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足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被蒋介石怒斥“无知”后（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红着脸出了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三号房，张一边走一边左右看。走到头道门，看到他想找的人：东北军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卫队本来是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来陕后，张学良把卫队第1营派到临潼，护卫蒋介石。张学良走近，对王玉瓒说：你跟我回西安！
张学良既没选A，也没选B，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新答案。
回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布置行动。在此之前，他和杨虎城已经商量过了，“捉蒋”已是一个预案！他把任务交给王玉瓒第1营和孙铭九第2营。两个人接到任务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12月12日凌晨2点30分，王玉瓒赶到西安郊外的灞桥，带着驻守在这里的该营手枪排迅速摸向临潼华清池。在灞桥，他与第2营营长孙铭九约定，临潼枪响后，第2营就出动，一起围攻华清池。
到华清池后，王玉瓒先带人下了住在附近的宪兵的枪，然后带人进入头道门，由于卫兵都是王的部下，很快就摸进二道门。这里有蒋介石自己带来的贴身卫士。王玉瓒看表，时针快指向凌晨5点。由于是冬天，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一个卫士在那里晃悠。王玉瓒举枪便打。
蒋介石带来的贴身卫士都惊呆了。
他们夜宿在二道门内，听见枪响后，每人脑袋大了三号，外头的人显然是冲蒋介石来的。可他们又不知道动手的是张学良，更不知道他们只想捉活的。
蒋介石的贴身卫士拼死还击。但他们只有二十来个人，虽然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但无奈人太少了。王玉瓒一边叫人压住对面的火力，一边带人扑向五间厅蒋介石住所。进去后，发现3号房的门开着，蒋的卧室空无一人。搜查完了，还是没人。蒋的黑斗篷挂在衣架上，假牙泡在杯子里。
王玉瓒也急了。
如果抓不到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出了意外，死掉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外面的战斗此时结束。张学良打来电话，问行动如何。王玉瓒说：人找不到了。
张学良告诉王玉瓒，如果没把活的蒋介石带到眼前，就以叛逆罪毙了他！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蒋介石真出意外死了，枪毙了王玉瓒又于事何补？
孙铭九带着第2营来了。
但蒋委员长到底去哪了？
凌晨5点，尤其是冬天，人们大多还都没起床，但蒋介石不同。他一直保持着军人习惯，每天5点准时起床，当外面枪响时，他正要起床。两个卫士猛地冲了进来，说：委员长快走！
蒋介石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事。
蒋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在卫士的帮助下，他翻越围墙。虽然是50岁的人了，但蒋毕竟有军人的底子，三爬两爬竟翻了过去，但一只鞋落在地上。
卫士们保护着蒋介石跑到外面的骊山上藏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发现了那只鞋。王玉瓒和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此时天才蒙蒙亮，有人发现一块大石头后有异动。喊话后，没动静。一个战士很冒失地往那边打了两枪。
草丛里站起三个人，两个贴身卫士站在蒋介石的前面。
按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这边，第17路军负责西安。西安那边没这样惊险，蒋介石带来的几个将领都被抓了。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战政体、保证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多项主张。
南京乱作一团。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和解，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众多人倾向于讨伐。
很多人说：何应钦是为了逼张杀蒋，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在当时力主讨伐。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南京，主张讨伐的只有何一人。其实恰恰相反，在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比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多得多。
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在会上通过了起兵威慑西安的决议。什么事都需要搞两手准备，所以南京这边又决定以党内元老于右任为宣抚大使，冲西安做招手状。
紧急中，还把在国外的汪精卫召了回来。自从1935年遇刺后，汪就自动下来了。此时他正待在意大利。
事变爆发后，各国反应不一：苏联那边，斯大林认为，西安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日本的阴谋！莫斯科反对杀蒋，那样只会使日本人受益。斯大林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抗战。态度关键的中共，经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和平解决事变。
东京那边也蒙了。
事变转天一大早，首相广田弘毅得到消息，说中国出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了。广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秘书：谁逮捕了谁？随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而早上6点，外务省那边已经开了个紧急会，在有田八郎主持下，这个会开了4个小时，到上午10点多才达成一致意见，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意见就是：先确定消息是不是可靠。
无论广田，还是有田，都认为：蒋介石很难顺利返回南京，他几乎死定了。他们判断：事件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新军阀必定趁机倒蒋，中国将陷入大内乱！
他们失算了。
中国这边，各地通电，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然后一致对日，包括蒋介石的那些对手。
在东京伸着脖子的观望中，西安迎来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爱情买卖，而是一个实在的爱情传奇。
见到宋美龄后，蒋潸然泪下：你怎么来了？入虎穴矣！
宋美龄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说：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望了望天。
平安夜，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条件：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圣诞节那天，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向另一个古都，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令人叹息的监禁岁月。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莫过于此吧？蒋介石觉得张学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是对蒋个人的冒犯。这让蒋终身都无法原谅这个小兄弟。
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七七事变
1937年是中华民国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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