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
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这个回复软中带硬，以退为进。
就这样，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
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时他已近七十岁。有吉虽上岁数，但头脑还算冷静，一直不赞成军部的冒进和外务省的强硬路线。他认为过度压迫中国只会让日本失去中国，为此在满洲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也是可以的。但当时的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特别强硬，“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不能放弃在满洲的权益”。内田一直站在军部那边，否定了有吉的构想。
见面后，蒋介石告诉有吉：这是非正式接见，一切谈话都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你的明白？
对广田三原则，有吉的看法是，承认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其他两条基本上没问题。所以，他主要解释另两条。
蒋介石说：三条中，两条涉及华北问题，所以中央派官员去华北主持军政后才能商讨。蒋介石把华北问题拉进来，实际上是给广田三原则设置了门槛儿。
最后蒋说：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
这是原话。
有吉也许是老糊涂了，认为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眉毛胡子都笑开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馆，就差道上绊个跟头了。有吉向东京报喜，说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马不停蹄，又拜见了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说咱下一步得谈落实了吧。中日媒体这时候也纷纷报道，说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
张群是1934年底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前几年，这个职位一直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着。
民国时代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罗文干、王世杰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为国争权的干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张群，跟军中的何应钦一样，被很多人认为是亲日派。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人们不是反日的，就是亲日的，非此即彼。历史要是这样简单，那倒也好了。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早年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取得留日资格，在东京振武学堂结识了蒋介石，所谓“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在东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师团实习，然后一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首义后又一起偷渡回国。
有这样的底子，张群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在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精明强干的张群又忙前忙后，为蒋拢住了不少人。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调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张群一上任就要求：从今以后，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这边来。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蒋介石决定打开中日政府间的谈判大门。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上，蒋介石定了一个调子：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关于这一点，蒋后来也反思过，认为这个办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国所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有吉的风风火火，张群问：落实？
有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赶快落实三原则吧。
张群笑道：不会吧。据我所知，蒋委员长的回答是：“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
有吉问：什么什么意思？
张群说：“个人意见赞同”说的是赞成中日政府间开始协商这件事，而非说赞成三原则；“无有对案”是因为三原则没有具体的东西，无从提出对案。何况，上次你们的谈话，是私人谈话，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有吉又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办法，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张群回绝了。张群说：你提到的办法，是你们针对华北行政长官提出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反对我们的何应钦到北平上任，所以这些办法也就无从谈起。
有吉无话可说，只好卷着铺盖卷回东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来了。后来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门口，跟张群谈判，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见。
日本有点急。
在第一次谈判中，有田说：中日关系如果不调整，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事啊！调整的话，三原则是躲不开的。话语间带有威胁的味道。他说：现在中日间的悬案越来越多。
张群说：最大的悬案是满洲问题吧？那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有田见有点自挖陷阱的意思，于是忙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不是时机吧！
张群说：那也好，从华北谈起。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必须保持。中日谈判时，华北那边的日本驻屯军必须停止一切行动。有田说：华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们谈？
张群说：他没这个权力。
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张群说，有田听。
第三次会谈是有田说，张群听。
第四次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任务就一个：让南京接受三原则。结果没谈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一个多月后，返回东京担任外务大臣，在一次谈话中称：中日关系的调整，也许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则进行。东京有点乱。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进行了说明：“中央对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会议前后“两广事变（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爆发。起因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蒋介石趁机想把一直半独立状态下的广东统一到南京这边，于是粤系实力人物陈济棠（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防城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广西临桂人），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
在对付新军阀上，蒋介石自有绝招。这绝招就是一边打，一边拉，先从内部瓦解开始，所以他一边派军入湘阻击叛军，一边把粤军大将余汉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高要人）拉了过来。陈济棠不战自败，李宗仁硬撑着，最后跟南京达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再次归顺南京后，他们表示：一旦中日开战，即率军出桂。
但实际上，这个事变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在当时，日本人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宋哲元家，另一个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各路军阀里，最具有反蒋实力的，就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临桂人）二人，所以一个个日本高官打着拜访李宗仁的名义，去那里进行反蒋策动，这些人里既有土肥原贤二，又有日后率兵进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爱知县人）。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广岛县人）。和知开出的允诺是：在倒蒋事变中，日本将向桂军提供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支持两广脱离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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