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为了地下党的活动方便起见，必须寻找一个职业掩护，我想了好多办法，才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军粮督办处少尉见习督导员的差事。你别看这不过是一个芝麻大的官儿，军粮督导员在乡下却歪得很哩。乡下有一句俗话说：“来了督粮官，天高三尺三。”为什么说天高三尺三呢？因为督粮官一来乡下，地皮都要给刮掉三尺三，于是天就比原来的高三尺三了。我才报到，那些挂着上尉、中尉衔的老资格军粮督导员，便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他们在乡下如何抖威风的经验，好像生怕我不依照他们说的那样办，就有失军粮督导员的工作传统。听他们说来，对那些穷老百姓固然可以任意毒打关押，为所欲为；就是对那些在地方上有点身份的财主，也不放在眼里。甚至可以拿一张名片在县衙门走动的绅粮，也要怕督粮官三分。要知道军粮督办处是国民党驻军抓粮食的机关，权力很大。谁要是粮交不齐，特别是包袱塞得不够，就可以被督粮官扣押起来，以“抗不交粮，贻误军机”论罪。
听了这些“老资格”的热心介绍，却使我大大地伤起脑筋来。这个差事可以使我自由自在地在乡下走动，便于搞党的工作，这是好处；但是我背起督粮官这个烂招牌下乡，走一路，臭一方，对我也有不便。我向上级请示，上级指示我说，只要刀把子在手，可以灵活运用，保护人民少受压榨；甚至还可以借题发挥，整治土豪劣绅，只是要做得干净。于是我欣然穿上少尉制服去上班，并且不久就被派到乡下去。
别的督导员下乡，都带着三两个兵。轮到我下乡，却没有兵可带了。不是编制上没有兵，是给我们的处长吃缺额吃掉了。但是，处长总是有办法的，他对我说：
“你就把伙房那个打杂的伙夫带去吧。”
带一个伙夫下乡，成什么体统！我稍微有点难色。处长看出来了，马上说服我：“把他洗刷洗刷，给他套上一套军装，再给他挂上一支枪，看起来还不是一样吗？”
显然，我不接受这位处长的创造性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只得装出欣然接受的样子。
我们的伙房里一共有两个伙夫，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叫郭本寿，一望而知是个老实人，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做活路，闲下来无事了，他就把他从私塾老师那儿接受来的那一点可怜的文化，利用来阅读专谈因果报应的“善书”。他唯一的嗜好是积几个钱，买香烛纸钱到这个庙那个庙去敬神，积极地为他的下一辈子做安排。另外一个伙夫名叫王天林，却完全不一样，是一个不信邪的直憨人，年纪三十左右，个头很大，身体壮实。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突出的满布血丝的眼睛，还有两片像生铁叠在一起的嘴唇，好像无论什么硬东西，只要落进去，就逃不脱变成粉碎的命运。他到这机关来，是郭本寿介绍的。他和郭本寿一起，做活路倒是很合得起手，就是脾气不对头，一天难免要顶几杠子；但是他们从来不扯得红脸，总是郭本寿以不作声来收场。
我住的房子在伙房隔壁，因此就常有机会听他们顶杠子。有一回他两个又顶起来了，郭本寿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地在作辩解：
“算了吧，他的命好，该他玩格，我就将就他一点又算啥？前生修的命，今世得报应。”
郭本寿说的这个“他”，我猜想指的是我们机关的伙夫头。这个伙夫头有一种特殊的统治癖，他的“王国”里只有两个老百姓，而他能够真正实行统治的不过郭本寿一个人，但是他还要独得其乐地喜欢在郭本寿头上摆威风。
王天林对于伙夫头的这种统治十分反感，对于郭本寿的屈从和认命，也很不以为然，他气哼哼地说：
“只有你才是这样一个受气包，一天给人家磕头作揖，还免不了人家在你的脑门上撒尿。怎么？我们人穷志不短，卖力气吃饭，莫非连人格也‘搭带头’卖了？你横直说命呀命呀，我就不信这些鬼话。只有你才是寿头，有那样多闲钱拿去给庙里的和尚尼姑上供。”
每次当王天林直截了当地戳到郭本寿的这个痛处，郭本寿就采取沉默不语的老办法。过了一会儿，王天林挑着水桶出来了，看样子余怒未息，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合得更紧，许多天没有刮的短桩桩胡子挑衅地向四面张着。
我的职业要求我经常留心周围的劳动群众。才不几天，我对这个王天林就很感兴趣了。恰好处长推荐的就是他。
我找他来谈了一下。这倒不是要征求他的意见，既然处长决定了，他就只有服从的份儿了。我想找他谈谈，是想了解他的情况，看带这样一个人下乡，对于我的秘密工作有没有妨碍。我问他：
“你是哪里人？原来干啥子的？”
他迟疑了一下，不马上回答，好像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他端详着我，想猜出我的问话后面隐藏着什么阴谋诡计。我很能理解中国的农民根据他们祖辈人传下来的经验和自己切身的体会，绝不可以轻信老爷们少爷们以及各色各样官员说的任何话，一定要从他们的话背后去找寻意思，因此我并不发急，耐心地等待着。他终于淡淡地回答了：
“从乡下来，原来帮长年的。”
哦，他原来是一个雇农，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比较放心了。我又问他：
“你认得字不？”认得字的人跟我一起走，对我的工作是不大方便的。
“不认得。”
这合我的要求。我又问他：
“你背过枪吗？”
他忽然紧张起来，不肯回答。我猜想大概是怕我把他拉去当壮丁吧，那时候拉壮丁是十分平常的事，我马上宽慰他：
“你不要慌，是要你临时出差，背枪跟我下乡收粮去。”
“哦。”他这才把我找他谈话的意图弄明白了，比较安心了。但是他仍然不很肯定地回答：“背过，不大会。”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王天林换上军装，背上一支二十响的盒子枪，倒也威武，脸上也不像昨天那样阴沉沉的了。一路上，他和我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肯和我多讲话。
我们走到一个山垭口的黄桷树下，在大石头上坐下来歇气。王天林抱着手枪坐得远远的，我小解回来，从树后发现王天林非常熟练地打开扳机，上下子弹，并且举起枪来对着前面一个什么目标瞄准。看来他绝不是一个打枪的生手。我走回去后，他又若无其事地把枪抱在怀里。他这举动引起我极大注意，我不能不对他多加留心。我的职业要求我这样。
我在乡下秘密地和我们党的组织接上头了。过去督粮官下乡，总是接受绅粮地主们塞的包袱，和他们一鼻孔出气，把征粮任务都压在穷苦老百姓的头上。这一回我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任务狠狠地压在绅粮地主们的头上，好让穷兄弟们歇一口气。当然也要有名无实地给他们写上一点粮，做个样子。
起初地主们总以为新官上任，要放三把火，把任务压在他们头上不过是做个架势，抬高我的价钱罢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一把一把票子塞到我的口袋里，不怕我不去登门拜访，称兄道弟，规规矩矩地把他们的任务取下来。
开始收粮了。有几户怕事的穷家小户，倒先来认账交粮，地主们却照例观望不动。这时王天林发起急来，竟然越权过问，他说：
“这些大头儿都不动，专靠这些小户三升两升地交，什么时候才收得完？”
“大户自有我找他们谈判，你先去催催小户也好。”我对他说。看来他很不以为然，对我所说的“谈判”引起了怀疑。
过了几天，地下党的同志来告诉我说，王天林碰到那些穷家小户向他诉苦求情的时候，他就表示同情地说：“是呀，是呀。”以后就不再去催了。甚至暗地里对他们说：“不忙，看那些大户交了再说吧。”原来他是去帮倒忙去了。
那些地主派管事找我摸行市来了。一个地主的管事，毫不知趣，居然在我面前表现出高傲无耻的神气，当面数起钞票来诱惑我，以为我会见财心软，和他卖好。我气坏了，要撵他出去，我用力把门推开，砰的一声，门板把王天林的头碰了一下，原来他正在门后边偷听我们说话。我顺便叫他：
“王天林，送客！”
王天林进屋来，对那管事毫不客气地叫：“快出去！”连请带推把这家伙弄出去了。
他折回房来，异常兴奋，一面摸他的额角上刚才碰的青包，一面给我倒茶打水，怪亲热的。
这些地主老财看见拿软的压不倒我，就拿硬的和我碰。一颗粮也不交。这一招我们早就料到了，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早把他们的粮仓查得一清二楚，我便叫王天林拿着封条跟我去把这些仓都封起来。王天林简直高兴极了，他东奔西跑，脚板像飞一样。他一面在地主的仓上贴封条，一面就哼哼地不知道唱些什么；贴好以后，还要把头歪过来歪过去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贴得巴适，用拳头狠狠地在封条上捶几下。
地主们无论如何不知道我使的是什么法，一下就把他们的老底挖到了，他们只好乖乖认账。但是也还有几个爱财如命的顽固疙瘩，死不认账。我就挑选一两个软的，叫王天林去捉起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王天林对于捉地主老财似乎比封仓库的兴趣更大些。他总是一面笑嘻嘻地望着我，一面用枪顶住地主的背脊；我只要一转眼，他就用枪筒捅地主的背脊，捅得地主哎哎地呻唤。把地主押在黑屋里关起来，他还主动把地主的手臂用绳子扎得结结实实的。除开吃饭，他就自告奋勇地站岗看守。
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还没有睡着，忽然听到关押人的黑屋里有人在哎哟哎哟地叫喊，同时听到噗噗噗的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打在棉絮上一样。我赶忙起来，披起衣服，到那屋里用电筒一照，嗬！原来是王天林在用竹鞭子打那个被押起来的地主。那地主用厚厚的棉衣袖子蒙住脑壳，鞭子都落在棉衣上。实际上并没有真打着他什么，他就哎哎地叫唤了。那地主手里还捏着几张钞票，地上还打落了一两张。王天林一面打，一面骂：“好****的！你那几个臭钱，买不到我穷人的良心。”
我问王天林：“你在干什么？”
他也不回答，望了我一下，丢下鞭子，狠狠地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呸！”走出去了。那个地主看到是我，向我央告：
“长官，我认粮就是了，叫那个老总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看来王天林一定打他不止一次了，这个地主今晚上是想用钞票收买王天林，所以特别激怒了他，就挨了一顿好鞭子。
后来我才发觉，他常常背着我去把关起来的地主收拾一顿。那些地主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判断，以为王天林这样热心地向他们“打启发”，不过是想多捞几个外快罢了，于是就给王天林手里塞票子。谁知道越是这样，越是挨得多些。地主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居然在这样一个普通士兵身上不灵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的，我也莫名其妙，这个王天林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发现他的身上带得有一个小本本，他在空闲时候，总偷偷拿出来看，嘴里还轻轻念着。当我一叫他，他就匆忙地把那个小本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里去了。他对我说过，他是不认识字的，我也曾经采取一些办法来试验他，他确实不认识字。但是他又确实在看一个什么小本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收了一阵粮，回城里去。我们又在上次歇气的黄桷树下石头上坐下来。这次王天林再不是避着我坐得老远的了。我想起他整地主时的情形，不禁暗笑起来，我问他：
“王天林，你为啥子总是整他们？”
“该整！”他简单地回答。
“为什么？”
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望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研究出什么名堂来似的。临到我们站起来，又快上路了，他忽然对我说：
“你是一个好人。”
这一句话使我大为高兴，同时也使我明白，王天林跟着我这样久，大概他对我也作了相当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才终于得出我算得一个好人这样一个结论。
我回到城里，向党组织报告了下乡工作的情况，也提到了王天林的事。上级也觉得奇怪，估计王天林有可能是我们党的“散兵”。那时候在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被敌人打散了，有的同志脱了党流落在外的事是常有的。他即使不是我们党的散兵，也可作为一个工作对象。因此决定派人去了解他的政治面目，对他进行工作。
大约过了两个月，上级通知我，对王天林的工作，很有成效，可以吸收入党，要我直接和王天林打通关系谈话，审查历史，履行入党仪式。和他约好接关系的口号是他的一个叫王天洪的小同乡介绍去找他的。
在这个敌人的军事机关里，我不可能和王天林畅快地谈话，更不可能为他举行入党仪式。我只好耐着性子等派我出差下乡的机会。果然不久，我又被派下乡。这已经成为通例，并不要经过请示批准手续，我就可以带王天林下乡去。
大清早，一路上冷冷清清的。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朝雾朦胧，等我们爬上那个山垭口时，浓雾已经散尽，太阳烜赫地挂在东方。我们又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歇气，这条乡下小路很荒僻，很少有人来往；这是一个很适宜于我们秘密接关系和谈话的地方。
我坐在石头上，望着王天林，我越看越觉得他可爱。恨不得立刻站起来，跑过去把他横腰搂住，亲热地叫一声：“好兄弟！”王天林坐在那里见我老望着他笑，又不言语，倒使他惊诧起来。
我决定和他对口号接通关系了。我问他：
“王天林，这里有你的小同乡吗？”
“没有呀，这里没有我的同乡。”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是共产党员，正要和他对口号接关系呢。
“怎么没有呀？你不是有一个叫王天洪的小同乡吗？怎么忘记了呢？”
“哪里我有个王天……噢！你就是……”他十分惊异地跳了起来，笑着走向我的身边。可是他忽然把头摇了几下，而且警戒地退了几步，不信任地说：
“不，不，我……”
“没有错，我就是王天洪打发来找你的。你不要见怪！”我恳切地说，站了起来。
“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呀！”他相信了。跳过来把我的手紧紧地捏住，他那一只粗糙的大手，力气很大，把我的手捏得很痛。我一把把他抱住，高兴地说：
“好兄弟，我找的就是你。哦，现在应该叫你同志了。”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了这样多年，到底找到了！”他也把我横腰抱住，我的骨头差点要被他挤碎了。
我们开始严肃的入党谈话了。我告诉他，党已经决定吸收他入党，指定我和他谈话，审查历史，举行仪式。他听了，激动得简直有些发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怪不好意思地侧过头去，用手背擦掉了，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
我尽量用通俗的语句和在乡下现成的事情，和他谈革命的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他侧着耳朵听，不时还津津有味地把嘴巴动一动，咽一下口水，好像把我讲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细细咀嚼，吞了下去。
最后，我叫他谈一谈他的历史。我特别想要他详细地讲他曾经找过红军的事。我还对他打趣地说：
“这一回可不能像上一回我问你的时候那样回答：‘乡下来的，帮长年的’，要讲得详细点。”
“这回那回是两回，那回是对穿老虎皮的人，我哪里肯讲真心话，这回却像对亲娘说家常话了。”他也笑了。
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原来也不是做伙夫的，我原来是一个使牛的泥巴脚杆，我是一个干人。这一点想必你早就知道了。我还是给你说说我找红军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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