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

　　外祖母那天夜里离家出走了。

　　据她所说，在厨房里烧火的时候，她就决定要跟白芦到虹城去一趟。他们管虹上县城叫虹城。我的曾祖父老黄向她隐瞒了少爷胡谦已经成为一名日军翻译的事实，所以外祖母对此并不知情。她只是被两样事烦恼着：少爷胡谦在县城的安危、早川千春那日本女人此刻正和胡谦呆在一起。外祖母非跑一趟县城不可。她在风波镇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曾祖父老黄把最后一道菜送到厅堂去以后，外祖母就解下围裙，朝哑巴厨子打了一个她要回房睡觉的手势。外祖母打了个很重的呵欠。回房以后，她手脚利索地往一个布包袱里叠了几件换洗衣服，其中有一件是之前给胡谦缝的汗衫。她挽着出逃的包袱，悄悄跨过西屏门，走出大门。街上没什么人，紫槐树上飘散着残槐花的香气。外祖母急速地迈着小碎步赶到风波桥下面。她藏在过去疯女人曾经睡过的桥洞下，头顶着倒扣过来的风波桥的石板。桥下是金牛河一条分支流淌到这里剩下的呓语一样的小溪，一只青蛙从草丛里扑通一声跳回小溪。

　　白老板走上风波桥，又走下风波桥。沿着土路往北走。那条路往南去往麦县，往北去往虹城。中途经过鸟窝村。

　　外祖母踩着草坡悄悄走到桥上。她把脚步放得很慢。月亮不怎么明亮，外祖母刚走了没几步，白芦就站住了。他转回身，低头看着脚下那被月光照得有点发白又有点发灰的土路，说，杏儿，出来吧。外祖母手臂里挽着那只布包袱，很不情愿地从树后面挪出来，抱怨道，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白芦笑了笑问，你爹知道你要离家出走吗？

　　外祖母紧走两步，跟上回头继续赶路的白芦，说，给他留了字条。谁说我要离家出走了？

　　外祖母噘着嘴巴，为自己感到脸红。她说，我就是想去县城玩玩。不认得路，只好跟着你。

　　白芦老板是一个黑瘦的高个子。在带着离家出逃的外祖母往县城走的时候，他大概有四十岁的样子。外祖母当时只有二十岁，她盘算着自己和白老板看起来像是一种什么关系，以便能顺利通过虹城的城门。白老板看样子像是走惯了那条路，因而走得虎虎生风。外祖母后来不得不一路小跑，把他们两人之间拉开的距离补上。她疲倦极了，心里不停地咒骂早川千春。

　　他们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到达城门口，和另外几个挑担子的人一起，逐个通过城门。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鬼子果然脚蹬咔咔作响的皮靴，刺刀一抖一抖地想要挑破所有人的包袱或口袋。

　　外祖母的包袱被一把刺刀挑开，里面露出她的一件粉色绸子面料的肚兜。那东西惹得日本人嘎嘎乱笑，并被甩到树杈上。外祖母脸红得要命，她想爬到树上去摘下那东西，白老板却把她拽到城门里去了。白老板边走边说，回头你再缝一件，这件不要了。

　　外祖母曾经穿过粉色绸肚兜。那娇滴滴的东西，跟她目前松垮枯干的样子根本扯不到一起。回到风波镇的这些日子，外祖母多次在我眼前袒露她那枯干得只剩下一层皮的身体。那皮层叠着，响应着地心引力的召唤。令人揪心的是，外祖母的羞耻感仿佛也随着年华一道逝去了。她只穿一条内裤睡觉——基本等于半裸睡——肆无忌惮地袒露这一切：那代表她乳房的两块皮，就像她胸脯上多长出来的什么东西，随着她睡姿的变化而垂向不同的地方；她的小腹——严格上说，你找不到哪里是她的小腹——却不成比例地凸着，上面的皮像被开水烫过似的，或者像根本展不开的布料；她的胳膊和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们还没有火柴棍好看；更别提她那随心所欲动不动就卸掉假牙的嘴，好像脸腮于她是不存在的一样东西。我觉得，她至少应该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才卸掉假牙，但她却不这样。她把假牙放在一只碗里，那白色的牙齿和粉色的牙床，每时每刻都显出一副狰狞的样子，朝这个世界龇着。仿佛有一肚子的不满。

　　我老了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也这样？有时候这个疑问非常令我沮丧。有时候我又想，我肺上那阴影如果真是绝症的呈现，那么它会让我越过衰老这一环节，直接从盛年一步跨到死亡。想到这里，我就会返回头，羡慕外祖母这丧失羞耻的衰老。简直有婴儿般的纯真。

　　粉色肚兜让我走了一阵子神。外祖母已经讲到，她跟着白老板去了位于虹城北边的砖瓦厂。“等等，你们怎么去的？”我不想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怎么去的？坐黄包车呗。”

　　“坐黄包车在县城里跑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颠得要命。”外祖母开心地笑了。“拉车师傅像上套的牛一样，拉着我们一路狂跑。差点没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

　　“干吗跑那么快？”

　　“你说干吗跑那么快？跑慢了，万一让日本鬼子碰上，不就又得把我的包袱挑开了检查？大清早的，有些日本人搓着眼就在街上窜来窜去，找东西吃。”

　　其实，外祖母在包袱里给自己准备了一身男装，只不过逃离风波镇那晚没好意思穿；之后她还穿过其它男装。她不可能总是躲在砖瓦厂，她得去找胡谦少爷。

　　二

　　外祖母走在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虹城的街道上。她的打扮是这样的：一件薄料子西装、一条吊带长裤、一顶鸭舌帽。都是灰白色。外祖母把头发仔细地往帽子里掖，这让她想起几天前那个早上的早川千春。外祖母站在一扇木格子窗户前，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楚的痛意。

　　“早川千春那天到风波镇来，好像也是这样一身打扮吧？”我问外祖母。“您是不是刻意照她的样子来穿戴自己的？”

　　“她哪有我好看。”外祖母撇撇嘴。我们俩面对着面打坐。我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从正屋一脸不耐地走出来；边扇边绕过荷花缸，跨出二道门。母亲也年龄不小了——她已经过了七十岁。她在四十岁上才生了我。

　　我们现在住着的房子，正是当年风波镇最阔大的房子——胡家的祖房。至于它为什么现在被我们住着，这与外祖母有关。有关外祖母的婚史是这样的：她先是跟了土匪过耳风，后来跟了二当家刀疤脸；不久刀疤脸在一次外出后再也没回来，外祖母竟辗转跟了胡家的哑巴厨子。我的外祖父哑巴厨子，在几个非常时期，眼睁睁地看着胡宅被各种各样的人占据，包括被充公——一度它成为解放后风波镇镇政府所在地——但是到他咽气前，还是想方设法把它用钱买了回来。我认为，外祖父这一重大贡献，完全可以弥补他一生的碌碌无为。

　　母亲回到倒座房里了——那是她的加工车间。缝纫机在她的踩踏下，发出哥得哥得的声音。从我降生开始，缝纫机就是我们家最亲密的朋友。我时常躺在炕上，听着它哥得哥得的声音。那漫长悠远的鸣唱，和着母亲的乳汁，一口口吞到我血肉里。母亲那时候经营着一家成衣加工店；现在母亲把倒座房那一排八间中的四间，全都改成手套加工厂。成捆的帆布手套从那四间房里生产出来，运到父亲在外面联系上的一些工厂里。

　　外祖母和我住在东厢房。从窗户望出去，一眼就能望到院子中间有一棵石榴树。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当年的那一棵；外祖母也记不清了。不管是不是同一棵，只要看到它，我就看到了一九三八年的胡宅。

　　这天外祖母要讲的故事也极其重要。她穿着那身植入了西方流行元素的男装，一下子变成一个俏利的青年男子。

　　“难道砖瓦厂里那些出苦力的伙计都穿西装干活？”我提出一个疑问。

　　“我自己做的。”外祖母很自豪地摊开她那双指节扭曲僵硬的枯手，仿佛是在告诉我，世上任何一双年轻美丽的手到老了都得变成这样。无所谓，我想，我到不了那一天。

　　“您在看到早川千春穿了这样一身衣服以后，醋劲大发，马上点灯熬夜赶制了一身。这么说，您去虹城的计划不是一时兴起。”

　　外祖母没反驳。那就等于默认。

　　俊俏的外祖母像个男人一样，走在一九三八年虹城的街道上。她走过一条被炸弹炸塌了的巷子，眼前一块只剩下一半的牌子，证明旁边那间房曾经是间油坊；幸存的那些房屋墙壁上，也大多残留着被火烧过的痕迹，石头变成黑焦色；虹跳桥一侧石栏上的狮子，横七竖八摔在桥下的污水河里。以至本来就很浅的河流断了流。

　　“虹城剩下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外祖母说。外祖母无数次想象中的那种商铺林立、灯红酒绿的情景，让眼前的现实给击碎了。不久她就得知，让虹城那么伤痕累累的原因，是日本人对虹城的三次入侵，及占领后的一次大规模扫荡。“虹城的人被鬼子在南门市枪杀了一批；逃跑了一批；最后一批是舍不得家业的，不到三分之一。我还在一口井里看到尸体，”外祖母说，“听说是一个女人不愿让日本鬼子强奸，跳了井；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朝井里开了二十多枪。”

　　外祖母一一走过戏院、棺材店、烧肉铺、磨坊等幸存的那些被创伤深深折磨着的老房。她停在一堵破墙边，看日本人贴的一张“安民告示”时，听到旁边巷子里发出奔跑和搏斗的声音。外祖母躲到一旁，看到两名女学生正被两个日本人追赶。“日本人端着刺刀，哇啦哇啦地怪叫着花姑娘。眼见那两个女学生就要被堵在胡同里了，这时候忽然有人从墙上跳下来，踹倒了两个日本人。你猜那人是谁？”外祖母吧嗒一下没戴假牙的嘴。

　　“胡谦吧？”我特别希望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外祖母到了虹城，少爷胡谦暗地里一直保护着她。这仿佛才应该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浪漫、富有传奇色彩。那不就是盛产传奇的年月吗？但外祖母撇撇嘴，否定了我的奇思异想。

　　“我哪能猜到啊。一九三八年又不是我在虹城到处逛荡。”我有些失望。

　　“告诉你吧，黄包车夫。”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不就一个黄包车夫吗。”

　　“你懂什么。你没在那个年月呆过，什么都不懂。”外祖母有些不满。“我看着电视上演的那些打仗片就生气。都是瞎编的。”当然，这个我理解。在战争过后的和平环境里去揣摩历史，必定免不了主观主义；何况我们所谓的奋斗啊、主义啊，这些放在过去，理解方式必定有所不同。“那黄包车夫，就是我第一天到虹城后，拉着我和白老板一路狂跑的那个人。”

　　这下我有所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黄包车夫。传奇要来了吧，我想。

　　“那天早上，我们一进城门，那车夫就把他那辆黄包车拉在我们眼前。我当时还琢磨呢，真巧，天刚蒙蒙亮，居然有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我那时候觉得两个脚底板都是水泡，实在走不动了。第二天他在胡同里一通拳脚打倒两个日本人，然后手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你猜？接着又有一辆面包车出现在胡同里，也跟第一天早上那样，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来了。他让那两个女学生坐到第二辆黄包车上。车夫把草帽沿往下压一压，拉起车就跑了。这时候，其中一个没晕倒的日本人摸了摸他倒霉的头，拿起枪就朝第一个车夫开了一枪。当时周围没什么人，枪声就显得很响，吓了我一跳。”

　　“打中了吗？”我紧张地握着笔，打算把这个细节记下来。但我又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那车夫应该是有点拳脚功夫的。

　　“打中了。但不是鬼子打中了车夫，而是车夫打中了鬼子。”外祖母觉得有点枯燥，她把针线笸箩抓过来，枯瘦的手拿起里面的那把黑铁剪刀，却不知道用它来剪什么东西。“我都没看清他从哪儿把枪掏出来的，也没看清子弹从哪打了进去。日本人倒在地上了，开始流血。我觉得应该从那地方跑开。但还没跑，车夫的黄包车就横在我眼前了，他头也没抬，就让我上车。”

　　“明白了。这车夫一直暗地里跟着你。”虽然故事跟我的希望有点差距，不过至少传奇色彩是有的。“他把您拉哪儿去了？那两声枪响说明那条胡同不安全了，马上会有很多鬼子循着枪声跑来的。”

　　“还能拉哪儿？砖瓦厂呗。”外祖母找到东西，来给她手里一直无所事事的剪刀派活了：一页从我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你很难把一双那么丑陋的手和剪纸扯上关系。但明明外祖母用那张纸在剪一个什么东西。由于她把纸对折了一下，暂时看不出那是什么。但我想，无非就是小时候她往我们家窗上贴的那些图案：福禄寿喜、喜鹊登枝什么的。

　　“然后呢？”

　　“砖瓦厂有十几间平房和一个大院子。他把车一直拉到院子里去了。我下车后看到还有一辆黄包车也在院子里。”外祖母把对折起来的纸先剪出一个狭长的形状。她端量着它。

　　“是拉女学生的那辆车吧？”我意识到故事有点意思了。

　　“你猜有一个女学生是谁？”她又让我猜。我绞尽脑汁也猜不出来。这太难了。

　　“哼，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外祖母的表情说不上是得意还是生气。“那个日本女人，哼！”

　　“您说……是早川千春？”这太意外了，我怎么也想不到。

　　“还能是哪个日本女人？”外祖母生气地反问。

　　“她穿着中国女学生的衣服？那胡谦呢？她不是和胡谦在一起吗？”

　　外祖母又不说话了，她端量着手里的剪纸。她把它展开，我没看出那是个什么字，或是什么动物。她自己也相当不满意，把纸扔到针线笸箩里，打了个呵欠。真要命，她又困了。以我对她的观察，呵欠过去之后不到半分钟，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她坐着睡过去。

　　老实说，我也累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故事把我迷住了，现在两条腿开始提出抗议。我解放了它们，让它们伸直一会儿。接着我把刚才记录的内容重新看了一遍。

　　三

　　让外祖母感到十分不满的一件事情是：她熬了整整一夜做出来的西装、吊带裤、鸭舌帽，在早川千春身上消失了。她还想跟早川千春比试一下谁更像一个中国男人呢。外祖母的格局真是有点狭小。在那个年月，一个日本女人以那么奇怪的方式，漂洋过海来到被她的国家正在侵略的土地上，并和我们的女学生泡在一起，外祖母怎么能把自己纠缠在衣服这样的小事上呢。

　　我感到有点犯难，是不是要实事求是地描述外祖母的这种狭隘。她应该是一个马上就能被理想和主义以及流血还有牺牲等等情绪武装起来的女杰，而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活在小我中的人。但事实上……我不得不失望地看到，外祖母就是我描述的后者。

　　历史是这样的：那几个黄包车夫和砖瓦厂老板白芦都很熟悉，以至于杀了日本人后，黄包车居然在砖瓦厂的两个大窑洞里藏了几天；车夫也穿上伙计的衣服，在砖瓦厂干了几天的活儿。日本人因为死了一个同伙，大张旗鼓地满城搜查，把所有的黄包车夫都集中在南门市。最后他们终于找到砖瓦厂来。据外祖母说，当时局面非常凶险，因为两个女学生也在砖瓦厂藏着呢。这下外祖母不用为早川千春穿什么衣服而生气了：她们三人都换上破破烂烂的粗布衣裳，在砖瓦厂的厨房里干活儿，脸上抹着一道道的灰。

　　外祖母问早川千春，你跟我们呆在一块干吗？你不也是日本人吗？干吗冒充中国人？早川千春伸出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外祖母不要暴露她的身份。外祖母不知道是没领会她的意思，还是故意要让她被日本人领回日本去，她差点出卖了早川千春。当时两个日本人在厨房乱翻了一通，然后走到院子里去捅鸡窝。外祖母叫道，喂！早川千春抄起一根擀面杖，把她打晕了。

　　这就给我带来一个疑惑：早川千春为什么不愿被日本人认出来？外祖母的说法是：早川千春担心被认出来后就要面临回国的威胁。而她还不想回国。我是不是应该把早川千春刻画成一个为了爱情不惜背离祖国的女人？我有点拿不准。据外祖母所说，好像早川千春从那以后就留在砖瓦厂，和白鸥在一起。

　　“白鸥是谁？”我问。外祖母一觉醒来，又想起她那个失败的剪纸。她跟我又要了一张纸，重新开始剪。

　　“就是和早川千春在一起的那个女学生。你知道她是白老板什么人吗？”外祖母的剪刀这次比上次看起来要自信多了。

　　照他们都姓白来看，好像谜底显而易见。“父女关系？”我说。

　　“不对。”外祖母说。

　　“白老板是个孤儿，三岁就出来混江湖，十岁杀了第一任师傅。后来遇到真正的师傅小天白。我知道了，”我说，“白鸥是小天白的什么人吧？”

　　“猜对了，”外祖母对我的表现感到很满意，剪纸的速度也加快了。“白鸥是小天白的女儿。小天白死时把女儿托付给白老板。”

　　“小天白怎么死的？”

　　“那谁知道。那不重要。”外祖母说。

　　现在情况明白了：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早川千春在中国留日学生的帮助下，逃过日本警方的监视。她和本文中另外一个女孩白鸥，乘坐一艘名叫公主号的轮船，漂过东海辽阔的海域，成功来到中国。她从风波镇回到虹城以后，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国学生，为此不惜把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当然，那些西装吊带裤啊什么的，都成了历史。外祖母真想和早川千春赌口气，把自己那一条大辫子也剪成短发。但她怕回到风波镇遭人笑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白老板的照应下，早川千春俨然变成一个中国姑娘。她的汉语越来越流利。

　　几天以后，日本人之死的风波平息了。日本人打算在虹城长期据守，把侵略地盘逐步向东南扩展。大街小巷贴了很多汉奸们写的“安民告示”。总的来说，经过入侵及扫荡那几劫之后的虹城，伤痕累累却还没死亡。那些不舍得家业的老百姓，还把脑袋扛在肩膀上，战战兢兢地在虹城生活着。外祖母和白鸥、早川千春偶尔会到街上逛逛。她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相对热闹些的南门市集。其实，外祖母热衷于到处乱逛，是因为她想找到胡谦少爷；但她又不想让早川千春知道她的想法。不见到胡谦，外祖母发誓死也不回风波镇。有一天，外祖母终于见到了胡谦，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她看到的胡谦居然在鬼子的据点里。

　　“这么说，胡谦少爷当时已经住到鬼子据点里了？”

　　“都当上翻译官了，不住到那里还能住哪儿？”外祖母的剪纸完成了一大半，我没有心思猜她在剪什么东西。“虹城早先是有一座虹塔的，就在虹跳桥旁边”，外祖母有些夸张地说，“有几千年了。传说，早先虹河里出了一个鳖精，时不时出来祸害人畜，人们纷纷到白龙寺去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寺里有一位武艺高强的得道高僧，从岸边一跃而下跳进虹河，跟鳖精大战三天三夜，终于用铁链把它拴上岸来；投到一眼枯井中。人们在井上修了一座二十层高的塔，取名虹塔，把鳖精世世代代镇在下面。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就在虹河上修了一座桥，取名虹跳桥。”

　　“高僧哪去了？”我问。

　　“圆寂了。还用问吗。”外祖母不假思索地说。

　　“既然是得道的高僧，为什么还和普通和尚一样免不了一死呢？”我遗憾地说。

　　“虽然都是死，但死和死是不一样的。”外祖母说。我觉得这句话等于没说。因此我让她不要跑题，继续之前的故事。

　　“我不正在讲嘛，急什么。”外祖母说。“鬼子占领虹城以后，从十里八乡抓了很多乡亲去加固虹塔。那虹塔一共有二十层，因为高僧施了神力而千年不倒；从外面看特别高大雄伟，里面呢，宽敞得很，就像咱们这宅院一样大。鬼子看上虹塔，驱使几百乡亲日夜赶工，把塔改成一座碉堡。”我认为外祖母对虹塔的描述有些夸大。“那个荒井原和胡谦就住在里面。”

　　外祖母把手里的剪刀放下了。这意味着那件我看不出什么东西的作品已经完工。她把多余的部分扔到针线笸箩里。那张对折的纸展开后，我发现原来她剪的是一个人，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学生。显然她剪的是早川千春了。“像不像？”外祖母把一只手的掌心向上，另一只手把早川千春举起来，让她站在掌心里。

　　“我又没见过早川千春，哪知道像不像啊。”我抱怨外祖母。她真是老糊涂了。“不过，说实话吧，这小人儿剪得可真是漂亮。”

　　四

　　外祖母有些日子不捣鼓那些硬纸壳子了，原因是，母亲觉得家里的各种纸箱子完全够用了。岂止够用，简直像患了箱疫。家里的粮米、衣物、钱财，都用那些东西层层叠叠地盛放，仿佛我们家开的不是手套加工厂，而是纸箱厂。而外祖母还在源源不断地研发越来越结构复杂的新品种。母亲终于忍无可忍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外祖母需要大量的糨糊，那粘稠的东西需要用一定比例的面粉和水调好，然后放在锅里熬制。外祖母这两年老了，把多年练就的熬制糨糊的手艺都快忘了；火候掌握得有问题，糨糊就常常焦在锅里。“又浪费面粉又浪费柴禾，”母亲说。“箱子太多了，用不了，不行就得拆了当柴禾烧。”

　　母亲最后这句威慑很起作用。外祖母就把糊箱子的时间用来把自己蜷成一个球球睡觉。自从她无意识地剪出一个早川千春，终于又找到消磨时间的事了。“又闲不住了。要闹纸灾了。”母亲担忧又无奈地说。

　　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外祖母颠着小脚，把胡宅所有房间搜了个遍；半日功夫，东厢房地上就堆满了她要用来剪纸的原材料，主要是家里的旧报纸。原材料的富足主要得归功于我父亲，他办公室订了很多报纸，都让他贪污，拿回家来了。他如今在风波镇可是个人物了。一九三八年前后，胡菰蒲老爷在念头岭的采石场巡查时，动不动就眺望茫茫苍苍的金牛顶，为不能深入其中探查神话传说中那埋藏千年的黄金而长吁短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为此可没少折腾，甚至他为了寻找金矿而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好腿。但如今，虽然他跛着一条在矿井里摔坏的腿，却换来了过去几代风波镇人没实现的理想。简言之吧，父亲现在是金牛矿业集团的董事长。我回到风波镇的这段时间，他整日吃住在矿业集团所属的一个工地上，那里正在崛起一座酒店和一家娱乐中心。

　　我们家的历史和风波镇密不可分，是血和骨头的关系；对它们的最充分的表达，我觉得非时间不能完成。说老实话，眼下我驾驭它显然有些吃力，这在我的预计之中。如若不是因为肺上那正在生长、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就会要了我的命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会把这项浩大的工作交托给时间；可是现如今，我不得不把它提到我死之前来干。我冒的是干砸的风险。

　　所以，有一个问题或可接着这个话题予以交代一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波镇作为我真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乡，它有更富丽的方面值得我去着墨；仅仅因为容量有限，我不得不暂且将那段时间的风波镇搁置。倘若我还有时间，那会是下一件事。

　　现在我该继续说说一九三八年的虹城了。外祖母黄杏儿和白鸥、早川千春三个人，在虹城的街上逛荡。为了安全起见，她们经常女扮男装，乔装成砖瓦厂的伙计。甚至有时还把脸弄上一道道黑泥，混在脏兮兮的挖泥工队伍里，扛着铁耙，挑着箩筐，到荒地里去挖泥。即便到南门市集去玩，她们也得在脸上涂点窑洞里的灰，把自己搞得很丑；胳膊上挽着篮子，装成买东西的。

　　所以，外祖母对那个早上念念不忘：她太丑了。那天只有她自己。早上起来天色阴沉，白鸥和早川千春都不爱去淋雨。外祖母坚持出去了。她客居在砖瓦厂，久住下去显然是个问题，必须尽快见到胡谦。外祖母抓了两把灶里的灰抹在脸上，随随便便地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辫子团起来藏在帽子里。她躲躲闪闪地拣那些人少的小胡同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虹桥边。当时从虹桥那边跑过来一个年轻人，边跑边对她说，有鬼子，躲一躲吧。

　　这是外祖母花了一辈子时间都没想清楚的一件事：人家告诉她那边来鬼子了，外祖母不知为何，却没跟着那人赶紧跑开。她好像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者什么人告诉她胡谦就在那队鬼子里。她胆大包天地站在虹桥这一头，聆听鬼子的皮靴咵咵踩踏桥面的声音。接着她真的看到了少爷胡谦，那场面让她无比困惑。

　　“你们说话没？”我问外祖母。

　　“说了。”她在剪另外一个人物。

　　“谁先说的？”

　　“我。”外祖母心有不甘。“他穿着日本人的衣服，脸绷得就像冻住了。要是我不叫他，他可能打算就那么绷着脸从我身边走开。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真让我生气。”

　　于是外祖母很生气地叫了一声少爷。她的少爷没吭声，眼见着就要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她更生气了，大声叫道，胡谦少爷！

　　“他什么反应？”

　　“回头冷冰冰地看了我一眼，问：谁是你少爷？”

　　“然后呢？”

　　“然后就走了。”

　　“这就叫说话呀？”我不免感到失望。“您怎么不追上去？”

　　外祖母傻呆呆地站着。天果然下起雨来了，把外祖母脸上那些灶灰冲刷到胸前的白粗布褂子上，一绺一绺。让外祖母感到揪心的羞耻。我干吗要在脸上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蹲在桥头哭起来。哪还顾得上去追赶胡谦。

　　外祖母蹲着哭了一阵子，回到砖瓦厂。她忧愁地矛盾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回到风波镇去。夜里，她们三个女孩躺在一铺炕上，她没忍住，就把早上见到胡谦的事说了出来。她问早川千春，你是在哪看到他的？早川千春说，也是在街上。白鸥接过话来说，他现在是汉奸了，你还找他干什么？外祖母说，他是汉奸，我就不能找他了？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汉奸呢。白鸥在被窝里伸腿蹬了她一下说，你是中国人哪！外祖母说，我当然是中国人了！白鸥说，他现在帮着日本人，烧杀抢掠我们中国人，你要跟他划清界限！外祖母觉得白鸥说得也对。她问，你们俩都知道他是汉奸了？白鸥说，是啊。外祖母因为她们两个瞒着她，又生气伤心地哭了一场。完了之后她问早川千春，你不也是日本人吗？为什么不去跟他呆在一块儿，对我们烧杀抢掠？早川千春说，我不喜欢侵略。

　　外祖母根本不信早川千春的话。她觉得那日本女人是在想法让她尽快回到风波镇，不要跟她争抢胡谦。白鸥让她哭得有点不耐烦，就给她支了一招：你要是还想见他，明天去白龙寺。八成能碰见。我要是你，就找把枪，偷偷把他干掉。外祖母说，我干吗要干掉胡谦？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外祖母用那把黑铁剪刀，完成了今天的第一部剪纸作品，仍然是人物：一个男的。“胡谦吧？”我说。因为那人头上戴一顶帽子，我从抗日题材电视剧里经常能看到的日本陆军帽。它像一截矮塔矗立在胡谦头上。“这帽子剪得太像了，”我由衷地赞美道。

　　五

　　事实上，白鸥那种“偷偷把他干掉”的说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这是第二天外祖母在白龙寺得出的结论。

　　外祖母这么说是有原因的：胡谦少爷就像荒井原身上的一个部件，只要你见到胡谦，必会见到荒井原。外祖母前一天在虹桥已见识过矮瘦得像没发育好的荒井原；她绝想不到，日后自己居然和这个家伙有了些瓜葛。

　　有关于荒井原，我从网上查到一点简略的资料；寥寥数语，只能说明他是一名少尉，时任日本陆军步兵某联队某中队队长。他来到中国的结果就是提前结束了上帝给他的生命：说起来我倒是有点对他生出同情；他来到中国，只活了短短数月。

　　不仅仅是荒井原本人，他太太比他在中国活的时间更短。不过据外祖母说，荒井原那个喜欢烧香拜佛的太太，来中国时就已经是个病歪歪的将死之人；水土不服又加重了病情，使她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呜呼。我认为，她既然生病了，就不必大老远跑到中国。何况是跑来看她丈夫如何杀人。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外祖母一早就来到白龙寺。她找到一个地方躲起来，眼巴巴地瞅着寺门。一个多时辰以后，她终于看到荒井原一行：矮瘦的荒井原腰里挂着军刺；他那病歪歪的太太已经不能走路，被抬在一顶躺椅上；胡谦少爷戴着那顶像矮塔一样的日军陆军帽，也穿着肥大的日军军裤，跟在荒井原旁边。外祖母看到胡谦少爷腰上别着一把黑铁做成的手枪。

　　外祖母试图剪出那个抬在躺椅上的日本女人，第一次失败了。主要是躺椅不好剪。“那女人从白龙寺回去就死了。”外祖母说，“听说咳了一地的血。”

　　“她本就不该来。一个女人家，跑到别人的国家，看着自己的丈夫去杀那些无辜的人，她肯定心里不好受。”我说。

　　“要不怎么病成那样还去烧香拜佛呢。”外祖母同意我的说法。“照我看，她死了是替那死鬼丈夫赎罪。她离开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女人长得美，特别是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水汪汪的，好像有话要说。我到现在都能想起她看我那一眼的样子，好像在说对不起。真是作孽。”

　　“您不是躲起来了吗？躲在哪？”

　　“厕所。”外祖母说。我扑地一声笑了。外祖母在厕所里藏了一个多时辰。

　　“笑什么笑。”外祖母说，“我后来不是出来了吗。”

　　“少爷看到您从厕所出来，多难堪啊。他看见您了吗？”

　　外祖母重新在剪那个躺在椅子上看了她一眼的日本女人。“看见了。装作不认识。”

　　“您那天还往脸上抹灰了？脏兮兮的？”

　　“没有。”

　　“我猜您打扮得一定很漂亮。”

　　“有什么用。”外祖母说，“那狗汉奸理都不理我。他只看了我一眼。当时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我趁荒井原还没从殿里出来，就跑过去跟他说话。我说，少爷，我是杏儿啊！他却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找你啊！他说，快回去吧，一个女人家，到处乱跑什么。我说，少爷，你当汉奸了？他不说话了，脸阴沉下来。我就说，你当汉奸了也不要紧，我还跟你。他说，你想跟我，我就得要你啊？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土里土气的。”

　　“人家出国了嘛，也算是一个海归；看不上你了，也在情理之中。”我说。

　　“什么龟？”外祖母问。

　　“乌龟王八蛋。”我笑得眼里迸出泪花来了。“女人不能这么上赶着对男人好。男人都是贱骨头，你得打着他骂着他，他才会觉得你好；你越顺着他宠着他，你在他眼里就越是贬值。”我只恨不能穿越到一九三八年那天，去对外祖母面授这些混世经验。“然后呢？”我伸了伸手指，重新握住笔。

　　“我就没出息地哭了呗。这时候荒井原他们出来了。他太太被重新抬到躺椅上。荒井原看到胡谦在和我说话，就很警惕地问，她是谁？”外祖母顿了顿。“你猜那狗汉奸怎么说。”

　　“嗯，让我猜猜。”我说。“一个老乡？”

　　“哼。”外祖母气哼哼地说，“他说：不认识，一个疯子。”

　　“这有点过分。”我说，

　　“是啊，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上去拽他的胳膊。谁知道，他唰地一下从腰上把手枪拿在手里，指着我。就这儿。”外祖母指指自己的眉心。“他说：滚。别挡着太君的道，我的子弹可不认人。哪来的疯女人。”

　　太不像话了。我一字不落地把这些伤人的话都记在本子上。然后写道：外祖母非常伤心，她呆呆地站在老槐树下，眼泪都忘了流。荒井原从腰里抽出刺刀，围着外祖母转起了圈。他边转边阴森森地看着外祖母。寺院里安静得要命，只剩下和尚敲打木鱼的声音。良久，荒井原忽然举起刺刀。外祖母当时心想，还不如死了呢。但她很怕那把被阳光照得格外刺眼的刀，不知道它会把自己的脸弄成什么样。所以外祖母闭上了眼。这时候她听见那病恹恹的女人说了一句话。外祖母没听懂什么意思，她不懂日语。外祖母下意识地睁开眼，看到荒井原那把让太阳照得非常耀眼的刺刀放下去了。而那个病恹恹的女人，从躺椅上吃力地抬起头，看了外祖母一眼。外祖母老了都记得那双美丽的眼睛。她觉得那女人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荒井原那病恹恹的女人救了外祖母一命。然后那一行人就鱼贯离开寺院。外祖母只觉得两腿上的力气都被什么东西给抽走了，她一屁股摔到老槐树下。敲木鱼的和尚从大殿里走出来，双手合十喃喃念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外祖母不说话，只是哭。和尚说，女施主要记住，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事。外祖母说，可刚才那个人，我就放不下。

　　和尚回身走到大殿里。不一会儿，长袍飘飘地回到院中，递给外祖母一个水杯。外祖母哭了那么久，体内水分流失严重，也觉得口渴了，就接过杯子。和尚手里拿着一把水壶，往杯子里倒水。杯子满了，和尚还倒，水又是刚烧开的，烫人。外祖母受不了，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外祖母歉疚地说，对不起啊师父，我不是故意的。 和尚极富禅意地说，痛了，自然就放下了。然后拿着水壶回到大殿里去了。

　　这一九三八年的和尚啊。他那句话岂止极富禅意。

　　外祖母成功地剪出了那个救她一命的日本女人。“这些剪纸，您都送给我吧，”我说。

　　六

　　我很想一个人。当然是男的。但我具体想谁？这又是一件没有答案的事。我从书里翻出被当作书签的婚纱影楼广告，看那上面的男模特。我意识到，我在试图找一个假想的供我想念的对象。我总是这样，有恋爱饥渴症，却又有病态的挑剔症；否则我可能早就和谁一起干结婚那件事了。

　　我把婚纱广告重新变成书签，打开电脑。外祖母立即放下剪刀和纸。“超市劫案有新消息了？那一对男女是不是抢劫犯？”她记忆力真是棒。

　　“还没有。”我一边翻着相关新闻，一边回答她。“有个名叫田五斗的记者，铁了心要把那对男女找出来。他觉得事情有点奇怪，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到医院不久就逃跑了。他听一个夜里失眠的患者说，当时站在窗户前面，看到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医院；女的在前面，男的在后面，一转眼就不见了。”

　　“可能是怕花钱。现在的医院，谁住得起呀。”外祖母身板健朗，从没住过院，却知道如今的医院住不起。

　　“据护士说，女的送到医院一直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而夜里值班的医生护士不多，一不小心，人就溜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赞同外祖母的看法：这两人生怕花钱，干脆一跑了之，哪怕女的还发着烧。

　　“啧啧。”外祖母感叹道。

　　“田五斗，这名字可真有意思。”我觉得给他取名字的人可能是他爷爷，有过挨饿的经历。

　　我离开电脑，把外祖母刚刚剪好的那个日本女人夹到书里。书里已经攒了不少人物剪纸了。“都送给你吧。”外祖母很慷慨。

　　“我打算写本关于风波镇的书，到时候把您这些杰作都拍照做插图，然后署上您的名字，黄杏儿。”我的豪言壮语很让外祖母兴奋。“你现在就照。”她说。

　　我下炕到柜里拿出旅行箱，翻找相机。我记得把它带回来了。外祖母参与热情极高，帮我把剪纸一张张摆在炕上，然后凑到相机跟前来。我生怕还没开始写小说就被绝症夺去生命，让外祖母失望。

　　我给那些剪纸一一拍照，又顺便算了算自己带回来的金银细软：中行建行银行卡两张存款共计六万三千块；另有现金七千块；黄金铂金项链各一条；翡翠吊坠两个。我再次想到我的苹果手机，如果不是把它忘在家里，那也算一笔财富。照现下的情况来看，这些金银细软支撑我在风波镇生活三两年不成问题；但假若治病的话，那就是杯水车薪了。不过我也没打算治什么病，迟早不是一死吗。还或许我根本就没得什么绝症呢，我不是咳嗽得越来越轻了吗。至于忘掉手机，记忆力衰退，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又不想靠记忆而活着。

　　接着，我和外祖母进入例行小睡。这次外祖母梦见她年轻时和秦腊八的一次吵嘴。她居然是抽泣着醒来的。我少不得安慰她一番。我做的梦仍然跟那辆诡秘的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