦人家出身，开头当小学教员，为干人办事也还跑得起跳得起，谁知道被乡公所提拔当了师爷，心就变了。就在暴动头一天晚上，他害怕了，他向赛阎王告了密。我的儿子和几个带队的，正在我家里等着，只等时间一到就出发。谁知那个叛徒被赛阎王的‘贴心豆瓣’外号叫‘血里红’的薛大爷押着，混过我们的岗哨，一直来到我家屋外叫门。大家听到是张师爷的声音，就去开了门。我儿子一打开门，看到是‘血里红’，晓得大事坏了，就拔出手枪开火，可惜才打倒一个狗腿子，他便受了重伤。其余几个同志也拼命抵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我听到枪声，扑了出去，扶起我那心爱的儿子，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失败了，我好悔呀！……叛徒……”
“那些凶神恶煞的狗腿子，把他们都拉出去了，在草坪上无论死了的或是还活着的，都用刀把头割了。我的心好痛呀！我发疯了，我恨不得去咬死那个叛徒，但是没有等我挨拢去，他们就给我头上一枪托子，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下草坪上几个无头的尸首。我爬过去，爬到我儿子身边，倒在血里面，又昏死过去了。”
老三姐忍不住眼泪长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落泪，衣襟湿了一大片。
“完了，就是这样完了。”她最后叹了一口长气。
繁星还在天上眨眼，蟋蟀愈发叫得凄凄切切，我的心里结了一个老大的疙瘩。我自言自语地说：
“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克的，叛徒，这是心腹大患。”
但是我马上振作起精神来说：“没有完，这个事情没有完。”
“是呀，这笔账我们总要算清的。”老三姐肯定地说。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我又提起话头：
“这个叛徒，现在到哪里去了？”
“见了阎王了。”
“怎么搞的？”
“也把他的头割了。”老三姐说，“暴动失败后又过了一年，也是秋收时候，有一天夜晚，我正准备睡呢，忽然一阵风和几个我儿子在世的朋友，还有我那个一天不落屋、到处乱窜的孙子，把我的门闯开了。我的孙子说：
‘奶奶，把堂屋的灯点起来吧。’
我问他做什么。那个叫袁七爹的老庄稼汉说：
‘哎呀，老三姐，你倒忘了！今天是几月初几呀？’
哦，他一提我就想起来了，今天是我儿子的周年祭日，我倒忘了！我失悔没有在白天备办香烛钱纸，好歹也要祭一祭我的儿子。等我把堂屋的灯点起来，一下拥进来一大屋子人，我的孙子爬到神龛上把我儿子的灵牌拿下来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正当中，另外几个人把香烛点起来。忽然他们都站起来，一字儿排在灵牌面前，袁七爹站在当中，对着灵牌说：
‘丁大哥，今晚是你的周年，我们供不起三牲八品，我们处决了仇人来祭你！’
‘这就是那个叛徒的下落，逃不出革命的法网。’袁七爹告诉我。
‘这狗东西滑得很，今天不是假托赛阎王有事请他，他还不出寨门呢。’我的孙子接过去说：
‘我一下把他抓到了，他一看不好，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求饶：怪不得我呀！饶我一条命呀！说得多好听。哼，我们还饶他？’
我咬牙切齿地说：‘早就该有这一天！’
“这件事干得很痛快，算是出了我们的恶气。可是后来上级对我们说这叛徒是该宰，但是还要把仇恨对准赛阎王，要挖老根。”
我简直入了迷了，老三姐都说完了，我还呆呆听着。
我也学老齐的办法，把写好的通俗教材，念给老三姐听，她听不懂的地方就改正，一直要她觉得了然了才算数。但是看来教材写得并不好，老三姐虽然懂了，却并不感到很有兴趣。大概是写得过于抽象，并且没有从农民的现实生活中吸取例证。于是我和老三姐研究了一下，由我讲道理，由她讲本乡本土的事情，有名有姓，有眉有眼，这样彻底重写过，就生动得多了。她讲那些老财怎样刻薄收地租，怎样大利盘剥，怎样养武装团丁，私设公堂，都是大家想说的事，把这些材料拿去教育农民同志，真像他们自己说的，“一下就觉得心里亮堂了”。这个通俗教材其实是我和老三姐两个人合写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三姐。她却以为我和她开玩笑呢。
“别挖苦人了，我写扁担大个一字还拉不伸展呢，写什么书？说实在的，我要能认得你写的东西，那就不枉活这一辈子了。”
她这一说，一下提醒了我，难道不可以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吗？要是她掌握了文化，她去宣传起来，该多带劲。于是我说：
“怎么没有指望？我可以教你，包你认得字。”
于是我每天没有事的时候，就教她认拉丁化新文字。她的年纪虽然大了，记忆力差一些，但劲头却不小，一天到晚嘴里b、p、m、f、b、a、ba、p、i、pi地念个不完。她还用一根木炭在墙上、板上学写。
才不过一个月，老三姐就把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学会了。有一回，我到厨房去，想叫老三姐早点烧火做饭，我吃了好出门。我还没开口，她就直摇手，并且把我推回我的房间去，弄得我莫名其妙。过不多久，她兴冲冲地走进来，在我的桌子上放一张纸条就跑了。我拿起来一看，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句话：
“Ni iɑo shenmɑ？”（你要什么？）
我明白了，她想练习应用新文字。于是，我也用新文字写了一张条子：
“wo iɑo zhɑoidiɑnr ch wɑnfɑn。”（我要早一点儿吃晚饭）拿去放在她的灶上便走了。
她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阵，高兴地跑到房门口对我一面拍手，一面笑着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开口我就懂得你的意思，这才真有意思咧。好安逸呀。”说着，简直是蹦蹦跳跳地回到厨房烧火做饭去了。她本来是一个比较达观的人，很少愁眉苦脸，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高兴，好似她又年轻了几十年，回复到她青春年少的时代去了。
以后我就自己编一些教材教老三姐阅读，并且把通俗党课教材翻成新文字，让她自己去读。她真是把什么都忘了，老坐在厨房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吃力地读下去。看她读通了一句，那样眉飞色舞，我也跟着高兴。看她读不通的时候，用手指狠狠按在字上，生怕那个字飞了似的，反复拼读，却又使我无限感慨。该学文化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文化，好吃懒做的人，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学习，却并不想学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
我在四乡奔跑，什么地方黑，就在什么地方歇。在那些荒山野店里，和苦力小贩一起滚枯草，盖像石头一样硬的被子，被子里虱子成串，疥疮壳一片一片的，因此我也害了疥疮。老三姐看我秋后瘦了起来，满身生疥，手指都烂得弯不过来了，她心里很疼。在山里买不到药，她就不辞辛苦地到深山老林去找一些草药回来，给我敷上。有的单方据说要用嘴嚼烂敷上才行，她就把苦药草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烂，吐出来给我敷上。为了清除我满身的虱子，她烧好开水，叫我脱下衣服来烫，强迫我勤换衣服，勤用药水洗澡，有时我嫌换衣服麻烦，不想常换，她就像对待自己调皮的小儿子一样，捉住就剥衣服，挣也挣不脱。然后把我掀到房里关起来，非要洗罢放了艾叶的滚水澡，才准出来。向她告饶，她也不理会。有一回，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办法，买了一包硫磺回来，放在小杯里烧着了，用被子盖起来，然后叫我脱光衣服，钻到被里去熏，只留出鼻子和眼睛没有盖上。硫磺烟从汗毛孔跑进去，很不是滋味，不一会我便觉得头疼了。我说：
“遭不住了，我的好妈妈，放我出来吧。”
“我晓得你不好受，但是不这样整，治不好你的疥疮。你要是起不来，走不动，岂不误了大事？”她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忍一点吧，我的干儿子。”
硫磺熏蒸的办法，虽然不舒服，却真是有效，不久我的疥疮就好了。老三姐非常高兴，她又在伙食上想各种办法，总想叫我的身体恢复健康。我常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同生死共命运的阶级友爱，更伟大的呢？
夏天又来了，一转眼我在这里工作一年了。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没有料到又出了一个小毛病。
由于一阵风发展组织不当心，吸收一个买空卖空的投机小贩到党里来，结果出了问题：我们的秘密交通站被敌人发现了。虽然我们及时发觉，把交通站撤销了，拉断了线索，可是敌人警惕起来，开始在各个地方侦察我们。老三姐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紧张，千叮咛万叮咛，叫我出去要小心。她在家里和我约好了安全记号。她把党课教材，连她念的拉丁化小册子都收拾起来，埋在厨房的土墙里。我告诉老三姐，敌人还没有发现我，并不要紧，交通站的人已经撤退了，断了线了。她却认真地劝我：
“这就一点大意不得。不要把赛阎王那些人想得那样瘟，他们和我们斗了几十年，也凶得很，不能不小心。我的儿子给他们整死了，我不能看见你又落到他们的手里去。”
老三姐的这种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她从自己的生活中，特别从自己儿子的牺牲中，引出理所当然的结论。敌人是凶恶的，斗争是残酷的，不能有半点疏忽。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接头回来，走热了，我在小溪里擦了个澡，山中夜风吹来，十分凉爽，我不觉哼起山歌来了。当我快走到村头时，在岔路口上，忽然听见前面包谷地里发出沙沙的声音，好似有人在里面动，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果然看见一个人从包谷地里出来，向我招手。我一看原来是老三姐，她走到我面前，悄悄地说：
“你还唱得安逸呢，可不得了哪。”
“什么事？”
“今天一大早有赛阎王的狗腿子到凉风顶来，专门查问外乡外地来的客商，也到了我们家。我说你进山收货去了，他们在屋里东看西看的，不怀好意，莫非是哪里又漏了风声吗？我就怕你回来撞上他们，谁知道那些坏蛋真的离开凉风顶没有呢。上午我就到这路口来，躲在包谷地里等你。”
“哎呀，你在包谷地里整整等我一天，里面不是热得很吗？”
“是热得很，但是我不等你，又放心不下。我在包谷地里也没有闲着，默读拉丁化新文字，好多天没有背，又回了生了。一读不觉就过了一天。”
我们一块往回走，快到村头，老三姐不准我进去，她先回去到处看了又看，瞅了又瞅，才放心叫我回屋。她急急忙忙弄点晚饭给我吃了，提议说：
“我看今晚就搬家，搬到我娘家弟弟家里去。你的山货客干不得了，不然为什么他们到处来查山货客呢？”
老三姐这最后一句话，猛然提醒了我。的确不能再干山货客了，因为我们被发觉的交通站，就是伪装成山货客的转运站的，敌人一定发觉我们隐藏在山货客里活动。因此，我同意不再干山货客，准备扮成一个货郎，挑起货郎担子，卖些针线和零头布，在乡下串游，倒也方便。但是我今晚上困了，想住一宿，明天再挪动。可是老三姐坚决反对：
“听我的话吧，说搬就搬，你提个包袱就走，七古八杂的东西放在这儿，我以后来搬。”她说罢，就把替我早已收拾好的包袱提出来，我们锁了门出发了。
这时月光正好，我们在月光下一面走着，一面谈着。老三姐说：
“本来干得好好的，又出了事了，总是不顺当。这革命要哪一年才成呀？”
“快了，只要大家都组织起来干，要不到好久就能胜利。”
“是呀，我也想，我不相信这样多干人，就扳不倒几个恶霸。”老三姐说，“将来扳倒他们，我们见了天日，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是不是就快来了？那种好日子能看上一眼，也不枉活了这一辈子。”
“你一定看得到的。”我说。
“恶霸扳得倒，你说这虱子疥疮臭虫也除得掉吗？这也是我们这山里头的祸害。”
“那就更容易了，只要住上好房子，讲卫生，开起医院来，就都除掉了。”
她不说话了，不知道她又在想些什么。革命的艰苦性，老三姐是清楚的，可是她总是那样顽强地希望着美好的将来，连除害灭病也想到了。
我们半夜后才到了她的弟弟家里，在这儿住了两天，听外面来的同志说，赛阎王下了命令，凡是山货客都要去区公所登记，领取执照，不然就不准进山，捉住了严办。看来敌人发动进攻了，形势略微有些紧张，我决定向上级去报告请示。
我走的早上，天还不大亮，老三姐送我出来，老是嘱咐我，要我一路小心。她陪我走了好一阵，走到观音阁的大柏树下，歇了下来，我无论如何不能叫她再送了。我说：
“你回吧，我过几天就回来。”
“谁知道？上次老齐也说过几天就回来，一去就不见了。你这回走了，谁知道能回来不？”老三姐有些感慨，“这一年多，总算没有白服侍你，听你讲了好多道理，还学会读书，以后不知道会怎样。”
“其实我向你学到的东西更多。”我说。
她没有搭理我，尽望着那山垭口升起的早晨的迷雾，太阳快要出山了，满天金光灿烂。她最后叹了一口气：
“唉，我也算想穿了。老齐走了，你来了，你又走了，总还要来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好人。只望你不要忘了我这孤老婆子。……”说着说着，她竟掉出几颗眼泪。我连忙安慰她：
“我要回来的，我的好妈妈。”
“好吧，你就走吧。”她站起来挥了挥手。我提起包袱走了，一直走到山垭口，回头看，在那大柏树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我站了一下，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
我去向上级报告了工作，又有别的事情耽误了几天，大约过了半个月我才回去。我找到一阵风，他劈头一句就说：
“老三姐过世了！”
像有谁在我的头上狠狠打了一棒，我急忙问：“怎么搞起的？”
“你走了后，她回到凉风顶收拾你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去登记，赛阎王就怀疑你，把老三姐弄到区公所去盘问，老三姐一口咬定你进山收货去了，还没有回来，本来也就没有事。谁知有个坏蛋认出老三姐就是丁大哥的妈妈，这一下他们就认定这里头有名堂，把老三姐吊起来严刑拷打，老三姐还是那一句话，咬住不放。赛阎王的狗腿子三番几次地整，得不到一句实话。老三姐真是个铁石人，可是她的身体受的折磨也就说不得了。最后放了她，我们把她抬回来，只剩下一口气了。她还老是挂心挂肠的，怕你出了事。到她快落气的时候，她还老念着你：
“‘唉，我想再看看老陈，老陈怎么还没有回来？没有出事吧？’”
“她忽然精神起来，脸上现出笑容，吃力地说：
“‘老陈说的那种日子，我多想挨到，看上一眼……我挨不到了……你们会看得到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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