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字坦夫。先祖莱州人，其祖父吕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今寿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进士及第，开始了官宦生涯。后来还考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的选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为殊荣。吕夷简的同族父辈吕蒙正，是历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宰相的名臣，他对侄子吕夷简相当赏识。当时吕夷简还是个官职不高的小官，吕蒙正却“以宰相期之”，认为侄子将来定然能成大器，非当上宰相不可。宋仁宗生母李氏死后，太后刘娥还打算只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当时宋仁宗还以为刘娥是自己生母，根本不知道李氏的存在。已经是宰相吕夷简劝说刘娥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听出话中的深意，只好下旨厚葬李氏。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用皇后服盛殓李氏。刘娥死后，八大王赵元俨（宋太宗赵光义子，戏曲中著名的八贤王的原型）向宋仁宗说出了李氏才是其生母的真相，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曾经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做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对待亲生母亲外家的李氏家族，宋仁宗更加厚遇，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又将最宠爱的长女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李玮相貌平平，又没有什么才华，福康公主很不满意。福康公主喜欢都监梁怀，两人关系颇为暧昧。有一次，福康公主和都监梁怀在房里说话，李玮母亲在窗外偷听，结果被福康公主发现。福康公主大怒，竟然命令侍女殴打婆婆。李玮一向老实，但对母亲被妻子打也不能容忍，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福康公主一怒下半夜叩皇城回宫，向宋仁宗哭诉，结果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谏官王陶认为宫门夜开，犯了大忌，应该将当夜守卫宫门的护卫治罪。御史也弹劾公主府第内臣不谨，其实就是暗指都监梁怀与福康公主有暧昧之事。闹了一通后，宋仁宗将都监梁怀一等人治罪了事。福康公主从此一直留在宫中，再也没有回去。李玮也无缘再与妻子见面，却又不敢另娶，心中郁闷可想而知。福康公主于熙宁三年（1070年）病死，年仅三十三岁，显然是忧郁成疾。当时已经宋神宗当政，迁怒于李玮，认为是李玮“奉主无状”，将其贬陈州。对李玮而言，娶了福康公主为妻，可谓十分不幸了。
范仲淹被贬事件还不是如此单纯，由此引发了一场朋党的轩然大波。
范仲淹被贬后，多数官僚畏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前往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去为范仲淹饯行，受到后人的称誉。范仲淹被贬后，谏官、御史不敢进谏，唯独余靖上书陈述范仲淹无辜被贬，冒死进谏。因而余靖也被指控为范仲淹的朋党，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
范仲淹、余靖被贬之后，尹洙上书陈述范仲淹等人因进谏而遭贬，并认为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自己就难逃其责了，因而尹洙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贬尹洙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景祐三年（1036）五月，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亘古未有，自己却无权替范仲淹辩解，而你（指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将欧阳修的这封信转交给宋仁宗，欧阳修也因此而被贬为夷陵县令（今湖北宜昌）。
事情还没有就此平息。范仲淹被贬一年以后，宰相吕夷简由于与另一宰相王曾明争暗斗，亦被罢黜，于是兴起了朋党之论。当时一些士大夫站出来为范仲淹等人说话，而为吕夷简鸣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双方各自屡屡上书皇帝，对垒分明，互相倾轧，交相指为朋党。宋仁宗为此烦恼不堪，不得不亲自下诏禁止这种现象，还特意在诏书解释，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但士大夫意气相竞之风不灭，范仲淹、吕夷简之争也被认为是后来北宋一朝朋党之风的开端。正如梁启超所言：“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
北宋朝中大臣忙着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早已经忘记西北有一只天狼正在日益强大，边陲多事之秋就要到来。
李元昊多方为立国做准备时，还派出大批间谍前往宋朝境内，打探宋军虚实。这里先简要讲述一下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布防情况。
宋夏边界有一条横山山脉（今陕西横山），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宋夏两千多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被时人称为“山界”。宋朝的布防主要是沿着“山界”进行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横山的地形扼守险要。横山一带居住着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民风极为彪悍。因为地处边界，党项部落自然而然地分为两派，附宋者为宋所用，附夏者为夏所用。各以边人为强。夏国建立后，横山成为元昊南侵宋朝的跳板，为南侵宋朝的必由之路，相应的横山地区自然成为宋朝防御夏国的前哨。
最初，宋朝廷在西北边境设河东、陕西路，后来分为环庆、泾原、秦凤、鄜延四路，加上宋神宗时开拓的熙河路，即通常所称的“关西五路”。
环庆路在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一带边寨排列甚密，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泾原路在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有镇戎军、渭州城两处要塞，壁垒坚固，屯兵颇多，戍守于这一带的多为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秦凤路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内附宋朝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鄜延路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延州为该鄜延路的治所），地形相对开阔，“寨栅疏远”，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比较之下，在四路当中，鄜延路的布防最为薄弱。
认定宋朝软弱可欺后，李元昊一度决定要攻占宋鄜延路，但党项各部落酋长对此意见不一，使得他不敢贸然行动。不久，李元昊派去五台山（今山西五台境）供佛的间谍回到夏国，报告说宋朝在河东一带布有重兵，防备甚严。这一消息反而加强了李元昊进攻宋朝的决心，他召集党项各部落酋长在贺兰山聚会，要求酋长共同盟约：联合起来，先进攻宋朝的鄜延路，从德靖（今陕西志丹西北）、塞门（今陕西子长西北）、赤城（今甘肃省庆阳南）三个地方同时入侵宋朝。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李元昊声色俱厉地宣布说：“如果有人敢来劝谏我不要进攻宋朝，定斩不饶。”李元昊的本意，是要威慑那些对进攻宋朝持迟疑态度的酋长，但他严厉的态度，反而激化了党项内部矛盾，于是发生了山遇叛逃事件。
李元昊的叔叔山遇名叫惟亮，与弟弟惟水分别掌管左、右厢军队，是夏国的实权派人物，也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平的酋长代表，之前李元昊多次想进攻宋朝，都是被山遇所阻止。山遇听了李元昊在贺兰山酒会上的话后，知道李元昊决心已定，难以劝阻。而李元昊也知道山遇即使表面服从，也会内心不满，为了找到铲除山遇的借口，他主动去找山遇的另一个弟弟惟序，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说：“只要你告发你哥哥山遇谋反，我就把山遇的一切官爵都给你，否则，你们将有灭族的危险。”不料，惟序却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将李元昊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给山遇。山遇感到巨大的威胁，也料到李元昊马上就会对其下手，走投无路下，只好决定投奔宋朝。
山遇带着妻子、儿女、亲戚共二十余人，以及一些珍宝和良马来到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投降，原原本本说明了事情经过，并告诉宋军李元昊即将立国的消息。知保安军朱吉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郭劝。郭劝与延州钤辖李渭讨论此事后，竟然不做任何调查，武断地认为山遇是诈降，下令将山遇逮捕起来。但因为山遇的地位，宋军也不敢轻易加害，便由延州监押韩周派兵，将山遇一家护送回夏国。
此时，李元昊已经得知山遇叛逃的消息，他担心山遇熟知一切情况，会立即引宋朝大军来进攻夏国，便亲自率大军赶到宥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准备抵挡宋军的进攻。不料就在这里，他遇上了被宋军押送回夏国的山遇一行。李元昊大喜过望，立即诛杀了山遇一行人。
宋军将领不能审时度势，错过了利用山遇来瓦解夏国的宝贵时机。不仅如此，郭劝和李渭的愚蠢促使本来两极分化的党项阵营团结起来，之前不主张对宋朝用兵的党项酋长，在看到山遇在宋朝的遭遇后，也改变了主意，坚定地支持李元昊。
前面曾经提过，宋朝自陈桥兵变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的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名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武人作乱现象重演，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大力抑制武将的地位，从此武人位轻，成为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不得不采取守势，一切苟且而已。关于宋朝武将地位低下的状况，在之后要讲述的名将狄青的身上，将会生动地看到。
山遇事件让李元昊更加轻视宋军无能人，就在诛杀山遇后不久，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人拥戴下，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夏，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称帝前，李元昊已自称“兀卒”，即“青天子”之意，称帝后，便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至此，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疆土上，一个崭新的王朝——西夏屹立在宋朝的西方。
元昊建国号大夏，据说是因为东晋末年“五胡乱华”时，赫连勃勃曾在河西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而因为夏在宋朝的西北方，宋朝习惯上称之为“西夏”。在宋、辽、夏三国的文书来往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称谓：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这些称呼，有力地彰显了三国鼎立时的地理方位。
此刻的元昊，年仅三十五岁，正是奋发有为的年纪。作为一个新生朝代的君主，他必须要思考带领臣民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的西夏，北有辽国，南有吐蕃、黄头回鹘（即之前的沙州回鹘）、大理，西有高昌（即西州回鹘）、黑汗（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灭掉信奉佛教的于阗），东有大宋。尤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也是元昊心目中最大的劲敌。强敌环伺，西夏该如何自处？
西夏建国后，元昊派遣使者前去宋朝上表。使者到达延州（今陕西延安）时，被宋将郭劝、李渭（即之前认为山遇诈降的地方官）扣押。这二人看了元昊的上表后，为了邀功，又派人去向朝廷通报，说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国，并擅自改变称谓，但在所写表书中依旧称臣，还是可以让元昊使者进京。于是，宋仁宗下诏同意元昊使者进京。
元昊表书的大致内容是：“臣父德明，与宋朝世代友好相处，自从臣世袭其位后，颁布西夏文字、制定礼乐等等，其后吐蕃、鞑靼、回鹘等族相继归附西夏，因境内军民屡次要求建立国家，因而臣迫不得已才称皇帝，但仍然是大宋君主的臣子，望大宋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实际上，元昊这次上表是对宋朝的公开挑战，是要挟宋仁宗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元昊的表书在宋朝廷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宋朝大臣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枢密使王德用、陈执中等人主张杀掉元昊使者，立即与元昊宣战，而盛度、程琳等人则认为不可鲁莽从事。宋仁宗最终还是遣还了元昊的使者，但却将郭劝、李渭等人贬官。
元昊的表书到来后，宋与西夏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朝上下对元昊的称帝非常愤慨，一时间大臣们群情汹汹，一改之前姑息的态度，坚决主张出师声讨。可笑的是，这些主张出兵的大臣均认为元昊的势力微不足道，只要宋大军一发，弹指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谏官吴育和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认为西夏蓄谋已久，有备而来，不主张出师。但宰相张士逊力主兴师问罪，一向软弱的宋仁宗也为之心动，于是，宋仁宗正式发布诏书，削夺宋朝赐给元昊的赵姓和一切官职爵位。同时还派人在宋夏边境地区四处张贴告示：凡是能斩杀元昊并将其首级献给朝廷者赏赐二百万文钱，凡是能捕获西夏派往宋朝境内的间谍者赏赐十万文钱，同时明文规定凡是西夏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或汉族能率领所属人马投奔宋朝者一律加官进爵，并予以一定的赏赐。
由此，宋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时间延绵长达百余年。
4.大范老子与小范老子
最初，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军事统帅为夏竦和范雍：夏竦知泾州，负责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负责鄜延路军事。范雍是宋真宗咸平初进士，当时被人称为“大范老子”，然而，这位范雍却是位庸碌的书生，不但不知兵事，还生性懦弱胆小。
先谈宋朝廷最初对西夏的应对。中原朝廷一向以外交阴谋见长，宋朝廷极力笼络之前提过的□厮啰势力，先是册封□厮啰妻子乔氏为永嘉郡夫人，□厮啰长子瞎毡为登州团练使，磨毡为顺州团练使，分别赏赐给他们袭衣、金带、器皿和茶叶，并答应每年赠送他们绢帛各十五匹。当时，由于□厮啰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不相统率，宋朝为了联合他们共同对付西夏，分别给他们加官进爵，有意使他们内部互相团结，但□厮啰的两个儿子仍然各自统辖所属地区，各行其事，最终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宋仁宗对□厮啰大肆册封后，便命令他们从西方进攻西夏。□厮啰倒也没有推辞，立即派出四万五千名士兵袭击被西夏占领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凉州守将派兵防御□厮啰的进攻，□厮啰军队受阻，只好杀死几百名西夏巡逻兵后返回本国领土，扬言要再次进攻西夏。之后，宋仁宗一再命令□厮啰出兵攻打西夏，帮助宋朝讨平西夏，但此后□厮啰并未对西夏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而自宋夏开战后，元昊开始按照计划大规模攻击宋朝。宋军屡战屡败，元昊气势更盛，将下一个目标投向了鄜延路的延州。如前面介绍宋夏“山界”时所分析的，鄜延路在四路中防守最弱，而鄜延路统帅范雍性格懦弱，不知兵事，轻率无谋，更给了西夏可趁之机。
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要取延州，必先取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部门户，周围有三十六寨，互为依托。当时防守的将领为都巡检李士彬，是内附宋朝的党项人，其父李继周在世时，曾多次战胜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李士彬勇猛善战，十万部下均为党项精兵，战斗力极强，可以说是元昊的劲敌，时人称其为“铁壁相公”。不过，他在历史上声名并不好，曾经因小故杀死数人，犯下死罪，虽然宋朝廷因他身份特殊而赦免了他，但其残暴好杀的本性由此可见。加上性情贪婪，部下多对其有怨言，结果这点后来被元昊最大化地利用了。
元昊为了对付李士彬，先采用反间计，派人将书信和锦袍金带投置在金明寨境上，书信大意是约定李士彬共同叛宋。这封信自然不会交到李士彬手中，而是被巡逻的宋军发现，交到了鄜延副都部署夏元亨手中。因为李士彬与元昊同族，这封信立即使李士彬陷入了被众将怀疑的处境。只有夏元亨相信李士彬绝对不会叛宋，说：“此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邪？”（《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一》）后来李士彬知道了这件事后，感激涕零。不久，元昊派部下刘重信（元昊改其名为刘奇彻）招降李士彬，被李士彬捕杀。
两计都不成，元昊又派出大批部下假意投降李士彬。李士彬本来有所怀疑，想将这些投降的党项人送到南方居住。但主帅范雍却不同意，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令李士彬将这些诈降者统统收编入本军，分隶诸寨，并厚赏金帛，一时来降者甚多。为了麻痹李士彬，元昊警告自己的将领，不要与李士彬发生冲突，即使双方遭遇上了，也要不战而退，并四处散布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李士彬听了难免骄横起来，也对那些来投降自己的党项人不怀疑了。元昊又暗中用金帛官爵诱惑李士彬的部下，部下均受之不辞。
在全力对付李士彬的同时，元昊为了摸清宋军底细，还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先是派出使者带着金银财宝和加官进爵的诺言诱惑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巡检刘怀忠投降西夏。但刘怀忠却不吃那一套，不但毁掉了元昊赠送的大印，还斩杀了西夏使者，因而激怒了元昊。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元昊派遣大军进犯保安军，沿途胁迫属户，毁坏蕃落，几百里烽烟不绝。刘怀忠领兵迎战西夏军队，结果宋军一败涂地，刘怀忠被杀。鄜延路钤辖卢守□急忙派遣巡检指使狄青增援保安军，狄青披头散发，面带铜具，在西夏军队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昊本来就是佯攻，就此撤军。狄青却由此以传奇的色彩登上了历史舞台，名声大振，连升四级，升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
为了彻底麻痹宋军，元昊派衙校贺真致书鄜延路宋军统帅范雍，表示元昊“愿改过自新，归命朝廷”。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报朝廷，还下令将之前被宋军斩首的西夏俘虏厚葬祭奠，并由此放松了警惕。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自塞门川（今延河上游）南下，大举侵宋。范雍闻讯大为紧张，因为金明寨为延州门户，所以格外重视，命李士彬分兵守卫三十六寨，以免西夏军队有可趁之机。李士彬的儿子李怀宝不同意分兵，说：“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李士彬不听，将亲信分别派往三十六寨。
入宋境后，元昊扬言要先取金明寨，李士彬闻讯立即严阵以待，但到深夜，西夏军队仍未到来，于是解甲就寝。第二天一早，李士彬还在睡梦当中，西夏大军突然发动袭击，由于有诈降者为内应，要塞金明寨轻而易举地被攻陷。李士彬闻讯立即起身披甲，向左右索取马匹。当时随从在他身边的部属均被元昊买通，便故意牵了一匹劣马给李士彬。李士彬兵力分散，又因为马弱走脱不得，与其子李怀宝均被擒遭杀害（一说李怀宝战死），只有母亲和妻子趁乱逃脱，奔进延州。
金明寨陷落后，元昊吞并了李士彬所属党项族士兵数万人，乘胜南下，包围了范雍所在的延州城。西夏军队声势极为浩大，“夏人大寨在城北五十里五龙川口，其后队直接鱼家庄，庄去州二十里，较其众约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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