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割掉鼻子的大象(1)

　　【叶永烈导读】

　　1982年9月16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出席欢迎Sony名誉会长、日本创造协会会长井深大博士的晚会。井深大博士发表演讲，由一位中国翻译现场口译。起初，井深大博士讲述访华观感时，口译很流畅。然而，到了他讲述Sony新近推出的摄像机的时候，口译者结结巴巴，因为她不知道那些科学名词应该怎么译，面露窘色。就在这时，一位身材修长的东北汉子站出来“救场”，流利地为井深大博士口译科学技术内容，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笑声、掌声……

　　这位东北汉子，就是我的老朋友、科幻小说作家迟叔昌。当时，他在日本担任Sony公司中国首席顾问。

　　迟叔昌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相当活跃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大约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的读者不大知道他。有的年轻的科幻作家在写中国科幻历史时，甚至把他的名字错写成“迟书昌”。其实，这是因为他排行老三，按照中国“伯、仲、叔、季”的命名惯例，叫“叔”昌。他的大姐，就叫“伯”昌。

　　据迟叔昌告诉我，1922年2月13日他出生于哈尔滨。他的父亲在东北开面粉厂，但是酷爱文学，无形之中也培养了他也对文学的兴趣。哈尔滨曾经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迟叔昌上小学、中学时，日语是必修课。后来他又到日本庆应大学读经济学，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迟叔昌走上科幻小说创作之路，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的出版社往往雇一批“抄稿员”，专门誊抄那些字迹潦草或者没有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书稿。1955年，担任抄稿员的迟叔昌，奉命抄写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著。他抄着抄着，竟然入了迷，从此对科幻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不久，他去拜访一位外国女专家，看到她在北京饭店窗台上晒咸鱼，十分纳闷，心想，她这国家太短吃的了！跟女专家一聊，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晒的干鱼是标本！女专家说起自己小时候喜欢读科幻小说，使她爱上了自然科学……

　　这两件事使迟叔昌与科幻小说结缘，竟然写出一篇科幻小说“处女作”——《二十世纪的猪八戒》，讲的是猪像大象那么硕大。他投寄给《中学生》杂志，杳无音讯。直到一年之后，他的“处女作”被下乡回来的主编发现，帮助他润色、修改，把篇名改为《割掉鼻子的大象》，还加上编者按推荐，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这位独具慧眼的主编，就是科幻小说作家叶至善。

　　《割掉鼻子的大象》一炮打响，被收入1957年优秀少年儿童作品选。著名女作家冰心在序言中写道：“迟叔昌把科学道理融合在故事里，引人入胜。”《割掉鼻子的大象》的成功，给了迟叔昌莫大的鼓励。于是，他写出《大鲸牧场》、《科学怪人的奇想》（与叶至善合作）、《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三号游泳能手的秘密》、《起死回生的手杖》、《科学怪人的奇想》、《冻虾和冻人》、《人造喷嚏》、《机械手海里得兵器》、《小粗心游太阳公社》、《没头脑和电脑》等许多科幻小说。

　　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是典型的“少儿科幻”。他的作品的特点是构思奇妙，故事有趣，语言生动而且贴近少年儿童。他注意科学幻想的科学性，总要有一段话讲明幻想的科学依据。不过，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形象比较一般化，所写的科学家总是无所不知的万能博士式。他的作品，严格地说属于科幻故事，缺乏小说特点。

　　迟叔昌辞去工作，在家里专事写作，当起“职业作家”来。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无处发表，陷入窘境。紧接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他这个“职业作家”推入绝境。他一度不得不去做临时工，手持铁锤去敲三合土，借以维持生活……

　　迟叔昌终于有了转机。那是他的大姐迟伯昌在日本专门写作中国菜烹饪法的书，叫他这个闲得无聊的“职业作家”帮忙写稿。这样，他在1975年获准东渡。1978年他在日本出版了编译的《中医草药字典》和宣传绍兴酒的小册子，他总算有了稿费收入。后来，他在母校东京庆应大学任教，兼在Sony公司做事，有了稳定的收入。

　　除了科幻故事外，迟叔昌还写了不少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科学文艺作品，翻译了《板车之歌》、《守礼之民》、《小林多喜二小说集》等日本文学作品。

　　戈壁滩上的新城市

　　19××年8月23日，我为了采访大戈壁国营农场丰收的新闻，来到了戈壁滩上的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名字可特别，叫做“绿色的希望”。在五年前出版的地图上，还找不着这么个地名，可是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的旅馆里。服务员提着我的手提箱，把我引进了一个不很大的，但是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

　　“同志，路上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水，又把窗帘拉开了。

　　“不，一点也不累。飞机又快又舒服。午饭还在北京吃的哩，想不到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已经来到戈壁滩上了。”我走到窗子跟前。“你不忙招呼我，还是先把你们的城市给我介绍一下吧！”

　　“对了，我想起来了，您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服务员笑了笑说。“请看，前面就是中央广场。广场对面那座白色的大楼是市府大厦。大剧院就在那一边，看见没有？就是那座淡黄色的大楼，还是去年国庆节落成的呢！那边是农林牧学院，就在那座小山上，有一大堆房子。百货大楼、少年文化宫、工人俱乐部，新建的住宅，都在我们的旅馆后面。您出了大门，向右首拐个弯，就都可以看到了。”

　　我站在窗口向下望。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呀，简直跟花园一样！马路又宽阔又清静，两旁的白杨树给马路镶上了两条浓绿色的边。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个白石砌的花坛，美人蕉，大理菊，五颜六色，开得正热闹。向远处望，茂密的树林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一座又一座的崭新的大楼，像海岛一样，浮在绿色的海洋上。这里不是戈壁滩吗？我在一本古老的地理书上看到，说这里黄沙连天，寸草不生。谁想得到今天的戈壁滩……

　　突然，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看大象去呀！看大象去呀！”

　　从马路的那一头，涌过来一大群孩子。他们一边喊，一边跑。许多大人跟在他们后面。

　　“什么？大象？哪儿有大象？”我问。

　　“不知道。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大象。”服务员回答。

　　“可能是动物园新到了大象。”我说。

　　“不会。这儿什么都全了，就差个动物园。”服务员回答。

　　街上的人越来越拥挤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朝着一个方向跑，真像过节日游行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想不透。

　　“我得去看看！”

　　我一边说，一边跑出了房门。

　　割掉鼻子的大象

　　我挤到了人群里，拉住了一个红领巾问：

　　“上哪儿去呀，小朋友？”

　　“车站去！车站到了一大队大象哩！”

　　“大象？哪儿来的？”

　　“不知道。”他一边走，一边回答。

　　“来干什么？”

　　他不回答我，却指着前面叫：

　　“看哪，看哪，那不是来了吗！”

　　前面的人让开路来，大家都退到人行道上。可不是吗，十几只大象排成一队，在慢吞吞地走过来。

　　“都是一色的大白象呀！”一个孩子叫了出来。

　　是呀，这种白里透红的大象，连我这个当记者的也没有看见过哩。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是灰色的。看呀，它们慢慢地越走越近了。又粗又短的脚，“咚咚咚”地踏在水泥路面上，两只大耳朵一扇一扇，还发出“呼噜呼噜”的鼻息。胆小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靠在大人身上。

　　“呀，奇怪！”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惊讶地叫起来，“这些大象怎么没有长鼻子呢？”

　　经她这么一提醒，我也奇怪起来了。这群大象的鼻子都像割掉了一样，只看见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还有奇怪的呢！……我不禁也叫了出来：

　　“咦！这些大象的牙到哪儿去了呢？”

　　“一定是亚洲母象，动物书上讲得很清楚，亚洲母象是没有象牙的。”旁边的一个男孩子说。

　　“不，”小女孩说。“我想它们可能是演马戏的。为了怕发生危险，所以把长鼻子和象牙都锯掉了！”

　　“谁说是演马戏的！”

　　大家回头一看，说话的原来是骑在最后一头大象上的一个青年。他挥了挥鞭子，又说：

　　“它们是国营农场的。”

　　“国营农场的？农场养大象干吗？”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问。

　　“一定是耕地用的。”一个老公公说。“古书上就说过，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大象耕地。”

　　“国营农场有的是拖拉机，还用得着大象？”小女孩说。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割掉鼻子的大象队伍慢慢地走过去了，我带着一连串疑问，回到旅馆里。

　　一封请帖

　　走到房门口，服务员同志递给我一封信：

　　“同志，您的信。”

　　我坐下来，把信封拆开，里边是一张请帖：

　　悦森同志：

　　知道你要到我们的农场来采访，我非常欢迎。明天早上，我准备了一个奇迹来招待你。

　　李文建

　　8月23日

　　李文建！真没有想到，他原来在这儿。自从中学毕业分了手以后，我跟他就没有见过面。他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呀。在初中时代，我俩都喜欢数学，喜欢物理，都参加了少年宫的“巧手小组”。那时候，我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幻想。有些幻想是实现了，凭我们自己的两只手。举例来说吧，我们各人做了一对只有手表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冬天把它安在毛皮耳罩上，戴着倒是挺舒服，不但能听广播，还管预防耳朵生冻疮。也有些幻想落了空。有一回我们想：为什么不能给双轮双铧犁安一个马达呢？我们就动手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模型，也能走，可是犁头一插进泥里，轮子就只会打空转，再也走不动了。

　　后来我们快毕业了，我问他：

　　“李文建，你考上了大学念哪一科？”

　　“畜牧！”他好像早考虑停当了。

　　“畜牧？”我挺奇怪。“你不是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吗？”

　　“畜牧就用不着数学和物理吗？”他反问我一句。“那么你呢？”

　　“进新闻系！”我其实也早就考虑停当了。

　　“新闻系？好。将来当记者，当编辑。可是对你来说，数学和物理可真用不着了！”李文建很惋惜地说。

　　“我才不这么想哩！看看报纸上吧，数目字和物理名词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我的回答。

　　后来我们就分别了，从没有见过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至今还在我的耳朵边上。我的话，我在自己的工作里边得到了证实；尤其在采访工业新闻的时候，数学和物理的基本知识的确帮了我不少忙。可是搞畜牧到底用不用得着数学和物理呢？这回见了面，我得好好地问他一问。还有哩，方才看到的大象不就是国营农场的吗？我倒要代那些可怜的大象质问这位聪明的畜牧专家：为什么要把它们自己最爱惜的鼻子连同象牙一起割掉了？——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一定是他出的主意。

　　指象为猪

　　“北京人”牌子的无轮汽车把我送到大戈壁国营农场畜牧科的办公室门前。

　　办公室的玻璃门推开来了，走出来的正是李文建。他张开了两只臂膀说：

　　“欢迎，欢迎，记者同志，我的老同学！”

　　来不及让我说话，李文建就把我紧紧地拥抱住了。他仍旧是那个老样子，热情，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