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

　　外祖母怀孕了，更加不愿意让过耳风下山。她已经知道，小运气天天跟着郎中老李，把长在崖壁里那些有毒的植物采下来，是去喂地雷了。如今这年头盛产稀奇事，地雷也变成吃草动物了。过耳风让小运气过几天就下山一趟。有一次他跟外祖母商量说，压寨夫人，咱们搬下去吧？外祖母明知故问，搬到哪儿？过耳风说，镇上啊。或者念头岭。外祖母说，你只要不把我这个压寨夫人废了，就想都别想。

　　“您这样做是在毁一个英雄。”我倒立着，给外祖母下结论。“乱世来了，一个庞然大物却被女人困在大山里，无法成为英雄。您要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遇到乱世的。”

　　倒转的老挂钟像稳重的哲人，背着手贴在墙上。我倒立着，它也倒立着。指针这时候看却是正着。这是一只非常哲学的钟，我认为它的存在极富深意，特别是对我们正在完成的笔录而言。具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我却说不清楚。

　　需要重点说一说的是，我的身体状况比前段时间大有好转，咳嗽偶尔发作。并且我仔细观察得知一件很欣慰的事：我吐出的痰颜色清亮，不见血丝。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那些从我肺里钻出来的东西，总是把它们吐在水井旁边的水池子里，头转到一旁，快快压水冲掉。我压水的技术因此得以锻炼，极为纯熟；以至于母亲从后面菜园里摘了菜回来，总喜欢隔着窗户喊我给她压水。胡家老宅后面那个秦六指曾经翻墙进去的乱种了一些树的后花园，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以一个菜园子的面目而存在。对此我略有遗憾：无法目睹它当时的样子，只好想象了。说到痰，很惭愧，我承认我是一个胆小之人。但我最终克服了这个弱点。当我看到它在太阳下晶亮透明的光泽时，我由衷地觉得，它像钻石或琥珀一样美。我认为，我身体的好转极有可能和两件事有关：打坐，倒立。外祖母终日沉浸在回忆里，四肢不勤，却活到如今的九十四岁高龄，充分证明了我的推测。尽管这样，我仍居安思危，认为我肺上那东西还在。它潜伏在我身体里，就像一九三八年那些潜伏在地里的铁家伙一样，都是看不见的敌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它的沉默或许恰恰是假象。

　　据外祖母说，一九三八年，那些埋在地里的东西神出鬼没，日本人起了一个统一的称号：地下魔鬼。他们把那个从夜色深重的庄稼地里偷回去的魔鬼研究了大半夜，决定用探雷器来加以对付。于是，在另一个夜里，荒井原出动一个中队去偷袭风波镇。他们的阵势排列成如下样子：前排是工兵，后面跟着倒霉的潘黄牙，接着依次是伪军、步兵小队、机枪小队。工兵手里拿着的探雷器样子很奇怪：一根金属杆，头上焊着个铁圈。

　　那东西的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个吸铁石。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我父亲王董在起步之初，就用过那东西。学名叫金属探测器。我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还不是王董，却展现出了将来要成为一名董事长的天赋。他带着干粮和频繁改制的探测器，在金牛顶上这里戳戳，那里戳戳，搜索地下有可能藏着的黄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为此曾数度生出和父亲决裂之心，但外祖母却坚信金牛顶藏着无数的金子。她用这盲目的坚信，支持着自己的儿子，最终神奇地把他变成了矿业集团王董事长。他是第一大股东，我为了方便起见，就只喊他王董。

　　但是，这帮助我父亲成为王董的东西，在一九三八年却帮了荒井原的倒忙。事情是这样的：工兵拿着探雷器在前面开道，发现那些东西还真管用，铁圈上的指针忽忽悠悠地朝着某一个方向去。一共四名工兵，其中两人手里的探雷器发出了指令。后面的一干人等都退后几步趴在地上。荒井原一边趴着，一边考虑是先挖出这些魔鬼，还是先绕道去偷袭。这时候，前面轰地一声响，一些泥块溅到荒井原脸上。

　　“探雷器技术有问题吧？”我停下手里的笔。需要搞明白这个问题。据不完全记录，我父亲王董曾经改制过探金器多达一百五十七次。我认为他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不是。”外祖母否定了我的疑问。“他们探到的东西都是废铁块。徐铁匠铺子里的。真地雷改成石头做的了。吸铁石不管用了。”

　　“传说中的石雷粉墨登场。”我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抗日战争成功挖掘了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在我看来，石雷比铁雷在经济实用性上要优越几分，主要是石雷可以就地取材。念头岭上多的是石头。实在不够，还有金牛顶呢。小运气他们可以一边采草药一边撬石头。前期造雷用的铁，把徐铁匠铺子都倒腾光了。老百姓家里的漏锅破锅也都不锔了，全拿到鞭炮行去造雷。搞得锔锅匠大老远跑来风波镇，却失了生意，只好每天迷茫地欣赏锔锅担子。薛寡妇安慰锔锅匠说，她手里有点积蓄，不用锔锅也能过。只是造石雷要费时费力一些，地雷组那些人，每天猫在鞭炮行里拿着铁锤铁钎子，在石头上凿孔。

　　我以为是因为铁的紧缺，才改用石头造雷；但外祖母说，原因是当时得到了鬼子在造探雷器的密报，才突击造了一批石雷。

　　“密报从哪来的？”我停下，问外祖母。

　　外祖母摇摇头。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放下笔，倒立起来。其实不倒立也很容易分析。“消息一定是从炮楼里传出来的。换句话说，那里有我们的线人。”

　　“什么是线人？”外祖母问。

　　“就是奸细、间谍、卧底。”我尤为钟爱线人这个称谓，因为觉得它是个很优美的词。“您不觉得，一定有线人就像地雷一样潜伏在日本鬼子身边吗？我们来一点一点分析。先说劫军火。这是事先得到了厂里的情报；军火劫来后，先是藏在后面的凉房里，但荒井原胸有成竹地来搜，却搜了个空。难道转移军火仅仅是出于胡老爷的居安思危吗？我看没那么简单，应该还是得到了情报；荒井原对风波镇实施的第一次秘密扫荡，也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所以才有了第一次地雷战；前面这三次战役，加上刚才说到的探雷器战役，都充分证明了线人的存在。战争赢的不仅仅是硬件，还有软件。”

　　外祖母频频点头。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谁是线人。”

　　我看了看正抿着嘴沉思的外祖母。但我知道，她正在沉思的事情不是线人。她摆出这副表情，说明正在神游，焦点并不集中。她需要回顾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想想就知道，你无法把一生的事排列整齐再一一顺序回忆。我猜想，它们呈爆炸状在外祖母的脑海里呈现。当我说出自己的怀疑时，她花了十几秒钟，才把注意力转移过来；差点让我误以为她同意我的观点。“谁？胡谦？他是卧底？”外祖母先是失声怪嚷，音质奇高；接着嘎嘎大笑，笑出眼泪花儿。她觉得，我的话是她这辈子听过的最可笑的话。

　　二

　　老实说，我觉得胡谦可能是线人这个怀疑并非那么令人发笑。他为什么就不可能是线人呢？战争不相信眼泪，却永远相信传奇和秘密。我本想就这个怀疑进行一下调查研究，无奈没有可供考证的历史资料。没有片言只字关于胡谦的记录存在于官方档案里。为了证明这个，我特地用客厅里我家的电话，和我的初中同学潘革新联系了一下。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潘革新同学，正是当年炮楼里的二号汉奸潘黄牙的后代。出于基因作祟，潘同学的爹和潘同学无一例外都长了一副黄板牙，这让他在学校里得不到任何女生青睐。后来他在官场上混，不得已敲掉那两颗黄板牙，代之以两颗雪白完美的烤瓷牙。

　　我给潘革新打电话，是因为他曾经在虹城史志办呆过。他不仅在那里呆过，还呆得极有水平，把虹城志书编撰得史无前例地好，获得过八个一等很多奖项。我疑心潘同学如此醉心于研究历史，跟他爷爷当过汉奸有关。我的潘同学正是靠着这些奖项，如今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去了。他分管的部门正是我需要了解的：史志办、博物馆。但我并没有动身去虹城，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潘同学本人就是虹城史志，尤其是涉及到风波镇和鸟窝村的旧事，他睡着了都能倒背如流。因此，我遗憾地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对胡谦的任何记载。也就是说，他作为战争年代众多汉奸翻译中的一员，不幸地沦为了战争炮灰中的一粒尘埃。

　　“我爷爷也不存在。”潘同学说。

　　潘同学用了存在这样一个哲学得要命的词，顿时打动了我的心灵。我为胡谦这样稀里糊涂地死掉了而深感痛心。

　　“历史只记住大英雄和大恶人。其他人都不存在。可是，只有大英雄和大恶人，历史也不存在。”潘同学说。他说得极有道理。他的爷爷没能成为汪精卫那样的十大汉奸之一，就注定深埋于历史的肚腹里。我又仔细揣摩了一下，认为这句话是我的同学潘革新管理史志多年得到的披肝沥胆的总结。

　　那好吧，如今的情形只能是：胡谦作为一个负面草根，存在于民间传说里。而民间传说又存在于外祖母的嘴巴里。她已经九十四岁了，亲历者谁也没活到她这么大。因此我无须离开胡宅去找其他人考证。她就是历史的口授者。

　　我无奈地承认了这个现实，转而继续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据外祖母回忆，一九三八年，风波镇突击制造的那批石雷，把荒井原气坏了。还有更好笑的事：潘黄牙因为紧跟在工兵身后为后面的日伪军开道，也没能幸免，伤在后腰。这个部位委实要命，因为不能像三千朱沙那样，把整个腰肢都截掉。潘黄牙没资格得到日方军医的照料，只能躲在自己家里。更残酷的是，鉴于他的情况，荒井原重新换了一个小排长。炮楼里的诸多需要一日不能离开小排长。这等于说，潘黄牙被彻底打回草根状态；非但如此，他还得躲避那些被他抢过猪鸡的乡亲们。鸟窝村的郎中也不肯来给潘黄牙看腰。潘黄牙老婆去找郎中，郎中推说要去给日本人修围子，没空。谁敢把给皇军修围子的工夫拿来干别的呀！况且，哪个郎中药店里也没药了。战争年代是药饥荒年代。

　　外祖母在金牛顶上坐着晒太阳。小运气气喘吁吁地从山下返回来，带着潘黄牙的老婆。

　　“又一个要上山当女土匪的？那不是跟您抢饭碗吗？”我来了兴致。

　　“就她那样，还跟我抢？”外祖母不屑地撇撇嘴。她记得，当时潘黄牙老婆顾不上看外祖母的脸色，迫不及待地把头往金牛顶的地上捣，求山上的李郎中救救她家潘黄牙的狗命。

　　“救了没？”

　　“救了。潘黄牙老婆肚里还怀着孩子。她流着鼻涕眼泪，毒誓都发了，说他家男人要是救活了，一定回到炮楼，给咱们当卧底。要是不悔改，就让孩子死在肚里。”

　　当时，外祖母坐在金牛顶的阳光里，看着和她一样肚里长着孩子的潘黄牙老婆，想到自己的命运。忽然感到胡谦不理她倒也好。否则，说不定她也要沦落到潘黄牙老婆这个地步。

　　“胡谦没受伤吗？”我想起头号汉奸。

　　“他走运。”外祖母咬牙切齿的样子，仿佛巴不得流脓的是胡谦。我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假象。潘黄牙老婆离开之前，外祖母还是忍不住向她打听了一下胡谦的情况。

　　那时候在潘黄牙老婆的眼里，外祖母已经是个威风凛凛的压寨夫人了；就算是坐在一块冒着土腥气的石头上，也无损她的形象。潘黄牙老婆痛心疾首地数落着自己的命运，同时赞美外祖母的英明。为了巴结外祖母，潘黄牙老婆恶狠狠地说，胡谦是个迟早也要流脓的恶棍。外祖母叹了一口气。

　　那时候外祖母常常无端端地叹气，还可怜巴巴地哭泣，在金牛顶上迎风落泪。“您那是得了孕期忧郁症。女人怀孕了，内分泌是要紊乱的。”我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原因。”外祖母说。她这样说，让我嗅到了秘密的气味。但仅止于此。因为她又闭眼睡觉了。她在躲避什么？我无从猜想。

　　陷入睡眠中的外祖母，面色安详，皱纹向脸外扩展，透着诡秘的笑意；因而显得极为神秘。梦境以何种形式降临到她皱纹深处的大脑丘壑里，这让我浮想联翩。不出意外，我也睡着了。我们注定要以仪式的方式和梦境无数次地重逢。我梦见的事物仍是如下几种：在夜路上开着的车、我坐在车里开车、我开着车掉到水里、还有另外一个男的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从一座大楼里走出来，街上下着雨。

　　这些片段都是历次片段的重复和整合。不同之处在于，每次都比上次清晰和连贯，给我一个感觉：一个什么东西在缓慢地、有规律地成形。比如一幅正在进行的画，一部正在播放的电影，一锅正在变熟的菜。

　　我潜意识里知道，该出现一个新情节了。奇怪，这种意识出现在梦里——仿佛我得以分裂，一半在梦里一半在梦外。而实际上，我整个人都在梦里。这些关系说起来是如此地饶舌，但不管怎样，我期望中的情节出现了：我从一栋大楼里走出来，走到街上，街上落着雨；我的身后出现另外一个人。我回头看看，他面孔不甚清晰。街上暗淡的路灯光浮皮潦草地照着他，似乎专门就为了不让我认出他。但我还是辨认出，他正是坐在车里的男人。这个躲躲闪闪的主角，最终还是在梦里一点点现形了。我嘿嘿笑起来。

　　“梦见金豆芽了？笑成这样。”我醒来的时候，外祖母脸上的表情说明，她期待我睁开眼睛这一刻已经有些时候了。这么说，我这一觉睡得比平日长；或者她这一觉睡得比平日短。

　　三

　　外祖母说她梦见一张纸。“变黄了，写着字。”她说。

　　“什么字？”我无精打采地应付她。

　　“没看清楚。”外祖母见我消极对待她的梦，便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是谁拿着那张纸吗？”

　　“谁啊？”我懒得去猜。我在梳理我梦里那些事。

　　“汉奸，胡谦。”外祖母说。职业敏感马上让我抖擞起来。

　　“您再想想！到底纸上写着什么字？会不会是他给您的信？”我从炕上坐起来，利索地打开笔记本，笔拿在手里。

　　“没看清。”她坚持。我仔细审视她的表情，不像在撒谎。外祖母撒谎时会显得很狡黠，掩饰不住，所以很容易分辨。

　　“好吧，”我失望地重新躺倒。“如果您哪天重新梦见那张纸，一定记得好好看看那些字。”

　　“你以为谁都像你那样做梦？”外祖母觉得我反复做同一个梦不合常理。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事。我也没见过。这是初次体验。但奥妙无穷。

　　我躺在炕上重温刚才的梦，主要是复习和试图辨认那男人。我很认真地把梦记录在案，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

　　“干什么？”外祖母的兴致就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一样被打开。

　　“兹事体大，”我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等我梳理清楚了，再和您说。”

　　我登录微博，查看那个叫田五斗的记者在不在。然后，注册了新的QQ号、新的邮箱。我把密码认真地记在本子上，就像要开始新生活。

　　我给自己的QQ取了一个昵称为：逃亡者。

　　田五斗马上就通过我的验证。我想，逃亡者是一个很迷人的昵称。

　　我们的聊天证明了一件事：田五斗有宽阔的思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这让我很放松。我向他说出我的疑问：我认为我就是那个从医院里逃跑的女人。而那个和我一样逃跑的男的，就是和我一起掉到海里去的家伙。田五斗并不认为我那些梦是荒诞的。

　　我向他说出我的推理：我和那家伙，一起在那处正在扩建的码头上掉到了海里；之后，我们被一条打渔船救了；渔民打了报警电话，我们被送到医院；在医院过了没多久，我和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晚值班的实习护士是田五斗的初中同学，发现我们不见了以后，觉得我们很可疑，就给田五斗打了电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丢失了部分记忆。而且，在我离开医院走到街上时，那部分记忆就已经丢失了。因为在梦里和现实中，我和无名男在走出医院后，就像两个陌生人。

　　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和无名男，究竟与超市劫案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线索。超市没按摄像头。事件过去数月，仍没有任何目击者现身。

　　那么，我和无名男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认识或是不认识？同谋作案吗？

　　我在笔记本上画关系图，试图看看是否有规律存在。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给田五斗打字。“无名男进入超市，发现无人看店。他拉开抽屉拿出钱，跑到街上。我开车路过，他劫了我的车。我们的车掉到海里。渔民把我们救了。我丧失记忆，离开医院。”

　　我提示田五斗，不要忘了我梦里频繁出现的那辆车，无疑它是重要道具。因为这个梦正是从这辆车开始。

　　田五斗同意我的推断。我问他：“你对我这么信任？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个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问我失去记忆前在哪上班？为什么不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身上有很多疑点。”我提醒他。

　　“就是信任。”他说，“没别的。”

　　“好吧，”我说，“那你的任务就很清楚了：去码头打捞那辆我梦里的车。”

　　我叹了一口气。“我是个逃亡者，”我对外祖母说。她正迫切想搞明白我在玩些什么花样。

　　“逃亡者……什么意思？”

　　“就是干了坏事，为了达到免责的目的而逃跑的亡命之徒。”我解释道。其实这个解释纯属多余。她想知道我是哪种类型的逃亡者，干了什么需要逃亡的事，而不是问我逃亡者这个词条该怎么解释。

　　但我如何能把这些怪异的事情跟她讲清楚呢？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这一切是不是我的臆想，我是不是精神正常。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我过于耽溺梦境，没事找事地把自己跟医院里逃走的人联系起来？

　　“等一下吧，”我考虑了一下，“等车子找到再说。车子没找到的话，就证明一切都是白日梦。现在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您的故事吧。”

　　四

　　一九三八年发生在风波镇的故事，如同外祖母斑斓的皱纹一样多。坐在金牛顶上迎风落泪的外祖母，时时感受到一种孤独的滋味。在我看来，那一定是怀乡情绪使然。当然，她不肯承认。潘黄牙老婆上山来求解药，让孤独中的外祖母大感抚慰。她高高在上地摆出压寨夫人的架子，让潘黄牙老婆跟在屁股后面，去她和过耳风的房里小坐。外祖母因为怀孕和营养充足而肿胀了的屁股，让潘黄牙老婆十分羡慕。但是，不到一刻钟，潘黄牙老婆讲了一件事，就把拿腔拿调的外祖母弄哭了。

　　潘黄牙老婆娘家在风波镇，论起来，和薛寡妇死去的男人是本家。潘黄牙让地雷炸伤以后，当天夜里，一块飞石从窗外落入她家灶间，把唯一的一口铁锅砸出个窟窿。潘黄牙老婆哭号了半夜。潘黄牙骂她说，老子还没死，你就哭丧？快想办法找人给老子治伤。潘黄牙老婆说，别人都烂死了，你还指望活呀？潘黄牙说，废话，老子当然想活了。潘黄牙老婆说，你倒说说，你怎么个活法？潘黄牙朝他老婆勾勾手。潘黄牙因为后腰受伤，不得已只能趴在炕上；他扭着脖子看老婆十分不情愿地挨过来，免不了又咒骂了她一句，然后说，金牛顶上有解药。潘黄牙老婆一时不解其意。潘黄牙骂道，看你那蠢相。我告诉你，地雷里掺的毒药材，是从金牛顶上弄来的。谁在金牛顶干郎中你知道吗，老李。潘黄牙老婆问，是那个李神医吗？潘黄牙说，废话，不是李神医还能是谁。这方圆百十里地，没人比得上他了。潘黄牙老婆说，那又能怎样？他还能来给你治伤？想得美吧你。潘黄牙小声说，你去金牛顶，就说我愿意投降；要是给我治好了，我到炮楼里给他们当卧底去。我知道过耳风和风波镇是一伙的。潘黄牙老婆说，你让我去找土匪？还不如拿这块大石头把我砸死算了。潘黄牙说，我砸死你，也就砸死了你儿子。你们俩死了，我也要烂死。咱一家三口都要死；你去金牛顶上试试，咱三个还可能有个活头。潘黄牙老婆说，那黄杏儿去了金牛顶就成了过耳风的压寨夫人，上面还有几百来号土匪呢。潘黄牙趴着，上下打量一下他老婆，不相信地说，能有土匪看上你？潘黄牙老婆摸摸肚子，免不了又怨天怨地地哭号了一个时辰。天微微亮，潘黄牙老婆收拾了个包裹，偷偷栓了门，躲躲藏藏地往庄稼地来了。潘黄牙让她不要走大道，道上肯定埋了地雷。还不如走庄稼地。风波镇有人躲着看守那片地盘呢，以便给老百姓指路，以免误炸了老百姓。你是风波镇人，他们不会让地雷把你炸死的。

　　潘黄牙老婆绝望地猫着腰，往风波镇的方向遁行。她很幸运地被看守地雷的人发现，被领着七拐八扭地躲开地雷。娘家已经没人，潘黄牙老婆只好冲着薛寡妇去。

　　外祖母花了这么多时间做铺垫，原来想说的是别的。“潘黄牙老婆在薛寡妇家碰到锔锅匠。我上回不是说了吗，薛寡妇年轻时的相好锔锅匠，忽然跑到风波镇来。”外祖母告诉我。

　　“他老了跑到风波镇来，是要送上对薛寡妇的忏悔吗？还是穷愁潦倒，到薛寡妇这里来落脚？年轻时是个锔锅匠，老了还是个锔锅匠，可想而知，混得实在不怎么样。战争开始了，谁有那闲心锔锅锔碗过日子？一定是走投无路了。”锔锅匠的到来，使我对薛寡妇生出怜惜。我认为她不该那么便宜了锔锅匠，还把他领到家里，用她半辈子的积蓄供养他。

　　“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外祖母把腿倒了一下。“锔锅匠挑着担子走南闯北，曾经在虹城剧院见过一个名叫小花梨的。他这回来到风波镇，被薛寡妇领着去风波湖边玩，见到疯女人，非说她就是小花梨。”

　　我感到一瞬间看到了人世间的所有忧伤。我说：“胡逊其实是胡菰蒲和小花梨的私生子，对不对？那个在月黑风高之夜把胡逊送到胡宅门口的人，就是小花梨。她本想送掉这个孩子一走了之；却没想到，几年后，还是思念心切，所以又回来了。”

　　外祖母料不到我会这么思维敏捷。

　　“还有件事，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花梨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我说。

　　外祖母眯起眼，仔细回忆那天胡逊脸腮里鼓着一颗花生酥糖，把疯女人领进门的情景。她记得她爹老黄正坐在门口缝裤子上的一条裂缝；绣花针和老黄粗笨的手不般配，让他很苦恼。“她给我爹缝裤子的时候，一点都不疯。那时候还挺好看的。”外祖母总结道。“后来，老爷来了，说，一个叫花子，给她点散碎银两，打发走吧。疯女人站起来就开始疯笑。我和胡逊站在大门口，看着她往风波桥方向去了。胡逊那晚还哭了呢，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出去，把疯女人从桥洞里又给领了回来。”

　　“这就对了。”我说。

　　“你怀疑她并不是真疯，只是装疯？为的是能留在风波镇？”外祖母说。

　　“可是，一个正常人，怎么会预测那么多次重大事件？有异禀的人，多数都有精神病症。说她完全装疯，也不准确。”我又说。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外祖母让我绕糊涂了。

　　“或许可以这样说：她是半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当她糊涂的时候，通灵的那一部分功能就开始启动。她身上有两个开关：上帝给她关掉一个，必打开另一个。其实，疯傻状态的她，恰恰是一个大智者。”我说。

　　“傻子就是傻子。”外祖母不理解我的说法。

　　“您不是说，谁也不知道她最后到哪去了吗？异禀之人的归宿，和凡夫俗子是不一样的。”

　　“都说她在风波湖里变成鱼精了。”外祖母说。

　　“世人皆俗人啊。”我说。

　　毫无疑问，当小花梨给老黄缝裤子的时候，只有胡菰蒲一个人明白，那个脸腮被一颗花生酥糖撑得鼓起来的小孩，正是那女人那个时刻坐在门里缝裤子的理由。

　　“胡菰蒲真狠。为什么不认疯女人？这是男人的自然规律吗？”我说。

　　“谁让她是个戏子。”

　　五

　　我打开抽屉，准备拿一支新水笔，发现没有了。很多支用过的笔，横七竖八地躺在抽屉里，笔尖上的滚珠无一例外都干涩无光，像挤出乳汁的干瘪的乳头。那些乳汁都变成了外祖母的故事。

　　在落云街的超市里，我看到许多火腿肠、萨其马、毛巾肥皂、油盐酱醋；但是没找到笔。“打算这几天就去进货呢。”老板娘笑得很抱歉，快要哭泣的表情，仿佛犯下很大的错误。我倚着货架子，发现她不是出于抱歉，而是天生表情如此。有些人天生哭相，这没办法。

　　此人是不是风波镇上的原住民，还是谁家娶进来的媳妇，我不知道。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只是由于天生哭相，使得她脸上的法令纹较为突出一些。自从初中毕业，我很少回镇上来；每次回来，都发现一些陌生人。

　　我倚着货架子站立片刻，没什么话和老板娘说，就直起身子出去了。“去学校里看看能不能找到水笔？”老板娘在身后建议。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记得有个叫曲径的女同学考上虹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回风波镇小学。巧的是，我刚走进大门口，就碰见了她。曲径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当时我们俩从小学到中学时的恶劣关系，人尽皆知。现在她变得圆圆滚滚，年龄看起来比超市老板娘要老上五岁；这让我大为欣慰。

　　她用一种铿锵和粗鲁的口气，邀我去她家吃饭。猛然间我想到，曲径是曲先生的后人，她父亲正是当年的的小学老师曲则全。曲径比我大一岁。一九三八年那个夏天来临时，她刚出生不久。

　　“你要去哪儿？”我问。

　　“回家啊。下班了。”曲径说。我看看日头，原来到傍晚了。

　　“你先去教研室给我拿一支水笔。”我说。

　　“干吗？写情书？”她一提情书，我们俩都想起一件往事：初中时，她给十几个男生写过情书。她语文学得那么差，作文就更不用提了；她是怎么胆敢去写情书的，这我直到现在不很理解。她的热情和傻劲吓坏了很多人。她直到现在还和我一样，没嫁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和她的过分热情有关。

　　她跑回教研室，拿出好几支水笔，握在手里朝我跑来。笔码得很齐，笔尖朝前，像她端着的一支怪模怪样的冲锋枪。一九三八年她差点没命，她爹曲则全用一根布把她绑起来吊在脖子上，跳进老罗家的水井里打算自尽。但谁知道，过后，他又吊着那根白带子出现在人们面前。

　　“六支，够不够？”曲径伸开圆圆滚滚的手。我们俩勾肩搭背，离开学校大门，走到落云街东头，拐到落霞街上。她家住在落霞街东头，过去的老罗头家前面。曲则全正坐在院子里摔打花生蔓，白色的花生蹦跳着落到院子里；半干不湿的泥土被他甩到空中，复又落到他头上。我这才发现，他是个秃顶。从我记事时起，曲则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多少有点呆相的人；这大概是因为他耳聋的缘故。他的耳朵也是在一九三八年让炮弹给震聋的。不知道是不是耳聋影响了发声，他从一九三八年夏天过去后，就成为一个半语之人。他就像先天患半语症或是舌头短一截的人，但不是哑巴。

　　我蹲在曲则全的对面。曲径站在灶间，很大力地在揉搓一块面团。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我咀嚼着花生。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鲜花生汁液饱满。“曲叔，我想跟您聊聊一九三八年那场恶战。” 我说完了，意识到他耳聋，又口齿不清，遂决定跟他笔谈。我用曲径从教研室拿来的水笔中的一支，起身在窗台上找到一个本子，撕下一小片空白纸。那好像是一本作文辅导书。这让我想起，曲径是一名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当上语文老师的。

　　我写下上面那句话。曲则全的嘴巴还在咀嚼。“您不是投井自尽了吗？”我坚持问了下去。

　　有关于一九三八年那场致使风波镇沦陷的恶战，据说发生在暮色下沉时分。我想，大概和此刻差不多。自那以后，又经历了数十年如此的暮景。他看起来相当平凡，不像传说中的曲则全。

　　“大。大。”他说。

　　“您说什么，什么大？”我写道。

　　“嘿嘿。啊，啊，啊……！”他被羞涩和自责困扰着。我终于听明白，他说的是“命大”两个字。

　　我把作文辅导书递给他，希望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和我交流；却遭到婉拒。他脸上布满羞涩。曲径在灶房里弄出一些动静；我伸头看了看，她已经把灯打开了。惨白的日光灯管像刀片，割裂着让人恍惚的暮景。她右手拿着菜刀；大概是刚刚切过猪肉，刀刃上闪着血肉的光。她用同样闪着血肉之光的左手指指曲则全，又指指自己的脑袋，暗示我，曲则全精神有问题。关于曲则全的脑袋，风波镇上的人们口径比较统一，都认为当时那枚落在学校的炮弹把他脑子给震坏了。耳朵只是外伤而已。

　　六

　　是时候了解一九三八年那场恶战了。我手里握着一大把新水笔，它们每一支胸膛里都跳荡着充盈的乳汁，激发着我的工作热情。

　　母亲站在东厢房门口，两臂环抱，说了五句或是六句话；大意是她今晚做了三人份的饭，只有两个人吃。余下的部分，她端到隔壁蛋糕房送给那家的主人喂狗了。家庭成员有义务维护家庭秩序，外出就餐最好请个假。

　　“喂狗也好。”我说。我父亲是风波矿业集团的董事长，还在乎那么点剩饭干什么。照我看，把这老宅子推倒，盖三层小洋楼，才是我家应有的做派。而隔壁开蛋糕房的两口子，老实说，生活得真够拮据的。在一九三八年曾经是胡家拳房的那地方，现在终日飘荡着蛋糕和桃酥的味道；围着花围裙、戴着白帽子的小媳妇，每天凌晨两点起床。从东窗户那里传来她开动机器和面的声音。

　　母亲放下两臂，甩搭着离开了。我父亲王董很少在家吃饭，这本来就让母亲很冒火了。而我今晚的做法确实有点不妥。

　　“谁请客？吃什么好饭了？”外祖母刚才装出一副睡着了的样子，此刻幸灾乐祸地朝着我笑，露出白森森的假牙。她没卸掉假牙，说明一直在等着和我说话。只有在不用说话的时候，她才会把那白东西卸下去。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两排东西挡着，你只会听到出来进去的风声。

　　“饺子。在曲则全家。”我爬上炕躺下来。吃得有点撑。曲径下了大力气包这顿饺子，大铁锅里密密麻麻浮了非常壮观的一层，仿佛明天要世界末日。

　　“不是说去买笔吗，怎么又跑到他家去了？”外祖母对我的行踪很好奇。

　　“一九三八年那场大扫荡，您是不是该说说了？”我说，挑出一支新水笔。“前面说到，潘黄牙老婆去金牛顶求解药，和您在一块聊疯女人私生子的事。”我坐起来看了看笔记本。我们的节奏把握得不错，战争和爱情穿插进行。玫瑰在炮火中绽放，炮火把玫瑰摧毁。玫瑰又在炮灰中重生。

　　“潘黄牙不是个东西。”外祖母说。

　　之所以外祖母要如此咒骂潘黄牙，是因为当年他服了李郎中配好的解药后，好了疮疤忘了疼。潘黄牙老婆把一团浓鼻涕似的草浆抹在他发臭的后腰上，两天以后，这狗汉奸就没事了。他跑到炮楼去，要求继续当小排长。荒井原提出一个条件，让他把风波镇的地下魔鬼搞掂。或是把解药的事情搞掂。潘黄牙就携他老婆及一只老母鸡，来找薛寡妇道谢，看看有没有可乘之机。

　　潘黄牙和他老婆提着老母鸡，在薛寡妇家碰到了很尴尬的场面：秦六指和锔锅匠都在，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薛寡妇看到潘黄牙和他老婆来了，就对秦六指说，老秦，你该回家睡觉了，都这么晚了。你看，我家也来客人了。秦六指乜斜了一眼潘黄牙，说，不就是汉奸吗，算哪门子的客人。薛寡妇说，老秦，你喝醉了。秦六指说，对，我不喝醉还不来呢。薛寡妇气得脸上的粉簌簌下落，她拿起一把水瓢去打秦六指，边打边说，要在老娘这里放赖呀？秦六指说，老秦我过去来给你送钱送首饰送布料，你怎么不骂我来放赖？薛寡妇看看锔锅匠，锔锅匠脸色阴得像要下雨，就说，秦六指，过去是过去，我现在改邪归正了。秦六指眼见放赖无望，就开始说很不好听的话：臭婊子也能改邪归正？他的那家伙有多大，把你修理成这样？

　　眼见着一场打斗就要发生，潘黄牙挺身而出。他把秦六指往外拖，边拖边说，我怀里有酒，你摸摸。秦六指伸出那根多余的指头，探了探潘黄牙的胸。秦六指那根手指十分灵敏，比其它手指都好使。

　　那天夜里，潘黄牙留宿在秦六指家。两人在睡前把潘黄牙胸里藏着的那瓶酒都喝光了。秦六指说，早晚要去宰了锔锅匠。潘黄牙不建议这么做，因为那锔锅匠一看就有不少闯荡江湖的身手，恐怕不那么好对付。另外有薛寡妇像护小鸡雏一样地护着。潘黄牙临时编造说，日本人怀疑锔锅匠是共产党，还不如把他交给日本人来修理。秦六指问，怎么交？潘黄牙说，日本人实行安民政策，只抓共产党。普通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有一个问题：日本人不敢来，地雷太厉害了。崩着了就得烂死。我老潘是命大。你要是能把那些地雷都弄哑了，就好办了。秦六指很为难地说，我哪会摆弄地雷啊。潘黄牙说，你能搞清埋雷的地方也行，领着日本人避开地雷，不就过来了？秦六指想想，这个倒有可能。

　　“莫非一九三八年那场恶战，就是这样开头的？是秦六指把日本人领过来的？”我对这种推断并不满意。如果这就是历史……“不会吧？”我提高嗓门。

　　“当然不会。这次多亏了胡逊。胡逊自从被秦腊八在布店里勾引以后，就认命了；秦腊八呢，每天像狗皮膏药一样地粘着他。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在布店里呆到很晚——肯定又是秦腊八在勾引胡逊干坏事。”外祖母分明是在吃醋。

　　“您不喜欢胡逊，还不许别的姑娘喜欢啊？”我觉得她有点霸道。

　　外祖母被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胡逊送秦腊八回家，两人在窗外偷听到潘黄牙和秦六指的话。胡逊返回时，到拳房里把事情告诉了韩角声。”

　　“结果呢？”

　　“排雷阵的时候，秦六指躲起来偷看。大家等他偷看完了，又返回去重新排阵。小鬼子在约好的时候和秦六指碰头，由秦六指领着，打算过庄稼地。结果，都给炸了。包括秦六指。”

　　“秦六指也给炸了？”

　　“死了。”

　　“他毕竟是风波镇人啊，大家就眼睁睁看着他去踩雷？” 我感到有些不舒服。

　　“他后面领的是日本人；他不死，日本人就得过来灭了风波镇。”

　　“秦腊八为什么不上金牛顶找你要解药？毕竟你们过去姐妹一场。”

　　“要了。没救活。”

　　据外祖母说，有天她正在山上坐着晒太阳，小运气从山下跑回来了。小运气那段时间每天都跑一趟山下，当过耳风和韩角声的联络员，因此练得腿脚生风。他跑上山，到处找老李，说，老李，你以后不要叫神医了。老李问，为什么？神医的名号是我自己挣来的，又不是你给我封的。小运气说，告诉你吧，秦六指死了。烂死了。你的解药失灵了。老李不解地皱着眉，摸着稀疏的下须，说，怎么会呢？小运气，你明天再下山探听一下，地雷里是不是加新东西了。咱们赌一场，如果地雷里加了新东西，你得老老实实叫我一百声李神医，当我的关门弟子；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李神医从此金盆洗手，解甲归田。

　　“结果呢？”我感到这段比较有意思。

　　“小运气第二天又跑回山下，找韩角声打听。韩角声告诉他，的确他们往地雷里又加新东西了，胡乱加的。把地雷搞得威力又猛了些。”

　　“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我必须得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味材料写进去。

　　“粪便。”外祖母说。

　　起初我以为外祖母在跟我开玩笑，但她脸都涨红了，跟我发誓她说的是真的。我想了想，粪便里含有多种细菌和微生物，与火药硫磺等东西发生化学反应，没准还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据外祖母说，秦六指死后，李神医宣告他对风波镇的地雷束手无策了。再也没有解药了，我对付不了粪便。他说。但他仍是收获了小运气的一百声敬语。地雷组的人听说这件事后，信心倍增，又想了很多奇招，往地雷里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快，那些东西就不仅仅能喷鬼子一脸黑灰了，还能直接把人炸飞上天，落在庄稼地里就是一具尸体；掉条胳膊掉条腿，就更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